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 方，不辱君命，可谓上矣。”

　　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

　　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①然小人哉！抑 亦可以为次矣。”

　　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②，何足算也？”

【注释】　

　　 ①硁硁（keng）：浅薄固执的样子。②斗筲（shao）之人：”指器量狭 小的人。斗，古代量名；筲，竹筐，容量不大；斗、筲喻度量的狭小。

【译文】

　　子贡问道：“怎样才可以称得上是士？”孔子说：“做事有羞耻 之心，出使外国能很好地完成国君的使命。这样的人可以称得上 是士了。”

　　子贡说：“敢问次一等的。”孔子说：“宗族称赞他孝顺父母， 乡亲们称赞他尊敬兄长。”

　　子贡说：“敢问再次一等的。”孔子说：“说话一定守信，做事 一定有结果，这是浅薄固执的小人啊！或许也可以算是再次一等 的士吧。”

　　子贡又说：“现在执政的那些人怎么样？”孔子说：“唉！这些 器量狭小的人怎么能算得上呢？”

【读解】 　　

　　“士”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与近代文化中的知 识分子相近。在商周时代，士属于贵族中的下层，到春秋时代，则 成了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一个特殊阶层。孔子生活在这个时代， 他本人也是这个阶层中的一页。所以，他和他的学生们对士有过 各种论述。比较著名的如《里仁》篇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 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又如《泰伯》篇曾子说：“士不可以不 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 乎？”这些论述，都近似于我们今天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一样， 对“士”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赋予了社会历史的重任。在本篇中， 孔子又与子贡讨论了不同层次的士的标准。

　　子贡与孔子讨论的第一个层次的士是参与国家大事的“入 仕”的士，或者说是“用之则行”，“达则兼善天下”的士。子贡 与孔子讨论的第二个层次的士是在乡赋闲，没有在朝廷做官的士， 或者说是“舍之则藏”，“穷则独善其身”的士。子贡与孔子讨论 的第三个层次的士是拘泥固执，不知通权达变的“任任然小人 哉”的士，这种士是勉强可以称得上的，实际上不太够格的士。这 里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言必信，行必果”的品质。不少格言、 座右铭一类的书籍都把“言必信，行必果”作为孔子的格言而加 以传播推广，可孔子却明明说这种“言必信，行必果”的人是 “硁硁然小人哉！”孟子说得更为清楚：“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 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孔孟的论述一反一正而现 点却一脉相承，都是反对一味地“言必信，行必果”，要求“惟义 所在”，一切用“义”来衡量。只要合乎“义”，也就‘唁不必信， 行不必果”了。这种通权达变的思想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方 面，孔子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孟子也说 这：“君子不亮（通“谅”，即信）。恶乎执？”（《孟子·告子下》） 君子不讲信用，怎么能有操守？孔子、孟子对“信”的论述都是 很多的。但另一方面，又的确不能拘泥固执于“信”上而不知变 通。这正如孔子与叶公谈论关于“直”的问题一样。叶公认为父 亲偷羊儿子告发是“直”，孔子却认为应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这才是“直”。这是用孝、慈的礼数来变通。同样的，在“信”的 问题上也一样，应不应该“言必信，行必果”，要用“义”来变通。 比如说你对你的敌人也讲信用，那岂不是太书呆子气了吗？

　　所以，我们既要讲信用，又要根据实际情况，用“义”的原 则来进行变通。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超脱出来，不做“硁硁然 小人哉”的读书人，而做一个通权达变的人。所谓“世事洞明皆 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实际上也蕴含着这样的道理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