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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七户内第一部(6)


一层一层的往下去,克利斯朵夫 和邻居的关系自然越来越疏远。要他能踏进四楼的公寓,简直需要靠一种神奇的魔术才行。——四楼的一边住着两个女人,给年深月久的丧事磨得懵懵懂懂了。三十 五岁的奚尔曼太太;死了丈夫和女儿之后,跟她年老而虔诚的脾气杜门不出的住在一起。——四楼的另一边住着一个神秘的人物,看不出准确的年纪,大概有五六十 岁,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他头发都秃了,胡子保养得很好,手长得很细巧,说话很温和,举止大方。人家叫他做华德莱先生,说是无政府主义者,革命党,外 国人,但说不清是俄罗斯人还是比利时人。其实他是法国北方人,早已不是什么革命党,但还保存着过去的声名。参加过一八七一年的暴动,判了死刑,不知怎么逃 过了,他十多年来走遍了欧洲。在巴黎骚动的时期和以后,在亡命的时期和回来以后,在从前的同志而现在握了政权的人中,在所有的革命党派中,他看到不知多少 的丑事,便退出党派,心平气和的守着他清白的、可是一无用处的信念。他书看得很多,也写些带点煽动性的书,领导着——(据人家说)——印度和远东那一带的 无政府运动,从事于世界革命,也从事于同样含有世界性而意义比较温和的研究工作:他要创造一种为普及音乐教育用的新的世界语。他跟公寓里的人都不来往,遇 到了仅仅是挺有礼貌的招呼一下。他对克利斯朵夫倒肯说几句他记载音乐的新方法。但这是克利斯朵夫最不感兴趣的:用什么符号来表示思想,他认为无足重轻;不 管是哪一种语言,他都能运用。那位学者可毫不放松,又温和又固执的解释自己的学说;至于他其余的事,克利斯朵夫一点都没法知道。所以在楼梯上碰见他的时 候,他只注意那老跟着他的女孩子:她长着淡黄头发,黄眼睛,苍白的脸,血色很不好,侧影很难看,身体很娇,病容满面,没有多大表情。他跟大家一样以为她是 华德莱的女儿,其实是个孤儿,父母都是工人阶级;华德莱在她四五岁时父母染疫双亡之后把她抱养过来的。他对一般贫苦的儿童喜爱到极点,那简直是他的一种神 秘的温情,象梵桑·特·保尔①的一样。因为不信任一切官办的慈善机关,也明白一般慈善团体的内容,所以他的救济事业是独自做的,瞒着别人,觉得另有一种愉 快。他学了医,预备帮助人家。有一天他进到街坊上一个工人家里,看见有人病着,便给他们医治;他原来有些医药常识,此后更设法补充。看到儿童受苦在他是最 受不了的。等到他替这些可怜的小生命解除了疾苦,瘦削的脸上重新浮起苍白的笑容,他才愉快极了,心都化开了。这是他尘世的天堂,而平时受他照顾的人给他的 麻烦,他也忘了;因为他们难得感激他。门房的女人看到多少肮脏的脚踏上楼梯,常常气恼之极,说些尖刻的抱怨的话。房东对于这些穷苦工人——在他眼中就等于 无政府党——的进进出出很不放心,对华德莱啧有烦言。他想搬家,又舍不得:他有些小地方很古怪,脾气又温和又固执,竟不把人家的话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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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梵桑·特·保尔为十七世纪时圣者,以救济孤儿著称于史。

克 利斯朵夫因为喜欢那女孩子,才得到华德莱一点信任。对孩子的爱是他们两人的共同点。克利斯朵夫每次遇到那小姑娘,心里总不舒服,觉得她的相貌跟萨皮纳的小 女儿有些相象。萨皮纳不但是他初恋的对象,她那个昙花一现的影子,那种幽静的风度,至今还藏在他心里。所以他很关切这个从来不跑不跳,脸色惨白的女孩子: 她不大有声音,也没有年龄相仿的小朋友,老是孤零零的,静悄悄的,玩些没有动作没有声响的游戏,拿着个玩具的娃娃或一块木头之类,嘴唇轻轻的动着,自己编 些故事。她对人又亲热又冷淡,有点儿生分的和捉摸不定的神气;但她的义父并没觉察,只知道一味的爱她。其实这种生分的和捉摸不定的神气,便是在我们亲生的 儿女身上也不免。克利斯朵夫想把工程师的两个女孩子介绍给她。但哀斯白闲与华德莱双方都客客气气的,坚决的,谢绝了。这些家伙似乎非活埋自己,各自关在笼 里不可。充其量,他们只能勉强相助;但各人心中还怕人家疑心是他自己要人帮忙;并且双方的自尊心和困难的境况都不相上下,所以谁也不愿意先有表示。

三 楼上的大公寓差不多永远空着。房东把它留作自用,可是从来不住的。他以前是个商人,等到财产挣到了预定的数目,就把业务结束了。一年大部分的时间,他都不 在巴黎;冬天在东南海滨的一个旅馆里避冬,夏天在诺曼底一个海水浴场上避暑,靠利息过日子,不花什么大钱,光看着别人的奢华也就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同时也 象那些奢华的人一样过着空虚无益的生活。

贴邻那个较小的公寓是租给没有孩子的亚诺夫妇的。丈夫年纪在四十至四十五岁之间,当着中学教员, 整天忙着上课,温课,抄写,腾不出时间来写他的博士论文,终于放弃①了。比他年轻十岁的妻子,人很和气,极度的怕羞。两人都很聪明,博学,夫妻感情很好; 可是他们一个熟人都没有,从来不出去走走:丈夫是为的太忙,妻子是为的太闲。但她是个贤德的女人,竭力压着愁闷,尽量找事做,不是看书,就是替丈夫预备笔 记,誊清笔记,补衣服,做自己的衣服帽子。她很想不时去看看戏;可是亚诺没有兴趣:晚上他太累了。于是她也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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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法国制度,大学毕业生欲得博士学位,尽可于就业后几年中提出。

他 们俩最大的乐趣是音乐。那是他们极喜欢的。他不会弹琴,她会弹而不敢弹;她要是在人前演奏,哪怕在丈夫面前,也会象初学的小姑娘。但便是这么一点儿对他们 已经足够了。格路克,莫扎特,贝多芬,都是他们的朋友;那些音乐家的生气,他们连细枝小节都知道,非常同情他们的痛苦。还有一块儿看些美妙的书也是一桩乐 事。但现代的文学作品中,这一类的好东西太少了:作家对于一般不能替他们增加声名、金钱、快乐的读者是不放在心上的;而这批在社会上不露面的谦卑的群众, 就从来不写什么文章,只知道不声不响的爱好。这道艺术的光,在那些老实与虔敬的心中差不多有种神圣的意味,足以使他们过着和起的,相当快乐的生活,虽然有 些悲哀,——(那也并不冲突),——虽然非常孤独,而且也受过人生的伤害。他们俩的人品都远过于他们的地位。亚诺先生气有思想,但既没空闲,也没勇气把它 写下来。发表文章或出书都是太麻烦了,犯不上的,那完全是不必要的虚荣。他认为和他敬爱的思想家相形之下,自己太渺小了。他太爱好美妙的艺术品,不愿意再 去"制造艺术",觉得这种志愿狂妄可笑。他以为自己的职务是推广艺术品的流传,所以只管把他的思想灌输给学生:将来他们会写出书来的,——当然不会提到他 罗。——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舍得买书。穷人总是最慷慨的:他们自己掏出钱来买,有钱的人却以为不能白到手书是有失面子的事。亚诺为了买书把所有的钱都花掉 了:这是他的弱点,他的癖。他为之很不好意思,常常瞒着太太。可是她并不埋怨,她也会这样作的。——夫妇俩老是有些美妙的计划,预备积一笔款子去游历意大 利,——那可永远是梦想了,他们也很明白,笑自己不会积蓄。亚诺很知足,觉得有这样一个心爱的妻子,再加自己勤劳的生活与内心的喜悦也就够了;难道对她会 不够吗?——她说:是的,够了。她可不敢说出来,要是丈夫有点名片,使她沾些光,把她的生活给照耀一下,让她有些舒服的享受,岂不更好!内心的欢乐固然很 美,但外面的光彩也能给你很大的喜悦……然而她一声不出,因为胆小;并且她知道即使他想求名,也没有把握:现在已经太晚了!……他们更遗憾的是没有孩子。 这一点,两人也藏在肚里不说,倒反因之更相爱,似乎这一对可怜的人互相要求原谅。亚诺太太心极好,非常殷勤,很乐意和哀斯白闲太太来往,可是不敢:因为人 家没有表示。至于结识克利斯朵夫,那是夫妇俩求之不得的:他遥远的乐声早已把他们听得入了迷。但他们无论如何不愿意首先发动,以为那是太唐突了。

住 二楼公寓的是法列克斯·韦尔夫妇。这一对有钱的犹太人,无儿无女,一年倒有六个月住在巴黎乡下。虽然他们在这儿住了二十年——(这完全是住惯的缘故,因为 他们很容易找一个跟他们的财富更相称的屋子),——却老是象过路的外方人,从来不跟邻居交谈一句话,人家关于他们的事也不比他们第一天搬来的时候知道得更 多。这一点可不能成为不受批评的理由。正是相反:他们不讨人喜欢;当然他们也绝对不想讨人喜欢。其实他们的为人倒值得人家多知道一些:夫妇俩都是好人,而 且绝顶聪明。六十岁左右的丈夫是一个亚述考古学家,为了中亚细亚的发掘享有盛名;象许多犹太人一样,他头脑开通,兴趣极广,决不以自己的专门学问为限;他 平时注意着无数的事:美术,社会问题,一切现代思想界的运动。可是这些都控制不了他的精神,因为他觉得所有的学问都有意思,可没有为了任何一门入迷。他很 聪明,太聪明了,太不受拘束了:这一只手建造起来的东西,老是预备用另一只手毁掉;因为他建设得很多,又有事业,又有理论,的确是精力过人。由于习惯,由 于精神上需要活动,所以他虽不信自己的工作有什么用处,依旧不声不响的,极有耐性的,在学问方面下苦功。不幸他生在有钱的人家,没机会认识为生存而斗争的 意义;并且自从他在近东做了几年发掘工作而感到厌倦之后,就没有接受任何公家的职位。但除了他自己的工作以外,他还是头脑很清楚的关切当前的问题,关切一 些实际而立刻可以实行的社会改革,法国学校教育的改善等等。他宣传思想,倡导潮流,推动那些大规模的文化机构,可是不久他就厌倦了。好几次,人家根据他的 论点而发起了一个运动,他却极尽尖刻的批评这个运动,使那般受他鼓动的人大为惊骇。他并非故意如此,而是天性使然;他生来是神经质的,喜欢挖苦的,锐利无 匹的目光一看到人物和事情的可笑就忍俊不禁。既然世界上连最好的事,最好的人,在某一角度上看或是在放大镜下看,也难免有可笑的地方,他的嘲弄的心情也就 不容易抑制了。这种脾气当然不能帮助他结交朋友。他心里却极想给人家一点好处,事实上也这么做;人家并不感激他;便是受到恩惠的人,因为觉得自己在他面前 显得可笑,也不能原谅他。他不能多见人,否则就没法爱他们了。他不是愤世嫉俗的人,也没有那种自信可以当愤世嫉俗的角色。他一方面取笑社会,一方面在社会 面前觉得胆小,同时心里还不敢断定社会一定是错的,自己一定是对的。他避免显得和别人过分的不同,竭力想教自己的态度与表面上的见解跟别人一样,可是没 用;他不由自主的要批判他们,对一切夸大的,不自然的现象感觉得太清楚了,而且又不会隐藏他厌恶的心理。第一,他对犹太人的可笑,感觉特别灵敏,因为对他 们认识更清楚;其次,虽然他胸襟旷达,不承认种族的界限,但别个种族的人往往用这个界限来限制他。——同时,不管行事如何,他和这个基督教的思想界也格格 不入。为了这许多原因,他孤傲自处,只管埋头工作,深深的爱着他的妻子。

最糟的是连这位妻子都免不了受他讽刺。她是一个贤德的女人,喜欢 活动,愿意帮助人家,老在那里做着慈善事业;性格远没有丈夫的复杂,极有意志,极有责任观念,——这观念虽有些顽固,抽象,可是标准很高。没有孩子,没有 什么称心如意的事,没有热烈的爱情:她相当凄凉的一生全部建筑在道德信仰上,这信仰其实只是需要信仰的意志促成的。丈夫善于讥讽的天性,自然把她信仰中间 自骗自的成分觑破了,不由得要拿她开玩笑。他的个性是许多矛盾混合起来的。他对责任所抱的观念,标准也不亚于他妻子的,同时又铁面无情的需要分析,批评, 不受蒙蔽,把她的道德信仰一起起的支解。殊不知这种行为是毁掉了妻子的立足点,消磨了她的勇气。当他发觉的时候,他比她更痛苦;可是祸已经闯下了。虽然如 此,他们俩依旧相爱,工作,行善。但妻子的冷淡尊严的态度,不比丈夫喜欢讽刺的脾气更得人心;既然两人都很高傲,不肯宣布自己做的善事,也不肯宣布行善的 意愿,大家就把他们的老成持重认为淡漠无情,把他们的孤独认为自私自利。而他们愈觉得别人对他们抱着这种观念,便愈不愿意设法去破除这观念,犹太人多半是 粗鄙冒失的;相反,这对夫妇却为了过于持重——骨子里是藏着许多高傲的成分——而吃了亏。

比小花园高出几个石级的底下一层,住着一个退职 的炮兵军官夏勃朗少校,以前是属于殖民地部队的。这个还年轻而强壮的军人,在苏丹和马达加斯加有过光荣的战绩,不知怎么突然把一切都丢了,住到这儿来,再 也不提军队二字,整天翻着花坛,吹着笛子,——可是技巧永远没有进步,——骂骂政治,把他疼爱的女儿埋怨几句。她是个三十岁的女子,不十分美,但很可爱, 很孝顺,为了侍奉父亲而没有出嫁。克利斯朵夫起窗眺望的时候,常常看见他们,当然是更注意那个女儿。她下半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花园里,不是缝东西,便是胡思 乱想,或是收拾园子,高高兴兴的和一天到晚叽咕的父亲做伴。她用着安静清脆的声音,和善的语气,回答他的抱怨。他却老是在小径上迈着细步走来走去;过了一 会,他进去了;她便坐在园子里的凳上,几小时的缝着东西,既不动弹,也不说话,脸上堆着一副渺渺茫茫的笑容。而那一无所事的军官,在屋子里拚命吹着那支刺 耳的长笛,或是为了变化一下,笨拙的按着那架上气不接下气的风琴,呜啊呜的,教克利斯朵夫时而好笑,时而气恼,——看日子而定。

所有这些 人物,各管各的住在这座花园紧闭的屋子里,吹不到一丝外界的风。唯有克利斯朵夫,因为需要发泄感情,也因为生命力太丰满了,用他那种又明察又盲目的同情心 包裹着他们,他们可不知道。他不了解他们,也没法了解。他不象奥里维能洞察人的心理。但他爱着他们,自然而然的能够设身处地,站在他们的地位上。由于神秘 的电流作用,他渐渐在心头感觉到,那些咫尺天涯的心灵有些什么暧昧的意识,体会到那个居丧的妇人的痛苦的麻痹状态,知道那教士,犹太人,工程师,革命党 人,为了高傲而把思想藏在心里;他眼见信仰与温情的黯淡而柔和的火焰,无声无息的在亚诺夫妇心中烧着,平民出身的工匠天真的想望着光明,军官抑捺着反抗的 心,做些毫无结果的事;还有那坐在紫丁香下出神的少女,他也领会到她乐天安命的恬静。但能够参透这些心灵的无声的音乐的,只有克利斯朵夫一人;他们是听不 见的,各人都给自己的悲哀与幻梦淹没了。

可是大家都在那里工作:怀疑派的老学者,悲观的工程师,教士,无政府主义者,不管是骄傲的或是灰心的人,全都工作着。屋顶上更有那泥水匠在唱歌。

屋子周围,克利斯朵夫在最优秀的人中也发见同样的精神上的孤独,——即使在结成团体的时候也是如此。

奥里维把他常常发表文字的一份小杂志介绍给克利斯朵夫。它的名字叫做《伊索》,借用蒙丹的一段话作为它的箴言:

“人家把伊索和别的两个奴隶一起送到市场上去卖。买主先问第一个能做些什么:他为了卖弄,把自己的本领说得夭花乱坠;问到第二个,也是一样的回答,甚至还胜过前者。轮到伊索的时候,他回答:——我什么都不会,这两位已经把所有的事做完了;他们是无所不能的。”

这 纯粹是对蒙丹所谓"以知识骄人的自夸自大之徒"的“无耻"下一针砭。《伊索》同人中自称为怀疑派的,其实比别人抱着更深刻的信仰。但在群众眼里,这个讽刺 的面具当然没有多大吸引力,反而把人弄糊涂了。你要群众跟着你走,非跟他讲些简单,明了,有力,肯定的教条不可。刚强有力的谎言,就比贫血的真理更能讨群 众喜欢。至于怀疑主义,只有在骨子里藏着极粗浅的自然主义或是基督教的偶像崇拜的时候,才能使他们惬意。所以这份《伊索》杂志的傲慢的怀疑主义只能适应一 小部分的人,因为只有这批少数人士才领会到他们坚毅的精神。但这股力量是完全不参加行动的。

他们可不顾虑这些。法国愈民主化,它的思想, 艺术,科学,似乎愈贵族化。科学躲在术语后面,躲在它的殿堂里头,比十八世纪时更难接近了,除了对那些已经入门的人。艺术,——至少是尊重自己而尊重美的 那种,——也是一样的对人深闭固拒,瞧不起群众。便是对于行动比对于美更关切的作家,重视道德思想甚于美学观念的文人,也有种没法形容的贵族气息。他们似 乎要把内心的火焰保持纯洁,而不是把这火焰传递给别人;他们仿佛不求自己的思想得胜,而只求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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