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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与古文运动


  由于政治见解与个人经历的不同,柳宗元并不属于韩愈那个作家群体,而且由于他长期贬谪在南方,离当时的文学中心较远,所以他的古文理论与创作实践没有韩愈那么大的影响,但是,柳宗元对古文复兴运动,也有其独特的贡献。

  和韩愈一样,柳宗元也强调“文”与“道”的关系。他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中指出:“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意思就是说,写文章的目的是“明道”,读文章的目的是“之道”,文辞只是传达“道”的手段、工具。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他更明确提出“文者以明道”的原则,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他又要求文章有“辅时及物”的作用,即能够针对现实,经世致用。

  基于这样的认识,柳宗元也对骈文持批判态度。在《乞巧文》中,他讽刺骈文是“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飞走;骈四骊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观者舞悦,夸谈雷吼;独溺臣心,使甘老丑”,就是说骈文徒有表面的好看,并无实际的用处,甚至还会迷惑人心。他推崇的也是先秦两汉之文,认为“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如汉之西京”(《柳宗直西汉文类序》),主张写文章要“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还要旁参《谷梁》、《孟》、《荀》、《庄》、《老》、《国语》、《离骚》、《史记》的气势、脉络、文采等(《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大体上说,柳宗元的散文理论与韩愈很相近。在评价骈文时不无偏激,在强调以道为根本时难免忽视文学的独立价值,但同时却也很重视文辞气势等艺术性方面的考虑。至于他的文章,同样不完全受他的理论的限制。

  在文章的具体表现方面,柳宗元的看法与韩愈有些不同。

  首先,韩愈比较偏重于散文中情感的直接表露,所谓“不平则鸣”、“愁思之声要妙”等都是指作者情感不加掩饰的宣泄,而柳宗元则比较偏重于情感的含蓄表达方式。《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他自己作文:“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

  就是说在创作中要平心静气,使内在情感深沉含蓄地表现。这里面有人生态度与宗教信仰的因素。韩愈激烈反佛,曾批评学佛者“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送高闲上人序》);而柳宗元却信佛,曾多次反驳韩愈,认为佛教让人“乐山水而嗜闲安”(《送僧浩初序》),并主张感情不可过分外露,说“气烦则虑乱,视雍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零陵三亭记》)。因此,他虽然常常压抑不住心头激情而写出激烈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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