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得茶一直把守着的那种内在的平衡，今年夏天彻底倾斜了。重大的断裂开始，从前某些时候只是小小的不适、隐隐的疑惑，现在变成灵魂重新锻造时的剧烈痛楚。

以往他的身体里另有一人，一个温和的，有些伤感甚至虚无的人，制约着他的生机盎然着的躯体，在某些人生的重要关口牵引住他，使他不至于和那个外在的、场面上风光的烈士的儿子拉扯得太开。他不是没有过那样的时刻，少年岁月他曾经是非常走红的，他常常出现在一些庄严大会的主席台上，给外宾献花，做优秀少先队员们的楷模。这样的簇拥不但没有使他趾高气扬，反而折腾得他在疲惫不堪之后生了一场重病。他不得不到杭嘉湖平原上的养母处、那父亲和母亲长眠的茶园旁去休养生息。

那些岁月，他常常会在傍晚或者清晨路过茶园旁的烈士墓前。父母的牺牲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悲伤，也许那时候他实在太小，以后又来到了爷爷身旁。爷爷给了他应接不暇的日常生活，许多许多的细节都是重大的。他的目光从鲜花和掌声中收缩回来时，心里感到很轻松。乡村的生活虽然比城里要清苦，但他小心翼翼地向爷爷奶奶提出在乡下读书时，爷爷不顾奶奶的不悦，点头称是。他在那里读完了高中，每年寒暑假回家。乡间的父老谁不知道他的特殊身份，但他们给了他尊敬，却没有给他虚荣。他重新开始宁静下来，并学会了热爱宁静。

在那些日子里，如果回城，爷爷会带他去走访一些人，如果爷爷不带他去，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杭州城里还生活着这样一些人。他们像辍鼠一样生活在地表深处，在南方多雨的细如蛛丝的小巷一闪，就消失在某一扇逼民的门中。他们大多居住在大墙门院中的小厢房内，破破烂烂的家具中偶尔闪出一件精品。比如茶杯往往是缺口断把的，但上来一盘炒瓜子，那碟儿却是乾隆年间的青花。他们往往会有许多的礼节，让座的程序十分讲究，尽管那座椅已摇摇欲坠。有一次爷爷还带他去走访过一个怪人，他住在拱高桥边一幢危楼中，爬他的楼梯时得茶真有一种地下工作者接头的感觉。那人的屋里凌乱，到处都是纸片。看不出他的年纪，有一双亮眼，他和爷爷谈论文章之道，以及一些遥远的事情。爷爷的声音很轻，得茶在这样的时候翻着书，他接受另一种气息。出门时外面阳光灿烂，红旗翻飞，强烈的反差使得茶产生了幻想，他发现这是一个套起来的世界，像魔术一样，大箱子里套着小箱子，小箱子里又套着小小箱子。

他逐渐不能接受这样一种格局——他自己的处境仿佛很好，而他周围的亲人朋友们却处境不好。他觉得自己这样夹在当中是很不自在的。罗力姑公和方越小叔犯事的时候，他已经很懂事了，他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必须被专政的理由。他的特殊身份和他所受的教育，是要让他成为这个专政中的重要一员，而这恰恰是他所不愿意的。他为他自己心里萌生的反叛的种子而痛苦。爷爷说，不要急，到乡下去好好读书，我们会有办法的。要学会在惶恐面前做一个哑巴。

爷爷一点也不陈腐，他有他的并没有被打断了的一贯的生活信仰，这是得茶的生活总有所依赖的地方。在这一点上，他是比得放要幸福的。得放除了外在强制浇灌的精神营养之外，没有别的营养来源。得放的爷爷和得茶的爷爷不一样，嘉平爷爷也老了，但有一颗年轻的心，他狂热地放弃了许多以往建立起来的精神支柱，后来他再想捡起，却已经残缺不齐了。

得茶在进人江南大学之前，良港文化中的杭州老和山遗址、水田皈遗址以及湖州的钱山漾遗址都已经挖掘过了，当时已在学校教书的杨真，曾邀请嘉和兄弟去观看一部分出上文物，这杭家的两兄弟便带上了得茶。即使是在这样纯粹的学术活动中，他们的关注热点也大不相同：杨真和嘉平更关心的是这个文化遗存所反映出来的阶级状况：等级、分配、权柄、战争与宗教等；而得茶和他的爷爷一样，被出土的黑陶、玉器、石器强烈地震撼了。杭得茶第一次知道了一些称呼：壁、环、琼、磺-…·这些造型奇特的青黄白三色的玉器，使他心潮澎湃，那年他刚上高三。回家的路上，他一声不吭，突然跺脚站定，对嘉和说：“也不晓得那张茶桌现在在哪里了？”嘉和看看他，推着他往家走，一边说：“在哪里都一样的。”得茶说：“我真想把它再背回来啊。”

一切的犹疑，那些在选择未来的过程中的失意访惶，至此基然而止。得茶是从美切人史学的，从对美的茫然无知的蒙昧状态中突然觉醒了——首先是狂热地热爱一切古老的美的东西，再慢慢地分辨真伪，然后，再从那美中对应而看到丑。第一次目睹良清玉球上的兽面神像时，他激动得发呆，激动得害怕别人看到他的激动，美使他眼眶潮湿了。他真的不明白，美好的事物怎么竟然能使人落泪。

因为那种神秘的感觉——那种使他全身震颤、目瞪口呆、神情恍馆的感觉太强大了，太不可解释了，他进人了对一切神秘的不可知世界的敬畏和玄想。他秉性不是一个十分具有批判力的人，即便具有洞察力，并非看不到假丑恶，但他的心灵不由自主地更趋向于对世界上一切真善美的赞美和认同。在他成长的丰满期与成熟期中，爷爷的对细节的优雅关注、杨真先生的对事物的批判能力，甚至后来的吴坤的年轻的锐气和进取心，都给他海绵般正在努力吸收着生活养分的心灵带来巨大的冲击和感染。这些原本仿佛来自外面的东西，有的已经渗入他的内部，成为他自己的一部分，有的则和他本人进行着长期的有时不乏激烈的冲突、消化或者排斥，进行着日复一日的艰难的磨合。

他逐渐成了一个在人们眼里多少有些怪痪的人，比如不随大流，有时却又很极端，做一些别出心裁的决定，比如他所选择的专业方向，实在说不出名堂，暂时也只能归类在经济史中。大学毕业那年，他一个人跑到良请附近安溪乡的太平山下，考证一个古墓，他断定它是北宋科学家沈括之墓。这个写了《梦溪笔谈｝｝的大科学家给他一种启示：正史之外的杂史未必比正史不重要。也就是在这时候，他决定以研究食货等民间生活习俗为自己的专业方向。他的毕业论文也很怪，《陆羽生卒年考》，详细论证了这位公元八世纪的古代茶圣的出生与逝世的年代。当时系里有领导就曾经跟他谈过，说他外语好，选择国际共运史更合适，他们劝他再作考虑。他想了想说，他已经决定了，不用再作考虑。

1966年夏天的杭得茶，从情感上他是绝不适应，从理论上他也是无法接受那种狂飘式的变革：周围的人们都在仇恨和千方百计地学会仇恨，甚至于他本人也学会了抽象的仇恨：仇恨帝修反，仇恨地富反坏右，仇恨阶级敌人。然而，只要想起一个具体的人，比如想起远古时代人们磨打着玉壁的手，盛唐时代一双正在凝视着茶器中碗花的眼睛，或者直到今天还放在他桌上相片夹中的那个刚刚相识的女子的受难般的玉颈，他就心潮起伏，久难平静。他的那种内在的激动和外部生活的狂热，如两股平行着的山路，有时也交叉，但大多时候都是各顾各地在自己的精神坡面上攀登。而正是在那样一个灵魂双重攀登的早晨，他离开过杭城，又进行了一次精神的特殊漫游。

杭得条对湖州并不陌生，在湖州德清有着他的曾奶奶的娘家——那个据说是被他的小爷爷用大缸问起来后又吞金自杀的烈性女子的出生地。这个姓沈的家族，几乎是他杭家政治上的对立面，忘忧叔的父亲和他的曾奶奶之死与沈家人直接有关，他父母的牺牲也不能说和他们沈家人没有关系；反过来，据说那位大汉奸沈绿村的死和今天的茶学专家二叔杭汉以及他杭得茶母亲楚卿之间，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一部中国现代革命史，在得茶的童年里，就几乎是他的一部分亲戚和他的另一部分亲戚的殊死拼杀的过程。

杭家和沈家在抗战胜利后就几乎绝了来往。这倒不仅仅因为他们两家之间已经彼此追杀得血赤淋淋，且沈家解放初镇压的镇压，逃亡的逃亡，自杀的自杀，出走的出走，当地已无人，也没有再交往的可能。说到底，他们沈、杭两家自结亲以来，就没有情投意合过。嘉和爷爷说，这就是道不同不相与谋。或因为如此，去年得茶带学生到离湖州城东南七公里处的常潞乡钱山漾去参观良港文化遗址时，也没想过要到邻近的德清城去看一看。但是，来回两趟都路过德清，在青年学子的欢声笑语中，得茶还是想得很多。

德清这个地方，地处杭嘉湖平原西边，出杭州城百把里路程就到了。境内有清凉世界莫干山，夏天好避暑的人，大多都知道其名。还有个著名的唐代诗人，那“郊寒岛瘦“中的前者孟郊，也是德清人。得茶自小就随爷爷读他的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少时读他的诗文，真有高山仰止之感，谁料就这么近在飓尺呢？

沿路山坡上一路的茶山，密密匝匝，行行复行行，大学生们看着激动，纷纷寻找形容词，有人说像一条条绿弧线，大家听了都笑，说这也是形容？还有人说是群山的一顶顶毛线绿帽子，大家听了又笑，说像倒是都像了，不过给山都戴绿帽子，山也太委屈了。有个女生倒有想像力，说像是造物主奶奶纳出的鞋底子，不过是用绿线纳的，大家听了都说这才有点意思了。那女生就问杭老师，听说您的名字才是与茶有关的，得茶而解，就是得茶而解，您说，这高山坡上的绿茶像什么啊？得茶看来看去也找不到形容词，只好开玩笑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茶，可说乎？不可说也。说得大家都再一次大笑，这才把话转移了。

杭家得茶这代人中，已经没有一个人在真正事茶了，只有得茶在研究地方志中的食货类时，对茶进行了专题的关注。他是专门研究陆羽的，德清的茶和茶事当然不可能不知道。《茶经·八之出》有记载，说到浙西之茶，以湖州为上品，产于“安吉、武康二县山谷“。文字虽少，却是权威性的，定了德清产茶的品质和地位。得茶还记得旧年陪嘉平爷爷去庄府看农大茶学教授庄晚芳先生，临别前庄先生送莫干黄芽数两，又说了一段当年轶事。那还是五十年代，庄先生曾在莫干山荫山街上，于一农妇手中买得十块钱一斤的芽茶，问产于何处，笑而不答。庄先生品饮之后，随即赋诗一首，其中有“塔山古产今何在，卖者何来实未明“之句。嘉平爷爷把茶和茶涛同时带回了羊坝头杭家，嘉和喝了，说好，似山中老袖。读了诗，却笑了，说：“到底是庄先生，两句都有典。”嘉平说：“前一句的典我倒还记着一点，县志上记着：茶，产塔山者尤佳。那后一句典出何处，倒是费解了。“嘉和淡淡一笑，回答说：“你这一典是古典，我这一典却是今典啊。典出中央文件，国务院不是早就规定了农民不得卖私茶吗？你想庄先生问那农妇卖茶何来，她敢回答吗？她笑而不答，庄先生不是只好'卖者何来实未明'了吗？”

得茶不敢想像上一次来湖州与这一次来湖州之间，会有这么重大的事件发生。他本来还计划着，陪爷爷专门来一趟湖州，一是去顾诸山下看望正在劳动改造的杨真先生；二是走访一下位于武康的小山寺，爷爷说俗称此寺为翠峰寺，他年轻时还去过那里。《茶经》上记载的那个释法瑶，“耳垂悬车，饭所饮茶“，以茶代饭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爷爷说这个寺建于公元五世纪，至今还有遗址。然而，这一次得茶肩负吴坤的使命而来，却再也没有上一次来时的那种求知的热情了。另一种更为不安的激情，却以暧昧的方式引导着他，使他在深感不安的同时，却马不停蹄地直奔浙北。

湖州城离杭州三小时车程，将近城郊，有人站了起来，兴奋地指着车外说：“我说肯定要砸的，我说肯定要砸的，我老公还不相信，还要跟我打赌，说陈英士是孙中山看中的人。孙中山算个屁？要是活在今天，也不是一个走资派，一个赫鲁晓夫，说不定现在也在戴高帽子游街了呢！”

说话的是个中年妇女，难看，脸皮，格淬刻薄，眼梢吊起，嘴角下拉，看上去有些面熟，得茶心里一惊，突然想到那个专门来找吴坤的女中红卫兵。真是不可思议，一个那么美而一个那么丑，同时又那么相像。这种相像的表情，正在1966年的夏日以惊人的速度裂变。它们仿佛是自身带着生命出现的，繁殖的速度如此之快，犹如雨后大森林里的蘑菇；又好像这张脸本来就潜伏在后面，只要时机一到，就突然显现出来罢了。得茶从本质上讨厌这种对破坏的发自内心的呼应，但还是不由自主地和另外一些乘客一样站了起来，听着人们朝着英士墓的方向惊呼和议论。

去年杭得茶带学生到钱山漾去时，曾经顺便去过英士墓。英士墓在南现山，看上去相当宏阔，墓前有孙大总统诗词，平台前沿两侧有青石狮子一对；墓道前有四柱三间冲天式的石坊，正中横额镌有孙中山的“成仁取义“题字，左额是林森的“浩气长存“，右额则是蒋中正的“精神不死“。四根石柱上镌刻的那两副槛联，得茶倒是记下了。蔡元培所书的是：轶事足征可补游侠货殖两传，前贤不让询是鲁连子房一流；于右任所书的是：春尝秋帝生民泪，山色湖光烈士坟。

得茶对陈英士这个人的认同感，或许多少来自于一点家族，他的曾祖父和那个曾舅公，都曾经是英士的辛亥战友，只是后来分道扬镰罢了：曾祖父脱离了革命，沈绿村当了大汉奸，而躺在坟墓中的这一位，当了沪军总督之后没多久，就被军阀暗杀了。葬在这里数十年，湖州乡党倒是把他当个大英雄看的，也还算安静。像这样的墓地也要砸掉，得茶的心一下子就沉了下去，刚才出杭州城时的那种莫名的兴奋，顿时就被冲得七零八落了。

从湖州小城下车，抬头见飞英塔还在，杭得茶忐忑之心又稍安了一些。这飞英培才真正是湖州一绝，说是唐代成通年间有个叫云皎的僧人自长安得舍利子七粒，又有阿育工饲虎面像一尊，归湖州建塔而藏之。到了北宋年间，民间传说有神光出现在绝顶之上，故又做了一个外塔笼之，这才有了塔中之塔的式样。佛家有“舍利飞轮，英光普现“之说，故取名飞英塔。得茶一年前也专程去看过此塔，那塔因年久失修，外塔塔顶倾塌，内塔也被殃及而受损。当时他还专门跑到文物部门去摇唇鼓舌了一番，说飞英塔乃唐宋之古物，独一无二的构造古今唯一，历代都由政府主修，不能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里眼看着倒掉。……现在回想起来，简直恍然若梦。

小镇南没离湖州六十里路，有班车前往，正是中午时分，得茶也没心思再跑到城里去吃过去爷爷常常托人带来的湖州千张包子和想起来就要咽口水的湖州大馄饨，倒是车站小卖部的钢精锅里还盛着半锅粽子，早已凉了，得茶买了几个带上，一个还没吃完，车就来了，上车时心里便有些忐忑不安，不知那个近代史上江浙财团的发祥地，号称国民党半个中央的所在处，史称四象、八牛、七十二条狗的资本家满地捡的江南名镇将是何等光景。杭得茶又不免为自己的行动感到茫然，与茫然相伴的，还有那种自己也不愿意承认的激动——那种企盼与某一个女子见面、同时又非常害怕相逢的奇怪而又陌生的感情。

无论如何，这一次一定要说服她赶快收拾好东西，等他从杨真先生处回来就立刻动身回杭。至于回杭后她和吴坤结不结婚，那就是他们的事情了。想到他们还有机会一起坐车，单独呆上三至四个钟头，他激动得脸都红了。同时又一再地下决心：只有那么一次，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要是被吴坤看破他的心思呢？……年轻的杭得茶怔在那里，嘴唇就干了起来。

站在南行镇市河与运河的汇流处通津桥上，阳光白得炽人，晒得得茶目光发散，几乎集中不起来。往河两岸扫了一下，墙门上也有各种大标语，但比起省城的闹猛，这里毕竟要宁静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