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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国民党残渣馀孽反动兵痞赵宝忠揪出来示众!”

  前中校在主席台上对话筒高声宣布,他身边端坐的是带领章帽徽的现役军人军管会主任张代表,不动声色。

  “毛主席万岁!”会场上突然爆发一声呼叫。

  后排的一个胖老头被两名青年从座位上拖了起来。老头挣脱手臂,举手挥拳狂呼:“毛主席万岁!毛——毛……”

  老头声音嘶哑,拚命挣扎,又上去了两名退役军人!在部队服役时学过擒拿,折臂反拧,老头当即屈膝跪下,呼叫窒息在喉咙里。四个壮实的汉子拖住胖老头,老头两脚还撑在地上,像条不肯上架开膛的生猪,蹬蹬的脚步声中,众人默默注视之下,老头从座位间的过道拖到了台前,脖子上硬套住个铁丝拴的牌子,还企图引颈喊叫,耳根被紧紧按住,脸涨得紫红,眼泪和鼻涕都流出来了。这看书库的老工人,民国时代被抓过三回壮丁逃脱两回尔后投诚解放军的老兵,终于躬腰低头跪倒在地,排在早已揪出来的那些牛鬼蛇神行列的末尾。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口号响彻整个会场,可老头子三十多年前早就投降了。

  “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也还是在这会场,四年前,这老头由也在弯腰低头行列中的前县委书记吴涛选定为学《毛著》的榜样,作为苦大仇深的工人阶级代表,做过控诉旧社会之苦颂扬新社会之甜的报告,老头当时也涕泪俱下,教育这些未改造好的文人。

  “把里通外国的狗特务张维良揪出来!”

  又一个从座位间拖到台前。

  “打倒张维良,”

  不打自倒,这人吓瘫了,都站不起来了。可人人还喊,而人人都可能成为敌人,随时都可能被打倒。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都是毛老人家的英明政策。

  “毛主席万岁。”

  可别喊错了,那时候那么多批斗会,那么多口号要喊,通常在夜晚,神智糊涂又紧张得不行,一句口号喊错了,便立即成为现行反革命。做父母的还得反覆叮嘱小孩子,别乱涂乱画,别撕报纸。每天报纸的版面都少不了领袖像,可别撕破了,弄脏了,脚踩了,或是屎急了不当心抓来擦了屁股。你没孩子,没孩子最好,只要管住你自己这张嘴巴,话得说得清清楚楚,特别在喊口号时不能走神,千万别给巴。

  他凌晨回家骑车经过中南海北门,上了白石桥,屏息瞥了一眼,中南海里依然树影重重,路灯朦胧。随后下坡,撒间滑行才舒了口气,总算这一天又平安过去了。可明天呢?

  早起再上班,大楼下一具尸体,盖上了从门房值班室里铺位上拿来的一领旧草席,墙跟和水泥地上溅的灰白的脑浆和紫黑的血迹。

  “是哪一个?”

  “大概是编务室的……”

  头脸都被草席盖住了,还有头脸吗?

  “从几楼?”

  “谁知道哪个窗户?”

  这大楼上千人,窗户也有好几百,哪个窗口都可能出事。

  “什么时候?”

  “总归是快天亮的时候……”

  不好说是深夜清查大会之后。

  “也没人听见?”

  “废话!”

  停留片刻的人都进楼里去了,都规规矩矩准时上班,都回到原先各占H的办公室里,面对墙上的领袖像,或望着先到的人后脑勺,八时正,每个房间的广播喇叭都响起来了,大楼上下齐声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这巨大的蜂巢比原先更秩序井然。

  办公桌上有一封写上他名字的信,他心里一惊。许久没有过信件,再说从来也不寄到机关。看也没看,他立即塞进口袋。整整一个上午,他都在琢磨谁写来的信,还有谁不知他住址可能给他写信?那笔迹也不熟识,会不会是一封警告信?要揭发他不必投递给他本人,要不是提醒他注意的一封匿名信?但信封上的邮票八分,本市信件四分,肯定来山口外地。当然也可能放意贴上个八分邮票障人耳目,那就是一位好心人,也许是本单位的没办法同他接触,才想出这一招。他想到早隔离了的老谭,可老谭还可能写信吗?也许是个陷阱,对方一派的什么人对他设下的圈套?那就正在关注他的动向。他觉得就在监视中,军代表在清查小组会上说的那没点名的第三批没准就轮到他了。神经开始错乱,想到他对面门外走廊上过往的人,是不是在观察清查大会后潜藏的敌人异常举动?这也正是军代表在夜战大会上的动员:“大检举,大揭发,把那些尚在活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

  他想到了背后的窗户,突然明白了一个人好端端的怎么能跳楼!出了一身冷汗。他努力沉静下来,装得若无其事,办公室里没跳楼的都若无其事,不也是装出来的?装不出来对自己失控,便朝楼下跳。

  挨到午饭时间,再革命饭总是要吃的,立刻意识是句反动话,他得泯灭这些反动思想,那怕是一个句子,愤慨郁积在心都会给他酿成灾难,祸从口出,这至理名言口可是自古以来智慧的结晶。你还要什么真理?这真理就是千真万确,什么都别想!别动心思,你就是个自在之物,你的病痛恰恰在于总要成为自为之物,就注定你灾难无穷。

  好,回到他,那自在之物,磨磨蹭蹭,等办公室里的人都走了再上厕所。饭前先去解手极为正常。他插上大便池门里的插销,掏出了信,没想到竟是许倩写来的。“我们这牺牲了的一代,不配有别的命运……”这话跳进眼里,他立刻把信撕了。转念,又把撕了的纸片全装回信封,拉响水箱,察看便池四周,没留一个纸屑才开门出来,洗手,用水擦了擦脸,镇定精神,下楼去食堂了。

  晚上回到房里,他插上门销,台灯下把碎纸片拼凑齐,反反覆覆研读这封来信。一个哀怨的声音在诉说绝望,却只字没提小客栈那一夜,也没说到地码头上被截之后的事。信中说这是写给他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封信,他再也不会见到她了,一封绝命书。“我们这牺牲了的一代”,信就是这么开头的,说她分配到晋北的大山沟里一个小学校当教员,赖在县城的招待所里还没去。她之前,一个华侨女生也分派到大山里的一个一人一校的小学,带了她在新加坡的父母早为她准备好的六箱嫁妆,用毛驴驼去的,一个星期后便死在山沟里了,无人说得出死因。她如果也去的话,就不会再见到她了。情在呼救,他是她最后维系的一点希望,想必她父母和姨妈都无法援救她。

  半夜里,他骑车赶到了西单邮电大楼,县招待所的信纸上印有电话号码,他要了个加急电话。一个女声懒洋洋的没好气问找谁,他说明是北京的长途,找个待分配的大学生叫许倩的,电话便撂下了。话筒里嗡嗡响了许久,才有个同样没好气的女声问:“你是谁?”他说出要找的是谁,对方说:“我就是”。他全然听不出倩的声音了,同她那一夜就没大声说过话,这陌生的声音令他一时不知说什么是好,话筒里依然嗡嗡空响,他支支唔唔说:“知道你还在,就好。”“吓了我一跳!这深更半夜突然叫起来,弄得人心惊胆战!”倩在电话里说。他想说他爱她,无论如何得活下去二路骑车准备好的那些话却无法出口,这深夜北京打去的加急长途电话,那山区闭塞的小县城里的接线员一定在听,他不能给倩若心来什么嫌疑,让人误以为她有什么事。话筒嗡嗡空响,他说收到她的信了。话筒又嗡嗡响,他不知道还应该再说什么。“你要打电话的话,白天再打。”那声音冷漠。“那么,对不起,休息吧,”他说。那一头电话便扣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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