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秉宸想你爱打就打，然后泰然坐下。

最后校方以换一个美国人教英文收场。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胡秉宸不只是不收敛，几乎还是张扬而刻薄的了。

这样的锋刃，到了延安以后才渐渐收入剑鞘。初到延安，他被分配到陕北公学学习，成仿吾校长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广东人。”

非常肯定。对校长这个小小的失误，本可一笑了之，他却马上分辩说：“我不是广东人。”

成校长笑了笑，告诉他教室在坡上的窑洞里，让他上课去。

很快地，类似的事情就越来越少地发生了。

桀骛不驯的胡秉宸自己也没想到，突然之间，身不由己地变做了一个肯于接受教训的人。

当他的革命资历，一页一页积累成一部百科全书的时候，回想起这个身不由己的改变，他甚至得出受益匪浅的结论。他受到的教训不多，大约只有那么两 三次，可是很看成效。第一个教训缘于他去看望了一位仰慕的朋友。朋友留学德国，很有学识，在上海地下党工作时曾被“中统”逮捕，如《四郎探母》那场戏里的 杨延辉一样，用了一个假名，假降，方才出狱。

当然他也可以像后来的小说或电影里写的、演的那样：等待党的营救；再不就通过狱中内线，将消息传送出去，静候党的指示等等。可是党并不知道他被逮捕，他也不知道谁是狱中的内线……

《四郎探母》是经久不衰的剧目，除五十年代后期至“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废黜一段时间外，从咸丰年向演到现在。

朋友到了延安自然受到批判。又因性格过于耿直得罪不少人，始终不甚得意。所以说，戏剧是戏剧，和生活不是一回事。而且这并不是最后的结果。如果 你的朋友不甚得意，总应该去看望一下，这也是古已有之的规矩，他那时还不懂得一旦什么人不再得意，即便亲爹也要脱钩，最好是投井下石。这一次看望，让胡秉 宸做了好长一段时间检讨。古已有之的规矩从那时起，就已成为作不了数的老皇历。

引子却是他用老曲子开了个玩笑：“黄河之滨，冻死了一群中华民族倒霉的子孙……马马虎虎、吊儿郎当是我们的作风……”被人汇了报。

胡秉宸填写的歌词，和原版的歌词“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们的作风……”不但相距遥远，简直就是背道而驰。

背道而驰是什么?是反动。胡秉宸不服地遍查延安的文字，觉得很多都是有章可查的旧瓶新酒，怎么到了他这里连玩笑都不行?

他惊讶，区区小事也能做出这样大的文章。然后他开了窍，“汇报”实在是这里需要学习的重要科目。但他并不懊悔不曾早日得到高人的指点，这种事只能靠自学成才，不能指望他人传授。

如同顾秋水和包天剑将军到了延安，最先遭遇、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汇报”一样。“连咳嗽一声都有人汇报！”顾秋水如是说。后来他们又从延安返回花花世界，不能说与此毫无干系。

后来胡秉宸又总结出，挨“整”，一般都是从这种不起眼儿的小事开始。你以为不过如此的时候，枪子儿可能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九四三年，这朋友自然不能逃脱“抢救运动”的：抢救”。

几年后，胡秉宸听到消息说，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中央决定战略撤退，途经永坪镇时，这位朋友与几个在“抢救运动”中被“抢救”，历时 四年也不能结案的犯人，甚至还有几个不知到延安来干什么的西方人，被子弹送上黄泉之路，又被效仿慈禧太后，把他们的尸体投入井中。如果不是追击至永坪的胡 宗南部从井中挖出他们的尸体并就此大造舆论，他们则会像泡沫一样了无痕迹。然而他们却没有珍妃的运气，日后成为电影或电视剧取之不尽的素材，——那无论如 何也算是一种平反。如果不是胡宗南大举进攻延安，如果中央不从延安战略撤退，如果假以时日对他们继续审查……也许不至于落得如此下场。

当时延安干部不过三万多人，外来干部不到两万，这些外来干部在“抢救运动”中很少幸免。保安处关押犯人的窑洞人满为患，约十平方米的窑洞，即便 挤进八个犯人也不敷使用，比之那时的盛况，死于永坪的一千人，无论如何，原来也算是执行了毛泽东“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指示。

所以问题还是出在胡宗南的身上。当胡秉宸辗转收到一张不知何人所写、何人所托，大不过巴掌，周边参差缺损的粗麻纸字条时，对那没头没脑的文串已不再书生意气——

“你是怎么到延安来的?说具体的，具体的。”

“先是坐火车，后来又换汽车。”

“啊!我们革命这么多年连火车什么样儿都没见过，你倒是又坐火车；又坐汽车。你说说，什么人才能坐火车和汽车?”“什么人都可以坐嘛，有票就行。”

“你还诡辩!国民党能给你坐火车、汽车的待遇，你还不是特务?”不但不再书生意气，而且随即对一个跟随他多年的地下工作人员说：“虽然我很了解 你，但如果组织上说你是特务，我也会马上枪毙你，绝不手软。”他庆幸自己“抢救运动”时已经离开延安，如果还留在延安，肯定不能幸免。不谈火车、汽车，只 凭知识分子这一条就够了。

没想到“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是如此坑害了一代读书之人。他沉吟着敲击着桌子，思忖道：知识分子今后恐怕很难做人了。以后每逢“运动”，胡 秉宸都会不由自主地想：朋友的在天之灵，说不定会感谢在水坪镇遭遇的那颗子弹。其二是在地下工作时期，有过一场比较严重的、对女人的沉迷，几乎导致胡秉宸 和白帆的分道扬镐。一九四九年以前，胡秉宸和白帆有过四次几乎导致分手的冲突，但以这一场最为剧烈。除政权易手之外，一九四九年还将是很多事情的分界线。

除了分道扬镳，恐怕找不到更合适的字眼来说明他们当时的状况，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履行过结婚手续，因而也就无法使用离婚这个具有法律意义的字眼。 那时的革命者还相当古典，谁和谁同居，或有一段长久关系，或在长久关系之外偶尔有一短暂的插曲，甚至点染着世界大同的色彩，简直算得上是革命的潇洒。手续 等等，更是形式主义。

白帆却很传统，她把和胡秉宸的同居看得相当正式，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她为和柳彤的偷情，非常自谴。一起工作的同志，不止一次在办公处的地板上、桌子上、床铺上捡到白帆写给胡秉宸的信，信中充满哀怨和乞怜，内容大致相同：“你就不能原谅我偶然的错误吗?”

胡秉宸和白帆非常地不同，他从未对他人说过白帆一再发生的“偶然的错误”究竟是什么错误，也从没对他人说过他为什么不能原谅那“偶然的错误”，只是要求分手。

不过，他为什么把白帆写给他的私人信件这样乱丢、乱放?而在白帆这些信里，又有多少只能说给他一个人听的、需要他通融的尴尬和隐秘?让人不得不猜想，他的大度是真是假。

如果不是组织出于工作考虑进行干预，如果不是地下工作的秘密性质所限，如果他们不是忠诚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共产党员，他们早就分道扬镳了。

那场沉迷的破绽，则始于一个很小的细节。白帆像研究、破译国民党电台的密码那样——她在这方面有着非凡的才能——对胡秉宸突发的、对交际舞的迷醉进行了破译，果然从中找出破绽，打了一个翻身仗，她的自谴才稍稍得到缓解。

所以就难怪近二十年后，即便在四野无人的雪寰中，胡秉宸也会马上拐人另一条小路，爬上一道小丘，在确信无人发现的情况下，去欣赏一个在风雪中优哉游哉的女人那份“野渡舟横”的情致。

虽然胡秉宸一再对吴为强调他不会跳舞，并且在说到“跳舞”这两个字的时候带着明显的嫌恶，吴为还是在与胡秉宸的一次共舞中发现，他的跳法，与三 十年代电影里的跳法如出一辙。那种耳鬓厮磨、相拥人怀，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跳法，自一九四九年后，至“大款”这种人物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在大陆中国几近绝 迹。

她在胡秉宸的舞步里，听到一个遥远的回声，在他往事之湖的深潭里，肯定沉人过对一个女人的记忆，那女人也肯定不是白帆。

那个跳舞的胡秉宸可能很有故事。

吴为只是对他的佯装不以为然。

其三，一九四五年下半年，抗战刚刚结束，国共双方还处在第二次合作的虚情假爱之中。

一方面，蒋介石想缩编部队。抗战八年，损失惨重，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继续给养四百万军队，财政上负担不起，并可以此为由，要求共产党同时裁 军，以稳定国家财政，同时达到削弱共产党的目的。另一方面，蒋介石不想与共产党和谈。他认为日本投降后，所有用于抗战的军队、装备，都可以转向围剿共产 党，所以极力破坏国共合作，制造口实，以图消灭共产党。

共产党军队却不足一百万，在如此悬殊的条件下，亟须时间积蓄力量，不能打、不想打，提出开始“和平民主新阶段”、成立联合政府，从而渗入国民党内部，出的是“和平演变”这张牌。决定打是后来的事情。

在毛泽东与蒋介石谈判裁军问题之前，中央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全党能够统一认识。

林伯渠老在周公馆召集大家讨论并分别征求意见，胡秉宸自然在列。

抱负的落实需要机遇，没有机遇，任何伟大的抱负只能是“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机遇对胡秉宸似乎格外关照。

当时周公馆周围至少有四十多个特务，连汽车都进不去的江边，还有胡同口小饭馆里的跑堂儿都是特务，专门用来监视周公馆的活动。

可是他们从未抓到过胡秉宸。当然也不好抓，总算国共两党合作时期，只能继续跟踪，掌握更多线索，一旦需要，立即收网。

胡秉宸的本事就是什么尾巴都能甩掉。他在周公馆对面租了个小院，院子后面就是山，每每从周公馆出来，直进对面的院子，穿院子，出后门，进山。这种办法算不得希奇，甚至可以说水准不高。特务们却始终不知道他是一个比较重要、经验非常丰富的情报交通。

因为住在周公馆外，进去述职也很不容易，谈晚了就留下吃饭、过夜也是常有的事，不但多次有机会和董必武老、林彪一起吃饭，甚至还和周恩来吃过一 次饭。有一次董老还邀他一起喝酒，一瓶茅台全喝光了，直喝得二人似醉非醉，进入微醺的最佳状态。关于这次对酌，他认为董老也有寂寞的时候。从“寂寞”的不 能消亡，说明彻底丢弃某种教化是非常不容易的。

毛泽东重庆谈判时，初始与赫尔利同住歌乐山蒋公馆，二人各据半壁江山；如到城里公办，则下榻张自忠的桂园。周公馆的人很不放心，认为蒋介石随时 可能做个手脚，比如说来个软禁或是在食物中下毒，连周公馆给毛泽东送点什么东西，还要通过蒋介石的警卫检验。大家建议毛泽东搬到周公馆。周恩来说：“大家 的建议很好，我负责问毛泽东反映。”毛泽东听取群众意见搬进了周公馆，住在二楼右手最后一间。

毛泽东人住周公馆后，党内首脑人物云集，五行相生，阴阳相协。可人畜两旺、相安无事的周公馆，突然着了两次火。可见哪位也压不过真龙，毛泽东合 该是那真龙天子的命。一次是办事处招待所的几间草房烧了起来，办事处所有的人都跑去救火了，只有毛泽东手里捏着一支香烟在二楼走廊上“胜似闲庭信步”，边 走边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茅草房烧了正好可以盖洋楼。”

二次是某天上午九十点钟，三楼机要员烧毁密电码时，没等火炉完全熄灭就离开，纸灰余烬又燃烧起来。正好胡秉宸到周公馆接受任务，一头钻进熊熊烈 火，第一个冲上三楼机要处，抢救心肝宝贝机要文件箱……他的头发、眉毛都烧焦了，所幸脸上没有留下伤疤。事后，胡秉宸对着镜子一面抚摩自己的脸庞一面想， 不如留下一些无伤大雅的伤疤。

当他奋起抢救机要文件箱时，并不知道毛泽东在一旁冷眼相看。胡秉宸自诩天降大任于斯，在可能献身的事业上一往直前，从未怀揣“作秀”的动机。多年后，人们还记得胡秉宸在烟火中横冲直撞的样子，一旁冷眼相看的毛泽东却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唐宗宋祖“略输文采”，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仅仅一个奋不顾身的胡秉宸，怎能让毛泽东略作顾盼?——即便几年之后，这个年轻人为寻找他的儿子几乎丧命。

但其他领导却对此留下深刻印象。可想而知，林伯渠老征求胡秉宸的意见，该是水到渠成。

那一阵子胡秉宸是欢欣的，觉着终于可以了却工业救国的夙愿，又暗自揣度，他的所长也可趁此崭露头角，更有中央的政策为依据……一切似乎万无一失。

他慷慨激昂，侃侃而谈，甚至夸夸其谈：“我赞成建立南北朝，我们可以据北大力发展工业，势力强大之后，自然能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把国民党吃掉； 南方不打自灭，也可避免解放中国一战的重大牺牲。“……还可以利用国民党的技术力量，他们虽然集中力量扩张军队，但也注意工业建设，成立了资源委员会，其 中大部分成员是留美学生，很有水平，并且倾向我们。抗日期间还成立经济部，日本投降后也由资源委员会接管。还有一个兵工署，都是德国留学生……如果让资源 委员会搞建设，可能比我们搞得好，因为他们懂行，在技术方面和世界各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信息也比我们快捷，和西方的技术交流就不会断档，和联合国以及 西方国家的关系也不会中断，政治上有个互相的监督……只要我们好好干，肯定干得过国民党。”

虽然他为那一次谈话认真考虑了许久，做了很多准备，然而事后推敲起来，还是相当幼稚，尤其“政治上有个互相的监督”之说。就在他侃侃而谈的时候，情况突变。面对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共产党不得不打，中央不得不放弃开始“和平民主新阶段”以及成立联合政府的计划。

胡秉宸也不可避免地从依靠对象成为批判对象。和后来的“反右”斗争相比，倒也算不得“引蛇出洞”，但他此后不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再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不等于真认为自己有错。胡秉宸一生从未认过错，不管国．事、大事、家事，还是情事……即便暂时失利抽身隐退，一遇风吹草动也会 秋后算账；即便不能明算，也会私下算个没完。所以他一直记得那栋土木结构的小楼，那不也是一种意义上的荣耀?这三两个教训不算是多，但基本上涵盖了为人处 世的方方面面。对胡秉宸日后改弦更张如何做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回顾这些经历，他总是心领神会地一笑，——“做人”、“做人”，人可不就是“做”出来 的！

说难也不难，说易也不易。倒也有了明锐后的轻薄。

这一笑之后的胡秉宸，与从前就日渐地不同。

虽然胡秉宸常常收敛着自己，并且非常过分，几近病态，甚至失于矫饰，骨子里却恃才傲物。

既有恃才的潇洒，也有傲物的虚浮，难免有失从容和内敛——与一字之差的“收敛”可就失之千里——像一张努得太强的弓，很容易折断，伤害着自己也伤害着周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