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个月的试用，于连站住了，一天，管家给他送来了第三季的薪水。德·拉莫尔先生让他监督布列塔尼和诺曼底的地产管理。于连因此常去那儿旅行。他还负责和德·福利莱神甫的那桩著名讼案的通信工作。这宗案子彼拉神甫告诉过他。

　　侯爵在他收到的各种文件的空白处草草写上几句批语，于连据此写成信，这些信差不多每一封都可以签字了。

　　在神学院，老师们抱怨他不用功，但仍把他看作最出色的学生之一。于连怀着痛苦的野心激发出的全部热情抓紧各种各样的工作，很快便失去了他从外省带来的那种鲜丽的气色。他的苍白在他的同学、那些年轻的神学院学生眼中，倒成了一个优点；他觉得他们远不像贝藏松的同学那样坏，那样拜倒在一个埃居面前；而他们则以为他得了肺病。侯爵送了他一匹马。

　　于连担心骑马出去被人碰见，就对他们说进行这项活动是遵医嘱。彼拉神甫带他去过好几个詹森派的团体。于连感到惊奇；原来在他心里，宗教的观念是和伪善的观念、有望发财的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钦佩这些虔诚、严厉的人，他们不想钱。好几位詹森派教徒待他很友善，给他出主意。一个新的世界敞开在他的面前。他在詹森派教徒中认识了一位阿尔塔米拉伯爵，此人差不多有六尺高，是一个在他自己的国家里被判处死刑的自由党人，而且笃信宗教。笃信宗教和热爱自由，这种奇特的对比使他大为感动。

　　于连和年轻的伯爵疏远了。诺贝尔觉得他对他的几位朋友的玩笑，反应过于激烈。于连有过一、二次举措失度，决心永不再跟德·拉莫尔小姐说话。在德·拉莫尔府上，大家对他一直是彬彬有礼的，然而他自觉失宠了。他那外省人的常识用一句俗谚解释这种结果：新的就是好的。

　　也许是他比初来时看得稍微清楚些了，或者是巴黎都市风情所产生的最初的狂喜已经过去了。

　　他一放下工作，就感到不胜厌倦；这是上流社会特有的礼貌所产生的一种使一切都变得枯燥乏味的结果，这种礼貌是令人赞赏的，却又根据地位分得极为细腻，极为有序。一颗稍许有些敏感的心都会看出它的矫揉造作。

　　当然，人们可以指责外省人举止平庸，或者礼貌不周；然而，外省人在回答您的时候，总还有点儿热情。在德·拉莫尔府，于连的自尊心从未受过伤害，但是他常常在一天结束的时候想大哭一场。在外省，您走进咖啡馆时若发生意外，咖啡馆的伙计会关心您；当然，如果这意外令人不快有伤自尊心，他也会一边安慰您一边把那让您难受的话说上十遍。在巴黎，人们会注意躲起来笑，不过您永远是个外来人。

　　一大堆小事情，我们就略去不讲了，倘若于连多少是那种可笑之人的话，这些小事情会使他显得可笑的。异常的敏感让他干出许许多多笨抽的事来。他的全部消遣都用在了防范上：他每天都去打枪，他是那几位最著名的击剑教师的好学生。他一有空，不像从前那样用于阅读，而是跑练马场，并且要最劣的马。他跟骑术教师骑马出去，几乎总要从马上摔下来。

　　由于他工作努力，不多说话，聪明，侯爵觉得颇顺手，渐渐地派他接办各种有些棘手的事情。侯爵虽野心勃勃，总有空闲的时候，这时他就很精明地做生意；他消息灵通，搞公债投机得心应手。他买进房屋、森林，但是易动肝火。他白送几百路易，却为了几百法郎打官司。有钱人心气高远，在官司里寻求的是乐趣，不是成果。侯爵需要一位参谋长，能把他的财务安排得井然有序，一目了然。

　　德·拉莫尔夫人虽然生性审慎，有时却也嘲笑于连。敏感产生的意外之举，是贵妇人最反感的，那正是礼仪的对立面。有两、三次，侯爵为他辩护：“他在您的客厅里是可笑的，可他在办公室里却是成功的。”于连呢，他认为掌握了侯爵夫人的秘密。只要一通报德·拉茹玛特男爵到，她就突然对什么都上心了。那是一个冷冰冰的、不动声色的人。身材矮小，瘦削，丑陋，但穿得极好，整天泡在宫里，通常是对任何事情都三缄其口。这是他的思想方式。德·拉莫尔夫人如果能让他当女儿的丈夫，那她一生中将头一次感到幸福得发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