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下午，到达地势更高的山区，山峰起伏蜿蜒，部队就在许多小山庄宿营和露营。住区北面，烟霞迷漫，一座更高的山，浮在它的上面。远远望去，也象大海中的岛山。这里是名闻全国的幕阜山脉的主峰……道教圣地之一的九宫山。

　　幕阜山东起瑞昌，西到岳阳和洞庭湖附近，是条东西绵延的大山脉。从两端沿长江向北，到武昌交会，恰似三角地带。三个锐角，各指着大的或较大的城市和水陆交通要道。

　　九宫山地区，多属山坡地，很少水田，房墙多为土垒，房顶大部为茅盖，零乱地座落在各地。这个地区虽然有个鄂赣接壤的四县边工农兵联合县政权，但一看就意识到不便于屯集大军。

　　已经开春了，北风还不时怒吼，从小窗和门缝中吹来，有些人在打寒颤，有些人在搓手擦耳，有的人还带着出发前准备的护耳风帽。

　　司令部驻地，是山庄中较大的方形院落，坐西朝东，中间是厅堂和天井，左右各三间厢房住人。村民让出两三间厢房，郭楚松住了一间，并在床边摆了方桌，桌上还是地图纸张，洋铁皮做的公文箱，放在桌下，便于办公和生活。杜崇惠、黎苏和警卫员各住另一间，冯进文和通信员都在厅堂中打地铺。他们相互间时而到这个房子时而到那个房子，通报军情，商量军事，安排生活，也谈谈天。

　　郭楚松清早起来，又到驻地较高的山坡上看了一下，这对他来说，是一种习惯。回到房里，又伏在办公桌上，有时看地图，有时看报告，有时把写好的电稿请杜崇惠看看交译电员，有时请当地的党政人员谈谈地方情况，特别注意当时鄂南苏区被分割的小块根据地的情况。

　　公务员打饭来了，他把办公桌从床边向前推出一尺，郭楚松、杜崇惠和黎苏都有公务员送来碗筷，译电员、书记和公务员都自带碗筷，围到桌前，杜崇惠坐在一张方凳上，黎苏和郭楚松坐在床边，其余都站着。有人一看饭就说：

　　“这里也是吃干薯丝饭。”

　　他们不管薯丝饭也好，有菜没菜也好，都添上饭，慢慢吃起来。

　　郭楚松举起筷子，再不离手。不久，公务员用洋铁盆端莱来了，他一面夹，又笑着说：“千事万事，吃饭大事！”声音刚落，笋干已进口了，他大嚼起来，眉头一皱，“呀”了一声，他的视线转到公务员说：

　　“盐少了！”

　　小鬼到厨房去，很快回来了，但没有带盐，而带来了司务长。

　　“菜没有盐。”郭楚松对司务长说。

　　“我前天一到这里就买盐，一粒也没有买到。这里的老百姓有一个月没有盐了，只用醋调莱，他们恨死国民党食盐公卖处和对苏区采取封锁政策。”

　　“晤！”郭楚松有点失望地说，“这里还赶不上幽居？”他原以为这里可能比幽居好点。

　　“是，”司务长有点失望地说，“有幽居那样就不错了。如果再住两天，不要说没有盐，恐怕连干薯丝也找不到了。”

　　“是，”书记接着说，“刚才听说第三团第一营只弄到半餐薯丝，晚饭还不知道在哪里。”

　　杜崇惠大口吃着少盐的菜饭，以乐观的心情从容地说：

　　“这里是山区，敌人又封锁。粮食确实困难。昨天我同这里县政府研究，拿了点现金要他们派人到南下去买粮。”

　　大门‘咚”一声，进来一人，杜崇惠看到来人，有点惊讶地说：

　　“是你！我以为风把门吹开了。”

　　来人是黄晔春，他回头掩着门，把风帽耳向上一卷，对他们环视一下，又看看菜盘，会意地说：

　　“也是笋干？有油吗？”

　　“有点。”黎苏说，“最大的问题是缺盐。你吃了？”

　　“才吃。”

　　“也是笋干罢。”

　　“是，这个山区好就好在竹子多。”

　　饭后，他们口头互相通报了情况。最大的问题还是粮食困难。他们商量了一下克服困难的具体办法，就散开去管各人的事了。

　　郭楚松仍在室内，白天就是看地图看情报和过时的报纸，想找出个好办法，有时不得要领，就两手撑着下巴纳闷。从前天晚上起，他初步了解这地区和鄂南苏区情况，认为虽然到了一个县苏维埃管的地区，但困难没有丝毫减轻。到了黄昏，一天快过去了。他陆续知道的情况仍没有多少好的变化。他进一步认识到即便用现金下山买粮，但有粮的地区也多有敌人碉堡，也常有敌人巡逻或密探，买粮不一定顺利，挑上山来也要时间。他脑海里又出现了一个已经想过但此时才深感更为重大问题：莫说粮食不能解决，即便能解决，能按原计划继续向北吗？他独坐在黄昏的小房里，忽然眼睛一睁，眼前好象闪现出一幅大地图，上面有城市、山川……他看到北面是武汉三镇，正处于长江从西转向东北又急转到东南的弯曲部，自己处于弯曲部下面的幕阜山中段。一个三角几何图象很明显地显示出来，越向北就越陷入三角上的锐角。长江号称天堑。有强大的敌人严密布防，三角的两边是粤汉铁路和南浔铁路，都是敌人重兵控制的交通线。何况三角内原来的大块苏区，已被分割为若干小块，大片地方化为白区或游击区。鄂南地方红军，据说主力只有八个连，也只能分散活动。鄂南苏区的情况，没有给他们休息整理的条件，这一幅战略形势图，把郭楚松的眼睛钉住了。他认定纵队绝不能继续向北。他又从整个战略任务来考虑，认为军委要他们北来南浔路和湘鄂赣地区，虽然没有明指，实际上一是为了配合福建十九路军的行动。二是配台中央红军向东北发展。现在十九路军已经失败了，蒋介石主力定会转而进攻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行动可能改变。因此，罗霄纵队就不应该在原来的任务下去行动，而应做新的机动。向哪个方向呢？从大势来看，只能向南。但从战役战术观点来说，向南是不利的，因为国民党军队有三师九旅在修河布防，并向北追击。向南很可能和敌人主力接触。可是，这种战役上不利，只要事先考虑到与敌接近的对策，就可以克服，可以改变当前不利的战略形势。他的决心是回头……向南。他立即到隔壁的杜崇惠那里，说晚饭后叫个领导人淡谈行动问题，也叫就近的一个团长和团政委来参加。杜崇惠立即同意，郭楚松又把自己对行动的看法简要地和他谈了，他没有表态，只说晚上一起再谈谈。

　　晚饭时，郭楚松向杜祟惠说，今晚开会，最好在他住的房子，他的房子和郭的房子一般大，但有个米桶，有个小饭桌可以坐，郭楚松房里那条长凳可以搬来，六七个人就坐下了，杜崇惠立即同意。

　　晚饭后不久，黄晔春从政治部来了，只等朱彪、罗铁生。

　　坐了一会，人到齐了，因为是研究军事行动的会议，便由郭楚松主持。

　　郭楚松要冯进文介绍敌方情况。冯进文说鄂南地区是国民党西路剿总北路集团军防地，有三个师，那里不仅湖沼多，而且敌碉堡带纵横交错。武汉有两个师，岳阳铁道线上有湘军一旅和两个保安团，九江南浔路，有两个三团制的独立旅，南面修河一线，仍然是三个师，是主力，大概会向北来。接着，黄晔春以他任何时候都是从容的态度介绍，鄂南苏区的党组织和政权组织的情况，强调说鄂南地区，粮食也很困难。郭楚松放松平常容易激动的态度，压低声音把他饭前想的道理和盘托出，明确地说：部队只能向南，大家看着他，都很注意听。

　　杜崇惠坐在床右边。他和平常一样，慢条斯理地讲了一下部队情况，也认为大家介绍九宫山和鄂南苏区及四周敌情，都是事实。但一讲到下一步如何行动的时候，稍停一下，眉头一皱，把云帚晃了一下，庄严地说：

　　“九宫山和鄂南的情况，虽然很困难，但我们从幽居向北，是军委的指示，应该无条件地执行。向南是违背军委意图的。老郭在吃饭前就同我谈过他的看法，我今天也认真地考虑了大半天，认为只能向北，到鄂南苏区，靠近那里的党和群众，困难才能克服。”说着又把云帚一晃，大声咳嗽起来。他去年害过气管炎，后来好了，但到九宫山后，朔风料峭，室内温度低，气管炎又犯了。一连咳了十几声，加以他对行动的意见与郭相左，精神紧张，连脸也红了。咳嗽停了，又断断续续说：“困难必须克服，因为我们是布尔什维克呀……”

　　黎苏压缩他平常那种直率的声音，吸了口大气，显然是经过思考才说出话来。他对军事形势作了分析，说越向北去战略上越会被动。他看到杜崇惠和郭楚松意见不一致，而且自己也是站在郭楚松方面的，便请杜崇惠再考虑一下。杜崇惠把云帚一挥，脸更红了，有点激动地说：

　　“难道上级指示我们向北是错了？”

　　黄晔春为说明自己的见解，也为缓和会议中的紧张气氛，从容地说：

　　“当然不能说是上级错了，只是我们北进的时候，以为鄂南苏区还是和过去差不多，利于我们休整并依托来进行战略机动。但到这里以后，这里的情况不象以前了解的那样，并不利于休整和战略机动，而且越向北就会越困难。”

　　朱彪把驳壳带一松，说：

　　“我们队伍只要能吃饱睡好，怎样打也行。分散行动，吃饭可能会好些，但很难集中打仗。即便分散行动，由于鄂南苏区被分割为好多小块，粮食也难解决。”

　　“老朱说得对，”罗铁生又以幽默的口气补充一句，“鄂南有一个好处，就是湖很多，有鱼吃。”

　　“不错，”黎苏说，“鱼是有的，可以解解口，但是能当饭吃？”

　　“当然不能当饭吃。”朱彪抢着说，“吃鱼也要有油盐，如果缺油盐，我还愿吃笋干和薯丝饭。”

　　“鱼是腥的，有油盐也不能光吃鱼。”

　　“鄂南虽然湖多，”郭楚松没有离开军事现实，“我们三千多人一天吃两千斤，哪来这么多的鱼。”

　　大家都沉默了，谁也在作“言归正传”的思维。

　　黄晔春抽起烟来。不一会，他打破了沉默，说，“时间不早了，要快点决定才好。”郭楚松脱下帽子用力在腿上一放，好似帽子很重似的，在那气温只有三两度的房子里，头上还冒热气。他不再讲道理，只肯定地说：

　　“缺粮是部队眼前的大困难，继续向北会造成未来战略上的大不利……”

　　几个人都在点头，黄晔春这时想快点作出决定，他把郭楚松的意见概括地重复说：

　　“从眼前来说，肚子吃不饱，所谓‘军无粮食则亡’；从长远来说，继续向北，会陷入敌人更大的战略包围。因此，必须很快回头。”

　　朱彪接着说，要快点决定。

　　杜崇惠半低着头，把云帚轻轻搁在枕上，两手捧着肚子，以无可奈何的口气压低声音说：

　　“大家都主张向南，就这样吧……”

　　“好！好！”几个人都高兴地说。

　　郭楚松心情安定了，他没有激动。因为杜崇惠是政治委员，根据当时红军政治工作条例，政治委员对军队重大问题有最后决定权。他们相处一年……是战斗中的一年，工作和个人关系是好的。但制度究竟是制度，在这有决定意义的争论中，杜崇惠没有使用否决权，觉得是他对同志宽厚之处。如果他来个摊牌，虽然有理由同他争论，而且也可能最后会说服他，但不知会磨多少唇舌，也可能影响行动，“时不我待”啊！杜崇惠的态度使他愉快。郭楚松用感激的目光看了杜崇惠一眼，发现杜崇惠似乎还有心事。不一会儿，杜崇惠果然激动地说：“大家都主张南进，我有什幺说的，但我作为党员，要保留意见。”

　　小屋子又沉默了，还是黄晔春出来说：“这是党员的权利啊！”

　　郭楚松以默认的态度结束了讨论，他立即从口袋拿出钢笔，在灯下起草向军委、省委、省军区的简要报告。这时，杜祟惠又提出，等上级回电后才行动。

　　黄晔春站起来，有点激动地说：“不行。山上没有吃的。”

　　杜崇惠说：“一两天的困难，可以克服。”

　　朱彪大声地说：“莫说两天，就是明晚上也过不去。”

　　杜崇惠云帚一晃，大声说：“有办法，第一，采取‘减粮’法，一天粮食两天吃。这是古今中外善于用兵的人在粮食不够的时候都采取的方法。第二，这里县政府已经派人拿现金到山下买粮，他们说明天下午一定可来十担八担，后天还会来的。”

　　朱彪又说：“杜政委，你讲的头一个办法这两天我们下面已经逼得这样做了。虽然领导没有指示，昨天今天我们都只吃半饱。明天只有一餐粮，即便下午来十担八担，也不够全纵队一餐。”

　　杜崇惠又解释说：“减粮就不能饱。明天下午买来粮，后天煮稀饭总可以吧，”他又深沉地说，“加强政治工作嘛！只要等两天上级的指示就会来的，这是我们对上级的态度问题。”

　　室内又沉寂了。户外的山风，两侧高山上的林涛，不让他们安静。黎苏以正在思考的口气说：“等两天……”他虽然认为这里不能再住了，但当杜崇惠提出等上级可能来指示的时候，他从长期军事生活中养成的“服从”习惯，觉得杜崇惠有一定道理，于是说出倾向性的语调：“可以考虑。”

　　他话音刚落，杜崇惠得意地说：“是，是，要考虑。”

　　冯进文来报告说：“综合情报证明敌人在武汉增兵，并加强九江和南浔铁路及岳阳线上的防御。在南面有两个师六个旅，面向九宫山地区。还有个师控制修河，也可作机动。”

　　小小的房间，气氛更加紧张。黎苏看了一下杜崇惠，小声说：“情况更清楚了，我们在这里不能停了。我们驻地海拔高，多云雾，天电大，电力又不足，收发报都很困难。我们的报告能否发出，军委收到电报能否及时回电，而军委的回电我们是否能收到等都是未知数。所以，不能在这里等回电。”

　　黄晔春接上说：“回电不回电，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们已经把情况报告上级了。对于情况的处理原则，军事委员会曾经发过训令，要求各苏区红军高度保存有生力量，同时指出执行命令的方法，不要机械执行词句，而要灵活执行命令的意旨。我们现在的情况，如果要保存有生力量，不仅不能北进，还要快点回头；不是停止等待命令，而是机断专行，我们今天的决定，应该敢于向军委负责……”

　　杜崇惠说：“你们说的都对，”这是会议中他对行动方向第一次作了肯定，“我总感到上级没有批准就走不好。我正是要对上级负责，而不是敢不敢问题。如果搞得不好……”

　　郭楚松谦和地看着他说：“老杜，你关于要对上级负责的精神是对的。不过今天没有得到上级指示就行动，也不违背上级的意图。当年朱毛红军下井冈山，中央曾指示把兵力分为若干支队打游击，并要朱毛离队。这个指示是根据白区报纸上说红军已经不多了的情况下决定的，但实际上我们还有三千来人。二月中旬在大柏地一战，打败了追来的敌人独立十五旅，又走到东固，与李文林领导的二四团会合。不久，蒋桂战争爆发了，红军打开汀州，大大发展了革命形势。后来中央了解了红军情况，不仅没有责难，还说红四军打得好，并向其他地区红军介绍经验。中国的兵家之祖孙武对这个问题就有精辟的解释，他说君王的命令如果不利于国家，可以不接受，叫做‘君命有所不受’。所以说，作为一个将军，对于‘国之大事’，要敢于负责，‘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于主。’意思是说，只要于君王于国家有利，应该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奴隶社会末期的将军还有这样的气概，我们过了两个社会发展时期，更要有这样的气概。我们现处于强敌进攻和吃粮紧张的特殊情况下，及时决定行动方案，上级是不会无原则地责备我们的。即便责备，也应该不怕处分，‘退不避罪’啊！”杜崇惠被郭楚松说得无话可说，便不再言语。

　　黎苏回到他房里，把几个参谋找来，作明天的行军安排。他们发现南面敌人有北上的征候。在南下途中会和敌人遭遇。但自己的情况，是不允许和敌人大打的。他们估计敌人兵多，会走大道，于是提出行军路线的两个方案。一条是一出小苏区就向西走，再由西转向南，这样就避开了大路；另一条是从大道向南，如果敌人来了，就打个遭遇战，再向西南转移。这两个方案，要郭楚松取决。郭楚松已回到自己的房子，灯下默坐，是在思考行军路线。黎苏和冯进文到他房里，把意思说了后，他瞪着眼睛，闭着嘴。一会儿，他把帽子向桌上一甩，坚定地说：

　　“第一条不行。我们估计敌人会向北来。但我们明天南进，无法估计他什么时候进到哪里。如果预先绕道向南，被他的飞机或其他侦察通信手段发觉了，就会走直路来堵截。”稍停一下，又说，“第二个方案可行。但要作点修改，就是准备和敌人预期遭遇，但不正式打遭遇战。叫前卫的侦察队注意，一发现敌人，前卫团以一部分掩护，其余部队全部向后转，向北走一段，敌人以为我们向北退了，会拚命追，如果他追来，我们掩护部队就引诱敌人向北，我们走到适当地点，就转向西面，再由西转南。敌人发觉我们向西，他的前卫一时很难判断我们的意图，就会继续向西追。当他向西，我们前卫又向南了，当他发觉我们向南，就掉了一个方向。如果他回头堵我们，比跟着我们走要用更多的时间。我们的行军计划，要主动地调动敌人。这次我们向北来到湖北地界，敌人不会想到我们会突然向南，这个行动，实际上起孙子说的‘示形’作用。就是示之以北，而转向西；示之以西，而转向南。这样就可以把大量敌人由堵变为追，由前掉到后。后面多甩掉一个，前面就少一个。”

　　黎苏立即接受郭楚松的意见，连声说：“好！好！敌人从后面追，无论多少，总比前面来堵好对付些。”

　　“那就走向南的大道。”郭楚松又指着地图，“现在马上查明天向南大道上有多少条通到西面的道路。命令上要说明，如果前卫遇到大的敌人或得到上级临时通知，后卫就迅速向后转，改为前卫，前卫则改为后卫。前卫走到适当地点就转向西面，然后斟酌转向南面，这样就可以调动敌人，争取主动。”

　　黎苏和参谋们忙到深夜，在紧张的工作中有时听到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