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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1)


白驹过隙,岁月悠悠。一场旷日持久的荒诞运动终于偃旗息鼓了。

尽管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是,当两辆黑色的上海牌小轿车同时出现在七二八农场场部招待所的门口,军区马副政委从车上跳下来的时候,梁必达和陈墨涵还是感到了突然,一时间竞有恍若隔世的感觉。

马副政委是受军区党委和军区首长尤其是军区政委王兰田的委托,来向梁必达和陈墨涵表示慰问的。随同马副政委一道来的,还有K军代理军长朱预道——从即日起,他又退回到副军长的位置上了。而且,下一步究竟是个什么结局,眼下还是个未知数。

几年不见,朱预道疯狂地胖了起来,滚圆的肚皮滚圆的脸膛,再也见不到当年在凹凸山让洛安州日伪汉奸闻风丧胆的风采了。朱预道腆着肚子从车子里钻出来,一见到梁必达,话没说出口,就老泪纵横了,说:“军长,我对不起你啊,对不起啊,我是上了贼船……”

倒是梁必达显得雍容大度,把手一挥,大大咧咧地说:“说这些干什么?从上到下都乱了,上贼船的不是你一个,没上贼船的也不是我们两个。能让我们出去工作,天高地厚,是同志还是同志,是敌人永远是敌人。只要你朱预道真诚反省,还是那句话,既往不咎,团结工作。”

话虽然说得有风度,但里面还是有机锋的。

阳春三月,梁必达走马上任,再次回到了K军军长的位置。

窦玉泉由于在“文革”中没有随风倒,而且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还保护了几个老干部,深得军区首长、也包括王兰田的赏识,已于半年前升任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朱预道离职参加了“说清楚学习班”。陈墨涵复任K军参谋长,不再兼副军长职务。三个月之内,该归队的都陆续归队了,该出现的陆续都出现了。姜家湖调回K军担任副军长,陶三河担任K军副参谋长。在西藏某地藏匿了四个年头的曲向乾大难不死,也回到了部队,改行升任军里的副政治委员。

在党委分工会上,不知道出于什么考虑,梁必达第一次坚决地提出,不再担任党委书记,党委书记一职由总部下来的新任政委章光辉担任。

有一天,梁必达和陈墨涵在一起研究工兵处呈报的训练大纲,公事办完了,‘两个人聊了一会儿天,陈墨涵突然笑了起来,说:“梁军长,现在那件事情可以兑现了。”

梁必达莫名其妙,瞪着眼珠子问道:“搞什么鬼?”

陈墨涵说:“关于柳芭啊。你说过的,要是重新回到军长的岗位上,同意我写大字报,向全国人民介绍梁大牙拒腐蚀永不沾的光荣事迹啊,也包括你和蔡秋香、柳芭的事。”

梁必达一愣,哈哈大笑,一拍脑门说:“我的个天啦,你这个刁德一还记着这本账啊?我赖账,我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说。这件事情,如果传出半点风声,我就诬陷你在七二八农场写过反动标语。”

陈墨涵说:“那就再等等,等给你开追悼会那天,我向与会者个别透露。”

梁必达说:“那可以,那时候就是彭德怀和张普景在场我也不怕了。”

令陈墨涵始料不及的是,恢复工作之后,他接待的第一个上访人员竟是崔二月的亲属。这天上午刚刚上班,军务处便打了电话,说是有个男人在大门口跟岗哨纠缠,要见梁必达军长,请示怎么办。陈墨涵问是个什么样的人,军务处的一个参谋说,说是来上访的,是凹凸山崔家集的人,别的他不说,说是非见梁必达军长不可。

陈墨涵心里一惊,就有些预感了——这件事情恐怕同李文彬事件有关。

关于李文彬事件,陈墨涵不是目击者,详细情况不太清楚,但基本脉络是知道的。在七二八农场接受劳动改造的后期,梁必达曾经说过,李文彬叛国投敌,死有余辜,但是那个女人死得冤枉,据说那个女人是个妇救会的干部,之所以同李文彬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也是看在共产党的面子上,是李文彬毁了她,而且她也没有投敌,是被汉奸打死的。就是因为同李文彬有那层不明不白的关系,所以对她的死不了了之,当地政府不愿意多

事,军队也顾不上管。

陈墨涵当时揣摩梁必达的意思,似乎大有恻隐之心。可是那时候他们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况且战争年代遗留的问题多如牛毛,还错综复杂,说了也就说了,徒发一番感慨,表达一下怀旧之情和忧国忧民的态度而已。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估计是那个女人的家人找上门来要求落实政策。

陈墨涵让军务处的参谋把那个人请进门岗接待室里,然后亲自下楼会见。

果然是崔家集来的,男人有五十多岁,满脸沧桑,一见到陈墨涵就反反复复地搓手,好像那两只破绽百出的手没地方放。

他说他是崔二月最小的弟弟,陈墨涵这才知道,这个看起来有五十大几的男人其实不过四十来岁。

男人搓了一会手,想起了什么,便从肮脏的裤兜里摸出同样肮脏的纸烟,是陈墨涵在凹凸山劳动改造的时候见过的那种劣质草烟。陈墨涵挡住了递过来的纸烟,问男人有什么事。男人便一五一十地讲开了,说他的姐姐崔二月死得冤枉,活着的时候参加了抗日工作,还是妇救会的干部,而且是让日本鬼子打死的,说起来应该定成烈士,可是村里和公社都不理睬,村长还说崔二月是婊子,是叛徒的破鞋,弄得崔家几十年都抬不起头。崔二

月还留下一个儿子,从小上学的时候,别的孩子说他的娘是汉奸破鞋,跟人家打架,耳朵根都被打坏了,傻掉了,斜眼不说,嘴里还老是淌哈喇子。

“首长你说造孽不造孽?”

陈墨涵听了,心里也很不是滋味。造孽,怎么不造孽?陈墨涵对崔二月的弟弟说:“军长到军区开会去了,情况我都知道了,你先回去。等军长回来了,我向他汇报。要相信政府,我们既然知道了,就一定会解决。”

男人却没有走的意思,似乎不相信这么简单就把问题解决了,又提出来,见不到梁军长,能见到江古碑书记和窦玉泉司令也行: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一年,江古碑书记和窦玉泉司令还到崔家集去过,说好了要解决这件事情,可是人走茶凉,走了之后就没有影子了。”

这样一说,就引起了陈墨涵的重视。“文革”开始后不久他和梁必达都在凹凸山劳动改造,江古碑是“文革”的红人,他去崔家集干什么?莫非还是不放过梁必达,还要做文章?更让陈墨涵狐疑的是,窦玉泉在“文革”之初虽然摇摇晃晃,但是终归没有被打倒,咬紧牙关还在副军长的位置上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跟江古碑一起去崔家集是个什么意思?

陈墨涵问:“江书记和窦司令去崔家集都说了些什么?”

男人回答:“他们找了崔二辫子家里的人,还找了很多人,还到我家里找我姐姐的遗物,听说他们还去了江店集找我原来那个姐夫,说了很多,记不得了,只记得说要给我姐姐定成烈士。首长你帮帮忙,我姐姐定成烈士了,每月国家补助烈士抚恤金十二块,也好给外甥看病。我们老崔家也就有脸面了。”

陈墨涵想了想,一般地说,这个男人的要求实在不算过分,像这样的情况,军队出面,跟地方政府交涉一番,不是个难事,尤其是由梁必达或窦玉泉出面一说,更加权威,基本上就迎刃而解了。但是这件事情有点复杂,牵涉的背景很微妙,他自然不会擅作主张。

陈墨涵没有对男人说江古碑已经被逮捕的事,也没有说窦玉泉上调军区的事,只是说:“江古碑和窦司令都不在此地,你相信我的话,我们会尽快给你答复的。”

男人说:“实在不行,就见见岳区长,她对我姐姐的事情更知道底细,只要她凭良心讲话,事情就清楚了。到时候首长你们给我一个条子,盖上公章,我回去自己找公社。”

陈墨涵知道,这个男人说的岳区长就是岳秀英,让他见见也未尝不可。问题是岳秀英在朱预道当年对梁必达反戈一击的时候,同朱预道大闹一场就分居了,转业到了地方,在一个兵工厂当党委副书记,后来也被造了反,又被兜出了国民党军官遗孀的老底子,不堪凌辱,上吊自杀了,前不久才补开了追悼会。

陈墨涵此时真有一种说不清的滋味,看看那些老战友吧,老的老了,死的死了,坏的坏了。可是这些事情,跟这个凹凸山的农民、跟这个革命房东的后代怎么说呢?没法说,只好一再解释,并让军务处的参谋操办,跟政治部群联处商量,先补助给男人二百元钱,再安排他吃了饭,给他买好火车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打发走。

第二十五章

崔二月的弟弟来访,又勾起了陈墨涵的一桩疑问。

当天中午,陈墨涵没在军部小灶就餐,回到家里,同俞真说起了这件事情,说:“我们原来没想到还会有出山的一天,既然出来了,我们就要为那些在战争年代里死难的人办好事。崔二月的事情好办,还有一件事情不好办。”

俞真云里雾里,不知丈夫所云,问道:“什么事?”

陈墨涵说:“关于你干姐妹的事。”

俞真大叫惭愧,说:“我原来幻想有这一天,我要去洛安州找她,可是忙得晕头转向,竟把这件事情忘记了。”

陈墨涵说:“我看这事有点玄乎,我们在明处,她在暗处,以她那样的秉性,该找来的时候她自然会自己找来,她不找来,也许是有什么隐情。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陈墨涵之所以这样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早在七二八农场接受“劳动改造”的时候,见到了那个由“某某阿姨”派去的小伙子,他就分析过“她”的处境。建国之后,先是“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然后是“反右”,再然后是“文化大革命”,五湖四海全民动员捉拿“四类分子”,根正苗红的人都险象环生朝不保夕,她那个身份,就更只能在“阴暗的角落”里潜藏了,露面之日,也就是大祸临头之日。就是如今,虽然已经叫响了“拨乱反正”的口号,但有些政策还不是很明朗,这时候倘若请她浮出水面,仍然不是明智之举。

俞真说:“这些年来,可真是苦了她了,我多想见到她啊。不是她,哪有我的今天啊。”说着,眼圈就红了。

陈墨涵说:“你也用不着伤感,她是死是活都很难讲。我们只不过是捕风捉影地猜测,也许根本就是个幻觉。我现在在琢磨一个问题,那就是,当年到底是谁派人去追杀她?”

俞真惊问:“那还有什么疑问?当然是刘汉英。”

陈墨涵说:“的确,这种可能性最大。抗战初期,刘汉英在蒋文肇的授意下,同日军有交易,就是通过川岛长崎。眼看抗战快要结束,刘汉英怕暴露这个丑闻,派她去杀川岛长崎,这是符合逻辑的。但刘汉英又知道她是莫干山的人,莫干山不明不白地死了,她又要向刘汉英讨还血债,刘汉英先下手为强,派人杀她,也是符合逻辑的。但还有一个事实不能忽视,李文彬也是她除掉的。我们知道的事实是,除掉李文彬,是凹凸山分区委托刘汉英帮忙的,她是在杀了李文彬之后被杀的。这里面就有新的疑点了。据造反派说,她的手里有李文彬临死之前留下的一封遗书,李文彬在信里披露了当时凹凸山分区有人向敌伪透露了他的行踪,有杀人灭口的动机。追杀她的人,还不仅仅是刘汉英派去的,还有另外一路。”

俞真惊呆了,脸色都变了,结结巴巴地问:“你是说……”

陈墨涵做了个手势,制止了俞真的失措,说:“她的最后一段时间是跟你在一起度过的,你回忆一下,除掉李文彬的过程。”

俞真镇静下来,开始点点滴滴地回忆,说:“她的手段是化装成一名伪军的军官太太,我是她的佣人。我们是在一次酒会上同李文彬接触的,后来李文彬认出了她,但是李文彬没有说出来,记得她曾经跟我说过,李文彬之所以没有暴露她,是想报复一个人,李文彬好像还说过逼上梁山之类的话。但是,他没想到,我们那时候对他的报复不感兴趣,还是把他杀了。我们两个人都开了枪。”

陈墨涵顿时振作起来了,问:“李文彬有没有交给你们什么东西?”

俞真说:“没有。至少我是没有看到。但有没有交给她,我就不清楚了。”

陈墨涵击案脱口而出:“俞真,现在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了。如果她当真还活着的话,那么,上次到凹凸山七二八农场找我的那个小伙子就是她派去投石问路的。她有话要跟我们讲,而且不是针对刘汉英的,是冲着我们内部人的,这个人也许现在还身居高位。”

俞真再次震惊:“难道……梁……他真的……?”

陈墨涵挥了挥手:“嗨,你想到哪里去了!关于当年凹凸山分区委托刘汉英下令给高秋江除掉李文彬的事,就是在七二八农场劳动期间梁必达告诉我的。我们那两年说的话车载斗量,没想到还会复职,也没有顾忌了,说的都是真话,他连他后来在丹东跳舞的时候把一个苏联女人的……他咬人的事情都说了。好了,不说这些了。梁必达这个人,粗中有细,该智慧的时候智慧,该坦率的时候坦率。智慧的坦率和坦率的智慧结合起来,恰到好处,就是他的魅力所在。我跟你讲,凭我的判断,在李文彬这个问题上,梁必达是清白的,张普景也是清白的。别的你就不要多问了。没有事的栽赃也栽不上,有事的跑也跑不掉。”

这以后,俞真几次要去洛安州坐镇寻查,都被陈翠涵制止了。陈墨涵坚持一条,她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她既然不出现,就自有不出现的道理。如果她已经不在人间了,找也是徒劳,还是把这个悬念留到离休以后去解比较妥当,那时候无官一身轻,没有顾忌。

第二十五章

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窦玉泉在离开两年之后首次回到K军,是来参加张普景追悼大会的。

清晨五时许,天色刚刚见亮,梁必达和K军政委章光辉、参谋长陈墨涵、副政治委员马西平以及上述人员的夫人,K军司、政、后各部门处以上干部四十余人便守候在军部第一招待所小红楼的门前。

这支队伍里少了个朱预道。

本来,朱预道现在的身份还是副军长,作为张普景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实际的筹备负责人,陈墨涵拟订的治丧委员会名单里是有朱预道的,但是被梁必达圈掉了。

陈墨涵觉得不合适,说:“按约定俗成的惯例,哪一级的首长逝世了,同级党委和首长都是治丧委员会成员。老朱现在还是副军长,还是应该出面。”

梁必达冷笑着说:“朱预道同志现在学习很忙,这种事情就不要分散他的精力了吧。”

陈墨涵再三争取,梁必达再三驳斥,别的什么也不说,就一条,说朱预道学习忙,不分散他的精力。

所谓的学习,就是参加“说清楚学习班”,军里先办,军里结束了军区办,什么时候“说清楚了”什么时候“毕业”,梁必达自任学习班的班主任,朱预道的检查写了几十份,梁必达说,没有一份是清楚的。

陈墨涵设身处地地替朱预道想想,也觉得挺可怜,在那种环境里做的事情怎么能说得清楚啊?全看班主任的好恶了。最后,陈墨涵搬出了当年朱预道“借礼堂”的事情,说:“老朱有错,可是在张普景的问题上,他没使坏啊,不让他参加追悼会,张普景也会有意见。”

这样一说,梁必达才勉强同意朱预道参加追悼会,但是规定,其它活动概不参加。

“不给他饭吃,有他在,他尴尬,我们也尴尬,大家无话可说,难堪。”——梁必达当时就是这么说的。

五点半后,梁必达不时看表,不时询问身后的参谋火车是不是准点到达,显得有点浮躁。

陈墨涵很注意地观察着梁必达的一举一动,他今天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觉得梁必达有些反常。按说,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同一个军长级别相当,从某种意义上讲,副参谋长只是一个部门副职,是职能机关首长,而军长却是一方封疆大吏,是实权派,梁必达这个人的傲慢是众所周知的,按照“文革”前的惯例,即使是军区副司令员一级到K军来,梁必达也不会亲自到火车站迎接,惟一破例的一次是被打倒以前,老副政委王兰田到K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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