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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吕


  二号山谷分东院和西院,走进西院,一看就像个单位,有办公楼、宿舍房、运动场所和人影声响等等。这里曾是老王的天下,即培训中心。走进西院,却怎么看都不像个单位,几栋零散的小屋,隐没于葱郁的树林间,人影了无,寂静无声。但寂静中透出的决不是闲适,而是森严。我初次涉足这里,看它寂静落寞的样,怎么也想不到它竟是行动局的办公地,以为是701接待上面首长的地方。

  没有人怎么行动?我问。

  答:如果人都坐在家里又怎么叫行动局?

  可谓一语道破。

  答话的人就是我那位搞谍报工作的乡党,人称“老地瓜”的老吕。

  老吕不善言辞,也许是长期搞地下工作的缘故。老吕不抽烟,据说七十年代“抗美援越”期间,他在越南“行动”,搞谍报,有一次,他在某酒店大厅里接了一支某女士递给他的烟抽,不久便昏迷过去,差点丢了性命,从此再不沾烟酒。出门在外,老吕总是穿戴整齐,脖子上挂着相机,腕上箍着手表和手链,头上戴着四季分明的帽子,胸前插着两支钢笔,像一个偶尔出门的游客。这些玩艺是不是武器或谍报工具,我不得而知。问过老吕,说是没有,可我又怎能相信他说的?他是个老牌间谍,老地瓜,所有的真实都眼睛里,不在嘴巴上。

  老吕有本相册,很有意思,首先是很老派,封皮是手纺的粗布,相页是黄不拉几的土纸,装订是麻线,整个土得丢渣;其次是很古怪,说是相册,却有大半不是相片,而是各式各样的纸条和报纸剪贴。其中扉页就是半张香烟纸,上面有手迹,是这样写的:

  清晨醒来看自己还活着是多么幸福。我们采取的每一个行动都可能是最后一个。我们所从事的职业是世上最神秘也最残酷的,哪怕一道不合时宜的喷嚏都可能让我们人头落地。死亡并不可怕,因为我们早把生命置之度外。你好。我好。

  老吕告诉我,这是他刚做地下工作时,他的“上线”(是一位诗人)首次与他接头时,在人力车上顺便写下的,算是一个老地瓜对小地瓜的“经验之谈”,也是他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个“纪念品”。那是1947年秋天,当时他是南京中央大学西语系三年级学生,从那以后,类似的纪念品时常“不约而至”。老吕说,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从国内到国外,从大的到小的,从有名的到无名的,几乎他参与的每起地下工作都留有一定的“证据”,相册里收藏的就是这类东西,具体有28张照片,11片纸条,7张报纸剪贴和5幅图片,以及一些稀奇古怪的实物,诸如一枚穿孔的钢币、一只异国信封、几张票据和名片等。多数东西下方都有简单的文字注解。

  在众多东西中,有一张照片引发了我浓烈的好奇心,照片照的是一个死人,一只看不见人形的手正伸在胸前的口袋里,好像在收刮小伙子的遗物。老吕解释说,其实不是在“收刮”,而是在“给予”,是在给他“放一张银行的催款单”,而那只“恐怖之手”就是他的——他在向一个死人催款,听起来真叫人匪夷所思。在照片下方,有老吕的亲笔,写的是:我的名字叫韦夫,请你们别再喊我叫胡海洋。

  老吕告诉我,这个现在老是被人喊作胡海洋的越南小伙子韦夫,生前与他素不相识,死后两人却一起“合作”,干了一件至今都令他居傲不已的“杰作”。八十年代末,一个叫R·克拉特的英国导演拍了一部电影:《活着的死尸》,讲的就是他和韦夫“合作”的故事。至于相关的纪实性文字,更是多如牛毛,我现在收集到手的起码也在十几万字之上。1998年,我随巴金文学院一行作家到越南旅游,还专门到韦夫生活过的洛山小镇去走了一趟,听到看到的东西记了也有近万字。总之,要讲述这个故事,资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像时间、地点、背景、主要人物、次要人物、大故事、小故事等等,可以说“无不在我心中”。我疑虑的是,已经有那么多人,用那么多的方式讲过这个故事,如果我不能另辟蹊径,步人后尘地讲一个老套的故事,意义实在不大。就是说,我想寻求一种新和奇的方式来讲述这个故事,现在我决定借韦夫的灵魂来讲故事正是这种寻求的结果。老实说,这还是老吕先生落在韦夫遗体下方的那句话,给我提供的灵感。

  灵魂之说,就是天外之音。请听,“天外之音”已经飘飘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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