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语中有些字迹加上一层和墙壁相同的颜色，在加涂的颜色下，隐藏着模模糊糊的字迹，仔细看去，在“杀人放火”四字上面隐约见到“祸国殃民”四字；“共产”二字上面，是“国民”二字。

　　陈廉急急忙忙走到标语面前，用黑颜色再重叠写上去，这样新的又掩盖了旧的，“祸国殃民”及“国民”等字显了出来，一句反对共产党的标语很快成为反对国民党的标语了。

　　老百姓三三两两，不紧不慢地围拢来，他们脸上颇为平静。只有小孩子，看见壁上红红绿绿，就指手划脚地当美术来欣赏；而有些历尽沧桑的老人们，则发出深沉的叹息声。

　　陈廉改了几条标语后，指着旧标语，问老百姓说：

　　“同志，这些标语是几时写的？几时改的？”

　　一个鬓发斑白的老汉，感叹地说：

　　“唉呀！几时写的，我也记不大清楚了，不过知道一点，五年以来，这些标语都是曾经改过多次的。看到红军写，白军涂，白军写，红军涂；他们写的时候，常常高兴地念一次两次，我虽然是个瞎子，但现在无论怎佯改，我也可以认识了，横竖改来改去，不是说打倒你们同志，就是说打倒那些反动家伙。”老头苍老的眼睛向四周扫射一下，继续说，“你们这些改字的地方，墙壁都厚了一层！”

　　“这里的苏维埃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成立！”老人干枯的眼里，突然射出一道光辉，“第一次是在五年前。但五年来前后成立了三次，每次多则一年，少则两三月，就失败了。”

　　“前后成立了三次？”

　　“是，正是这样，所以一句标语才翻来覆去地改。”

　　“苏维埃时代，分了田吗”

　　“分过的，第一次成立就分了。”

　　“现在呢？”

　　“还说什么，一切都完了！”

　　“那么，你们这里一定有人当红军？”

　　“有的是。”

　　“在哪里？”

　　“有些在彭德怀那里，有些在十六师，有些是在湘鄂赣独立第四团。”

　　“我有个侄子，叫刘长生。在红军当兵，以前有信回来。去年夏天开到你们那儿就没有信了，所以打听打听。”

　　“刘长生，好，帮你打听，告诉他寄信回来。”

　　老头把自己的姓名、年龄、住址都说了，最后还恳求说：

　　“同志，费心！费心！”

　　这时有两个乞丐，左手提着竹篮，走到红军面前，恳求说：“同志，讨一口吧！”

　　陈廉从身上掏出一两个铜板给他们，又和老汉讲话。

　　“这里的苏维埃成立过三次，也失败过三次，分了的田怎么办？”

　　“第一次失败的时候，国民党县政府，本来是要变更土地和婚姻关系。但做起来，也不那么顺利，有些土豪还在南昌不敢回来，游击队有时又来打打圈子，老农们要他分东西就来得很快，要他退就那个了”老汉摇了几下头，“这样拖了四五个月，北面来了一支红军，红旗又插起了，—切照旧。到去年春天。湖州何键的兵来进攻了，这一次进攻和过去不同。军队一到。清乡队，靖卫团、过去逃走的土豪劣绅，一齐到来。不到两个月又翻了天，分了的土地退回了，这还不算，还要倒租，退交废除的地租和利息，何键这一次进攻，除了公开杀人外，还叫本地的反动派组织暗杀队，暗杀革命干部和老百姓，百姓到天黑就关门睡觉，谁也不敢出去，一句话，黑了天。”

　　“国民党只有半年，北面的红军又打来了，红旗又插起来，这一次苏维埃抬头，百姓特别快活。正当芒种节，土豪的田地都插好了秧，农民照着过去苏维埃政府分的田耕种，大家都觉得那年可以吃餐白米饭。可是，过了两个多月，快要秋收了，白军又来了，两个多月费的力气，又白白送给了土豪。此后红军虽然来过几次，只写几个或改几个标语就走了。”

　　“这一带的土豪走了吗？”

　　“没全走。”老头说，“有些去南昌没有回来，有的在碉堡里面。还有一些小土豪红白都不走，也不住碉堡。红军来了照苏维埃的办法，白军来了照国民党的办法。”

　　“红军家属受欺负吗？”

　　“怎么不受欺负？抽捐派款按人头算，每个还要罚款五到十块大洋，交不出钱就抓人顶钱。”一位青年大声说，“我们这有两个当红军的，他们以前欠了土豪的钱，后来一定要他们家里还，但无田无土，拿什么来还？土豪就到县里去告状，衙门里出了批，把他们的老婆顶钱还。”

　　红军战士气愤地说：“老婆也被人抢了！”

　　老汉垂着头，无神的眼睛眨了两下，慢慢说“我们这里最伤心的有两件事，一件是退田。当着分了田的时候，大家得到一块地，好象从天上掉下来金子一样，下力耕种，哪晓得快要下喉了，又从口里吐出来。还有一件事是自由恋爱的婚姻也被拆散，害了多少人……”

　　旁边的青年农民接着说：“他老人家有个外甥女，从小就订婚。革命后，和一个姓李的自由，去年夏天国民党县政府叫他和李家离婚，去和革命前许过的朱家后生结婚。朱家后生，也和别的女子自由了的，照县的公事办，那个女子也应该和朱家后生离婚，另和以前许过的男子结婚。可是那个男子，也和另一个女子自由，这样一个连一个，从他老人家外甥女离婚起，共有四对半夫妇离婚。他的外甥女，以前名声很好，从这件事出来以后，有些人就给她起了一个诨名，叫女冤家，其实她也很可怜呀……”

　　陈廉皱着眉头说：“他们都不会是愿意的。”

　　“谁愿意，不过是衙门里的公事，没有价钱讲，不然就要叫你‘脑袋吃草’，顶少也会叫你进笼子。”

　　“呵！”陈廉感慨而十分愤慨地说：“现在你的外甥女呢？”

　　“嗨！”老头皱着眉头，又羞又愤，似乎不愿意再说，但却不能不说，“她第二次结婚又生孩子了，她现在是做一家的老婆和两家的母亲。她想大孩子，却不容易见面；她也喜欢大孩子的父亲，却没有办法，回娘家一次就哭一次，直到第二个孩子出世，才揩干眼泪。”

　　“咦！”陈廉和他的战友，都愤恨而鄙视地说：“国民党！国民党真他妈坏！”

　　“是，同志！”老人亲切地叫着红军，“国民党把千千万万人的终身大事，随随便便改了——好象他们改标语一样，要涂就涂，要画就画，哪里替别人想一下……”

　　几个衣服褴褛的乞丐，又到红军面前讨吃的。陈廉自言自语地说：“讨口的人多了！”

　　“是，”老汉说，“多。”

　　青年农民接着说：

　　“我们这里现在有三多。第一是叫化子多；第二是病多；第三是鸦片烟多——你们看到田里种的烟苗吗？”

　　“看到了，一路都是。”

　　“苏维埃时代没有吧？”

　　“没有！一点也没有。”

　　老汉忽然笑起来说：“苏维埃时代也有三多，不过不是这个三多罢了。”

　　“哪三多？”

　　“哪三多！第一是粮食多，第二是猪牛多，第三是游击队多。你想想有了这三多，哪里还有那三多。”

　　“对，对。苏维埃时代没有那三多，鸦片烟是绝了种的。”

　　“那为什么又种起来了？种烟合算吗？”

　　“不合算。”

　　“不合算？不是烟价高得很吗？”

　　“价钱是高，但不归种烟的人得。国民党只要百姓种鸦片烟，却不准百姓自己卖。到收烟的时候，由他定价收买，定价只能抵上肥料和人工钱。所以很不合算。”

　　“不种不行吗？”

　　“不行。”老汉左手张开五指，左右摆了几下说，“你不种烟，他也要抽捐，照理来说，不种烟也不应该有捐了，不过他不叫烟捐而叫另一种捐名，同志，你们猪猪是叫什么？”

　　红军猜了一下，没有猜着，老汉苦笑着说：“叫懒捐。”

　　“懒捐？我种别的庄稼，难道也叫懒吗？”

　　“同志，那不能由你说。他说你懒种鸦片，所以给懒捐，看你种不种。”

　　“呀！太可恶了！太可恶了！真是刮(国)民党！蒋该(介)死(石)！”

　　老汉眉头一皱，好象很不忍说下去似的，稍停一下，也开口了：

　　“我们这地方，本来山多田少，百姓好多没有田地，有点田的又要种鸦片烟，所以很多人没饭吃，没力气的，只好讨口。‘肚空必多病’，没有饭吃的人，还管得上病？我们这里病特别多，还有一个原因，是国民党进攻的时侯，见人就杀，见了猪牛鸡鸭也杀，他们把皮一剥，五脏六腑，头和脚都丢了，苏区到处是骨头肉浆，差不多有两个月，这一带到处都是臭的，后来发大瘟疫，不知道病了多少人，死了多少人。一直到现在，病的还是很多。”

　　“老大伯，不要着急。”陈廉安慰老汉说，“反动派现在虽然占了上风，但总有一天要倒霉的。你们现在虽然受苦，以后一定会翻身。你的侄子我帮你打听，你老人家现在不必挂心，他在队伍里面，和我们一样，也是很好的。”

　　“是，是，我不着急，我也知道红军将来会得天下，不过他出去很久，想他罢了。”

　　“老大伯，我们走了，以后再见……”

　　陈廉回到司令部，把所见所闻向杜崇惠汇报了。杜崇惠眉头紧锁，踱了几步，自言自语地说：“这里赤白交界，老百姓太苦了！红军家属太苦了。”

　　他叫来了供给部长，当着陈廉的面严肃地说：“拿出两百元现金，今晚就分给红军家属。”

　　供给部长面有难色，刚要说什么，杜崇惠不耐烦地瞪了他一眼，说：“知道你有困难，但要完成。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