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国民党残渣馀孽反动兵痞赵宝忠揪出来示众！”

　　前中校在主席台上对话筒高声宣布，他身边端坐的是带领章帽徽的现役军人军管会主任张代表，不动声色。

　　“毛主席万岁！”会场上突然爆发一声呼叫。

　　后排的一个胖老头被两名青年从座位上拖了起来。老头挣脱手臂，举手挥拳狂呼：“毛主席万岁！毛——毛……”

　　老头声音嘶哑，拚命挣扎，又上去了两名退役军人！在部队服役时学过擒拿，折臂反拧，老头当即屈膝跪下，呼叫窒息在喉咙里。四个壮实的汉子拖住胖老头，老头两脚还撑在地上，像条不肯上架开膛的生猪，蹬蹬的脚步声中，众人默默注视之下，老头从座位间的过道拖到了台前，脖子上硬套住个铁丝拴的牌子，还企图引颈喊叫，耳根被紧紧按住，脸涨得紫红，眼泪和鼻涕都流出来了。这看书库的老工人，民国时代被抓过三回壮丁逃脱两回尔后投诚解放军的老兵，终于躬腰低头跪倒在地，排在早已揪出来的那些牛鬼蛇神行列的末尾。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口号响彻整个会场，可老头子三十多年前早就投降了。

　　“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也还是在这会场，四年前，这老头由也在弯腰低头行列中的前县委书记吴涛选定为学《毛著》的榜样，作为苦大仇深的工人阶级代表，做过控诉旧社会之苦颂扬新社会之甜的报告，老头当时也涕泪俱下，教育这些未改造好的文人。

　　“把里通外国的狗特务张维良揪出来！”

　　又一个从座位间拖到台前。

　　“打倒张维良，”

　　不打自倒，这人吓瘫了，都站不起来了。可人人还喊，而人人都可能成为敌人，随时都可能被打倒。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都是毛老人家的英明政策。

　　“毛主席万岁。”

　　可别喊错了，那时候那么多批斗会，那么多口号要喊，通常在夜晚，神智糊涂又紧张得不行，一句口号喊错了，便立即成为现行反革命。做父母的还得反覆叮嘱小孩子，别乱涂乱画，别撕报纸。每天报纸的版面都少不了领袖像，可别撕破了，弄脏了，脚踩了，或是屎急了不当心抓来擦了屁股。你没孩子，没孩子最好，只要管住你自己这张嘴巴，话得说得清清楚楚，特别在喊口号时不能走神，千万别给巴。

　　他凌晨回家骑车经过中南海北门，上了白石桥，屏息瞥了一眼，中南海里依然树影重重，路灯朦胧。随后下坡，撒间滑行才舒了口气，总算这一天又平安过去了。可明天呢？

　　早起再上班，大楼下一具尸体，盖上了从门房值班室里铺位上拿来的一领旧草席，墙跟和水泥地上溅的灰白的脑浆和紫黑的血迹。

　　“是哪一个？”

　　“大概是编务室的……”

　　头脸都被草席盖住了，还有头脸吗？

　　“从几楼？”

　　“谁知道哪个窗户？”

　　这大楼上千人，窗户也有好几百，哪个窗口都可能出事。

　　“什么时候？”

　　“总归是快天亮的时候……”

　　不好说是深夜清查大会之后。

　　“也没人听见？”

　　“废话！”

　　停留片刻的人都进楼里去了，都规规矩矩准时上班，都回到原先各占H的办公室里，面对墙上的领袖像，或望着先到的人后脑勺，八时正，每个房间的广播喇叭都响起来了，大楼上下齐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这巨大的蜂巢比原先更秩序井然。

　　办公桌上有一封写上他名字的信，他心里一惊。许久没有过信件，再说从来也不寄到机关。看也没看，他立即塞进口袋。整整一个上午，他都在琢磨谁写来的信，还有谁不知他住址可能给他写信？那笔迹也不熟识，会不会是一封警告信？要揭发他不必投递给他本人，要不是提醒他注意的一封匿名信？但信封上的邮票八分，本市信件四分，肯定来山口外地。当然也可能放意贴上个八分邮票障人耳目，那就是一位好心人，也许是本单位的没办法同他接触，才想出这一招。他想到早隔离了的老谭，可老谭还可能写信吗？也许是个陷阱，对方一派的什么人对他设下的圈套？那就正在关注他的动向。他觉得就在监视中，军代表在清查小组会上说的那没点名的第三批没准就轮到他了。神经开始错乱，想到他对面门外走廊上过往的人，是不是在观察清查大会后潜藏的敌人异常举动？这也正是军代表在夜战大会上的动员：“大检举，大揭发，把那些尚在活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

　　他想到了背后的窗户，突然明白了一个人好端端的怎么能跳楼！出了一身冷汗。他努力沉静下来，装得若无其事，办公室里没跳楼的都若无其事，不也是装出来的？装不出来对自己失控，便朝楼下跳。

　　挨到午饭时间，再革命饭总是要吃的，立刻意识是句反动话，他得泯灭这些反动思想，那怕是一个句子，愤慨郁积在心都会给他酿成灾难，祸从口出，这至理名言口可是自古以来智慧的结晶。你还要什么真理？这真理就是千真万确，什么都别想！别动心思，你就是个自在之物，你的病痛恰恰在于总要成为自为之物，就注定你灾难无穷。

　　好，回到他，那自在之物，磨磨蹭蹭，等办公室里的人都走了再上厕所。饭前先去解手极为正常。他插上大便池门里的插销，掏出了信，没想到竟是许倩写来的。“我们这牺牲了的一代，不配有别的命运……”这话跳进眼里，他立刻把信撕了。转念，又把撕了的纸片全装回信封，拉响水箱，察看便池四周，没留一个纸屑才开门出来，洗手，用水擦了擦脸，镇定精神，下楼去食堂了。

　　晚上回到房里，他插上门销，台灯下把碎纸片拼凑齐，反反覆覆研读这封来信。一个哀怨的声音在诉说绝望，却只字没提小客栈那一夜，也没说到地码头上被截之后的事。信中说这是写给他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封信，他再也不会见到她了，一封绝命书。“我们这牺牲了的一代”，信就是这么开头的，说她分配到晋北的大山沟里一个小学校当教员，赖在县城的招待所里还没去。她之前，一个华侨女生也分派到大山里的一个一人一校的小学，带了她在新加坡的父母早为她准备好的六箱嫁妆，用毛驴驼去的，一个星期后便死在山沟里了，无人说得出死因。她如果也去的话，就不会再见到她了。情在呼救，他是她最后维系的一点希望，想必她父母和姨妈都无法援救她。

　　半夜里，他骑车赶到了西单邮电大楼，县招待所的信纸上印有电话号码，他要了个加急电话。一个女声懒洋洋的没好气问找谁，他说明是北京的长途，找个待分配的大学生叫许倩的，电话便撂下了。话筒里嗡嗡响了许久，才有个同样没好气的女声问：“你是谁？”他说出要找的是谁，对方说：“我就是”。他全然听不出倩的声音了，同她那一夜就没大声说过话，这陌生的声音令他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话筒里依然嗡嗡空响，他支支唔唔说：“知道你还在，就好。”“吓了我一跳！这深更半夜突然叫起来，弄得人心惊胆战！”倩在电话里说。他想说他爱她，无论如何得活下去二路骑车准备好的那些话却无法出口，这深夜北京打去的加急长途电话，那山区闭塞的小县城里的接线员一定在听，他不能给倩若心来什么嫌疑，让人误以为她有什么事。话筒嗡嗡空响，他说收到她的信了。话筒又嗡嗡响，他不知道还应该再说什么。“你要打电话的话，白天再打。”那声音冷漠。“那么，对不起，休息吧，”他说。那一头电话便扣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