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虽然朝廷明令伐辽战争还要继续下去，但是前线仍然笼罩在战败的悲观气氛之下，丝毫看不出有一番重振旗鼓的新气象。

撤销了种师道都统制职务的同时，大权独揽的童贯乘机撤销统帅部的编制。统帅部中有一部分可以为他所用的人，都归并到宣抚司编制中去。西军化整为零，分别驻守在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及其附近或稍后一带，由各该管区域的将领负责防守，全军实际上已没有一个头儿，一切都要听宣抚使的指挥。

宣抚使司的本身为安全计，在胜捷军和童贯自己从东京带来的禁军的保护下，撤至河间府。东京带来的这支禁军现在特从殿前司调来高俅的副手何灌统率。这支军队未经一战，只随着童贯逃跑两次，官兵的员额就减少了一半，比战败的西军官兵损失的比例还要大得多。童贯明知道它无用，打不了仗，只好摆在身边壮壮自己的声势。

宣抚司僚属们由于种师道的撤职，总算在笔墨官司上替主子立了一功，再加上继续伐辽，仍有油水可捞，现在又围绕在童贯左右，并且把他抓得更紧了。但河问府也不算是安全区域，他们还是惶惶不可终日，继续随时整好行装、打好铺盖，以便随时准备往更安全的后方逃跑。雄州城下战败的回忆好像魔鬼的影子紧紧追赶在他们的脚后跟，紧紧缠住他们的心头。

没想到消息传来，辽军从最前线的对峙中撤走了，撤退到五月二十九日战后的阵地，后来又撤到五月二十六日战后的阵地。宣抚司僚属们还不敢相信这天大的喜讯是事实，派出多起探马前去打听，得到的结果全是如此，于是又议论纷纷起来，然后得出共同的结论：这是耶律大石诱兵之计。耶律大石用兵如神，千万不可派兵前进，中了他的圈套。经过前线几次溃败，他们的确都吓破了胆，不敢作出比这更大胆些的推论。

从六月底到七月初的几天中，辽军调动频繁，有时虚张声势地窜入前线佯攻一番，又迅速向后撤。据探马续报，不但白沟河以南的辽军已全部撤清，河北的辽军也是稀稀朗朗的，比决战前夕的兵力大大减削了。

在战胜以后，辽军不但不对败敌加以追击、压迫，巩固新占的阵地，反而步步后撒，这确是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

马扩想起耶律大石曾经说过一旦前线稳定，就要回燕京去的话。当时为了“前线稳定”四个字，还跟他争执过一阵。现在就耶律大石的立场来说，确是前线稳定了。但他回燕京去的目的无非要解决李处温等一批文官，这是轻而易举的事，即使要对付李奭带领的几百名侍卫（那是他们手里拥有的唯一兵力），也只要些许兵力足以了事，何必全师撤退？否则就是辽军统帅部已下定最大的决心，移师北上，准备出居庸关外，跟云中的金军决一死战，这是全盛的辽在十年中没有能够做得到的事情。现在凭着残辽这点有限的兵力，要采取这样危险的战略步骤，简直是不可想象的，除非他们发现金军已有移师南下的迹象，被迫北上应战。但是宣抚司并没有打听到这方面的消息。另外一种最乐观的想法是，辽军后方的义师风起云涌，已经威胁到他们心膂头目之地，迫使耶律大石不得不回师应付。但即使这样，也用不着全军撤退。耶律大石难道不怕宋军重新部署，跟踵进军，与义军形成夹攻之势，使自己处于进退失据的被动地位吗？

除了这几种不大可能的解释以外，马扩也找不到其他更合理的解释，兀自在心中狐疑不定。

在炎热干燥的七月中，一天下午，有个穿着得好像小商贩的河北老乡，热汗直淌地寻到宣抚司来找马宣赞。虽然经过煞费苦心的伪装，戏剧化地改变了自己的形象和身分，马扩还是一眼就认出他，把他带到下处，亲切地招呼他道：

“六叔，你可是给俺带来了赵杰大哥的消息？”

由于被马扩立刻识破真相，破坏了他事前预期的戏剧性的效果，不无有点扫兴。但他立刻恢复到应有的严肃和神秘的态度。这是一个在他一生中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被派来执行重要使命，而他自己又充分认识到这项使命的重要性质的人所应有的态度。

“俺没碰到表侄。前些日子，他托人带信来，说跟一个姓沙的兄弟进山去了。”

“六叔听说他们进山去了，这传话的人可靠得住？”

“靠得住。俺那里的人都是有一句，说一句，决不会以讹传讹。”

只要听到他这一句，马扩就放下了心，然后看见他的表情骤然紧张起来，一本正经地说：

“俺此来不是为的表侄之事，乃是奉了五哥之令，”他特别强调五哥的称呼，以表示五哥的重要性，“有要公前来与宣赞接洽，还许要去见见宣抚，这里说话可方便？”

他是赵杰的表叔甄六臣，他的五哥就是常胜军的统将之一甄五臣。既然他作为五哥的代表，冒险渡河前来接洽要公，其重要性和机密性当然是不言可喻的。

马扩告诉他这里是自己的私房，决没有人来干扰他们。甄六臣还是不放心地东张西望一番，百分之百地确定了属垣无耳，这才郑重其事地把他带来的消息和任务告诉马扩。

他带来的第一个惊人的消息是，燕王耶律淳久病不愈，加上马扩使燕降谕，使他惊惧不已，已于六月二十四日病逝。根据甄六臣口述，耶律淳死后，萧干和耶律大石带着大部分奚、契丹军遄返燕京，拥立萧皇后为女主。为了防止人心浮动和宋军的反攻，萧皇后虽已改元称制，对外仍严加保密。事情已过去十多天，宣抚司对此还是一无所闻，充分说明辽政府对此保密的程度以及宋朝宣抚司谍报工作的无能。

经过这次突然的变化后，由汉儿组成的常胜军的地位变得更为重要也更加危险了。耶律大石认为它患在肘腋，力主乘大军云集在易州、涿州一带的机会乘势把它消灭掉，以免后患。事实上他已经暗暗地调兵遣将，定下一举歼灭之计。但是曾经统带过常胜军的萧干这时秉承皇后的旨意，力图要保全它，并把它完全抓到自己的手里来，以便在实力上保持与耶律大石相平衡的地位，制止了耶律大石的军事行动。他们两人之间出现了在重大问题决策上的第一次分歧。

常胜军拥有上万名铁骑的实力，它的统帅郭药师是个头脑冷静、机诈百出的军事野心家。无论要干掉它、或者把它的指挥权全部抓过来，都不是轻易可以做到的事情。郭药师充分利用时机，利用萧干和耶律大石的矛盾，他下令缩短防线，把全军集中到涿州来，以防耶律大石的突然袭击。对前线撤下来的契丹大部队采取严密警戒的态度，不让他们靠拢。对萧干则是虚与委蛇、待机而动。他几次单骑跑到萧干的营帐里，一再对他表示矢忠效顺，誓死无二，让他完全放下心来。却迟迟不接受进山去剿灭义军的命令，仍然是一套老的办法。

这种在矛盾的夹缝中寻找生机的办法，显然不可能持久。他们必须另找生路。

甄六臣带来的第二个惊人消息是：鉴于形势的严重性，甄五臣和常胜军的其他几个高级将领交换过意见，准备投降南朝。只等宋军再次向辽军发动攻势，他们就力促郭药师率领全军在涿州反正。甄五臣代表五个统将，就这个问题向郭药师透露过，郭药师表示了默认的态度。

这两个消息的重要性果然是无与伦比的，马扩立刻把甄六臣带去见了童贯。童贯绝处逢生，在无可奈何的处境中，忽然产生了活机，立刻据情转奏官家。官家准奏，于是第二次伐辽战争又开始了。

但是进行战争准备的第一步就是令人沮丧的。

既然要作战，就得恢复统帅部的编制，任命都统制。众望所归的种师中没有被任命为都统制，反而调到后方去当一名无足轻重的防将。朝廷决心要利用这个机会，把几十年来种氏在西军中树立起来的威信和影响连根拔除，这真找到一个绝好的时机了。为大家鄙视、连他本人也没有预想到的刘延庆被任命为都统制，何灌被任命为副都统制。何灌原来也是西军旧人，后来调到东京去当高俅的副手，在西军将校的心目中，这个何灌早已成为朝廷化了的权门依傍者，这种人在军事上不可能再起什么实际的作用（后来他很快就被调到东京去）。人们从这两道新的任命中就可以预卜到战争的黯淡前途。

七月余下来的几天和整个八月份都在令人气闷的沉默中度过去，没有看到宣抚司采取什么积极的措施，也感觉不到在前线应当感觉到的紧张气氛。

在这段时间中宣抚司唯一的新措施就是派刘鞈到真定府去接收早在第一次伐辽战争开始前就由他在那里经手招募的新兵。这支新兵经过几个月的训练，就能击刺骑射，可供前线调拨。另一名幕僚孙渥被派到太原府去协助知府张孝纯募兵，并商量把河东路部分兵员向前方输送的工作。张孝纯身为地方大员，素来又有知兵之称，童贯不得不跟他客气一点，让孙渥去当他的助手。

战争是一种消耗的事业，从长远来看，兵源必须补充，这倒未可厚非。但是无论真定募兵，还是太原征兵，为数都极为有限。现在要紧做的工作很多，特别是经过一战溃败，散处在前线各地的西军还没有完全动员、集中起来，也没有作出任何整顿军务调整前线的计划，倒先去干些不急之务，不知道他们的闷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些什么药？这使得马扩十分纳罕。

此外，马扩还发现新的统帅部确是经过彻底的改组了，改组得面目全非。除了刘延庆本人挂帅印、坐镇统帅部以外，平时进出得最勤的是何灌、辛兴宗弟兄、刘光国、刘光世弟兄、杨惟中、王渊等等。王渊是童贯的亲戚。杨惟中镇压方腊后，朝廷赐田赐宅，都出于童贯一力保荐。他们都是西军中的分裂分子，现在霸占了统帅部，使得西军旧人都裹足不前，有时被迫召来会议，也是默默寡言，瞧着你们怎么办。倒是宣抚司的人员和统帅部的新人们拉得很紧，两者沆瀣一气，十分投契，说出来的话，都是一个调子。

向来不善于发表议论的刘延庆自从挂了帅印后，忽然变得哓哓多言了。他力主持重，反对进兵。后来他又进一步阐述道：我军溃败之余，士气不振，兵力不足，万无可以战胜辽军之理。为今之计，只有派人到金军军前去乞师，请他们回军攻取燕京，我家送些金帛与他，从金人手里取回燕京，才是万全之计。

马扩知道刘延庆向来言不成章，是西军中出名的脓包货。现在即使议论的还是一条歪理，却也能够说得头头是道。这分明是别人借他的嘴巴说出来，试探试探大家的意思。而他也乐得按兵不动，坐享其成，可以说是投其所好的。

一天，刘延庆又在统帅部大放厥词，宣抚司的僚属们从旁你一句、我一句地帮腔，西军旧人都默不作声。马扩实在气愤不过，当着童贯的面，就和刘延庆争论起来。马扩针锋相对地指出：让金人进入居庸关，暴露我方无力攻取燕京的弱点，是愚蠢不过的行为，其后果不堪设想。他斥责刘延庆身为统帅，掌管着七、八万大军，如何说出这等没气力的话来。刘延庆一驳即倒，气得张口结舌，不知所云。这时宣抚司的僚属们又一齐起哄，为刘延庆解围。

“马宣赞有这等本事，单枪匹马去拿下燕京城，事情倒好办了，既省得兴师动众，又省得去与完颜阿骨打那厮盘口舌！”

“马宣赞这等本事也难免在雄州城下吃败仗，如今吃了三天太平饭，又来高谈阔论，信口雌黄了。”

这种风凉话是马扩听惯了的，见怪不怪。值得奇怪的倒是向来有些见识的赵良嗣此时也加进来替刘延庆说话。说什么我军暂时无力攻取燕京，借助金军之力，收我渔翁之利，也未始非良策。

“赵龙图直如此小觑我军力量，”由于赵良嗣是辽的降人，他的话特别引起马扩的反感。马扩当即理直气壮地反驳他道，“怎见得我军就无力攻取燕京城？再者你赵龙图久与完颜阿骨打打交道，岂不知他得寸进尺、得陇望蜀的贪欲？辽之五都，金军已取其四，剩下一个燕京城，还待借助于他，叫他小看了我将来灭辽以后，岂不将矛锋直指于我……”

马扩还没有说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的话，童贯自己先把这层意思抢着说了：

“将来的事，哪里论得定？只好到时再议了。”不过他说的恰巧是马扩想说的反面，表明他是一个十足地道的实用主义者，“我军两番兴师动众，如若连个燕京城也拿不下来，岂不令官家觖望，朝议嚣然？如今打听到金主正在云中奉圣州督师，近在咫尺之间，赵龙图与马宣赞得便前去走一遭，听听他的口气，也无不可。”

童贯的话说得首鼠两端，他的目的却是清楚的，就是要不惜任何代价拿下燕京城，以便向朝廷交帐。可见赵良嗣的这个建议早已得到他的默契，可能还是出于他的授意，现在是等于向马扩发布命令了。对此，马扩作了严正的答复：

“今日之事，宣抚要马某去冲锋陷阵，捐生沙场，马某万死不辞。如要马某去干这等丧权辱国、贻祸子孙的勾当，马某却期期不愿奉命。”

“马宣赞言重了，”童贯一听马扩说得斩钉截铁，正义凛然，不禁在心里暗暗发笑，“这小子说话咄咄逼人，专门叫人过不去。等到朝旨一到，看你去还是不去？”表面上却仍然陪笑说道，“今天不过大家商议商议，看看有何取胜之道。左右不过是闭谈罢了，并无成议，何必如此认真？”

（二）

但是要不认真地对待童贯的话就会上大当。到了九月初，朝廷果然特派钦差赍来御笔，委赵良嗣为国信使，特擢马扩为国信副使（马扩还是第一次被抬举到这样高的地位），取道代州，前去奉圣州，就近与金主协议合取燕京事项，不得有误。

自己躲在阴暗角落里出鬼主意，还说什么“不必如此认真”，事实上却早已奏准朝廷，以官家名义，强人去做他们不愿做的事情。御笔就是童贯的万应膏药。事情做得顺手，都是他的功劳，万一出了漏子，官家就成为他的挡箭牌，这些都是童贯一贯的伎俩。当初对付种师道如此，如今要对付一个小小的马扩，他用的也是这一手。对此，马扩虽然十分愤慨，却也没有出乎意外。意外的是这次派来颁发圣旨的钦差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密友刘锜，这倒真是想不到的事情。

传达了圣旨，刘锜把马扩拉到下处，详细地告诉他其间的曲折经过。

原来那天争论以后，马扩也料定童贯会奏准朝廷，强迫他出使。为了先发制人，马扩写了一个条陈，剀切明白地捐出：若使女真入关，后必轻侮我朝，为患甚大。他列举了不使女真入关，其利有五，使之入关，其害有九。他不但反对邀请女真进兵居庸关，还积极地主张我军应立即进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燕京城，以防金人背约，遣兵入关，着了我的先鞭，贻后来无穷之祸。然后他分析形势道：辽军一战得利后，反而全师撤退，其故有三：一来因耶律淳之殁，国有内难，回师以固其根本；二来防常胜军异动，以重兵镇慑；三来对付西山各路义军的掣肘。近来打听得义军张关羽所部曾在京西出击一次，契丹军吃了大亏，耶律大石奔命不遑（这时马扩还不知道有关耶律大石的确讯，只能如此推测）。他料定我一败之后，不敢再出，我偏要利用他们的内难，出其不意，飙发电举，这不但是形势上的需要，而且也有事实上的可能。我军千万不要磋砣泄杳，再丧失这个大好机会。

为了要使这份条陈能直达御座之前，真正发生作用，马扩把它寄给刘锜。刘锜不敢怠慢，立刻进呈御览。碰巧那天官家的心情十分舒畅，他当场就朗诵了两遍，玉音琅然地击节称赞道：“伟论，伟论！”

可是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官家一时兴之所至的称赞，并不意味着他能够全部接受马扩的意见。事实上童贯的奏疏早已先他的条陈而达御前，官家先已入了童贯之见，认为赵良嗣的计划值得一试，现在又觉得马扩的条陈也很有道理。他沉吟片刻，就作出决定，把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调和折衷起来。他对刘锜说：

“朕看赵良嗣、马扩二人之计，都可行得通。朕意即派他两个到奉圣州去见金主。一面烦卿到前线去参赞戎机，协助刘延庆筹商进兵燕京之计。如辽果有内难，我军事得利，取得燕京。他两个去了就以祝贺为名，兼商善后大计，不必再提借兵取燕的话。万一前线军事邂逅不如人意，自不得不假助他力，与我合取燕京。联此番特擢马扩为国信副使，增重其事杈，诸事他都可与赵良嗣权衡商酌，临机应变，总以取得燕京为第一要旨。卿到军前，可与马扩委曲说明，并道朕对他倚重之意。朕的手旨，也烦卿一并赍去了。”

其实官家的意思，也还和童贯一样，要不惜任何代价拿下燕京城，否则上无以对祖宗之灵，下无以塞朝议之口。至于用谁的力量拿到它，倒还是次要的问题。他虽然两用马扩、赵良嗣之计，在内心中毋宁认为行马扩之计，要担一点风险，还不如行赵良嗣之计，直截了当就可取得燕京。化一点金帛，对他是无所谓的事情。因此，在两者之间，他是有所侧重的。这一点刘锜心里很清楚。手旨中的要点，是要马扩等克日前往奉圣州。马扩可以违抗刘延庆、违抗童贯的命令，却不可能违抗圣旨。既然圣旨中明确地规定了任务、行程，到了此时，马扩纵使再有一百个“有利”，二百个“不利”，也无处去说了。他只得怏怏然溢于言词之表地告辞了刘锜，与赵良嗣一起动身，取道河东边线的代州前往奉圣州去。

能够作为自己的主人的人，一般都在干着与本身愿望相符合的事，有时迫于环境，虽也会去做一些相反的事，但只限于特定的场合。马扩曾经多次出使辽、金，每一次都认为自己要去完成的任务有益于国家，也符合他本人的意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明确地意识到他这次出使要去执行的是别人强加于他，与他本身意愿绝对相违反的任务。换句话说，他此行要去执行的任务，完成得越符合上面的要求，就越加给朝廷带来严重的灾祸。但是这个朝廷的主人——官家，不会因他这样忠心耿耿而感谢他的，因为他与官家之间隔开的层次实在太多了。高高在上的官家怎么可能清楚地了解一个沉在低层的微末武弁的一切想法呢？官家既然称赞他的条陈为“伟论”，又怎么可能忽略了他杂陈中最主要的一点，反而派他到金邦去执行一项他最反对的任务？

官家确实不可能了解马扩的观点。在官家的想法，还认为“两用其计”是满足了马扩一半的愿望，而特擢他为国信副使，又满足了他另外的一半。过去马扩只以随员的身份跟随父亲出使金邦，没有正式名分，现在他作为龙图阁学士赵良嗣的副手出使，他的名字、官衔都要载在国书上，这就大大提高他的政治地位和发言权。他应当为了这两个一半拼成的完全的满足，为了官家对他沛施鸿恩而高高兴兴地前去奉圣州“履新”才是。

官家理解的马扩只不过是这样的一个马扩，好像他理解其他在官场的梯阶上一直向上爬的千千万万名官员们一样。

马扩的条陈写得如此明白，又经过官家信任的可以在他面前说话的刘锜在其间疏通，不料得到的结果还是与他的本意大相径庭。他不由得第一次想到童贯之所以如此“得君”，所以能够随心所欲地取得官家的御笔，这是由于童贯与官家之间的想法大致相同，而他本人与官家的想法却是很不相同的缘故。

这时，马扩第一次想到他本人与官家之间的关系。

对于他，官家本来是高不可攀的，但他过去从未想到过这一层，这因为他一向崇拜官家是天纵聪明、洞烛一切的，而他自己过去干过的，现在正在干的和将来准备去干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官家的利益，他与官家之间根本不存在扦格凿枘的可能性。过去事情也有办得不顺手的时候，那都是王黼、童贯一干人在中间上下其手、为祸作祟的缘故，与官家无涉。至于政宣时期许多荒谬的陋政，也由于同样原因造成，与官家无涉。这一次，他和官家的距离骤然缩短了，官家欣赏他的才能，在御笔中亲自写了“特擢马扩为国信副使”几个字，还嘱刘锜转言对他倚任之意，他倒反感到自己与官家之间的关系更加疏远了。正是这个天纵聪明、洞烛一切的官家为他的“事业”带来了许多碍手碍脚。如果官家真是聪明睿智，洞烛一切的，为什么竟能接受童贯这样一个明显的荒谬绝伦的建议，要求金军入关，拿下燕京城，好像过去下令全军不得渡河挑衅一样？难道官家就没有想到这样做的后果是给他的朝廷和他本人带来无穷之祸吗？

这个“为什么”忽然好像一颗种籽植进马扩心里。从此，马扩常常要想到一些他的能力暂时还无法解答的问题来苦恼自己。

马扩把希望寄托于军事的进展。官家让刘锜来前线参赞戎务是目前唯一差强人意的措施。他出发前，把军队萎靡不振的情况与刘锜谈了两次。军方的情况虽然复杂，但他深信刘锜之来到可以起协和诸将、团结战友共同赴敌的积极作用。在军事上，主要是人事问题，西军将领一般都愿为国驰驱，只要订制出明确的军事目标和计划，稳定了他们的情结，抚慰了他们的不平之气，军事前途就乐观了。

因为官家御笔中有“临机应变”四个字，马扩抓住了这一句，（有时候，他自己也要以御笔为工具与别人斗争）就有理由与赵良嗣力争。在出发前帮助刘锜做了一些工作，出发后又在代州淹留了八、九天，直到他们听到一些令人鼓舞的消息以后，才正式成行。

（三）

马扩、赵良嗣等一行人离开宣抚司后不久，一个出人意外的新局面出现了。

似乎为了补偿七、八两个月淹留不进的损失，到了九月上旬，前线忽然活跃起来。童贯、刘延庆受到朝旨的谴责和刘锜的督促，不敢再说什么“按兵不动”的话，连日召开军事会议，要大家戮力同心商议进兵之计。原来心灰意懒的西军将领们也积极起来，愿意在会议中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原来驻扎在安肃军的杨可世、驻扎在霸州的王禀行动神速，一俟会议有了决定，立刻把部队带到雄州，会合其他将领，先后于九月初十、十一两天渡过界河白沟，实现了伐辽战争以来第一次的越界进军。

杨、王大军渡河并没有遭到敌军真正的抵抗，并没有发生过什么值得一提的战斗，但它具有信号的意义。这时布满在残辽后方的各种反辽势力好像布满在各个角落里的火药包，单等引线烧着，就乒乒乓乓地爆炸起来。它们纷纷出动，到处举义，驱逐零星的辽军，占领乡村城镇，顷刻间就形成燎原之势。

形势的发展比西军按照常规的进军要迅速得多。杨、王大军渡河后的第二天，刘光世的选锋军也跟着渡河，并且跑在杨、王前面。他比诸将先行一步，一路上只受到牛拦军零零星星的抵抗，很容易就收复新城了迄。九月十五日，消息传来，易州军民在一个有胆识的和尚领导下，举起义旗，杀死守城的契丹军官，强迫知州汉儿高风以州城迎降，响应大军。刘光世刚刚接管了易州，坐席未暖，又传来更加惊人的消息：九月二十三日，辽军都押管、常胜军统领郭药师俘获了萧干的叔叔、涿州刺史萧余庆，统率全军九千多人，以涿州及其所辖的四个县城来降。

常胜军来降是震惊一时的大事件，它已酝酿多时，果然在人们的意料中爆发了。它的过程是这样的：

常胜军统将甄五臣等人早已和宋朝宣抚司接触联系，约定宋军一渡过界河，他们就发动兵变。郭药师对此虽然也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但还没有下定最后决心。易州易帜以后，谣诼纷传，萧干也看到大势不妙，还想作最后的努力以挽回颓势。九月二十二日，萧干凭着泼天大胆，居然只带着少数随从，跑到涿州来劝说郭药师“效忠皇室，屏藩帝京，永作大辽之荩臣”。郭药师再想观望观望，设宴招待他。这一次是甄五臣、赵延寿等将领等得不耐烦了，甄五臣一言不合，就拉出刀子来杀死牛拦军统军萧遏鲁，萧干带来的其他将领也死在乱军之中。郭药师在这既成事实面前，只好起来响应。萧干在醉醺醺的酣饮中，听到兵变，惊出一身冷汗。郭药师又做了个人情，亲自带着城门的钥匙，把萧干护送出城。

郭药师这才真正积极地行动起来。他立刻发兵把严密监视他的萧余庆捉起来，尽占府库中的财帛粮食，稳定了城里的秩序。然后派甄五臣、赵延寿两名统将率部前去迎接宋军，负弩前驱。过了两天，他本人也到统帅部来参见都统制刘延庆。

常胜军的迎降，涿、易两州的收复以及其他各地义军的响应，为北宋军直趋芦沟河、攻打燕京城铺平了道路。于是在几个月前，甚至于在旬日前还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都变得可能了，或者说，时至今日，已经没有什么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了。

十月初，有一支十多个人的巡哨队奉命出去巡哨。他们都是刘鞈在真定招募的新兵，号称“敢战士”，由一名姓岳的二十一岁的小队长率领。他受到的命令只是在附近地区巡哨，但这个青年军官显示出过人的胆略和出众的才能，他不仅仅以完成这样一个普通的任务为满足。经过当地居民的响导，他们这支队伍居然远远越出任务的范围，渡过芦沟河，一直巡哨到燕京城下。这个姓岳的小军官还画下一幅形式上不那么正规化，而在实际上却很有参考价值的军用地图，标明他们经过的道路、河流、桥梁、渡口以及他们所了解到的辽军的薄弱配备情况，向军前汇报（这幅地图中他错误地把燕京城标上了黄龙府的名称，认为黄龙府就是燕京城的别称。这个错觉在他头脑里扭不过来，以至到了许多年以后，他已成为一代名将，还认为自己曾到过黄龙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