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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五节场第二部(1)


当克利斯朵夫把酝酿巴黎艺术的思想背景逐渐看清楚的时候,他有了一个更强烈的印象:就是女人在这国际化的社会上占着最高的,荒谬的,僭越的地位。单是做男子的伴侣已经不能使她厌足。便是和男子平等也不能使她厌足。她非要男子把她的享乐奉为金科玉律不行。而男子竟帖然就范。一个民族衰老了,自会把意志,信仰,一切生存的意义,甘心情愿的交给分配欢娱的主宰。男子制造作品;女人制造男子,——(倘使不是象当时的法国女子那样也来制造作品的话);——而与其说她们制造,还不如说她们破坏更准确。固然,不朽的女性对于优秀的男子素来是一种激励的力量;但①对于一般普通人和一个衰老的民族,另有一种同样不朽的女性,老是把他们望泥洼里拖。而这另一种女性便是思想的主人翁,共和国的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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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不朽的女性"一语,见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不朽的女性带着我们向上。”

由于高恩的介绍,又靠着他演奏家的才具,克利斯朵夫得以出入于某些沙龙。他在那些地方,很好奇的观察着巴黎女子。象多数的外国人一样,他把他对两三种女性的严酷的批判,推而至于全部的法国女子。他所遇到的几种典型,都是些年轻的妇女,并不高大,没有多少青春的娇嫩,身腰很软,头发是染过色的,可爱的头上戴着一顶大帽子;照身体的比例,头是太大了一些,脸上的线条很分明,皮肤带点虚肿;鼻子长得相当端正,但往往很俗气,永远谈不到什么个性;眼睛活泼而缺少深刻的生命,只是竭力要装得有神采,睁得越大越好;秀美的嘴巴表示很能控制自己;下巴丰满,脸庞的下半部完全显出这些漂亮人物的唯物主义:一边钩心斗角的谈爱情,一边照旧顾到舆论,顾到夫妇生活。人长得挺美,可不是什么贵种。这些时髦女人,几乎都有一种腐化的布尔乔亚气息,或者凭着她们的谨慎,节俭,冷淡,实际,和自私等等这些阶级的传统性格,极希望成为腐化的布尔乔亚。生活空虚,只求享乐。而享乐的欲望并非由于官能的需要,而是由于好奇。意志坚强,但意志的本质并不高明。她们穿得非常讲究,小动作都有一定的功架。用手心或手背轻轻巧巧的整着头发,按着木梳,坐的地位老是能够对镜自照而同时窥探别人,不管这镜子是在近处还是在远处,至于晚餐席上,茶会上,对着闪光的羹匙、刀叉、银的咖啡壶,把自己的倩影随便瞅上一眼,她们更觉得其乐无穷。她们吃东西非常严格,只喝清水,凡是可能影响她们认为理想的,象面粉般的白皮肤的菜,一概不吃。

和克利斯朵夫来往的人中,犹太人相当多;他虽然从认识于第斯·曼海姆以后对这个种族已经没有什么幻想,仍不免受他们吸引。在高恩介绍的几个犹太沙龙里,大家很赏识他,因为这个种族一向是很聪明而爱聪明的。在宴会上,克利斯朵夫遇到一般金融家,工程师,报馆巨头,国际掮客,黑奴贩子一流的家伙,——共和国的企业家。他们头脑清楚,很有毅力,旁若无人,挂着笑脸,貌似豪放,其实非常深藏。克利斯朵夫觉得这些坐在供满鲜花与人肉的餐桌四周的人物,冷酷的面目之下都隐伏着罪恶的影子,不管是过去的或将来的。几乎所有的男人全是丑的。女人大体上都很漂亮,只要你不从太近的地方看:脸上的线条与其色缺少细腻。可是她们自有一种光采,显得物质生活相当充实;美丽的肩膀在众目睽睽之下象鲜花般傲然开放,还有把她们的姿色,甚至她们的丑恶,变做捕捉男人的陷阱的天才。一个艺术家看到了,一定会发见其中有些古罗马人的典型,尼罗或哈特里安皇帝时代的女子。此外也有巴玛岛民式的脸蛋,淫荡的表情,肥胖的下巴埋在颈窝里,颇有肉感的美。还有些女人头发很浓,鬈得厉害,火辣辣而大胆的眼睛,一望而知是精明的,尖利的,无所不为的,比其余的女子更刚强,但也更女性。在这些女人中,寥寥落落的显出几个比较有性灵的。纯粹的线条,起来源似乎比罗马更古远,直要推溯到《圣经》时代的希伯莱族:你看了感到一种静默的诗意,荒漠的情趣。但克利斯朵夫走近去听希伯莱主妇与罗马皇后谈话时,发觉那些古族的后裔也象其余的女人一样,不过是巴黎化的犹太女子,而且比巴黎女子更巴黎化,更做作,更虚假,若无其事的说些恶毒的话,把一双象圣母般美丽的眼睛去揭露别人的身体与灵魂。

克利斯朵夫在东一堆西一堆的客人中间徘徊,到处格格不入。男人们提到狩猎的时候那么残忍,谈论爱情的口吻那么粗暴,唯有谈到金钱才精当无比,出之以冷静的,嘻笑的态度。大家在吸烟室里听取商情。克利斯朵夫听见一个衣襟上缀有勋饰的小白脸,在太太们中间绕来绕去,殷勤献媚,用着喉音说道:“怎么!他竟逍遥法外吗?”

两位太太在客厅的一角谈着一个青年女伶和一个交际花的恋爱。有时沙龙里还举行音乐会。人们请克利斯朵夫弹琴。女诗人们气吁吁的,流着汗,朗诵苏利·普吕东和奥古斯丁·陶兴的诗。一个有名的演员,用风琴伴奏,庄严的朗诵一章"神秘之歌"。音乐与诗句之荒唐教克利斯朵夫作恶。但那些女子竟听得出了神,露着美丽的牙齿笑开了。他们也串演易卜生的戏剧。一个大人物反抗那些社会柱石的苦斗,结果只给他们作为消遣。

然后,他们以为应当谈谈艺术了。那才令人作呕呢。尤起是妇女们,为了调情,为了礼貌,为了无聊,为了愚蠢,要谈易卜生,瓦格纳,托尔斯泰。一朝谈话在这方面开了头,再也没法教它停止。那象传染病一样。银行家,掮客,黑人贩子,都来发表他们对于艺术的高见。克利斯朵夫竭力避免回答,转变话题,也是徒然:人家硬要跟他谈论音乐与诗歌。有如柏辽兹说的:“他们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那种不慌不忙的态度仿佛谈的是醇酒妇人,或是旁的肮脏事儿。"一个神经病科的医生,在易卜生剧中的女主角身上认出他某个女病人的影子,可是更愚蠢。一个工程师,一口咬定《玩偶之家》中最值得同情的人物是丈夫。一个名演员——知名的喜剧家——吞吞吐吐的发表他对于尼采与卡莱尔①的高见;他告诉克利斯朵夫,说他不能看到一张范拉士葛②——当时最走红的画家——的画而"不是大颗大颗的泪珠直淌下来"。但他又真诚的告诉克利斯朵夫,虽然他把艺术看得极高,但是把人生的艺术——行动,看得更高:要是他能够挑选一个角色来扮演的话,他一定挑俾斯麦。有时,这种场合也有一个所谓高人雅士。他的谈吐可也不见得如何高妙。克利斯朵夫常常把他们自以为说的内容,和实际所说的核对一下。他们往往一言不发,挂着一副莫测高深的笑容:他们是靠自己的声名过活的,决不拿声名来冒险。当然也有几个话特别多的,照例总是南方人。他们无所不谈,可是毫无价值观念,把一切都等量齐观。某人是莎士比亚,某人是莫里哀,某人是耶稣基督。他们把易卜生和小仲马相比,把托尔斯泰和乔治·桑并论;而这一切,自然是为表明法国已经无所不备。他们往往不通任何外国语文,但这一点对他们并无妨碍。听的人完全不问他们说的是否对的,主要是说些有趣的事,尽量迎合民族的自尊心。什么责任都可以撩在外国人头上,——除了当时的偶像:因为不论是格里格,是瓦格纳,是尼采,是高尔基,是邓南遮,总有一个当令的,但决不会长久,偶像早晚要被扔入垃圾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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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卡莱尔(1795—1881)为英国著名史学家及论文家。

②范拉士葛为十七世纪西班牙画家。

眼前的偶像是贝多芬。贝多芬变了时髦人物,谁想得到?至少在上流社会与文人中间是这样:因为法国的艺术趣味是象天气秤一样忽上忽下的,所以音乐家们早已把贝多芬丢开了。法国人要知道自己怎么想,先得知道邻人怎么想,以便采取跟他一样的或是相反的思想。看到贝多芬变得通俗了,音乐家中最高雅的一派便认为贝多芬已经不够高雅;他们永远自命为舆论的先驱而从来不追随舆论,与其和舆论表示同意,宁愿跟它背道而驰。所以他们把贝多芬当做粗声叫喊的老聋子;有些人还说他或许是个可敬的道德家,但是徒负虚名的音乐家。——这类恶俗的笑话绝对不合克利斯朵夫的脾胃。而上流社会的热心捧场也并不使克利斯朵夫更满意。倘若贝多芬在这个时候来到巴黎,一定是个红人,可惜他死了一百年。他的走运倒并不是靠他的音乐,而是靠他的多少带有传奇色彩的生活,那是被感伤派的传记宣扬得妇孺皆知的。粗犷的相貌,狮子般的嘴脸,已经成为小说中人的面目。那些太太对他非常怜爱,意思之间表示,如果她们认识了他,他决不至于那么痛苦;她们敢这样慷慨,因为明知贝多芬决不会拿她们的话当真……这老头儿已经什么都不需要了。——因此,一般演奏家,乐队指挥,戏院经理,都对他表示十二分虔敬;并且以贝多芬的代表资格领受大家对贝多芬的敬意。评价高昂,规模宏大的纪念音乐会,使上流社会能借此表现一下他们的善心,——偶然也能使他们发见几阕贝多芬的交响曲。喜剧演员,上流社会,半上流社会,共和政府特派主持艺术事业的政客,组织着委员会,公告社会说他们就要为贝多芬立一个纪念碑:除了几个被人当作通行证用的好好先生以外,发起人名单上有的是那些混蛋——倘使贝多芬活着的话一定会把贝多芬踩在脚下的。

克利斯朵夫看着,听着,咬着牙齿,免得说出难听的话。整个晚上,他全身紧张,四肢抽搐。他既不能说话,也不能不说话。并非为了兴趣或需要,而是为了礼貌,为了非说些什么不可而说话,使他非常难堪。把真正的思想说出来罢,那是不行的。信口胡诌罢,又办不到。他甚至在不开口的时候也不会保持礼貌。倘使他望着旁边的人,就是眼睛直勾勾的瞪着人家,不由自主的研究对方,教人生气。要是他说话,就嫌语气太肯定,又使大家——连他自己在内——听了刺耳。他觉得自己不得其所;而且他既有相当的聪明,能够感觉到自己把这个环境的和谐给破坏了,当然对自己的态度举动和主人们一样气恼。他恨自己,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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