一八三五年，命运意外地为备受女性冷落的邦斯复了仇，赐给了他一根俗语所说的老人拐杖。这位生下来就是个小老头儿的老人在友情中获得了人生的依靠，他成了亲，社会也只允许他这桩婚姻：他娶了一个男人，这人跟他一样，也是一个老头儿，一位音乐家。

　　要不是已有了拉封登的那篇神妙的寓言，这篇草就之作本可以《两个朋友》为题。可是，这岂不是对文学的侵犯，是任何真正的作家都会回避的亵渎行为？我们的寓言家的那篇杰作，既是他灵魂的自白，也是他梦幻的记录，自然拥有永久占有那个题目的特权。诗人在榜额刻下了《两个朋友》这四个大字的那部名篇是一笔神圣的财产，是一座圣殿，只要印刷术存在，世世代代的人们都会虔诚地步入这座殿堂，全世界的人都会前来瞻仰。

　　邦斯的朋友是位钢琴老师，他的生活及习惯与邦斯的是如此和谐，以致他不禁大发感慨，说与邦斯相见恨晚，因为直到一八三四年，他们才在一家寄宿学校的颁奖仪式上初次谋面。在违抗上帝的意志，发源于人间天堂的人海中，也许从来没有过如此相像的两个生灵。没过多少时间，这两个音乐家便变得谁也离不开谁。他们彼此都很信任，一个星期之内就像两个亲兄弟一般。总之，施穆克简直不相信世上竟还会有一个邦斯，邦斯也想不到世上还会有一个施穆克。

　　对这两个老实人，这番描述恐怕已经足够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聪明人都欣赏简明扼要的概括。对那些不肯轻信的人们，实在有必要再略作一番说明。

　　这位钢琴家，像所有钢琴家一样，也是一个德国人，如伟大的李斯特和伟大的门德尔松是德国人，施泰贝尔特是德国人，莫扎特和杜塞克是德国人，迈耶是德国人，德勒是德国人，塔尔贝格是德国人，德赖肖克，希勒，利奥波德·梅耶，克拉默，齐默尔曼和卡尔克布雷纳是德国人，又如赫尔兹，沃埃兹，卡尔，沃尔夫，皮克西斯，克拉拉·维克，这一个个也都是德国人一样。施穆克虽说是个大作曲家，但是，一个天才要在音乐上有不凡表现，必须要有胆略，而他的脾性却与这种胆气相斥，所以，他只能当一个演奏家。

　　许多德国人都不能保持天真的天性，到时便就枯竭了；若上了一定年纪，他们身上还剩有几分天真的话，那么就像人们从河渠中引水一样，那几分天真准是从他们青春的源泉中汲取的；而且他们总是利用这点天真，消除人们对他们的疑惑，为他们在科学、艺术或金钱等各方面获得成功提供便利。在法国，某些狡猾的家伙则以巴黎市侩的愚笨来取代德国人的这种天真。可是，施穆克则完全保留了儿时的天真，就像邦斯无意中在身上保存下了帝政时代的遗迹。这位真正的德国贵人既是演员又是观众，他演奏音乐让自己欣赏。他住在巴黎，就像一只夜莺栖在林中，二十年来一直是独自歌唱，直到遇到了邦斯，发现了另一个他。

　　邦斯和施穆克一样，他们的内心和天性中都有着德国人表现特别明显的那种神经兮兮的孩子气，比如特别爱花，爱自然效果，迷到把一只只大瓶子插在自己花园里，把眼前的风景微缩成小小的景观来欣赏；又如那种凡事都要探个究竟的脾性，它往往使一个日耳曼学者不惜绑着护腿套，跋涉数百里，去查寻一个事实，可那个事实明明就伏在院子素馨花下的井沿上，拿他当傻瓜讥笑；还如他们对任何微不足道的创造都非要赋予精神意义，因而产生了让—保尔·里克特的那些无法解释的作品，霍夫曼的那些印制成册的胡话，以及德国围绕那些再也简单不过的问题用书修筑的护栏，那些简简单单的问题被钻成不可测知的深渊，可那底下，准是个德国人在作怪。

　　他们俩都是天主教徒，两人一起去望弥撒，履行宗教义务，而且都和孩子一样，从来没有什么要向忏悔师说的。他们坚定不移地认为，音乐这一天国语言之于思想与感情，就像思想与感情之于说话，他们因此而以音乐进行相互交流，就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不尽的交谈，就像恋人那样，以向自己表明，心中是充满信念的。

　　施穆克有多么心不在焉，邦斯也就有多么专注留神。如果说邦斯是个收藏家，那么施穆克就是梦幻家；后者钻研精神之美，前者则抢救物质之美。邦斯细细打量着一只瓷杯想要购买，施穆克则动手擤起鼻涕，想着罗西尼、贝利尼、贝多芬、莫扎特的某一动机，在感情的世界里寻找何处有可能是这一乐句的本源或重复。施穆克操理钱财总是那么漫不经心，而邦斯则因嗜癖染身而大肆挥霍，最终两人都落得个同样的结局：每年的最后一天，钱袋里总是空无一文。

　　若没有这份友情，邦斯恐怕早已忧郁而死；可一旦有了倾诉衷肠的对象，他的日子也就勉强能过了。他第一次把内心的痛楚往施穆克心中倾倒时，那位善良的德国人便劝他，与其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到别人家去吃那几顿饭，还不如搬来跟他一起生活，跟他一起吃面包，吃奶酪。可惜邦斯没有勇气对施穆克实说，他这人的心和胃是对头，心受不了的，胃却能感到舒坦，他无论如何得有一顿好饭吃，就像一个风流男子总得有一个情妇……调调情。

　　施穆克是个地地道道的德国人，不像法国人那样具有快速的观察能力，所以日子长了，他才了解了邦斯，并因此而对他多了几分怜爱。要让友情牢固，最好是两个朋友中的一位自以为比另一位高一等。当施穆克发现他的朋友食欲那么强，不禁喜在心头，直搓双手，要是天使看到他这种表情，恐怕也无可指责。果然，第二天，善良的德国人便亲自去买了好吃的，把午餐办得丰盛些，而且打这之后，每天都想方设法让他的朋友尝到新的东西，因为自从他们结合以后，两人总是在家吃午饭。

　　千万不要错看了巴黎，想象这两个朋友逃脱了巴黎的讥讽，巴黎可是向来对什么都不留情面的。施穆克和邦斯把他们的财富和苦难全都合在了一起，进而想到要节俭地过日子，两人干脆一起合住，于是便在马莱区僻静的诺曼底街的一座清静的房子里租了一套住房，共同承担房租。由于他们经常一起出门，两人肩并肩地老在那几条大街上走，居民区里那些逛马路的闲人便给他们起了一个绰号：一对榛子钳。有了这个绰号，倒省了我在这儿来描写施穆克的长相了，他之于邦斯，恰如梵蒂冈的那尊著名的尼俄柏慈母像之于立在神殿的维纳斯像。

　　那幢房子的门房茜博太太是这对榛子钳家庭运作的轴心；不过，她在这两位老人最终遭受的生命悲剧中扮演的角色太重要了，还是等到她出场的时候再对她作一描写为好。

　　有关这两个老人的心境还有待说明的一点，恰正是最难让一八四七年的百分之九十九的读者理解的东西，其原因恐怕是铁路的修建促使金融有了惊人的大发展。这事情虽然不大，但却很说明问题，因为这可以让人对这两颗心灵过分敏感的境况有个印象。

　　让我们借用一下铁路的形象加以说明，哪怕算是铁路当初借我们的钱，现在作为偿还吧。今天，当列车在铁轨上飞速行驶时往往把那些十分细小的沙砾碾得粉碎。要是把这些旅客看不见的细沙尘吹到他们的肾脏里，那他们便会患最可怕的肾结石病，剧疼难忍，最后死亡。那么，对我们这个以列车的速度在铁道上飞驰的社会来说，它根本不经意的那种看不见的沙尘似的东西，那种被不断吹进那两个生灵的纤维组织中的沙尘，无时不在使他们的心脏经受结石病似的侵蚀。

　　他们俩的心肠特别软，看不得别人痛苦，往往为自己无力救助而悲伤。至于对自己经受的痛苦，他们更是敏感得到了病态的地步。年老也罢，巴黎上演的连续不断的悲剧也罢，都没有使这两颗天真纯洁、年轻的心变硬。他们俩越活下去，内心的痛苦越剧烈。可怜那些贞洁的人，那些冷静的思想家和那些从没有极端行为的真正的诗人，都是如此。

　　自从这两位老人结合以来，他们做的事情差不多都很相似，渐渐形成了巴黎拉出租马车的马儿特有的那种情同手足的风格。

　　无论春秋还是冬夏，他们都在早上七点钟光景起床，用完早餐，便分头去他们的学校授课，需要时也互相代课。中午时分，如有排练需要他，邦斯便去他的戏院，其他的空闲时间，他便全用来逛马路。然后，到了晚上，他们俩又在戏院相聚，是邦斯把施穆克安插进戏院的，下面是事情的来龙去脉。

　　邦斯认识施穆克的时候，刚刚得到了一柄指挥无名作曲家的元帅权杖，一支乐队指挥棒！这个位置他并没有去求，而是当时的大臣博比诺伯爵赐给他这个可怜的音乐家的。原来那个时候，这位七月革命的资产阶级英雄动用了特权，把一家戏院许给了他的一位朋友，这是个暴发户见了脸红的朋友。那一天，伯爵坐马车，在巴黎城碰巧瞥见了他年轻时代的一位老相交，看他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身着一件褪得说不清什么颜色的礼服，脚上连鞋套也没有，像是忙着在探几笔大生意做，可惜资本承受不了。

　　这个朋友原是个跑生意的，名叫戈迪萨尔，以前为博比诺大商行的兴旺出过大力。博比诺虽然封了伯爵，做了贵族院议员，又当了两任部长，可丝毫也没有忘了杰出的戈迪萨尔。不仅没有忘了他，博比诺还要让这个跑生意的添上新的衣装，让他的钱袋也鼓起来；因为政治也好，平民宫廷的虚荣也罢，倒没有让这位老药品杂货商的心变坏。戈迪萨尔是个见了女人发狂的家伙，他求博比诺把当时一家破产的戏院特许给他，大臣把戏院给了他，同时还注意给他派了几位老风流，他们都相当有钱，足以合伙办一家实力强大的戏院，可他们迷的是紧身演出服遮掩的东西。邦斯是博比诺府上的食客，便成了那家许出去的戏院的陪嫁。

　　戈迪萨尔公司果真发了财，到了一八三四年，还想在大街上实现宏图大略：建一座大众歌剧院。芭蕾舞剧和幻梦剧有音乐，这也就需要一个勉强过得去，并且能作点曲子的乐队指挥。戈迪萨尔公司接替的那个剧院经理部早已到破产的地步，自然雇不起抄谱员。

　　邦斯于是把施穆克介绍到剧院，做一名专职抄谱员，干这个行当虽然默默无闻，却要求具有真正的音乐知识。施穆克在邦斯的指点之下，和喜剧院专管乐谱的头目的关系搞得很融洽，所以不必做那些机械性的工作。施穆克和邦斯这两人搭配在一起，效果不凡。施穆克和所有德国人一样，在和声学方面造诣很深，邦斯写了曲子之后，就由他精心做总谱的配器。有那么两三部走红的戏，戏中伴乐的某些新鲜段落很受行家们的欣赏，可他们把这归功于“进步”，从来不去理会到底谁是作者。所以，邦斯和施穆克被埋没在了辉煌之中，就像某些人淹死在自己的浴缸里。在巴黎，尤其自一八三○年以来，谁要是不quibuscumque　viis①，用强硬的手腕把众多可怕的竞争对手挤垮，那就出不了头；因此，腰板子要很硬，可这两位朋友心脏长了结石，限制了他们作出任何野心勃勃的举动。

　　①　拉丁文，意为“想方设法”。

　　平常，邦斯都在八点钟左右上他那家戏院，好戏一般都在这个时候上，戏的序曲和伴奏需要极其严格的指挥。大部分小剧院在这方面比较宽松；而邦斯在跟经理部的关系上从来都是表现出无所求的态度，所以相当自由。再说，需要时，也有施穆克代他。

　　随着时间的推移，施穆克在乐队的地位站住了脚跟。杰出的戈迪萨尔也看出了邦斯这个合作者的价值和用处，只是不明说而已。那时候，得像大剧院一样，他们不得不给乐队添了一架钢琴。钢琴放在乐队指挥台的旁边，施穆克甘心情愿坐上这把临时交椅，义务弹奏钢琴。当大家了解了这个善良的德国人，知道他既没有野心，也没有什么架子，也就被乐队所有的音乐师接受了。经理部以微薄的酬金，又让施穆克负责摆弄街道的那些小剧院见不到但却常又不能少的乐器，诸如钢琴，七弦竖琴，英国小号，大提琴，竖琴，西班牙响板，串铃以及萨克斯人发明的那些乐器。德国人虽说不会耍弄自由的伟大器具，但一个个天生都会演奏所有的乐器。

　　这两位老艺人在剧院极受爱戴，他们在那儿如同哲人，与世无争。他们眼里像是上了一层厚膜，对任何一个剧团都不可避免的弊病视而不见，比如，迫于收入需要，剧院的芭蕾舞团里往往混杂着一帮男女戏剧演员，这种可怕的大杂烩自然会惹出种种麻烦，让经理、编剧和音乐家们大伤脑筋。善良谦逊的邦斯很尊重别人，也很珍重自己，这为他赢得了众人的敬重。再说，在任何阶层，清白的生活，完美无瑕的德行，即使心灵再邪恶的人，也会对它产生某种敬意。

　　在巴黎，一种美的德行就如一颗大钻石，一个珍奇的宝物一样受欣赏。没有一个演员，一个编剧，一个舞女，哪怕她多么放肆，敢对邦斯或他的朋友耍什么手腕，或开恶毒的笑话。邦斯有时也到演员休息室走走；可施穆克只知道戏院门外通往乐队的那条地下甬道。当善良的德国老人参加某场演出，幕间休息时，他也壮着胆子瞧一瞧剧场里的观众，常向乐队的首席笛手，一个生在斯特拉斯堡但原籍为德国凯尔镇的年轻人，打听那包厢里几乎总是挤得满满的人物为什么那么怪。

　　施穆克从笛手那儿受到了社会教育，对轻佻美女那传奇般的生活，形形色色的非法的婚姻方式，红角儿的花天酒地，以及剧院引座女郎的非法交易，他那个天真的头脑渐渐地也相信了。在这位可敬的人看来，正是这种罪孽的所谓无伤大雅，最终导致了巴比伦的堕落。他听了总是笑笑，仿佛是天方夜谭。聪明人当然明白，拿句时髦的话说，邦斯和施穆克是受剥削者；不过，他们失去了金钱，但却赢得了敬重，赢得了别人善良的对待。

　　剧院有一出芭蕾舞剧走红，戈迪萨尔公司转眼间赚了大钱，事后，经理部给邦斯送了一组银质的雕像，说是切利尼①的作品，其价值惊人，成了演员休息室里的谈话资料。这套雕像可花了一千二百法郎。可怜的老实人非要把礼物退回去，戈迪萨尔费了多少口舌才让他收下。

　　①　切利尼（一五○○—一五七一），意大利佛罗伦萨金匠，雕刻家，一五四二年由法国国王批准入了法国籍。

　　“啊！”戈迪萨尔对合伙人说，“要是有可能，就找些他这样的演员来！”

　　两位老人的共同生活，表面上是那么平静，可却被邦斯染上的那个癖好给搅乱了，他怎么也抵挡不了要到外面去用餐的欲望。因此，每当邦斯在换衣服，而施穆克恰好又在家里，这位善良的德国人就会对这种不好的习惯感叹一番。

　　“要是吃了能长胖那也行！”他常常这么说。

　　于是，施穆克梦想有个办法，给朋友治好这个害人的恶癖，真正的朋友在精神方面都是相通的，和狗的嗅觉一样灵敏；他们能体会朋友的悲伤，猜到他们悲伤的原因，并总放在心上。

　　邦斯右手的小拇指上一直戴着一只钻石戒指，这在第一帝国时代是可以的，可到了今天就显得滑稽可笑了，他这人太具行吟诗人的气质，纯粹是法国人的性格，不像施穆克，虽然人丑得可怕，但眉宇之间有股超凡脱俗的安详之气，相貌的丑陋也就不那么显眼了。德国人看到朋友脸上那种忧伤的表情，心里也就明白了，眼下困难越来越多，吃人白食这个行当是越来越混不下去了。确实，到了一八四四年，邦斯能去吃饭的人家为数已经十分有限。可怜的乐队指挥最后只能在亲戚家里跑跑，下面我们就要看到，他对亲戚这个词的含义也用得太广了。

　　以前获过大奖的邦斯是在布尔道德街上做丝绸生意的富商卡缪佐先生前妻的堂兄弟。邦斯小姐是宫廷刺绣商，赫赫有名的邦斯兄弟之一的独生女，而音乐家邦斯的父母就是这家刺绣行的合伙老板。这家刺绣行是在一七八九年的大革命前设立的，到了一八一五年，由卡缪佐的前妻经手卖给了利维先生。卡缪佐十年前离开了商界。一八四四年当上了厂商总会委员，国会议员。邦斯老人一直受到卡缪佐家的热情接待，所以自以为也是丝绸商店后妻生的孩子的舅舅，尽管他们之间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亲戚关系。

　　卡缪佐的后妻是卡尔多家的千金，邦斯以卡缪佐家亲戚的身份又进了人丁兴旺的卡尔多家族，这也是一个资产者家族，通过联姻，形成了整整一个社会，其势力不在卡缪佐家族之下。卡缪佐后妻的兄弟卡尔多是个公证人，他娶了希弗雷维尔家的千金。显赫的希弗雷维尔家族是化学大王，跟药材批发行业有了联姻，而昂塞尔姆·博比诺早就是这个行业的头面人物，大家知道，七月革命又把他抛到了王朝色彩最浓的政治中心。就这样，邦斯跟着卡缪佐和卡尔多进了希弗雷维尔家，接着又闯进了博比诺家，而且始终打着舅舅的招牌。

　　通过老音乐家上述这些关系的简单介绍，人们便可明白他为何到了一八四四年还能受到亲热的招待：招待他的第一位是博比诺伯爵，法兰西贵族院议员，前任农商部部长；第二位是卡尔多先生，以前做过公证人，现任巴黎某区的区长，众议员，第三位是卡缪佐老先生，众议员，巴黎市议会会员，厂商总会委员，正往贵族院努力；第四位是卡缪佐·德·玛维尔先生，老卡缪佐前妻的儿子，因此是邦斯真正的、也是独一无二的堂外甥。

　　这个卡缪佐为了跟他父亲以及他后母所生的兄弟有所区别，给自己的姓氏加上了自己那处田产的名字：玛维尔，在一八四四年，他是巴黎国家法院下属的庭长。

　　老公证人卡尔多后来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自己的接班人贝尔迪埃，邦斯作为家庭负担的一部分，自然善于保住在这家吃饭的地位，拿他的话说，这个地位可是经过公证的。

　　这个资产者的天地，就是邦斯所谓的亲戚，他在这些人家极其勉强地保留了用餐的权利。

　　在这十个人家中，艺术家理应受到最好招待的是卡缪佐庭长家，邦斯对这家也最最尽心。可不幸的是，庭长夫人，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的执达官、已故蒂利翁大人家的这个千金，从来就没有好好待过她丈夫的舅舅。邦斯千方百计，想感化这个可怕的亲戚，为此花了不少时间，免费给卡缪佐小姐上课，可他实在没有办法把这个头发有点发红的姑娘培养成音乐家。

　　而此时，邦斯用手护着珍贵的东西，正是朝当庭长的外甥家走去，每次一进外甥的家，他总觉得像置身于杜伊勒利宫，那庄严的绿色帷幔，淡褐色的墙饰，机织的割绒地毯，以及严肃的家具，使整座房子散发着再也严厉不过的法官气息，对他的心理有着巨大的压力。

　　可奇怪的是，他在巴斯杜朗巴尔街的博比诺府上却感到很自在，恐怕是因为摆在屋里那些艺术品的缘故；原来这位前部长进入政界之后，便染上了收藏美妙的东西的癖好，也许这是为了跟政治抗衡，因为政治总是在暗中搜罗最丑陋的股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