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首长秉性的冯进文知道，郭楚松司令员在紧急情况下，常同尖兵班走在一起。他不知道兵书上写过这种做法没有，但这一招很管用，郭楚松常在敌情复杂、军事上顷刻千变万化的情况下，能迅速决定行动，调动部队，从而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杜崇惠政委则不同，他一般都是在指挥机关，几乎没有跟尖兵走过。今天真是大姑娘坐轿头一回。但今天的例外倒使冯进文非常感动。

　　当时，郭楚松带着尖兵班正准备出发，杜祟惠赶上来了。

　　“老郭，今天我走前而，你在后。一见面，杜崇惠就以不容辩驳的口气向郭楚松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郭楚松一愣，怎么回事？冯进文也觉得意外，政委为何要到前面来？稍停，便听到杜崇惠解释说：“你这几天太紧张了，没睡觉，再这样下去会垮的。我来换换你。这一带我较熟悉，你就放心吧。”说完，转身招呼冯参谋就要走。

　　郭楚松还想说什么，杜崇惠语重心长地说：“就这样吧。我们走了，再见。”

　　郭楚松连忙叮嘱冯进文：“主要任务，你都知道。但今天要特别注意两条，一条是设路标，天黑，容易迷路，搞不好会失联络；第二是注意政委安全。快走。”当冯进文跑步跟上政委时，尖兵班已出发了。走在冯进文前而的是两名侦察兵、一位向导，后面是杜政委和设路标的侦察员，警卫员。

　　杜崇惠今天没有穿军装，披在肩上的是件驼绒里布面大衣，里面穿的是什么，看不见。可能还是那件西装，足下蹬的是皮鞋。这西装革履他一般是不大穿的，只有同驼绒大衣配起来才偶尔穿一下。头上当然还是那顶灰色军帽。这种打扮在他身上倒很合适。杜祟惠政委这些天明显消瘦，胡子拉茬，面色灰白，尤其是那一对小而不亮的眼睛布满了血丝，就象一潭死水中又长满水锈。向外翻的厚嘴唇上起了不少血泡和溃疡点，冯进文心想，真够难为他的，就这样还坚持跟前卫尖兵行动。

　　一路上，冯进文跑前跑后，了解情况，观察地势。一到岔路，就叫尖兵注意设置路标，有时还查看一下，看到路标设置不明显时，就补上一张白纸片，并用石块或土块压住，以防被风刮走。有时碰到重要的岔道、十字路口，就留下标兵，尽力避免失联络的可能。杜崇惠倒也落得清闲，他同向导走在一起，谈论着这一带的地形、路况、敌情，走得很快，不一会儿，就同大部队拉开了一大段距离。

　　夜深了。先前还挂在西山树梢上的月牙儿已经躲进山里去了。一阵凉风过后，天地间充满了雾气。路本来就不平，在黑幕之下就更显得高低不一。大家跌跌撞撞，走走停停，直到黑幽幽的夜把道路完全吞没，向导也认不清前面的路了，杜崇惠才命令尖兵班停下，原地休息。他要冯进文赶快回司令部，叫大部队休息，待天明以后再作打算。

　　冯进文没有立即回司令部，他在四下张望。因为他看到不远处有灯光闪烁。

　　杜崇惠也看到了。但他不许冯进文独自前往，而坚持和他一起向灯光闪烁处走去。

　　这是一个小村庄，大约有四五户人家。冯进文摸到一家窗前，从窗于缝里向内看，屋内有一个穿布棉衣的男子，坐在床沿上，面朝窗子，在“叭答、叭笞”抽烟。

　　冯进文用本地话叫道：“老哥，开门。”

　　里面的人一惊，一口把灯吹灭了，立刻就是一片漆黑。冯进文瞪着眼睛看窗内，什么也看不见。

　　“老哥，你开开门，我们是问路的。”冯进文很和气地又低声喊了几句。

　　里面依然没有声响。

　　冯进文有点火了，举手就要打门，杜崇惠一把拉住，低声喝道：“不能发火，这是游击区。”随后，他对着窗子悄声说：“老哥，打扰你了，我们是红军，从这里过路，现在迷路了，请你指点一下。你要是不开门，我们就只好在你们这里住下了。”

　　房子内咔嚓一声，灯又亮了，那个汉子站起来，把烟袋往床边的桌子上一放，拿起灯和蔼地回答：“我来开门。”

　　“好，麻烦你老哥了。”杜崇惠也很和气地回答。

　　门开了，冯进文跟着杜崇惠进去。房主人在灯光下仔细打量着冯进文和杜崇惠，看着他们的红星，红领章，灰布军装和绑腿，高兴地说：“我不知道同志们来了，还以为是白狗子呢。快请坐。”

　　杜崇惠讲明来意，并为深夜来打扰他而表示歉意。

　　房主人连忙说：“没关系，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们是好人，好队伍。三年前我们这儿也有红军。我虽然没有加入红军，但加入了农会，后来国民党军队把我们包围了，天天搜山、清乡。红军撤走了，游击队打散了，我们东躲西藏，我是前不久才回来的。”

　　“呵，你还是个老革命，今天我们要麻烦你，”

　　杜崇惠与冯进文在桌子两边坐下，询问了一下这一带敌情和路况。

　　“这儿离浏阳河有多远？”

　　“二十里。”

　　“有桥吗？”

　　“有。”

　　“桥边有碉堡吗？”

　　“有，这一带的路口、桥头都修有碉堡。”

　　“碉堡之间相隔几里？”

　　“两三里。”

　　冯进文眼睛闪了一下，怀疑地说：“有这么多碉堡？”

　　“是这样的。”房主人说，南面二十里河边本来没有桥，也没有碉堡，两个月前，当地人为了行走方便，架了一座便桥，桥刚架好，保安团就来修碉堡。抓了好多老百姓，正在日夜加班干，恐怕现在都修得差不多了。

　　“白军多吗？”冯进文又插丁一句。

　　“多。听说都住满了，都是湖南兵。”

　　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了。杜崇惠和冯进文出了门，两人商量起来。

　　杜崇惠说：“今晚我们不急于渡河，先宿营，天亮再说。”冯进文迟疑了一下，试探说：“情况没有那么严重吧，还是按原计划行动吧。政委？”

　　“不行。”杜崇惠心事沉重地回答，“小伙子，刚才老表讲的还只是这个小地区的情况。现在我们军队还没有回到老区，即便回去，据我所知，在南面有广东军队，在西面有湖南广西军队；东面是赣江。我们方圆几百里的苏区，眼下正处在蒋介石五十万大军的所谓五次‘围剿’的包围下，我们即使回到老苏区，也在他拉的大网兜内。”杜崇惠停了停，又说，“索性都告诉你吧，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帮助下，对全国苏区和红军的进攻，有个总部署，除了对中央苏区专用的五十万兵力之外，对于其它苏区也增加了兵力。他们的意图就是要把红军消灭在苏区内。在白区，就是追堵截击。冯参谋，打大仗打苦仗的日子还刚刚开始，要有思想准备啊。”

　　冯进文被杜崇惠说得有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他搓了搓手，着急地说：“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杜崇惠略一沉思，说：“大的战略方案，要从长考虑。现在，你快点回司令部，把这里的情况告诉郭司令，我的意见是就地宿营，待天明之后再视情况而定。汇报之后，你就在那儿休息，明早再来。”

　　“那你呢？”冯进文不放心，问了一句。郭楚松要他注意政委的安全，他不敢擅离岗位。

　　“我不要紧，我们大家在此地宿营，这里的群众好，不会有什么问题。我们有两支手枪，怕什么！你快走。”杜祟惠说。

　　冯进文还想说点什么，没有张口，杜崇惠不耐烦地说：“你是军人，怎么这么多的顾虑？走罢。”

　　“是！”冯进文转身就消失在夜色之中。

　　杜崇惠打着手电，在老表引导下，来到小村后面一个紧靠土墙的柴棚。柴棚里堆了好多柴，尚有六七尺空地，杜崇惠拿手电左右照射，得意地说：“好地方，就在这里休息。”

　　他要丁长生靠墙睡，他睡外边，两个地铺中间，放挎包水壶和皮包。丁长生盖床军毯，杜祟惠和衣而睡。

　　丁长生很快睡着了。杜崇惠思绪万千：刚才同冯进文谈到蒋介石的五次“围剿”和苦战才开始的问题，实为由衷之言，而且他内心还有极深的隐衷没有说出。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采用新的政策和军事战略，向红军作第五次进攻，红军和苏区动员全部力量同敌人战斗，能不能打破“围剿”呢？一个五次反“围剿”反了一年还看不出结果，即使有结果，敌人再来十次八次又会怎样？象现在这样下去，精力耗尽了，人也会老的……在九宫山地区，他知道“福建事变”失败、中央红军北上似无多少影响后，他认为他的想法更有根据了。从九宫山回师后，敌人正规军的追击堵截，飞机和地主武装的骚扰，更为严重，连打两个大败仗。他更怀疑能不能打回老苏区，即便打回去，也不知道要损失多少。自己是政治委员，上级和群众能谅解吗？他身体也不算好，不能长久拖下去。他在朱彪和三团政委牺牲之后就萌离队之念，但他觉得自己投身于革命好几年了，恨蒋介石，恨敌人，同工农兵有感情，是去是留，犹豫不决。随着战争环境的变化，情绪也时起时伏。他想起村里老百姓说浏阳河一带住满了白军，给他神经是个直接刺激，就由浏阳河想到一个苏区、两个苏区，想到整个形势，想到上级对他可能采取的态度，他觉得非下决心不可了，非离队不可了。又想到离队后的前途，认为自己有专业知识，有跑码头的经验，做生意，当教员职员，不怕没有路子。白区环境，他都可以应付。如果有条件，还要从不同角度做些革命事情。但离开也不能得罪队伍中的朋友，他轻轻坐起，从皮包中取纸，又看一下正面墙下打鼾的丁长生，他把皮包放在两腿上，拧亮手电写个纸条。

　　杜崇惠顺手把丁长生的挎包拿来，解开纽扣，把两份文件和纸条塞入他的挂包内，又把手枪连背带拿到手上，在星光下抚摸着，这个伴他三四年的武器，他多么珍惜呀！现在不能不分手了，他也塞入丁长生的挎包，扣紧扣子，放到原处。他轻轻起来，带着皮包，在星光下看了丁长生一眼，他还在酣睡，杜崇惠小声叹气，出了柴棚，又回头看他一眼，然后出村向东去了。

　　杜崇惠在柴棚辗转反侧的时候，冯进文正向郭楚松汇报。郭楚松觉得这块小谷地，有稀疏的树林，北面是山，便于警戒，也是罗霄纵队向南必经之路。在这里宿营，就军事上说，是合要求的。同时为尊重杜崇惠的意见，就在这里半宿半露。只有炊事人员和卫生队与伤病人员，进附近几个小村休息。

　　天刚麻亮，就有人跺脚、跑步，那不是操练，而是运动取暖。他们三三两两到林旁的小溪边洗脸。有些露营的炊事员们则急忙打灶，烧水煮饭。

　　树林中，小溪边，村舍外，升起了一缕缕炊烟，雾朦胧，烟袅袅，一幅恬静的晨炊图。忽然，从西北方向传来了枪声，紧接着东北角又响枪了，枪声打破了宁静。炊事员们跟枪声争时间，理也不理，照旧做饭。枪声激烈起来，顺着枪声看去，红军的东北角和西北角各有一座碉堡，在天未大亮的时刻，火光映照出一个个矗立的怪影。司令员郭楚松放下望远镜，不由得抽了一口凉气。

　　紧接着，冲锋号响了，碉堡里冲出了一群持枪者，吆喝着，向树林这边冲过来。

　　“这是保安团。”不知谁喊了一句，整个部队顿时显得轻松了许多。靠近碉堡的部队上好刺刀，马上向敌人反冲，吓得那些保安团立即缩回碉堡内。但他们还不住地打枪，火力都集中在烟火附近。郭楚松和黎苏都觉得此地不宜久留，便决定饭后立刻前进。

　　参谋冯进文带着杜崇惠的警卫员跑过来了，他俩神情紧张，气喘吁吁。

　　“报告司令，政委不见了。”

　　“什么？”郭楚松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搞的，我不是告诉你要保证政委安全吗？”

　　“是这样的，”杜崇惠的警卫员解释说，“昨天晚上，政委叫冯参谋回来报告情况后，我们就在老百姓的柴棚下露营，我和政委睡在一起，可是早上起来一看，政委不见了。我到处找，没见到人影，就赶快回来，觉得挎包比平常重些，伸手一摸，是他的手枪和子弹。”小警卫员边讲，边抹眼泪，语调中还带着哭腔。

　　“我看政委八成是跑了。”冯进文摸了一下脑袋，说。

　　“昨天晚上，他跟向导一起谈话时，总是问向西走的路况，而少问向南走的情况：从老百姓家出来后，他又把我支开，叫我回司令部报告情况，他自己却留在那儿。还有，这几天，我就看到政委总是愁眉苦脸，没有一点精神。而昨天，他却来精神，破天荒地要跟前卫尖兵行动，走之前，把西装穿上了，我看他就没安好心。”冯进文一连串说出了他的想法。

　　“是的，他在信中告诉我，他走了。”警卫员丁长生忽然记起了还有一封信和两封文件，赶快掏出来交给郭楚松。

　　郭楚松急忙打开，只见那张白纸上，寥寥几个字：

　　长生战友：

　　我就离开你们了，你知道我的身体并不好，要我这　　样长期紧张下去是不行的。手枪和两份文件留下，请您转交给黄晔春王任。至盼

　　祝您健康！

　　杜崇惠

　　看完信，郭楚松把它放进了自己的图囊内，对着那含着眼泪的警卫员和怒气冲冲的冯进文，严肃地说：“在没有得到政委的确切消息之前，谁也不许瞎议论。纵队直属队和本队，还有后卫，各隔半小时出发。”郭楚松又告诉通讯员，“通知各团首长到前卫团开会。”

　　部队向前运动。郭楚松望着远山，心里禁不住嘀咕：“他上哪儿去了呢？”

　　郭楚松尽管同杜崇惠共同战斗了一年，但还没有真正了解杜崇惠。

　　杜祟惠是新安江上游一个小市镇的人，家庭是富裕中农，父亲以农为主，还开个小铺，做小生意。社崇惠出生于一九○七年，七岁读私塾，三年后，即插班入初级小学二年，又入县高等小学，毕业考入中学，读了一年半，父亲感到家务较重，又要抚养两个较小的子女，就叫他管帐，也做些农活。因他善于算计，小铺开得更顺手了。有时跟父亲到新安江中游买货，顺便去书店买些创造社的小说和《新青年》等，开扩了眼界，交了不少朋友，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六年冬北伐军打到新安江一带，偶遇一个团的辎重队长，是浙籍同乡，经他介绍，当上了会计股准尉见习官。他随军一直进到苏杭。同事们都认为他是左派。经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事变后，杜崇惠就在组织分配下离开军队到地方工作。为谋职业作掩护，他投考了地方会计训练班，毕业后的二三年，都在银行、公司、工厂当职员，从事工人运动。后来因党组织遭敌人破坏，经上级决定他来到中央苏区。他做过工会、县委、省文化部、省委组织部长等工作。打破四次“围剿”后，调到军队，任罗霄纵队政委，这才同郭楚松一起工作。

　　郭楚松认为杜崇惠虽然出身于小职员，但入党后看过不少革命文献，对国内外政治情况和党的方针政策理解较好，对上级的决定执行很坚决。但是，他缺乏中国历史知识，军事知识不足，文化修养不深，对战略决策，不求甚解。只知机械执行上级指示，在九宫山，他主张继续北去；在徐家垅，他主张那地区的独立师一起南下，只是由于郭楚松的反对，他才保留了自己的意见。这几天，郭楚松见他比较消沉，情绪低落，认为是太累之故，没想到他会走。他会到哪儿去呢？郭楚松的思绪是“剪不断，理还乱”。在这十分紧张的战争时期，作为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当了逃兵，真是令人费解。

　　郭楚松想起了他同杜崇惠曾经议论过的一首诗：

　　一个明星离我们几千万亿里，

　　他的光明却常到我们的眼睛里。

　　……

　　一个星毁灭了，

　　别个星刚刚亮起。

　　我们的眼睛昏涩了，

　　还有我们的兄弟我们的儿子！

　　这首诗是中国的民主革命家朱执信写的，诗名《毁灭》。每当他们诵读这诗时，都为诗中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而激动不已。如今，杜崇惠在紧张时刻离他而去，虽然是“封金挂印”地走，但也诚属卑下。郭楚松忿忿地说：“由他罢！自己的历史自己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