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 承 俊

　　德国当代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的长篇小说《狗年月》以其丰富的内涵，独特的表现形式，成为一部颇堪玩味、值得仔细阅读的书。这部发表于一九六三年的作品所描绘的维斯瓦河入海口是作者的诞生地但泽-朗富尔地区。但泽在二战前为东普鲁士的一部分，隶属德国。作者在故乡的文科中学接受教育。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他曾任防空助手，以后当兵上了前线，一九四五年受伤，被俘后关进了战俘营。一九四六年五月获释后，格拉斯曾做过农业工，下过钾盐矿，当过爵士乐手，后来又在美术学院深造，研习雕刻艺术。这些经历为作者创作《狗年月》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作品所展现的是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德国的社会风貌。昔日德意志国内的风云变幻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内容。希特勒上台，法西斯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的分裂，西德的经济奇迹，在作品中都得到了形象的表述。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在作品中的表现往往既含蓄又幽默。俏皮风趣的语言和轻松自如的笔调所包容的是历史的凝重。

　　但泽附近的布勒森海滨木板小桥旗杆上的十二面旗帜，作为政坛风云的睛雨表，颇具象征意义。最初，这里只有四面千字旗，八面波罗的海沿岸城市的市旗，但不久，便有了六面囗字旗。作者虽然并未直接描写法西斯的猖撅，但是旗杆上旗帜的变化，却分明在向人们诉说德国政局的动荡。

　　对于发生在集中营里的暴行，作者并未作具体描述，而对于皇帝港高炮连旁边的白骨山却不惜笔墨，采用由远及近的方法进行了详尽的描绘。人们先闻到它的气味，然后才看到这座“位于……铁丝网后面，在一个砖红色工厂前”的白色山丘。“没有人谈到白骨山，可是大家都看到它，闻到它的气味……”白骨山上覆盖着的烟尘，冒着滚滚浓烟的工厂，白天闲置不用、夜里忙个不停的簸动运输机和倾斜式运货车，以及灵活移动的乌鸦群，使白骨山笼罩着阴森恐怖的神秘气氛。白骨山之谜，只是在图拉这个半大女孩亲自从白骨山上取回人的头盖骨之后才算揭穿。原来，白骨山上堆积的全是人骨头，而且这些骨头都是从施图特霍夫运来的。

　　施图特霍夫之所以出名，是因为那里有一个规模巨大的集中营。中学教师布鲁尼斯就关在那里。这位刚过五旬的参议教师，因为在人们歌唱法西斯时不仅不加入大合唱，反而“露出一副鄙夷不屑的神情”，因为他在希特勒生日时不挂于字旗，因为他克扣给学生定量发放的维生素药片，被送进了施图特霍夫集中营。布鲁尼斯在集中营里还活着时，他的养女燕妮就已穿上了黑色丧服。燕妮这一举动既是对法西斯暴行的控诉，也是一种信号，它预示着参议教师终将被折磨致死的悲惨命运。不难看出，存在于布鲁尼斯被捕--燕妮身穿黑色丧服--施图特霍夫集中营--白骨山之间的那条黑线就是法西斯暴政。这种含蓄的描写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给读者留下了进一步去联想和思考的余地。

　　《狗年月》在揭露法西斯折磨和毁灭无辜者肉体的同时，着重表现了它对于人们心灵的毒害和摧残。瓦尔特·马特恩就是这样一个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受害者。他的身上充满着矛盾。他既是赤色组织“红鹰”的成员，甚至还是共产党员，但是又参加过冲锋队，当过兵，上过前线。他既散发革命的传单，又参与冲锋队追捕革命者、迫害无辜者的行动。他曾经因为“侮辱元首”在什未林剧院被解雇，因为反对法西斯在杜塞尔多夫警察局拘留室里被打断肋骨，因为“瓦解士气”在皇帝港高炮连从上士降为士兵，被送去惩罚营扫雷。他既有过辉煌，也有过耻辱。他灵魂中的阴暗面在同歃血为盟的好友埃迪·阿姆泽尔的关系中暴露无遗。

　　马特恩同阿姆泽尔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异乎寻常。最初，马特恩对阿姆泽尔拳脚交加，后来居然成了他的保护者，再往后，两人结成敌血为盟的莫逆之交。在阿姆泽尔制作稻草人时，马特恩自愿为他承担运输材料和成品的工作。当阿姆泽尔对棒球运动心存恐惧之时，马特恩千方百计地为他解围。而阿姆泽尔也在租赁的别墅里为好友提供食宿方便。尽管如此，在九个蒙面人袭击阿姆泽尔时，马特恩并不手软。作为冲锋队队员，他揍起自己唯一的朋友来比别人更凶、更狠，直打得阿姆泽尔血流满地，牙齿脱落。在这里，冲锋队队员的身份使他灵魂中兽性的一面恶性膨胀，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他离开冲锋队（一年后因偷窃被除名）后，他泯灭的人性才又开始复苏。对于这一段不光彩的经历，他讳莫如深。若干年后，当黄金小嘴（即昔日的阿姆泽尔）同他探讨自己沙哑症的起因时，对这段往事他始终守口如瓶。战后，他带着黑色牧羊犬普鲁托四处游荡，在德国各地寻求报复，清算法西斯的罪行。为了进行“非纳粹化”，他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不惜让昔日仇敌的女眷染上淋病。可是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他却三缄其口。作者并未过多地直接描写他的内心活动，而只是采取客观的态度，将他的举止言行和盘托出。细心的读者在这些描述中不难看出，马特恩内心世界充满着矛盾和痛苦。失而复得的小折刀作为马特恩与阿姆泽尔友谊的标志，再一次被马特恩抛进了河里。如果说少年时代是因为找不到石头子儿，而把小折刀扔进维斯瓦河，那么这一次，毫无理由地把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小折刀扔进东、西柏林之间的“堡垒运河”，就只能理解为：马特恩要斩断同昔日的阿姆泽尔的任何关系，只愿同现在的黄金小嘴联系。换句话说，他要同“过去”决裂。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昔日的一切留下的都是痛苦的回忆。

　　在德国境内，法西斯对人们心灵的毒害和摧残随处可见。这种精神受害者的人数远远超过肉体受到残害者。正因为受害的范围更广、更深，所以，展示这种影响就更具有重要意义。

　　木工师傅弗里德里希·利贝瑙的黑牧羊犬哈拉斯引起的轰动效应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事例。这条名不见经传的牧羊犬配种产下的“亲王”，在希特勒四十六周岁诞辰时被纳粹省党部作为生日贺礼献给了希特勒，得到总理府回信和希特勒亲笔签名的照片。自此以后，这条普通的看家犬便突然之间飞黄腾达起来。凭借着看家犬的光环，狗主人、狗主人的亲戚、狗主人的邻居和狗主人的木工伙计都先后加入了纳粹党；狗主人的儿子在学校获得了极大的荣誉，同学们都以此为骄傲，“因为这对于我们班级、我们学校和我们美丽的城市是一个极大的荣誉”；学生们在教师带领下去狗舍参观，了解狗的谱系；希特勒青年团领导的少年队队旗以哈拉斯的名字命名；各路记者和摄影师从全国各地赶来采访；甚至连一些宗教报刊和专业杂志也都纷纷派出人员，前往考察。有关哈拉斯的事情被连篇累牍地恣意渲染，频频见报；哈拉斯的照片在国内外报刊上多次出现；就连狗主人的谈话也成为至理名言，经常作为图片标题被人们引用。由于新闻界的大肆鼓噪，一时间真可以说是“狗名远扬”。

　　在这部以《狗年月》为书名的作品中，狗占据着重要位置。书中虽然对佩尔昆--森塔--哈拉斯--“亲王”（又名普鲁托）这四代狗都有详细描述，但是，真正能够举足轻重的却只有哈拉斯和“亲王”，尤其是“亲王”，因为只有它才同法西斯的命运紧紧相连，甚至成为独裁者的宠物。正因为法西斯同狗结合，主宰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所以才会演出那一幕幕的悲剧和闹剧。

　　但是，哈拉斯毕竟是因外之狗，它的辉煌只不过是“亲王”光环的余辉而已。因此，对于它的宣传虽然也有官方授意，但毕竟还是局限于舆论工具造造声势罢了。“亲王”则不然，它在给希特勒祝寿时外逃，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它的外逃不仅成为广播电台、报刊杂志谈论的中心，而且改变了希特勒的战略部署。在盟军和苏军步步逼近、柏林已经危在旦夕的紧急情况下，德军组建了“陷阱行动指挥部”和“元首爱犬搜索队”，将战略重点从防御盟军和苏军的进攻转移到对牧羊犬“亲王”进行的围、追、堵、截上面，并为此制定了专门的“陷阱行动”计划。至此，狗已成为法西斯保卫的中心。正如作者在谈到法西斯统治下的德国时多次用上“狗年月”这个词一样，仔细分析起来，这一看似荒谬绝伦的逻辑倒并不荒谬，因为非理性作为狗与法西斯之间的共同点，把两者紧紧结合在一起。在这种非理性势力支配下，有什么荒唐事不会出现，有什么暴行不会发生呢？然而，真正可悲的不仅仅在于这些反常现象本身，更主要的是人们对待它的那种麻木不仁、随声附和甚至趋之若鹜的态度。战后企图实现“非纳粹化”的马特恩连遭败北，终被翁特拉特拳球队以进行所谓“东方的煽动性宣传”为由除名，再一次证明了这种非理性影响的根深蒂固。于是，“遗忘”便成了人们的行动准则。马特恩本人也试图用大橡皮擦去“过去”的举动，就是这种心态的真实写照。

　　小说中的主人公马特恩和阿姆泽尔是一对性格迥异的伙伴。阿姆泽尔因为有一半的犹太血统，遭人歧视，甚至连马特恩生气时也会骂他“犹太鬼”。由于他自幼体胖，人称“胖墩儿”，常遭人接。而马特恩则相反，他有曾经揭竿而起、后被处死的祖父和叔祖父，因此，血液中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反叛精神。他身强力壮，在体能和体育运动方面总是强者。然而，作为两个完全不同的艺术形象，马特恩与阿姆泽尔的性格始终处于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中。虚伪与真诚、愚拙与智慧、激进与冷静、刻板与幽默、耿耿于怀与宽以待人形成了两人性格的鲜明对比。

　　人称“咬牙人”的马特恩偏激、酗酒，动不动就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嘴里还不时冒出“犹太鬼”这句骂人话。为了个人的利益，他不惜出卖好友，恩将仇报，把莫逆之交打得鲜血淋淋。对于那些曾经损害过他的人，他从不放过。这个“寻求补偿的跟踪者”把那些人的名字记在“心上、脾上和肾上”，然后按图索骥，一个一个地进行报复。他不择手段的报复不仅仅针对那些昔日的当事人，也针对他们的妻儿老小和家禽宠物。他打着“非纳粹化”的幌子，把那些人的女人带走，使她们染上淋病，然后又将她们抛弃。由于他的迟钝、愚拙，他激烈情绪的发泄往往事与愿违，招致引火烧身的后果。

　　阿姆泽尔--黄金小嘴--布劳克塞尔这三个名字表明阿姆泽尔性格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与童年时代的名字“阿姆泽尔”联系在一起的往往是：具有音乐禀赋，能唱童声高音区；在绘画方面表现不凡；制作的稻草人闻名遐迩，令人叹为观止。他生性敏感，年幼时甚至不能穿新鞋、新袜和新衣服。“逆来顺受”是支配他一切行动的主导动机。为了逃过体育课，不上棒球场，他宁可做杂务，甚至生吞蝾螈尾。

　　“黄金小嘴”是他被打掉三十二颗牙齿后离开故乡、来到柏林并镶上全副金牙后得到的绰号。这时，作为“黄金小嘴”的阿姆泽尔和蔼可亲，忠厚老实，乐于助人，体现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他对昔日的恩师--布鲁尼斯的养女燕妮的帮助，饱含着巨大的勇气和真挚的情怀。须知，在法西斯横行的年代，布鲁尼斯表面上是因为刑事犯罪，实则是因为政治问题锒铛入狱，要收留这位集中营囚犯的养女，所冒的风险可想而知。“黄金小嘴”时代的阿姆泽尔作为一位著名的艺术家和芭蕾舞教练，在艺术上一丝不苟，在教学中严格要求，受到人们普遍的尊重。在近于完人的黄金小嘴身上，作者让他染上了抽烟不断、乱扔烟头的坏习惯，使这个人物形象变得更加真实、可信。

　　“布劳克塞尔先生”这一称呼标志着这时的阿姆泽尔已经身居布劳克塞尔公司（即布劳克塞尔钾盐矿业公司）经理这一要职。在这一时期，他的才华集中在拓展业务和开发新产品上面。他除了在昔日钾盐矿下继续制作稻草人和开办了具有重大意义的磨坊主马特恩咨询机构之外，还生产了在西德引起轩然大波的“神奇眼镜”。对于马特恩过去的所作所为，他佯装不知，采取宽容的态度。

　　阿姆泽尔虽然有三个名字、三重身份，但其基本品质却一脉相承。他的真诚、智慧、冷静、善良和幽默，在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作为时代的批判者，他用稻草人和芭蕾舞揭露社会弊端。稻草人的服饰和表情影射历史，针砭现实，风趣幽默，令人捧腹。

　　图拉和燕妮作为小说中的另一对主人公，同样写得有声有色，栩栩如生。

　　图拉·波克里弗克以任性和好搞恶作剧出名。恃强凌弱是她的看家本领。年幼时对于因过分肥胖而无法行动的燕妮，她非但没有怜悯之心，反而大肆捉弄、恐吓。她因为弟弟康拉德淹死一事居然与狗在一起，在狗舍中呆了一个星期之久。为了发泄不满情绪，她公然告密，使燕妮的养父布鲁尼斯最终被关进集中营。为了能生一个孩子，她主动同多人发生两性关系。她的外表同她的灵魂一样丑陋，长满脓疱的额头，两个大得出奇的鼻孔，一对靠得很近、陷得很深的小眼睛，而且一生气还要翻白眼。

　　参议教师布鲁尼斯的养女、吉卜赛人的弃婴燕妮虽然比图拉大半岁，可是由于行动不便，备受身材瘦削、动作灵活的图拉欺侮。快到十一岁时，借助降雪奇迹，她突然之间变得身材苗条，身轻如燕，并且成为很有发展前途的芭蕾舞演员。应图拉要求，为了拯救她在法国作战的哥哥，燕妮乐于牺牲自己，把九条欧洲医蛭放在自己身上。善良的天性使她对昔日的告密者、如今身怀六甲的未婚少女图拉关怀备至，亲手为图拉未来的小生命编织宝宝服和宝宝裤。在受伤致残后，她把自己对图拉的表兄哈里·利贝瑙一往情深的感情深深埋在心间，一生未嫁。降雪奇迹之后，性格温柔、脸蛋娇小和漂亮的燕妮变得身材苗条了，这使本来就讨人喜欢的女孩变得更加楚楚动人。

　　需要说明的是，在描写马特恩与阿姆泽尔这一对人物时，内心与外表并不一致。同满身斑点的阿姆泽尔相比，马特恩长得仪表堂堂。内心与外表的反差，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在描写图拉与燕妮这一对女孩时，却把内心与外表统一起来了。这样做更符合人们的审美习惯。表里一致体现了人们对人物描写尤其是对女性人物描写的美学追求，使燕妮与图拉这两个艺术形象之间美与丑、善与恶的对比变得更加强烈。

　　在描述重大事件时，作者并不将所有细节从头到尾一次说尽，而是首先进行粗线条的描绘，让读者只能有个总的印象。随着情节的发展，或者通过自己回忆，或者通过他人叙述，经过多次重复之后，读者才把事情原委全部弄清。描写九个蒙面人袭击阿姆泽尔别墅时使用的就是这种手法。开始时，人们只知道有这种事情，但究竟是何人所为，谁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为什么要袭击阿姆泽尔，并不清楚。希望得知全部真情的愿望促使人们继续往下阅读。只是在战后，马特恩在国内四处游荡，对当事人“进行审判”，马特恩的女儿瓦莉戴上“认识眼镜”进行观察，举行公开的讨论会，以及马特恩与黄金小嘴交谈之后，整个事件的真相才水落石出。

　　采用荒诞手法进行描述，构成这一小说的又一特色。诚然，《狗年月》这样的书名已经给人造成一种奇特的感觉，但更为怪异的还是描写的内容。第一部中的各个章节均冠以《××早班》，这样的标题表明：这既是布劳克塞尔钾盐公司每天上的早班，同时又是整部小说的序曲。这种妙语双关的小标题不能不令人感到耳目一新。

　　燕妮和阿姆泽尔在雪人体内发生的巨大变化使他们肥胖的身子顿时变得苗条起来。这种情况似乎还不足为奇，因为它使我们联想到卡夫卡《变形记》中的主人公格里高尔·萨沙姆。真正使人感到惊异的倒是小说中的黄粉(虫甲,音jia)幼虫和“认识眼镜”。

　　黄粉(虫甲)幼虫本是磨坊主马特恩那袋二十磅重的面粉中寄生的害虫，但它们都具有神奇的功能--未卜先知，料事如神，能准确地预言未来。它们的声音只有磨坊主马特恩那只扁耳朵才能听到，它们的语言只有这位磨坊主才能听懂。战前，它们已经小试锋芒；战后，它们更是大展宏图。黄金小嘴给磨坊主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让他对外服务，接受咨询。最初，是附近的居民，然后是新闻界、企业界、宗教界人士，最后是政坛显要，纷至沓来，倾听黄粉(虫甲)幼虫的建议。甚至连联邦总理阿登纳也四次成为这里的座上客；“社会市场经济”的倡导者、西德“经济奇迹之父”艾哈德则更是这里的常客。黄粉(虫甲)幼虫的预言影响着西德的内政、外交、经济和文化。黄粉(虫甲)幼虫在西德社会生活中这种举足轻重的作用，乍一看来荒诞不经，但如果联系到二战后德国和欧洲的现实，也就不难理解了。实际上，黄粉(虫甲)幼虫只不过是美、英、法三国管制西德的盟国高级委员会和马歇尔计划的形象化比喻罢了。

　　“神奇眼镜”是布劳克塞尔公司为适应正在成长中的战后一代人的需要而制造的玩具。它之所以神奇，是因为七至二十一岁的青少年戴上它，就能看到父母亲的过去，使十一二年前的作案人原形毕露。正因为如此，这种眼镜又称为“父亲认识眼镜”和“母亲认识眼镜”，或者“家庭揭露者”，简称“认识眼镜”。出现在一九五五年的这种眼镜代表着审视问题的一个新的角度，预示着对法西斯罪行的彻底清算。不仅仅是父母亲，包括在一九五五年时刚满三十岁的兄长在内，一切人在纳粹统治时的言行都会被“认识眼镜”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老一代要“遗忘”过去，新一代要揭露过去。两代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两代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不少青少年无法容忍犯下罪行的父母，只好离家出走。于是，自杀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有组织的半大孩子强行占领黑森电台，进驻科隆的瓦恩机场。“儿童十字军东征”使当局不得不实施“紧急状态法”。在遗忘与反遗忘的斗争中，“认识眼镜”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正像瓦莉在公开讨论会中多次扬言要使用这种“武器”，迫使马特恩老实交代问题一样，“认识眼镜”在使家庭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德的社会结构”。

　　《狗年月》这部时代感极强的小说对西德社会所持的批判态度，在小说结尾时被布劳克塞尔之口一语道破。在参观矿井时，马特恩一再指责矿井下恶劣的工作条件、刺耳的噪音、混浊的空气以及对动物的虐待，把制作和陈列稻草人的各个硐室称为“地狱”。针对这种责难，布劳克塞尔明确指出：“冥府在上面！”

　　《狗年月》作为《但泽三部曲》的第三部，与作者的前两部作品（长篇小说《铁皮鼓》和中篇小说《猫与鼠》）一样，都以二战和二战前后为背景，描写但泽-朗富尔、但泽地区、纳粹德国和战后西德发生的种种事件。不仅如此，三部作品中还出现人物相互交叉的现象。但是从作品内容、故事情节以及人物关系来看，这三部曲却又各自独立，其表现手法也各具特色。对三部曲的这种特殊的处理方式，再一次体现了格拉斯在艺术上不断创新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