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论下】

夫君子虽能乐之，而不知中庸，则其道必穷。《记》曰：“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非其信道之不笃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得其偏而忘 其中，不得终日安行乎通途，夫虽欲不废，其可得耶？《记》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以为过者之难欤，复之中者之难欤？宜若 过者之难也。然天下有能过而未有能中，则是复之中者之难也。

《记》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既不可过，又不可不及，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孟子曰：“执中为近。执中无 权，犹执一也。”《书》曰：“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又曰：“会其有极，归其有极。”而《记》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皇极者，有所 不极，而会于极；时中者，有所不中，而归于中。吾见中庸之至于此而尤难也，是有小人之中庸焉。有所不中，而归于中，是道也，君子之所以为时中，而小人之所 以为无忌惮。《记》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嗟夫，道之难言也，有小人焉，因其近似而窃其名，圣人忧思恐惧，是故反复而言之不厌。何则？是道也，固小人之所窃以自便者也。君子见危则能死，勉而不 死，以求合于中庸。见利则能辞，勉而不辞，以求合于中庸。小人贪而苟免，而亦欲以中庸之名私自便也。此孔子、孟子之所为恶乡原也。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 而不为原人，同乎流俗，合乎世，曰：“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善期可矣。”以古之人为迂，而以今世之所善为足以已矣，则是不亦近似于中庸 耶？故曰：“恶紫，恐其乱朱也，恶莠，恐其乱苗也。”何则？恶其似也。

信矣中庸之难言也。君子之欲从事乎此，无循其迹而求其味，则几矣。《记》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论好德锡之福】

昔圣人既陈五常之道，而病天下不能万世而常行也，故为之大中之教曰：“贤者无所过，愚者无所不及。”是之谓皇极。极之于人也，犹方之有矩也，犹圆之有 规也，皆有以绳乎物者也。圣人安焉而入乎其中，贤者亻免而就之，愚者而及之。圣人以为亻免与者，皆非其自然，而犹有以强之者。故于皇极之中，又为之言 曰：“苟有过与不及，而要其终可以归皇极之道者，是皇极而已矣。”故《洪范》曰；“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 又悲天下有为善之心而不得为善之利也，有求中之志而不知求中之道也，故又为之言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圣人之待天 下如此其广也，其诱天下之人，不忍使之至于罪戾，如此其勤且备也。天下未有好德之实，而自言曰“予攸好德”，圣人以为是亦有好德之心矣，故受而爵禄之。天 下之为善而未协于中也，则受而教诲之。

又恐夫民之愚而不我从也，故逊其言卑其色以下之。如是而不从，然后知其终不可以教诲矣。故又为之言曰：“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 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且夫其始也，恐天下之人有可以至于皇极之道，而上之人不诱而教诲之也。故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 其终也，恐天下之以虚言而取其爵禄也。故曰“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盖圣人之用心，忧其始之不幸，而惧其终之至于侥幸也。故其言如此之详 备。

夫君子小人，不可以一道待也。故皇极之中，有待小人之道，不协于极，而犹受之。至于待君子之道，何其责之深也。曰：“无偏无党，无反无侧，无有作好，无有作恶，而后可以合于皇极。”然则先王御天下之术，盖用此欤？

【论郑伯克段于鄢（隐元年）】

《春秋》之所深讥、圣人之所哀伤而不忍言者三；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齐国夏、卫石曼姑帅师围戚，而父子之恩绝；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而夫妇之道丧；郑伯克段于鄢，而兄弟之义亡。此三者，天下之大戚也。夫子伤之，而思其所以至此之由，故其言尤为深且远也。

且夫蒯聩之得罪于灵公，逐之可也，逐之而立其子，是召乱之道也。使辄上之不得从王父之言，下之不得从父之令者，灵公也。故书曰：“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 蒯聩于戚。”蒯聩之不去世子者，是灵公不得乎逐之之道。灵公何以不得乎逐之之道？逐之而立其子也。鲁桓公千乘之君，而陷于一妇人之手，夫子以为文姜之不足 讥，而伤乎桓公制之不以渐也，故书曰：“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言其祸自公作也。段之祸生于爱。郑庄公之爱其弟也，足以杀之耳。孟子曰：“舜封象于有庳， 使之源源而来，不及以政。”孰知夫舜之受其弟之深，而郑庄公贼之也。当太叔之据京城，取廪延以为己邑，虽舜复生，不能全兄弟之好，故书曰“郑伯克段于 鄢”，而不曰“郑伯杀其弟段”。以为当斯时，虽圣人亦杀之而已矣。夫妇、父子、兄弟之亲，天下之至情也，而相残之祸至如此，夫岂一日之故哉！

《谷梁》曰：“克，能也，能杀也。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段不称弟，不称公子，贱段而甚郑伯也。于鄢，远也。犹曰取之其母之怀中而杀之云尔。甚之 也。然则为郑伯宜奈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呜呼！以兄弟之亲，至交兵而战，固亲亲之道绝已久矣。虽缓追逸贼，而其存者几何，故曰于斯时也，虽圣人亦 杀之而已矣。然而圣人固不使至此也。《公羊传》曰：“母欲立之，己杀之，如勿与而已矣。”而又区区于当国内外之言，是何思之不远也。《左氏》以为段不弟， 故不称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求圣人之意，若《左氏》可以有取焉。

【论郑伯以璧假许田（桓元年）】

郑伯以璧假许田，先儒之论多矣，而未得其正也。先儒皆知夫《春秋》立法之严，而不知其甚宽且怒也；皆知其讥不义，而不知其讥不义之所由起也。

郑伯以璧假许田者，讥隐而不讥桓也。始其谋以周公之许田而易泰山之礻方者，谁也？受泰山之礻方而入之者，谁也？隐既已与人谋而易之，又受泰山之礻方而 入之，然则为桓公者，不亦难乎！夫子知桓公之无以辞于郑也，故讥隐而不讥桓。何以言之？《隐·八年》书曰“郑伯使宛来归礻方”；又曰“庚寅，我入礻方”。 入礻方云者，见鲁之果入泰山之礻方也。则是隐公之罪既成而不可变矣，故《桓·元年》书曰“郑伯以璧假许田”而已。夫许田之入郑，犹礻方之入鲁也。书鲁之入 礻方，而不书郑之入许田，是不可以不求其说也。“郑伯使宛来归礻方”、“庚寅我入礻方”，是郑之业归，而鲁之入之也。“郑伯以璧假许田”者，见郑之来请， 不见鲁之与之也。见郑之来请而不见鲁之与之者，见桓公之无以辞于郑也。呜呼，作而不义，使后世无以辞焉，则夫子之罪隐深矣。

夫善观《春秋》者，观其意之所向而得之，故虽夫子之复生，而无以易之也。《公羊》曰：“曷为系之许？近许也，讳取周田也。”《谷梁》曰：“假不言以， 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讳易地也。”春秋之所为讳者三，为尊者讳故，为亲者讳败，为贤者讳过。鲁，亲者也，非败之为讳，而取易之为讳，是夫子之私鲁也。

【论取郜大鼎于宋（桓二年）】

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举三代全盛之法，以治侥幸苟且之风，而归之于至正而已矣。三代之盛时，天子秉至公之义，而制诸侯之予夺，故勇者无所加乎怯， 弱者无所畏乎强，匹夫怀璧而千乘之君莫之最取焉。此王道之所由兴也。周衰，诸侯相关，而强有力者制其予夺，邾、莒、滕、薛之君，惴惴焉保其首领不暇，而 齐、晋、秦、楚有吞诸侯之心。孔子慨然叹曰：“久矣，诸侯之恣行也，后世将有王者作而不遇焉，命也。”故《春秋》之法，皆所以待后世王者之作而举行之也。 钟鼎龟玉，夫子之所以分诸侯，使诸侯相传而世守也。

《桓·二年》：“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且夫鼎也，不幸使齐挈而有之，是齐鼎也，是百传而不易，未可知也。仲尼曰不然。是鼎也，何为而在鲁 之太庙？曰，取之宋。宋安得之？曰，取之郜，故书曰郜鼎。郜之得是鼎也，得之天子。宋以不义取之，而又以与鲁也。后世有王者作，举《春秋》之法而行之，鲁 将归之宋，宋将归之郜，而后已也。昔者子路问孔子所以为政之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故《春秋》之法，尤谨于正名，至于一鼎之微而不敢忽焉，圣人之用意 盖深如此。

夫以区区之鲁无故而得器，是召天下之争也。楚王求鼎于周，王曰：“周不爱鼎，恐天下以器仇楚也。”鼎入宋而为宋，入鲁而为鲁，安知夫秦、晋、齐、楚之 不动其心哉！故书曰郜鼎，明鲁之不得有以塞天下之争也。《谷梁传》曰“纳者，内弗受也。”以为周公不受也。又曰：“号从中国，名从主人。”而《左氏》记臧 哀伯之谏。愚于《公羊》有取焉，曰：“器从名，地从主人。宋始以不义取之，故谓之郜鼎。至于地之与人则不然，俄而可以为其有矣。”善乎斯言，吾有取之。

【论齐侯卫侯胥命于蒲（桓三年）】

荀卿有言曰：“《春秋》善胥命。《诗》非屡盟，其心一也。”敢试论之。

谨按《桓·三年》书“齐侯、卫侯胥命于蒲”，说《春秋》者均曰近正。所谓近正者，以其近古之正也。古者相命而信，约言而退，未尝有歃血之盟也。今二国之君，诚信协同，约言而会，可谓近古之正者已。

何以言之？《春秋》之时，诸侯竞骛，争夺日寻，拂违王命，糜烂生聚，前日之和好，后日之战攻，曾何正之尚也。观二国之君胥命于蒲，自时厥后，不相侵伐，岂与夫前日之和好、后日之战攻者班也，故圣人于《春秋》止一书胥命而已。荀卿谓之善者，取诸此也。

然则齐也，卫也，圣人果善之乎？曰，非善也，直讥尔。曷讥尔？讥其非正也。《周礼》大宗伯掌六礼以诸侯见王为文，乃有春朝、夏宗、秋觐、冬遇、时会、 众同之法，言诸侯非此六礼，罔得逾境而出矣。不识齐、卫之君，以春朝相命而出耶？以夏宗相命而出耶？或以秋觐相命而出耶？以冬遇相命而出耶？或以时会相命 而出耶？众同相命而出耶？非春朝、夏宗、秋觐、冬遇、时会、众同而出，则私相为会耳。私相为会，匹夫之举也。以匹夫之举，而谓之正，其可得乎？宜乎圣人大 一王之法而诛之也。然而圣人之意，岂独诛齐、卫之君而已哉，所以正万世也。荀卿不原圣人书经之法，而徒信传者之说，以谓“《春秋》善胥命”，失之远矣，且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诸侯之贤者，固亦鲜矣，奚待于齐、卫之君而善其胥命耶？信斯言也，则奸人得以劝也，未尝闻圣人作《春秋》而劝奸人也。

【论于太庙用致夫人（僖八年）】

甚哉，去圣之久远，三《传》纷纷之不同，而莫或折之也。于太庙用致夫人。《左氏》曰：“而致哀姜，非礼出。凡夫人不薨于寝，不殡于庙，不赴于同， 不于姑，则弗致也。”《公羊》曰：“夫人何以不氏，则以妾为妻也。盖聘于楚而协于齐，媵女之先至者也。”《谷梁》曰：“成风也。言夫人而不言氏姓，非夫 人也，立妾之词，非正也。”

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则以宗庙临之而后贬焉，一则以外之弗夫人而见正焉。三家之说，《左氏》疏矣。夫人与公，一 体也。有曰公曰夫人既葬，公以谥配公，夫人以谥配氏，此其不易之例也。盖有既葬称谥，而不称夫人者矣。天王使宰亘来归惠公仲子之，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 衤遂，而未有不称谥而称夫人也。《公羊》之说，又非人情，无以信于后世。以齐楚之强，齐能胁鲁使以其媵女为夫人，而楚乃肯安然使其女降为妾哉？皮甚可怪 也。且夫成风之为夫人，非正也。《春秋》以为非正而不可以废焉，故与之不足之文而已矣。方其存也，不可以不称夫人而去其氏，及其没也，不可以不称谥而去其 夫人。皆所以未不足于成风也。况乎周公而“周致”焉，则其罪固已不容于贬矣。故《公羊》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用致夫人，非礼也。”

【论闰月不告朔犹朝于庙（文六年）】

《春秋》之文同，其所以为文异者，君子观其意之所在而已矣。先儒之“论闰月不告朔者，牵乎“犹朝于庙”之说而莫能以自解也。《春秋》之所以书“犹”者 二“曰如此而犹如此者，甚之之词也。“辛巳有事于太庙，仲遂卒于垂，壬午犹绎”是也。曰不如此而犹如此者，幸之之词也。“不郊犹三望闰月”、“不告朔犹朝 于庙”是也。

夫子伤周道之残缺，而礼乐文章之坏也。故区区焉掇拾其遗亡，以为其全不可得而见矣，得见一二斯可矣。故书曰“犹朝于庙”者，伤其不告朔而幸其犹朝于庙 也。夫子之时，告朔之礼亡矣，而有饩羊者存焉。夫子犹不忍去，以志周公之典，则其朝于庙者，乃不如饩羊之足存欤！《公羊传》曰：“曷为不言告朔？天无是月 也。”《谷梁传》曰：“闰月者，附月之余日也，天子不以告朔而丧事不数也。”而皆曰：“犹者，可以已也”。是以其幸之之词而甚之之词，宜其为此异端之说 也。且夫天子诸侯之所为告朔听政者，以为天欤为民欤？天无是月而民无是月欤？彼其孝子之心，不欲因闰月以废丧纪，而人君乃欲假此以废政事欤？

夫周礼乐之衰，岂一日之故，有人焉开其端而莫之禁，故其渐逐至于扫地而不可救。《文·十六年》：“夏六月，公四不视朔。”《公羊传》曰：“公有疾也。 何言乎公有疾不视朔？自是公无疾不视朔也。”故夫有疾而不视朔者，无疾而不视朔之原也。闰月而不告朔者，常月而不告朔之端也。圣人忧焉，故谨而书之，所以 记礼之所由废也。

《左氏传》曰：“闰以正时，是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不告闰朔，弃时政也，何以为民？”而杜预以为虽朝于庙，则如勿朝，以释经之所书“犹”之意，是亦曲而不通矣。

【论用郊（成十七年）】

先儒之论，或曰鲁郊僭也，《春秋》讥焉，非也。鲁郊僭也，而《春秋》之所讥者，当其罪也。赐鲁以天子之礼乐者，成王也。受天子之礼乐者，伯禽也。《春 秋》之讥鲁郊也，上则讥成王，次则讥伯禽。成王、伯禽不见于《春秋》，而夫子无所致其讥也。无所致其讥而不讥焉，《春秋》之所以求信天下也。夫以鲁而僭天 子之郊，其罪恶如此之著也。夫子以为无所致其讥而不讥焉，则其讥之者，固天下之所用而信之也。

郊之书于《春秋》者，其类有三。书卜郊不从乃免牲者，讥卜常祀而不讥郊也。鼷鼠食郊牛角，郊牛之口伤改卜牛者，讥养牲之不谨而不讥郊也。书四月、五 月、九月郊者，讥郊之不时而不讥郊也。非卜常祀、非养牲之不谨、非郊之不时则不书，不书则不讥也。于太庙者，为致夫人而书也。有事于太庙者，为仲遂卒而 书也。《春秋》之书郊者，犹此而已。故曰不讥郊也。

郊祀者，先王之大典，而夫子不得见之于周也。故因鲁之所有天子之礼乐，而记郊之变焉耳。《成·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公羊传》曰：“用者， 不宜用者也，九月非所用郊也。”《谷梁传》曰：“夏之始，犹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盖不可矣。”且夫郊未有至九月者也。”曰“用”者，著其不时之 甚也。杜预以为用郊从史文，或说用然后郊者，皆无取焉。

【论会于澶渊宋灾故（襄三十年）】

春秋之时，忠信之道缺，大国无厌而小国屡叛，朝战而夕会，夫子盖厌之矣。观周之盛时，大宗伯所制朝觐、会同之礼，各有远近之差，远不至于疏而相忘，近 不至于数而相渎。春秋之际，何其乱也，故曰春秋之盟，无信盟也，春秋之会，无义会也。虽然，纷纷者，天下皆是也。夫子将讥之，而以为不可以胜讥之也，故择 其甚者而讥焉。桓二年会于稷，以成宋乱。襄三十年会于澶渊，宋灾故。皆以深讥而切责之也。

《春秋》之书会多矣，书其所会而不书其所以会。书其所以会，桓之稷、襄之澶渊而已矣。宋督之乱，诸侯将讨之，桓公平之，不义孰甚焉？宋之灾，诸侯之大夫会，以谋归其财，既而无归，不信孰甚焉？非不义不信之甚，《春秋》之讥不至于此也。《左氏》之论，得其正矣。

皆诸侯之大夫，而书曰某人某人会于澶渊，宋灾故，尤之也。不书鲁大夫，讳之也。且夫见邻国之灾，匍匐而救之者，仁人君子之心也。既言而忘之，既约而背 之，委巷小人之事也。故书其始之为君子仁人之心，而后可以见后之为委巷小人之事。《春秋》之意，盖明白如此。而《公羊传》曰：“会未有言其所为者，此言其 所为何？录伯姬也。”且《春秋》为女子之不得其所而死，区区焉为人之死录之，是何夫子之志不广也！《谷梁》曰：“不言灾故，则无以见其为善；澶渊之会，中 国不侵夷狄，夷狄不入中国，无侵伐八年，善之也，晋赵武、楚建之力也。”如《谷梁》之说，宋之盟可谓善矣，其不曰息兵故，何也？呜呼！《左氏》得其正矣。

【论黑肱以滥来奔（昭三十一年）】

诸侯之义，守先君之封土，而不敢有失也，守天子之疆界，而不敢有过也。故夫以力而相守，以兵而相侵者，《春秋》之所谓暴君也。侵之虽不以兵，夺之虽不 以力，而得之不义者，《春秋》之所谓君也，郑伯以璧假许田，晋侯使韩穿来言汶阳之田归之于齐，此诸侯之以不义而取鲁田者也。邾庶其以漆闾丘来奔，莒牟夷 以防兹来奔，黑肱以滥来奔，此鲁之以不义而取诸侯之田者也。诸侯以不义而取鲁田，鲁以不义而取侯之田，皆不容于《春秋》者也。

夫子之于庶其、牟夷、黑肱也责之薄，而于鲁也罪之深。彼其窃邑叛君为穿窬之事，市人屠沽且羞言之，而安足以重辱君子之讥哉？夫鲁，周公之后，守天子之 东藩，招聚小国叛亡之臣，与之为盗窃之事，孔子非伤而悼痛之，故于三叛之人，具文直书而无隐讳之词，盖其罪鲁之深也。先儒之说，区区于叛人之过恶，其论固 已狭矣。且夫《春秋》岂为穿窬窃盗之人而作哉？使天下之诸侯，皆莫肯容夫如此之人，而穿窬盗窃之事，将不禁而自绝，此《春秋》之所以用意于其本也。《左 氏》曰：“或求名而不得，或欲盖而名彰。书齐豹盗，三叛人名。”而《公羊》之说，最为疏谬，以为叔术之后而通滥于天下，故不系黑肱于邾。呜呼，谁谓孔子而 贤叔术耶？

盖尝论之。黑肱之不系邾也，意其若栾盈于之不系于晋欤？栾盈既奔齐，而还入曲沃以叛，故书曰“栾盈入于晋”。黑肱或者既绝于邾，而归窃其邑以叛欤？当 时之简牍既亡，其详不可得而闻矣。然以类而求之，或亦然欤？《谷梁》曰：“不言邾，别乎邾也；不言滥子，非天子之所封也。”此尤迂阔而不可用矣。

【论春秋变周之文（何休解）】

三家之传，迂诞奇怪之说，《公羊》为多，而何休又从而附成之。后之言《春秋》者，黜周王鲁之学与夫谶纬之书者，皆祖《公羊》。《公羊》无明文，何休因 其近似而附成之。愚以为何休，《公羊》之罪人也。凡所谓《春秋》变周之文从商之质者，皆出于何氏，愚未尝观焉。滕侯、薛侯来朝。齐侯使其弟年来聘。何休 曰：质家亲亲。故先滕侯而加录齐侯之母弟。且夫亲亲者，周道也。先宗盟而后异姓者，周制也。郑忽出奔卫。《公羊传》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 词无所贬。”何休曰：“商爵三等，春秋变周五等之爵而从焉。《记》：“诸侯失地名。”而文十二年成阝伯来奔，《公羊》亦曰：“何以不名？兄弟词也。”忽之 出奔，其为失国，岂不甚明，而《春秋》独无贬焉。虽然，《公羊》何为而为此说也？《春秋》未逾年之君皆称子，而忽独不然，此《公羊》之所以为此说也。且 《春秋》之书，夫岂一概。卫宣未葬，而嗣子称侯以出会，书曰“及宋公卫侯燕人战”。郑忽外之抚援，内之无党，一夫作难，奔走无告，郑人贱之，故赴以名，书 曰“顾忽出奔卫”。卫侯未逾年之君也，郑忽亦未逾年之君也，因其自侯之而侯之，因其自名而名之，皆所以变常而示讥也。且夫以例而求《春秋》者，乃愚儒之事 也。孔子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又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由此观之，夫子皆有取于三代，而周居多焉。况乎采周公之集以作《春秋》，而曰变周之 文者，吾不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