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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开了船，叶莲子才算有了安全感，日本人是再不能到这艘船上来杀人了。

吴为欢蹦乱跳地在甲板上跑来跑去，备感放肆的可贵，自她解事以来，第一次不必看人脸色行事。她的笑声全心全意，不管不顾，忘乎所以。这笑声让人先是会心，而后又有些担心。担心什么?说不清楚。头等舱里有位浓眉大眼的夫人，穿一套白色长裙、白色镂空高跟皮鞋，戴一顶巴拿马草帽；第二天又换了花绸旗袍……常常戴着太阳镜坐在甲板上，闲适地看书、看报或是看海。

吴为从她面前跑了过去……

夫人向这个让人不能不回头的孩子招了招手，吴为面无羞色地走了过去，取下摊在夫人手掌里的糖果，又顽皮地伸出小手拍拍夫人的手臂，给她一个天真无邪的甜笑，还说：“谢谢。”

吴为自小对女人就有到位的鉴赏，她喜欢女人，特别是有品位、有毛质、有风度的女人，如果顺其自然，她很可能是个同性恋而不是异性恋者。好比对待这位夫人的态度，特别是用小手拍拍她手臂的举动，很难说不包含着一种天成的招逗。可是上帝在捏咕她的时候，手指头不知怎么哆嗦了一下，她就此被扒拉上异性恋的苦旅。“小朋友，几岁啦?”吴为伸出四个短而粗的手指，又加上一个胖巴掌，“四岁半。”那双还没长成的。小手，看起来也很男相。“你叫什么名字啊?”她问吴为。

“难难。”“什么，有叫这种名字的吗?”夫人环顾四周，像在找人问个所以。吴为还说不清楚四声，难怪让人不解。跟在一旁的叶莲子解释道：“是东南西北的南。”

“她是在南方出生的?”

“不，在北平。”叶莲子客气地微笑着，但那微笑是距离的、维持的，掩盖着受过惊吓伤害的畏缩和戒备。她的脸同时就被罩在了微笑的后面。

“噢，北平，我去过。”夫人这才开始打量叶莲子。这时的叶莲子，已是杂陈百味腌制过的叶莲子，这种腌制既毁坏了许多，也为她早年那一览无余的美丽，增添了难言的风韵。“我的一个亲戚就住在东绒线胡同，离故宫不远……你们住在什么地方?”她却有明显的南方口音。“东城，东四牌楼附近。”

“只有你们母女二人到香港去?”

“是的。”

“你先生呢?”“我……我们正是去找他的。”叶莲子的心事就忽隐忽现在脸上，眉心显出苍凉的皱纹，一抹深色的暗影浮过她的双眼，连眼白都跟着一起暗了下来。可她马上闭紧了嘴，点点头，调过身去追赶吴为。那夫人就想，这女人定有大难。

风浪说起来就起来了，看上去庞大无比的罗斯福号，被海浪拨弄得六神无主，立刻如玩具那样，不堪实践的检验。

叶莲子感到天旋地转，禁不住呕吐起来。到了船上，她才知道餐点已包括在船票里，她像所有乘客一样，有吃饱的权利。可是如此美味的免费餐点，全让她吐出来了。最后吐得没有什么可吐，只好吐苦水。她不无惋惜地苦着脸想，吐得可是真干净!

风息浪止后，就快到九龙了。这时叶莲子才觉得自己的确冒昧，她甚至没有写信告诉顾秋水，就敢捏着从于高祥那里得到的地址——也不想想这个地址是否可靠——不知天高地厚地闯来了。到香港后能不能找到顾秋水?找不到怎么办?本来就没有多少钱，买了船票以后更是所剩无几，既不会说，也听不懂广东话，打工都是问题……

叶莲子的不留后路，是否别有动机?

似乎冥冥中有人暗示，如果写信告知顾秋水她的到来，那她就根本不能成行。

但她又心生忐忑，这样揣度顾秋水好像是背叛了他……过不了多久她就会知道，这种暗示不是无中生有。

船靠码头之前，叶莲子匆忙地换上了二太太赏的那件镶黑缎边的黑旗袍。

叶莲子拉着吴为跟着人群急急下了船，一脚踏上那繁华之地，随之也就领教了繁华的凌轹。

繁华是什么?繁华是吞噬，是无从落脚，是险恶的阻隔。从那一刻起，吴为抵触了繁华。

除了脚下那只不但不能给叶莲子什么帮助，还需要她手提肩扛的箱子，比照满耳聒噪的大呼小叫，她和吴为是太冷清了。

倒是请人看过手里的地址，人们抑扬顿挫地对她哇啦哇啦指点一番，她却没有听懂，仍旧万事不知地混沌着。太阳很毒地晒在码头上，她却冷汗直流。

人们渐渐离去，拥挤的码头疏朗起来，叶莲子还是不知道往哪儿迈脚。

这时，船上相遇的夫人在亲朋的簇拥中走了过来，问道：“你丈夫没来接你吗?”叶莲子摇摇头，模样凄惶得让人心里一堵，说：“他不知道我们来。”

夫人想，这就是了，难怪叶莲子让人一看就觉得发沉。她笑笑说：“这是九龙，还没到香港呢。别发愁，我家有汽车来接，可以把你们带过去。不过你有你丈夫的地址吗?”

“这倒有的。”

夫人看过地址，知根知底地说：“噢——风云杂志社，很进步的一家杂志，很多知名人土常在上面发表抗日救国的文章呢。你丈夫在杂志社里做什么工作?”

叶莲子感到难堪了，“不知道。”

夫人又想，这就是了。她不无关切地问：“可你知道他一定还在那里吗?”

叶莲子不置可否地点头，又摇头。

“先去再说吧。”她伸出一个手指给吴为，吴为就紧紧地握着，然后她领着她们母女向汽车走去。

风云杂志社很快就到了。叶莲子下车打探，夫人吩咐司机等着。

门房说是有顾秋水这么个人，让她等着，待他前去通报。

叶莲子红着脸，丢掉矜持，三脚两脚跑回街上，隔着车窗对夫人说：“找到了，太谢谢您了，要是没有您，真不知怎样才能找到我丈夫。”很快就有一个男人从门道的暗影中走来。夫人朝那走动在暗影中的男人瞥了一眼，意味深长地对叶莲子说：“找到就好，多保重!”然后就吩咐司机开车走了。叶莲子望着远去的汽车，不无遗憾地想：要是夫人等到顾秋水对她说声谢谢再走，该多好!

坐在汽车里的夫人想：那男人显然就是她的丈夫，酸气十足。不是穷酸，很多人也穷，可并不一定都有这种酸气，好比船上碰到的这个女人。这女人千里迢迢、勇气十足来到这个危险四伏的花花世界，原来为的就是这样一个男人!

刚才她还担心这女人找不到丈夫，现在却并不为她找到丈夫而庆幸。

在叶莲子的香港之行中，这个忽悠出现又忽悠消失、着实帮了地一个大忙的人，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

从此无影无踪的这位夫人，却不时地在吴为的记忆中出现，尤其相逢胡秉宸后，更是不断自作多情地猜想：这位夫人会不会是胡秉宸的亲戚?

吴为希望是。她总是一厢情愿地希望，所有的幸运都与胡秉宸，乃至胡秉宸的那个家族有关。

有关这次旅行，吴为记住的只有这位夫人和叶莲子用一条水绿色手帕为她叠制的小老鼠。当她让小老鼠在挠动的手指上爬行时，一不小心掉进了大海，眼瞅着就被绿色的海浪所吞没。

直到四十多岁再次与海重逢之前，她一直以为海是绿的，而不是诗人们常说的那样“啊，蔚蓝色的大海啁厂结果看到的既不是绿也不是蓝，而是沉溺的黑。

想不到在这重逢时刻，让叶莲子最为激动的却是顾秋水的脚步声。

这个让她“望穿秋水”，含辛茹苦等了四年的脚步声，此时此刻实实在在、可依可靠、一步一步终于朝她走了过来。

她低头对吴为说：“看，爸爸来了，爸爸来了!”

吴为却带着对夫人和绿色小老鼠的怀念，坐在地上，靠着箱子睡着了。对她来说，这个让叶莲子激动不已的男人，已在一九三七年七月的一个早晨走出了她的生活。除了血缘，他们可以说是毫无关系了。即便日后与顾秋水有过一段段短暂相处的日子，不管顾秋水怎么想，对吴为来说，他们顶多是同一公寓里的房客，不能再多。当顾秋水来到身边时，叶莲子还是流出了眼泪。等到抬眼与顾秋水相望时，又破涕为笑了。不论她的眼泪还是微笑，都不得不在瞬间收起。她虽来不及解读那一瞬间在顾秋水脸上滚动过几层信息，但显而易见，绝对没有重逢的喜悦。面对这样．-个油盐不进的顾秋水，叶莲子张皇失措。而顾秋水劈头一句就是：“你怎么来了?”

这让叶莲子更不知怎样回答，就忙着把吴为弄醒，“叫爸爸，叫爸爸!”

吴为就是不肯叫。

她多大了?四岁半了吧。很有主见呢!

顾秋水皱着眉头笑了笑，潦草地逗了逗吴为的下巴，说：“这个孩子，怎么是这个样子!”

平时吴为是个很容易被说服的孩子，现在却不听招呼了。叶莲子继续催促着：“叫爸爸，快叫爸爸呀！”

顾秋水讪讪地说：“算啦。”他早忘记当年离开北平时，曾为怀里那个软和和的小肉团泪流满面的事了。

然后他们就都没了话。一没了话，只好再次抬眼互相打量，他们发现，四年里，彼此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叶莲子柔软的眼波里，有了一种不论抓住什么就咬死不放的固执，也有了一些凌厉——却不是磨刀石上磨出的，而是一千五百多个日夜中，为迫寻顾秋水的踪迹，无数次穿越关山、云天、江湖河海磨砺出来的。红颜退尽，一脸寒索，像一部显而易见的彩色片突然还原为韵味模糊的黑白片。

顾秋水本来还算恰如其分的江湖义气，现在不但发挥到极至，而且“过了梭”、发了酵，像真理跨过一步就会变成谬误那样成了痞气，小有得意之中，难掩着翘首翘尾的骚动。

总之，他们再不是四年前“过家家”式的小夫妻了。

2

这可能是顾秋水一生最为得意的日子。

跟随着包天剑从北平到延安，从延安到重庆，从重庆到香港转了一圈之后，不论情况多么令人沮丧，顾秋水初衷不改，乃至到了香港，还几次三番地与包天剑研讨日后的行动方向——是回东北老家搞地下活动，还是出国游历?

他不厌其烦的敦促，让包天剑深感狼狈。

延安出逃后，包天剑厌倦了一切。不论抗日还是重建东北军．还是打回老家去；不论红粉知已二太太跟着三弟走出家门再无踪影，哪怕人们说他们私奔；不沦他的钱财还是人马；不论他的抱负还是他的痴心……对于过往的一切，他连回想都不再回想，连心疼都不再心疼，黄粱——梦还是南柯一梦，任人评说。轰轰烈烈一个声色犬马的人，忽然变做人定高僧。

流亡香港的东北军旧人不少，可是他连见都不见，更不要说大家，一起叙旧。即便后来沦落到连填饱肚子都难以维持的地步，他也不向东北军的旧人讨生活。

所有旧关系都干净利索地处理完毕，所以他的困境无人知晓，连顾秋水都不大清楚。

顾秋水本以为，即便包天剑的家当都贡献给了延安，至少包老太爷那里还可以依靠，可是包老太爷自“九一八”流亡关内，养着一大家子只能挥霍却毫无创造能力的人，坐吃山空，难以为继，也就难怪每月寄给包天剑的生活费仅够维持生计天津还沦陷在日本人手里，包天剑又不便回去，只能一天天在香港熬日子。

到了这个地步，包天剑只好不再顾念顾秋水当初义无反顾丢弃军中职务，为他卖命十多年的情分，甚至为了摆脱顾秋水，把他送到姑表弟邹可仁创办的风云杂志社的员工宿舍，为顾秋水安排了一个铺位，自己则另觅一个新的住处。头一个月包天剑还替顾秋水付厂十五块钱的食宿费，而后就连人也找不到了。幸亏有位参加西安事变的东北军少将：也落魄在风云杂志社的员工宿舍，顾秋水从他那里得知了包天剑的新地址，就去找包天剑讨生活。包天剑不给，说：“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你再想想是不是还有别的活路吧。”顾秋水说：“我要回内地抗日。”

包天剑却不愿出面为顾秋水写封信，请东北军新首脑给顾秋水一个机会——如果他为顾秋水写这封信，就得为一穷二白的顾秋水负担回程路费。当初不是他把顾秋水带出东北军吗?有始就得有终。

顾秋水只好向邹可仁借钱，邹可仁哪能白白借给他钱?

既不会说广东话更不会说英语的顾秋水，在香港找工作比登天还难，他愤怒的不只是被人丢弃，包天剑简直毁灭了他对朋友，对“忠”、“诚”这些观念的信仰。颐秋水越想越悔，越想越恨．买了把斧子直奔包天剑的住处，准备与包天剑同归于尽。当他怀揣一把斧子来到包天剑的住处时，却找不到包天剑了，原来包天剑已经潜回天津。这两个曾经同患难、共生死的人，连个结尾也没有，就这样地结束了他们多年的主仆关系。

转了一圈回到家里，包天剑兜里只剩下十-八块大洋，此后包天剑多了一个嗜好，就是对着中国地图发愣，或在地图．亡画下他的足迹，始终不明白地图上的这个小圈是怎样将他套牢的。地图很快旧了、破了，再买一张新的。破旧的、五颜六色的地图，一张张堆放在房间里，看上去与摇小鼓收破烂儿的仓库几无差异。

回天津后不久，包老太爷就自杀了。

包老太爷不是没有锦衣玉食的机会，日本人找过他好几次，企图就此笼络东北势力。可是日本人怎。么逼，包老太爷也不肯出来当汉奸。

最后一大家子人穷得连饭都开不出来，包老太爷宁死也不肯丢人现眼，让他人知道家里败落。以他断事的能力，早巳料到包家日后的下场，眼不见为净，自尊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曾经歌舞升平、人欢马叫的包家大院败破了。包天剑自己那栋小楼更是物是人非，让他不堪回首，便带着三太太和孩子们回到北平，靠变卖家当过着每况愈下的日子。

北平那处房产，多数房子被汉奸霸占，他们只能住在后院几间小屋里，靠打小牌消磨日子。

抗战胜利后这栋房产虽然收了回来，可还是坐吃山空。到了后来，三太太不得不三天两头到董贵家要馒头吃，甚至打牌输了钱也向董贵举借，还一直拖欠着，等到钱不值钱的时候才还。

董贵还不好意思接下。包天剑就说：“拿着吧，再不拿着就更不值钱啦。”

一九四九年后，包天剑很快因病亡故，房子也卖了，当初四十多根条子到手的房子，只卖了十多根条子。显赫东北几十年的包家王朝，就这样销声匿迹了。

幸好杂志社烧饭女佣阿苏看顾秋水可怜，每日将剩下的饭菜留给他一些，才使他不致流落到讨饭的地步。他像发迹前的韩信那样，只能乞食于漂母。

自然就落人“公子落难，小姐赠金”那样的套子。阿苏是到香港谋生的乡下女人，这样的女人在香港一般就是当下女，没有更多的盘算，不过在干完每天的工作，杂志社的同仁各回各家后，在空空洞洞的宿舍里与同样寂寞的顾秋水上床而已。他们甚至没有一起逛过街、看过电影，顾秋水在阿苏身上得到的只是享受、呵护而不承担任何责任。阿苏也从没要求过这些，就是没有正式“名分”，这样说妾不是妾、说女佣又不是女佣地跟着顾秋水过一辈子也安心安意了。阿苏明白自己的地位，没文化的乡下女人有什么好命?她对顾秋水说：“我就是跟着你当一辈子保姆也行。”对大多数男人来说，这是最为理想的一种两性关系。而且阿苏并不知顾秋水的底细，还以为他是家大业大的人，他的困难不过是暂时的，将来总有发迹的一天。悲愤之下，顾秋水将他落魄的经历写了一篇叫做《门客》的小说，居然得到发表，他才发现这也是一个挣钱吃饭的办法，真是挣扎活命中的一线曙光，哪里有二十世纪末小说家的潇洒——“玩儿”一把文学。或挣盒烟钱，再不像吴为那样把文学当个事儿。

从此他便开始写些小说或杂文，登在刊尾或报屁股上。特别是他写的《流亡十年记》，记录了追随包天剑，从九一八事变到香港前后下年的思想历程，深得著名进步人土金奉如的赞赏，便向风云杂志社社长邹可仁推荐。

杂志社也的确需要人手。邹可仁见顾秋水能写点东西，文去过延安，上过延安的抗大，这点资历足以使他成为一个合适的卒子。何况顾秋水七七事变前在东北大学当军训教官的时候，邹可仁同时为代理校长，还算是旧时相识。

邹可仁接过东北王们未竟的事业，又以：“民主”为旗帜，组织政党，招兵买马，以收复在东北的势力、财产，重新称王东北。他创建发行的《风云》杂志已是一块相当重要的舆沦阵地，又很会拉拢人，形势十分看好。退一步说，即便不能再称王东北，如果组党成功，也算一党一派，不管将来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执政，都是讨价还价的资本。

这个政客也有他的老练之处，在反右之风始于青萍之末就看出事情不妙，堂而皇之地在一次政治协商会议上机灵地向周恩来总理递了个条子请假，提出要到香港料理家务。因为香港还是英国属地，去香港要通过外交途径办理手续。他的家的确在香港，这个理由很充分，周恩来总理不得不同意，当即在会上宜读了邹可仁写的条子，然后冷峻地巡视着会场，问道：“在座的还有哪位要走?我们可以一起办理手续，还可以派人相送。”偌大会场噤若寒蝉，鸦雀无声。只有邹可仁梗着脖子，决不收回自己的请求，并终于在反右斗争如火如茶开展之前，逃离开去。顾秋水就没有这样的高瞻远瞩和幸运，以极右派的下场告终。

八十年代邹可仁回内地访问，再没有人对他说“在座的还有哪位要走，我们可以一起办理手续，还可以派人相送”了，而是住北京饭店贵宾楼，享受着贵宾的待遇。

最受株连的却是金奉如，他那个“政委怎么当的，居然出现了这样的政治失误?本该有所升迁的金奉如，从此终老在这个“政委’，的位置上。

顾秋水于是进入风云杂志社，成了邹可仁口袋里的人物。

当邹可仁把这份恩惠赏给顾秋水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对他说：“这是我们对你的特殊照顾，——换了别人，谁也难以得到这个职位。”

进入风云杂志社后，顾秋水不但解决了饭辙，更有了自己也木曾料到的发展。

一九四O年后，内地许多进步人士、文化名流，由重庆、上海等地相继来到香港，形成一股要求民主、抗战救国的热流，风云杂志社便成为他们的一个文化阵地，正像罗斯福号船上那位夫人所说，风云杂志社在当时可以说是民主、抗日、救亡主张的一个喉舌。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该杂志还特地出版了一期《人权》专号，反对蒋介石假抗战、真反共的阴谋和卖国勾当，并由顾秋水主笔，撰写了一篇《人权斗争论》。

顾秋水这篇水平不低的《人权斗争论》，与进步人士金奉如的启发密不可分。

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位自其民主党派创立初期就担任重要职务的金奉如先生去世时，他的真实身份才得以公开，顾秋水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尽管几十年来人们有所猜测，但猜测归猜测，不能代替事实。一旦这个猜测被证实，顾秋水还是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为什么金奉如几十年来从不公开自己的身份?即便公开又能怎样呢？

继而又设身处地地想，也许当初就隐瞒着，到了后来反倒不好说了?而当初又为什么要隐瞒这个身份呢……真是高瞻远瞩啊!

顾秋水怎么想，怎么也不能明白这种隐瞒身份的意图。想着、想着，一惊，——类似的事情想必不止金奉如这一档吧?

对着报纸上的金奉如遗像，顾秋水看了又看，怎么看也是“不像了，不像了”的感觉，不禁回忆起其党创建初期的日子。

当时，邹可仁以“东北同志会”为资本，以北方实力派身份参加了新成立的这个民主党派。“东北同志会”是张学良将军于西安事变前亲自领导组建，成员几乎囊括东北军少壮派的组织。不久以后，邹可仁就被推举为该党领导人之一。

香港的东北抗日人士，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顾秋水花七十块钱买的那套英国西服，正是为了这个庆典。他也考虑过是不是买套日本西服，每套比英国西服便宜二十多块钱，转而又想，何必在二十块钱上算不过账?香港是一个处处要人明白它是一个比英国更英国的地方。如果此后想在上层人士中活跃一番，打开局面，怎么能不英国起来呢?再说他的月工资已有二百多元，市井中五毛钱就能吃顿饱饭，三十个饺子或一碗面，这笔花销应该不算过分的糜费。当然他后来也买了套日本西装，留待平时穿用。

顾秋水是庆典活动的组织者，那一天很出风头，英国造西服尤其为他增辉。

跟随包天剑多年，顾秋水已积累了很多这样的临场经验，对主子又非常忠贞，这一类行政事务，邹可仁既放手又放心。可是顾秋水已经不是追随包天剑时的顾秋水了，虽然尽忠尽力，却不像当年望着包天剑那样多情地望着邹可仁了。他那逢迎的眼神后面隐藏着轻蔑，暗暗地说：邹可仁，尽管你穿着名牌，留学美国，就凭你那个四棱脑袋，那截又短又粗的红脖子，怎么看怎么像个东北农村的大车店老板。这样一个人，怎么就能成为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

顾秋水觉得，不论邹可仁还是包天剑，都是酒囊饭袋，要能耐没能耐，要胆子没胆子，离了他什么也干不成。

此时恰值罗斯福总统派往中国的特使拉摩尔迪途经香港，滞留香港的东北抗日人土起草了一份《上拉摩尔迪书》，希望通过美国对蒋介石的压力，营救张学良将军。签名人士有邹可仁、顾秋水……而且顾秋水的签名还很靠前。自一九四O年八月进入风云杂志社占个铺位，到上书拉摩尔迪，顾秋水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也从一个忠臣不事：二主的马弁，成为有可能登上政治舞台的一颗新星了。

但顾秋水始终对金奉如怀有戒心，每每与金奉如共事，都让他想起在延安的日子。他总觉得金奉如身上有一种他既不喜欢又很熟悉的东西，有天忽然明白，那就是…种“延安味儿”。

也许金奉如感到了顾秋水的怀疑、戒备，也许没有。在各个政党之间，共产党一向提倡诚心诚意，开诚布公。不知后来金奉如的秘书介入顾秋水的家庭生活，是否与顾秋水对金奉如，也就是对共产党的隔阂、戒备有关。

顾秋水正要大展鸿图之时，叶莲子来到。

叶莲子的到来，使他想起为人父、为人夫的责任。在此之前，顾秋水几乎已经忘记了自己还有妻女，特别近来，过的简直就是自由自在的单身贵族的日子。好比在某个机会赏给他的某个英式早餐桌上；他也有了叼着烟斗看报纸的习惯——抽不抽是另外一回事——并且有了好几个真正的英国烟斗，有的是在旧货店里买的，有的是邹可仁淘汰下来的。他也备着mominggloly烟丝，在某些人面前，该用的时候用上一回。

邹可仁一家偶尔带着他吃顿西餐，他不但懂得了给邹太大拉椅子，还懂得了给邹太太选什么样的面包。侍者送上Basuette(法国棍子面包)的时候，他会隔着餐巾用手背在面包上靠一靠，试一试温度，再让侍者把装面包的小篮子递给邹太太。对于如何吃面包，顾秋水已经说得头头是道：“刚出烤炉的面包-定要放冷再吃，因为里面还充满发酵的气体，等面包冷下，里面的发酵气体散尽之后，面包的醇香才能全部发挥出来。当然也不能太冷，以刚刚冷下最好。外皮要薄要脆，内里则须松软有弹性……”

他也会披着灰色开襟毛衣，在邹家跑马地大洋房的花园里摘几朵花送给邹太太；当然不能是玫瑰——邹可仁是留学美国的人，知道男人送女人玫瑰不同寻常的意思。邹太太便似笑非笑地说声“谢谢!”

邹太太是很西化的女人，常常组织跳舞、野餐、pady什么的；和男人的交往伸缩自如，总不会弄到西化的邹可仁颇有微词的地步。陪邹太太——起上街买东西的时候，顾秋水会恰到好处地给邹太太拿着大衣，提着大包小包购来的物品，开汽车门、商店门、家门、……

顾秋水有足够的聪明，如何做个上流社会的人本就是他的兴趣所在，而且样样做得不着痕迹。

尤其“马屁术”已修炼得炉火纯青，秘诀之一就是用无伤大稚的不恭，调剂拍者和被拍者的难堪，既不让自己太过尴尬，也不让被拍者非常肉麻。

马屁如果拍得一览无余，不但让旁观者嗤之以鼻，被拍的屁股也会感到不适，反倒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甚至会被马尥上一蹶子……好比对邹可仁那些附庸风雅的诗作，顾秋水从来不是拿来就肯定，而是沉吟良久，反复吟诵，然后指出三分不足七分成绩。他真是没有枉赴一趟延安，至少对这个日后无限发扬光大的“三七开”心领神会。于是邹可仁就觉得那七分成绩真是成绩，以为自己果然满腹诗才，至少在考虑留不留用顾秋水的时候，又为他增加一个百分点。

顾秋水实为刚烈之人，不似有些人天性如此。所以他的马弁做得有点悲壮，马屁也拍得有点悲壮，表现在做马弁和拍马屁这种毫无尊严可言的卑微里，能尽力为自己营造出一点廉耻之心，以抚慰自己的刚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