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岔路前面响枪了，无数的弹丸从东边飞来，许多人都带着一点侥幸的希望，以为又是靖卫团保安队捣乱；可是，郭楚松、黄晔春、黎苏、冯进文，却十分警惕。他们知道响枪的方向有国民党的一个军部驻在那里，不可大意，等到机关枪响了，郭楚松就叫冯进文到警戒阵地去督战，掩护全军通过。同时又叫前卫赶快走——用不着顾虑后面；叫后续部队迅速跟进。

　　冯进文到了警戒阵地，立即传达了郭楚松给警戒部队的任务。警戒部队接连打退了敌人三次冲锋，但本来人数就少，又有很多伤亡，而敌人第四次的冲锋又来了，于是他从通信员手中接过一把白晃晃的马刀，打开战斗旗；挺起胸膛站在散兵线上。他伸直左手把红旗向上高举，右手挥着马刀，高声叫道：“同志们！坚决打！党团员起模范作用……”

　　散兵线上立即象火山爆发一样地怒吼起来：“打倒国民党！”

　　国民党军队疯狂地冲向红军阵地。红军在敌人进到手榴弹距离以内后，一排手榴弹打去，接着是反冲锋，于是敌人第四次冲锋又打退了。

　　行军纵队在敌人弹丸的催促下很快通过了岔路。冯进文命令警戒部队退出战斗，当了后卫的后卫。国民党军队乘机追来，而直属队和前卫的左侧、前后都响枪了。这时侯后卫不知前卫的情况，前面也不知后面的情况，只有一件是大家都清楚的，就是坚决和敌人拼命。

　　枪声愈响愈密，最激烈的是直属队一段，但他们能够担任战斗的，只有由六个班编成的警备连。警备连还没有占领好阵地，敌人已经到了大道，于是伤兵、病兵、担架、行李，乱七八糟的混作一团，离开大道，从右侧田垅中走，企图弯路过去。

　　前卫在发现敌人之前，并没有判明整个敌人的企图，只是机械地遵照郭楚松的——不要顾虑后面，只赶快向前走——的指示，等到自己眼前出现了敌人，同时听到后卫的枪声越响越近，才醒悟是强大的敌人有计划展开成宽大正面来侧击，于是一面停止抵抗，一面向后面联络。

　　郭楚松在前卫没有发现枪声之前，就上了警备连的阵地。他见到掩护部队太少，命令后卫团的先头营占领警备连的左翼，其余的人随着伤病兵，向大道右侧的田垅中撤去。

　　冯进文从警戒阵地撤退后，昕到前面响枪，忙飞快地向前走。他走到郭楚松那里，气喘喘地向他说：“警戒部队撤退下来了，敌人追得很急哩！”

　　“这地方不要紧，等后面的人过了就撤退。”

　　冯进文再没有说话，同郭楚松站在反斜面上，有时上山顶观察敌情，有时回头去看田垅中正在退却的部队，有时左右游动去监视部队的战斗动作。他对于身前屡立战功并坚决抵抗敌人的警备连，虽然和郭楚松一样，有很高的信赖，但人数太少，总有点不大放心。可是，这时候他也和过去战争紧张的时候一样，很关心郭楚松的安危。他从郭楚松手上接过望远镜代替他观察；可是郭楚松又把望远镜抢了回去。他只好在郭楚松观察的时候，不时向他说：“我来吧？”但郭楚松并不给他，他也就不多嘴了。

　　战斗经过了一小时，部队快通过完了。郭楚松叫冯进文写通知给正在战斗的左翼部队，准备退却。

　　冯进文坐在反斜面上，纸垫在图囊上，专心写着。忽然“扎”的一声，接着身旁飞来一架望远镜，同时又听到短促而带着一点惊奇的“唔”的一声。冯进文向后一看，只见郭楚松空着两手斜向右后方，几乎倒下了。他大惊，仓皇地说：“怎么！怎么！”同时身子向前倾一下，一跃地站起来，两手带笔带纸去扶郭楚松，但郭楚松已经站稳了，右脚向后退一步，眼光扫在附近的地方找望远镜。冯进文没有去找望远镜，他那锐利的眼光在郭楚松身上看来看去，用安慰的口气说：“没有什么吧？！没有什么吧？！”随即向郭楚松走近了一步，看着郭楚松的左手，惊慌地说：“手出血了啊！”

　　话还没有落音，在他右后方二三步处捡起望远镜的司号长说：“呵！望远镜打破了。”

　　冯进文完全没有理会望远镜破与不破的问题，他在郭楚松举起血手来审视伤痕时，看见流血的地方——左手的中指和无名指的第二节——凹下去两分多深。他觉得伤势并不要紧，于是把望远镜接过来审视一下，子弹是从右眼镜中间穿过，进口大如指头，中间的轴和镜筒里面的三棱镜都破了。他抬起头来，看着望远镜微笑了一下，眼光便转到右前方的远处去了。过一会儿，后面的人过完了，冯进文觉得是撤退的时候了，想向郭楚松建议，但郭楚松已经吩咐另一个参谋，下达了撤退命令。

　　于是战斗队形逐渐变成行军队形，原来的后卫披指定为本队，原来的前卫则为后卫，那群没有武装没有秩序的勤杂人员和伤病员成了所谓“前卫”，哪里没有敌人就向哪里走，后面的部队，也盲目地跟着走。

　　冯进文一面走一面回忆这一带的地形，并用指北针定了定方向，忽然急促地叫道：“不对，不对！前面走错了，向正西去了。”

　　郭楚松也惊奇地说：“谁在前面领头？”

　　“谁知道！恐怕是勤杂人员伤病担架自由走的。”

　　“恐怕就是，那方面没有响枪哩！”

　　“那怎样办呢？”

　　郭楚松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向前遥望一下，随即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象帮助脑子思维似的。

　　“好，就跟着前面走。”他在说话中吐出大气，随即大步前进，并用血手从胸前平着眼睛向左侧划了一下，眼睛随手转动。“叫所有的部队都走这条路，以免前面的回头而迟延行动。”

　　“那不是更向西面去了。”

　　“不要紧，等一下可以转向南面。这样才可以保持整个军队集中行动，同时还可以迷惑敌人。”

　　“是！是！”冯进文肯定地说，“那么，我就到前面去，把路弄清楚。”

　　“好。向西走一程后，就注意找到转向南面去的道路，队伍最好找个适当地点集合一下，以保持建制。要派出前卫。”

　　冯进文飞快地去了。道路平铺在一条长长的田垅中，他从道路的侧面赶上去，快到田垅尽头，才赶上那批无武装无次序的所谓前卫，他们无次序地在那里乱叫乱跳，有的主张继续走，有的主张不走，谁也在作主，但谁也不能作主。主张走的说：“后面还在响枪呢？敌人一定会追来。”主张不走的说：“队伍都在后面，怕什么！等他们来再走。”

　　冯进文到了之后，他们不再争论了。他叫他们集合，等部队来，自己就去问路，这时战斗部队陆续来到，他们以营为单位，疏散在田垅中集合，所有的枪都退出子弹，靠在左肩，那群混合部队——这时已不混乱——见到部队来了，都自动归还建制。顷刻之间，所有的人，都找到了一定的位置，队列于是又整齐严肃起来。

　　冯进文把道路问清楚后，就同顾安华医生坐在路旁，等郭楚松来。

　　郭楚松到了，他们两人同时起来向他敬礼。郭楚松的目光立即射到冯进文身上，同时说：“找到向南去的路了吗？”

　　“找到了。”冯进文把身子向右一转，指着南山上说，“就是从那小路上山。”

　　“路好走吗？”

　　“听说还可以走。”

　　郭楚松看着黄晔春和杜崇惠，说：“已经逼到西面来了。现在虽然已经摆脱了战术上的危险，但战役上仍有危险，要脱离被动，就要向前面走。”

　　黎苏看了一下地图，有点怀疑地说：“我们离敌人很近，从这里向南，敌人可能发觉，就会取捷径回头截我们。”

　　这时大家面面相觑，一时拿不出主意。郭楚松又去看地图，问了一下路线后，说：“马上向南是危险的，最好是继续向西，但不要深入太远。敌人看到我们向西，就会跟踪追击，我们再向西走一天半天，然后突然向南，钻敌人的空子，渡过刘江。”

　　冯进文说：“刘江不易徒涉，沿岸有许多碉堡，没有多大把握。”

　　黎苏说：“碉堡再多也不怕，只要没有正规军。问题是刘江好不好徒涉。”

　　“刘江冬天水干，”冯进文说，“徒涉场是有的，但一下子不易找到，而且徒涉场附近多半有碉堡。”

　　黄晔春说：“那问题就不大。”

　　郭楚松说：“今天只能从这两条路选一条，我看还是向西然后向南，马上向南危险太大，很可能碰上敌人的主力——我们现在一定要避开敌人的主力。继续向西再向南，敌人就会甩在我们后面，至于碉堡，只要没有敌人的主力守就好办。”

　　郭楚松在人群中穿来穿去，手上的血痕早已被冷风吹干了。冯进文和顾安华紧随着。

　　冯进文看到郭楚松把要紧的事都处理了，就对顾安华使眼色，给他上药。

　　顾安华拿着绷带，不断地看郭楚松的脸色，好象要趁着他说话的间隙而有所请求似的；可是，他那严肃的神情使他到了口边的话，又收回来。他这样耐心地等了好久，看到郭楚松有处理不完的问题，便鼓起勇气向他请求说：“司令，上药吧？”

　　“慢点！”郭楚松不耐烦地回答。

　　顾安华并不离开他，冯进文知道他的脾气，同时伤势很轻，就向顾安华小声说：“你走吧。”

　　顾安华离开了，这时来路的枪声还在不缓不急地响着，而遥远的空中，又听到微小的飞机声，郭楚松怕部队拥挤，同时为了迅速转移，没有等后卫到齐就命令已经集合的部队出发了。他趁前卫逐渐开进的时候，在道旁不远约二尺高的田埂上一坐，草正露青，坐下很松软，这是他从清早起床后一天最安闲的一刻。

　　护士长拿起绷带到他面前，既不敬礼，也不征求他的意见，用指令的口气说：“司令，上药！”

　　护士长还象苏区小青年的样子，根本不等他回答，叫另一个小护士端弯盘，从行军壶倒点开水，棉花一浸，左手抬起郭楚松的左手，镊子夹起药棉擦洗了，郭楚松把手指分开，服服贴贴叫护士包扎。

　　前面队伍在路上伸开了，郭楚松和司令部的人也上道了，山路还是崎岖曲折，国民党的飞机来来去去，他们对付的办法，还是老一套，到头上就隐蔽，飞过去就走。有时知道飞机炸弹打光了，飞机故意在头上盘旋威胁，他们就根本不隐蔽，继续走，有些老兵，还向飞机打几抢。

　　太阳快下山了，到了一个村庄，冯进文领着三个穿便衣的来找郭楚松，他们都带着手枪。

　　“这里是苏区，有个三县联合县委。”他指着第一个人，“他是县委代书记，不用介绍了吧。”对着那两个人，“张同志、陈同志是县常委。”

　　郭楚松一眼就被第一个人所吸引，一来她是第一个进门，二来面熟极了。她穿一身灰布棉衣，戴块青色家织布头巾，他猛然想起了：“这不是刘玉樱吗？”

　　刘玉樱落落大方地在郭楚松对面坐下，并送给他一小篮带壳的花生。又解下头巾，头发仅盖住耳朵，刘海轻松垂到眉睫，眼珠显得更为明亮。

　　在这一瞬间，郭楚松下意识地从敞开的店门看着村中的队伍和老百姓，黄晔春正在那里同老百姓谈话。

　　“郭司令，”刘玉樱的声音依然象从前那清脆悦耳，“你们辛苦哇！”

　　郭楚松忙说：“你们在这山上打游击，也艰苦得很。”

　　黄晔春听说司令部来了几个本地干部，高兴得向司令部走去。一进门，他谦和地向几个客人扫一眼，看到刘玉樱，刘玉樱正注视他。他根本没有想到她会到这里来，这个有革命经验的人，一时茫然，停一会才说：“今天到你们这里，好象到了娘家，群众多好呵！”

　　“这里的群众确实好。”几个客人都说，刘玉樱对黄晔春半看半避地接上说，“已经通知两边山上的群众送米来。”

　　黄晔春兴奋地说：“刚才看到已经有人送米来了。这么快！”

　　“红军侦察员一到，我们知道有部队来，就想到队伍要吃饭的。”

　　“啊呀！你是又主动又热情。你们知道是我们的部队来吗？”

　　“我哪知道。问侦察员，他们还保密。不过听到他们的口音，我估计是你们的部队。”

　　刘玉樱还是以前的刘玉樱，只是她不再是老黄的妻子。他们现在谈话，全是公事公办，郭楚松很想知道仅二十多天她怎么一下就到这个苏区来了。刘玉樱把来的经过和任务，简单说了一下。她旁边同来的人补充说：“这个地区位于幕阜山西端南面，全是山岳地带，是个联合县，后来敌人不断进攻，根据地缩小了，我们书记又害了痨病，没有一年半载也难好，上级就调刘玉樱同志来了。”

　　郭楚松立即高兴地说：“玉樱同志，你提升了！”

　　刘玉樱脸有点红了，不大自然地说：“我我……本事不大。”

　　和他同来的另一个人抢着说：“有本事，有本事！她来我们这里才二十天，就办了几件好事。一件是加紧生产，除农活要精耕细作外，还组织会采药的人上山采药，国民党封锁我们，但药材在外地可以换些东西来。第二，对逃跑的地主，通过他们的亲戚朋友，叫他们回来，我们这里这几年人口少了，田土多，让他们耕种，愿开荒的，也由他们。他们和外地关系多，来往买卖方便，要盐也容易些，他们的子弟当靖卫团的，有些也不干了。第三，办好小学。要各村砍些树木把桌几板凳修理好，动员没有上学的孩子的家长送孩子读书，路远的带午饭，这样孩子上学的就多了。还有……”

　　刘玉樱说：“那是大家一起干的。”

　　“是。但还是你出主意多，跑得多，不知道累呵！”

　　室内人越来越多，他们有些人是认识刘玉樱的，甚至有因为她和黄晔春的婚事而起过哄的，都以好奇的心理来看这个独立领导一个独立区域的女书记。郭楚松不仅把他过去因他俩的婚事作过“多管闲事”的不平之鸣，消失得干干净净，而且引起对她的敬服。黄晔春早就看到刘玉樱是有作为的人，但他们的婚姻，究竟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他的思想在一九二二年衡阳师范大闹学潮时期就比较解放了，近年来在苏区强调婚姻自由的风气下，他接到刘玉樱解除旧式婚约关系的信件后，虽然感到不快，但一想到十九世纪后期俄国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的小说《怎么办》中，说到一个男子在接到他夫人提出要求解除婚约之后，经过考虑，只说了“尊重自由”四字，二十多天前，知道她另结婚时，他亦有同感。当着有些年轻人起哄时，他心里还是想着应“尊重自由”。

　　郭楚松在黄晔春谈话的时候，吃开了花生。刘玉樱说：“花生还没有炒呀！”

　　黄晔春说：“花生生的也可以吃呀！”

　　刘玉樱笑了，是她进房以来第一次笑。她的笑声是直接回答黄晔春的，于是引得大家都笑了。

　　笑声刚停，言归正传。郭楚松问刘玉樱说，他们明早要行动，还有百多个伤病员，能不能留下？刘玉樱和同来的两人同声地说：“可以。我们一定照管好。不过要留点药。”

　　郭楚松说：“那当然，”又同刘玉樱，“你们要枪吗？”

　　刘玉樱说：“有就要，”

　　“要多少？”

　　“随你们，二二十支就行了。”

　　“多些行吗？一百支？”郭楚松问。

　　“我看各部队所有的多余的枪，一概留给他们。”刚刚进门的政委杜崇惠立即插了一句。

　　“好！”郭楚松马上赞成。

　　“玉樱同志，我们枪有多，带起来也不方便，现在把多的统统留在你们这里，你们用多少算多少，如果用不完，就坚壁起来。不要落到敌人手上。”杜崇惠又嘱咐了几句。

　　“好！好！”刘玉樱精神振奋，很自信地说：“绝对不会落到敌人手上！”

　　许多人散去了，跟刘玉樱来的也说有事走了，黄晔春呆坐着，郭楚松朝杜崇惠使个眼色，对黄晔春说：“你们单独谈谈嘛。”

　　山上农民三三五五挑起粮食、背起担架下山来了，红军看到他们，感激得要流出泪来，在这几天的恶战和长途行军中，几乎处处是黑暗，在这里，遇到了亲人的接应，能不激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