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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流氓朝钟鼓楼下走来。凶多吉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许多成年人来说，仿佛不过是昨天的事。由于这场长达十年的动乱扭转，切断了大量过去正在发展中的事态，所以，当动乱过去，人们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接续以往的线索时，往往不得不把这十年暂时当作一个空白，就仿佛时间到了一九六六年夏天突然冻结，而到了一九七六年秋天，才又复苏似的。前几年报纸上时常把实际早已超过三十五岁、乃至逼近五十岁的作家称作 “青年作家”，便是一例，因为人们——包括他们自己——都觉得他们的实际生命，需要从实际年龄中扣除掉一个“十”。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年出生的人，到一九八二年却已经整整十六岁，并且经历了他个人生活史中的幼年、童年、少年等阶段，而开始向青年时代演进。他们静悄悄地生长著。

现在那其中的一个，便在鼓楼前的大街上从南朝北走。

他的名字叫姚向东。和他同龄的人之中，有许许多多的向东，卫东，立东，颂东（还有卫彪、学青之类，不过都迅即改掉了）……在他们上幼稚园的时候，阿姨教给他们 “打倒叛徒内奸大工贼”的歌谣；在他们小学快毕业的时候，老师又给他们讲刘少奇爷爷的丰功伟绩。

在 “开门办学”的日子里，他们参加 “迈社会主义步，堵资本主义路”

的活动，老师为提高他们的觉悟，组织他们看电影 《青松岭》，回来开会批判电影中那个搞 “自搂”的钱广；而在初中毕业的前夕，“分数挂帅”的浪潮汹涌澎湃，老师为了让他们尽可能考上 “重点高中”，锻炼作文的能力，又组织他们看了电影 《柳暗花明》，回来写观后感，批判极左路线对农民合理愿望的粗暴践踏……原来社会向他们灌输 “爱情”

和 “金钱”是羞耻的观念；如今社会上充斥著无处不见的 “爱情”，并且通过对“万元户”的宣传，使他们懂得了钱越多越光荣的道理……

小小的年龄，贫乏的经验，尚未发育完全的中枢神经系统，承受如此巨大的、频密的、戏剧性的大转折，他们会产生一些什么问题，出现一些什么心态，导致一些什么后果？似乎我们的教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一时都还来不及进行细致的专题研究。在我们的社会生态群落中，不管你对他们这一茬人忽视还是重视，反正他们无止息地生长著、活动著。

话说姚向东穿著一件米黄色的羽绒登山服，双手插在登山服的斜兜里，咽著唾沫，百无聊赖地从南往北走。

他是被从家里轰出来的。起因，便是他穿在身上的那件登山服。

姚向东的父亲，六十年代末从部队转业到区级机关当保卫干部，对姚向东一向是管束得很严的。在姚向东四、五岁的时候，父亲就向他灌输著“长大参军当兵”的意识；母亲是机关的打字员，自然也盼著姚向东快快长大，快快入伍，她为姚向东缝制了仿国防绿的小军装，衣领上还缀以红布仿制的领章，自然还有小小的军帽，帽子上别著真正的红五星帽徽——是姚向东父亲从老战友那里，特意为儿子要来的。

一直到十来岁左右，姚向东内心里充盈著这样的优越感、自豪感和自信心——“我爸当过解放军，我长大了也要当解放军！我爸有的是老战友，只要我长大，我爸一句话，我就能当上兵！”

姚向东刚上小学的时候，放学的路上，遇见过小流氓抢帽子的场面——一个戴著国防绿军帽的中学生在人行道上走著，突然一个小夥子骑著车飞快地窜来，经过那中学生身边的一瞬间，伸手抓走了他头上的绿军帽；中学生叫喊时，骑车的人已然拐进了前面的街巷中，不见踪影。这惊心动魄的场面，即使姚向东隐隐觉得抢帽子的人真 “盖”

（“盖”、“盖了”、“盖帽”、“盖了帽啦”，都是了不起的意思。），又使他进一步意识到一切与“国防绿”有关的东西的珍贵。

可是姚向东上到小学四年级以后，周围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小流氓们不再抢国防绿军帽了，并且中学生们也都渐渐不以穿绿军制服、戴绿军帽为时髦。少年儿童们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又流行穿一身蓝——蓝制服、蓝裤子，配一双雪白的球鞋，仿佛那便是“帅”

字的体现。冬天，开始时兴戴栽绒帽子，穿皮茄克——没有真皮的，人造革的也凑合。小流氓们又抢开了栽绒帽子。又一个冬天，栽绒帽子过时了，剪羊绒帽子方兴未艾，小流氓们的抢劫目标又一次转换。

到一九八二年的这个冬天，登山服开始流行。似乎再没有人盼望著参军当兵。功课上有点希望的，盼望著考上大学。象姚向东这号小学毕业后没能考上重点中学，初中毕业后又没能考上重点高中，而功课又越来越差的少年，既不再艳羡入伍当兵，考大学又明摆著毫无希望，毕业后更势必要待业家中，心中便不免茫茫然，没著没落。

对于儿子的管教，姚向东父母倒也一直没有放松，尤其是父亲，见到儿子不争气的表现，除了一顿急风暴雨般训斥，气急之时，甚至脱下鞋子，用鞋底乱抽乱打——往往要做母亲的一边遮拦，一边哭喊，方才罢休。教子无效，方法不妥固然是一个因素，而本身对迅速变化的社会生活的不理解不适应，牢骚满腹，苦闷难遣，当著儿子讲怪话，却又不许儿子说怪话；儿子提出问题，回答不了，便拿儿子撒气；对儿子讲的道理越来越抽象、乾瘪……是令儿子不服管教的更主要的因素。儿子在父母的面前，渐渐变得虚伪。

姚向东所在的那个学校，是所“非重点”中学，老师们——尤其是班主任——工作还是相当努力的。一方面，他们花大力气把一部分尚有学习积极性的学生调动起来，让这些学生在题海中苦航，争取能爆出冷门——考上大学，既为学生们自己争气，也为学校争光，倘若这样的学生逐年增多，那么，他们这所中学便有希望进入“重点”的行列；另一方面，他们也想尽各种办法把姚向东这号的“后进生”管束起来，让他们在校内不至于吵闹，在校外不至于被派出所拘留。不过，由于教育从来不是万能的，而他们对姚向东这号学生的管教又未免失之于粗糙，姚向东在老师们面前，也渐渐变得虚伪。

这天中午，临到吃饭的时候，姚向东母亲才发现，儿子身上穿的那件登山服，并不是她给他买的那件Em 纶棉的，而俨然是羽绒的——尽管颜色很相近，衣兜和风帽的样式也相差不多。她不禁问道：“怎么回事？你这衣服哪儿来的？”

姚向东满不在乎地说：“跟同学换著穿的。”

母亲训斥说：“哪有换著穿的道理？人家这件是羽绒的，比你那个贵上一半，你给人家穿坏了，咱们怎么个赔法？你那件 Em　纶棉的穿著不是一样暖和？干嘛非追求时髦？”

偏这时候姚向东父亲从里屋走了出来，一听，一看，不禁怒火中烧，姚向东原有一件棉袄，是用父亲过去的军棉袄拆洗改做的，姚向东套著蓝制服穿了几天，便吵著要换件登山服，说什么：“现在谁穿这样的破棉袄？我们同学个个都有登山服！”当时虽然生气，倒也没有发作。确实，如今中小学生穿登山服的很多，家长们似乎都挺有钱，有的更给孩子买真正的皮茄克穿。比起来，自己和姚向东他妈大概是家长中最穷酸的——两人都在事业单位，干拿工资，没有一点外快，负担又重——双方都得按月给老人寄钱，姚向东的姐姐刚从幼儿师范毕业，分到幼稚园工作，还没转正，仅能自给自足；这么个经济情况，姚向东吵闹著要买登山服，他母亲自然只能是给他去买件Em 纶棉的，没想到这小子现在越来越不知足，竟把同学的羽绒登山服弄来穿在自己身上，这简直是贪得无厌！

姚向东父亲一见姚向东穿著别人登山服的那副赖相，便忍不住大喝一声：“不要脸！你给我脱了！”

母亲忙上去拦住他，劝慰说：“你的血压！你先别急，慢慢给他讲道理！”又扭头冲著姚向东说：“还不快跟你爸认错！吃完饭，你就去跟人家换去，听见了吗？”

姚向东觉得母亲是在护著自己，有恃无恐地坐到饭桌前，嘟嚷著说：“什么不得了的！我们净换著穿。”说著便拿起了筷子……

父亲一见，越发怒不可遏，使劲一顿脚，宣布说：“你别吃饭！我这个家不养你这号少爷！你滚！”

姚向东便站起来，耸耸肩膀，转身走出了家门，对于背后传来的父亲和母亲那纠缠在一起的喊叫声，几乎是完全无动于衷。

姚向东一通儿瞎转悠。在什刹海前海小花园里，他挤到亭子边听了听戏——那里常有一些市民聚集清唱京剧，姚向东感兴趣的自然不是京剧本身，而是那些拉琴、唱戏的人那种逗哏的模样；又到什刹海前海的冰面上，霸道地“借”一个同龄人的冰鞋，溜了一阵野冰；忽然感觉饿得难受，便下意识地来到了鼓楼前的大街上。

鼓楼前的大街，即地安门外大街，从南到北分布著不少的饭馆。

从历史上看，北京著名的饭馆，大部分布在南城，又尤其是前门外一带，除所谓“四大兴”——“福兴居”、“万兴居”、“同兴居”、“东兴居”——而外，如煤市街的“致美斋”，大栅栏的“厚德福”，陕西巷的“醉琼林”，韩家潭的“杏花春”等等，也都颇为著名；当然西城、东城也有一些数得上的饭馆，西单一带曾有包括 “大陆春”、“新陆春”、“同春园”、“淮阳春”、“庆林春”、“鹿鸣春”、“四如春”、“方壶春”

在内的所谓“八大春”；西四南有“同和居”，西华门外有“万福楼”，东城隆福寺街有“福全馆”，东四北有“同和楼”；北城一带，据说清末民初烟袋斜街内的“庆云楼”，白米斜街内的“庆和堂”，什刹海畔的 “会贤楼”，都曾盛极一时。到了一九八二年年末，南城、西城、东城的饭馆虽有不少变化，一流的大饭馆仍保留了不少，而北城，又特别是钟鼓楼一带，除鼓楼边上的 “马凯餐厅”和银锭桥头的 “烤肉季”

较为著名而外，大都沦为一般。不过，虽然如此，那鼓楼前大街上饭馆的种类却颇为齐全。过去有人把本世纪初的北京饭馆分成几类：只卖包子、饺子、馄饨、馅饼、米粥之类的切面铺；只卖猪肉、羊肉菜肴的“二荤铺”；标榜“应时小卖，随意便酌，四时佳肴，南北名点”

的小馆子；供应小型宴饮的中等饭庄；饭店、酒楼、会堂合为一体的大饭庄；经营西餐的 “番菜馆”；总计七种。除后两种暂付阙如外，前五种在如今的鼓楼前大街上都还存在，并且每种之内又还有所变化。

十六岁的姚向东自然绝不会知道，也不会探究鼓楼前大街上饭馆的盛衰增减，但是，由于他感到饿了，所以，当他无目的地从街南朝街北走去时，他的嗅觉却有意识地捕捉著从那些饭馆中逸出的气息。

在这条大街最南头，马路东边十字路口拐角处，有一家门面颇大，品种颇全的国营小吃店，还有一家门面极小、专卖“褡裢火烧”的个体小吃店。按说姚向东既然肚子饿了，搜索出他衣裤兜里的所有“钢崩儿”（金属分币。）来，还是能从那两家买到足以果腹的食品的，但姚向东此刻却没注意到它们——他走在大街西边，西边十字路口拐角处是新开张不久的 “天津狗不理包子铺”，大约刚有一屉三鲜馅包子出笼，从那包子铺里飘散出好一般诱人的暖烘烘的香气。姚向东不由得登上包子铺面前的台阶，隔著门玻璃朝里面望去。呵，怎么那么多的人，坐著的还没吃上，背后已经站著等座儿的人，饭桌上堆满盘子、筷子，也没人及时地收拾。从饭堂深处飘出一阵阵象雾一样的白气，好闻真是好闻，可谁有耐心进去排队买票、等座儿？何况把兜里的钱全掏出来，说不定还买不下二两——姚向东想到这儿，叹了口气，跳下台阶，继续朝前走。

往前，过了 “光明药店”和 “长青轻纺服务部”，有个 “露明园馄饨馆”，里头人倒不多，姚向东却吹著口哨管自走了过去。他可不稀罕馄饨。他想吃正经的炒菜，怎么才能弄到一张 “钢铁”（“钢铁”，指印有钢铁工人形象的五元人民币。）呢？如果能弄到一张“团结”（“团结”，指印有各民族大团结图画的十元人民币。），那就更 “盖帽儿了”。不知不觉他已经走过了白米斜街，走过了“虹光服装店”和“北京文物商店收购部”，并且走过了后门桥，来到了 “合义斋”饭馆门前。正当他朝饭馆大门走去时，忽然传来了一声尖脆的呼唤：“小拽子！”（在这里“拽”要读？？a？；“子”读如英文字母“Z ”。）

那自然是叫他。姚向东扭过头去一看，原来是同班同学，外号叫“阿臭”的，骑著辆亮闪闪的二六小女车，捏闸停在了马路边。

姚向东便走拢去同阿臭搭话。

阿臭是个圆脑袋、圆身子的胖小子，戴著一顶剪绒帽子，穿著一件式样新颖的皮茄克。他咧开大嘴，依旧尖脆地问：“小拽子！你他妈的跟这儿踅磨什么啦？”

“小拽子”即姚向东，一把抢过阿臭的剪绒帽子扣到自己头上，喜出望外地说：“你丫挺的，管他妈什么闲事！你这他妈是到哪儿 ”拍婆子“去？”

阿臭伸手去够小拽子头上的帽子，小拽子躲闪著。阿臭不满地说：“你他妈的骗了”小羊子“的这身衣服还不够，又他妈的跟我犯贱来了，还我！我他妈的还有事呢！”

小拽子便趁机要挟说：“我他妈的还没吃饭呢，你丫挺的管我饭钱，我就还你帽子！”

两人的对话实在不雅，略作记录，以存资料，兹不再赘。总之，在一种既粗野又亲昵、既蛮横又义气的交谈授受之中，小拽子终于归还了阿臭的帽子，而阿臭也终于借给了小拽子一元钱。

阿臭这绰号的来历，是因为其人爱放屁。小拽子呢？所谓 “拽子”，是北京新俚语中；对一手一足萎缩的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的称谓。早在小学时，姚向东因为曾跟在一位这样的残废人身后，把那人走动的姿势模仿得惟妙惟肖，故而在一群男同学的哄笑声出，获得了小拽子的绰号，后来竟一直沿用到高中。

对于当代青少年中污言鄙语的消除清扫问题，人们很少作过专题研究。大都采取了两种简单的办法，一是对污秽鄙下的语言实行回避和禁止，一是灌输以规范化的文明语言。这当然也能取得一些表面效果，但究竟不是治本之方。

姚向东上小学的时候，原是很听老师和家长的话，不骂人，不说脏话的。但儿童在成长期中，对于语言本身，也有一种游戏的兴趣。

姚向东记得，他上一年级时，同学之间私下里就流行著这样一首“歌谣”：结巴磕子赶大车，一赶赶到核特哥，核特哥，是你哥，你哥是我大拇哥！

“结巴磕子”是 “口吃者”的意思，“结巴磕子赶大车”这一句还勉强有讲，其余几句完全没有意义，不过是追求一种节奏和音韵上的快感。本来，儿童文学工作者，以及老师和家长，是应当抓住儿童们的这个特点，因势利导，编出内容优美生动而又琅琅上口的歌谣，以满足孩子们的这种快感的；不幸的是，姚向东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净教他们一些政治性极强而念起来索然无味的“革命儿歌”，其结果是，孩子们因厌弃课堂上强灌的，便在课下 “反其道而行之”，自编自诵起越来越多的 “地下儿歌”。开始，这类 “地下儿歌”还只不过是单纯的音节和韵脚游戏，如：biaji　biaji　bia，摔个大马趴（“马趴”是脸朝下摔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