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母亲又去监狱看了巴威尔。

　　当母亲在监狱办公室和巴威尔分别的时候，觉得手里有一个小纸团。

　　说也奇怪，她好像被纸团烧痛了手心似的颤抖了一下，她急忙用请求和询问的目光朝儿子脸上望了望，可是却没得到答案。

　　只见他淡蓝的眼睛里依旧带着那种她所熟悉的、和平时一样的、沉静而坚定的微笑。

　　“再见！”母亲叹着气说。

　　儿子又和她握手，在他脸上掠过了一种很关切的表情。

　　“再见了，妈妈！”

　　她握着他的手不放，似乎是在等待。

　　不要担忧，不要生气！”他安慰着可怜的母亲。

　　她终于从这句话里和他额上那固执的皱纹里得到了回答。

　　“唉，你怎么啦？”她低下头来，含含糊糊地说。“那有什么……”

　　母亲快步走出去，不敢再看他，因为眼睛里的泪水和颤动的嘴唇，已经不能再掩住她的感情了。

　　一路上她总觉得，她那只紧攥着儿子的回答的手，骨头都疼了，整个手臂非常沉重，就如同肩上被人重重地打了一下似的。

　　回到家里，她迅速地把纸团塞在尼古拉的手里，站在他面前等待着，当他展开捏紧了的那个纸团的时候，她重新感到了希望的颤动、喜悦的奔涌……

　　可是尼古拉说：

　　“这是当然的！他是这样写的：‘我们决不逃走！同志们，我们不能逃走。我们里面的人谁都不愿意。这会失去对自己的尊重。请你们注意那个最近被捕的农民。他应该受到你们的照顾，同时也值得为他花费气力。他在这里是非常困难的，每天都跟吏冲突，已在地穴里关了一天了。他们在折磨他。我们大家都请求你们照顾他。安慰我的妈妈。请你们跟她说明，她一切都能理解的。’”

　　母亲抬起头来，轻声却发抖地说：

　　“嗯，何必要跟我说明，我懂！”

　　尼古拉很快地扭过脸去，拿出了手帕，大声擤了一下鼻子，含糊不清地说：

　　“我伤风了……”

　　接下来，他两手遮着眼睛，整了整眼镜，在室内走着说：

　　“看，我们反正是赶不及……”

　　“不碍事！让他们受审吧！”母亲说着皱起了眉头，只觉得心中充满了沉重的、模糊的忧伤。

　　“我刚才接到了彼得堡一个同志的信……”

　　“就是到了西伯利亚，他仍然能逃出来的，……能逃吗？”

　　“当然能啊！这个同志说，案子马上就可确定了，判决已经知道了——全体流放。看见了吧？这些渺小的骗子把他们的审判变成了最庸俗的悲剧。您要懂得——判决是在彼得堡拟定的，在审判之前……”

　　“别再说这事儿了，尼古拉·伊凡诺维奇！”母亲插上了嘴。“不必安慰我，也不必和我说明。巴沙是不会错的。他不会让自己和别人白白地受罪。他爱我，那是绝对的！您看，他是在挂念着我。他是在挂念着我。他不是写着——请您安慰她，对她说明，不是吗？……”

　　她的心脏剧烈地跳动着，大脑因为兴奋而眩晕起来。

　　“您的儿子真是个好人！”尼古拉用异乎寻常的高声夸赞着。“我十分尊敬他！”

　　“那么，我们想一想雷宾的事儿吧！”母亲提醒。

　　她想马上应做一些事情，或走到什么地方去，一直走到疲乏为止。

　　“对，好的！”尼古拉边踱边答。“应该通知东馨卡……”

　　“她会来的，我去看巴沙的日子，她总要来的……”

　　尼古拉满脸沉思地垂下了头，咬着嘴唇，捻着胡子，坐在母亲身旁。

　　“可惜姐姐不在这里……”

　　“趁巴沙没有出来之前干吧，——一定会使他很高兴！”

　　母亲建议。

　　两个人都沉默了……

　　突然母亲慢慢地低声问：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他不愿意呢？……”

　　尼古拉猛地站了起来，可这时门铃正好响了。

　　他俩立时警觉地互相对望了一下。

　　“是莎夏，唔！”尼古拉低声说。

　　“该怎么对她说尼？”母亲悄悄地问。

　　“是啊，要知道……”

　　“她太可怜了……”

　　门铃又响了一次，这次比上次声音好像低了，仿佛门外的人也在犹豫。

　　尼古拉和母亲不由自主地同时往外走，可是当走到厨房门口的时候，他却后退了一步，对母亲说：

　　“最好您去……”

　　“他不同意？”母亲替她开门的时候，姑娘断然而又直接地问。

　　“嗯。”

　　“我早知道了！”莎夏很随便地说，可说话的时候脸色变得苍白了许多。

　　她很快地解开了外套的钮扣，然后又重新扣上两个，想把外套从肩上脱下来，可是脱不下来。于是，她说：

　　“又是风，又是雨，——真讨厌！他身体好吗？”

　　“好。”

　　“身体很好，很快活。”莎夏望着自己手，低声发话。“她写了个字条，要我们设法让雷宾脱狱呢！”母亲说着，但目光并不注意她，仿佛在躲着什么。

　　“是吗？我想，我们应该利用这个计划。”姑娘慢慢地说。

　　“我也这样想！”尼古拉出现在门口。“您好？莎夏！”

　　“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这个计划大家都赞成？……”

　　“可是谁去组织呢？大家都在忙……”

　　“让我去吧！”莎夏站起身，很干脆地说。“我有时间。”

　　“您去干吧！可是要问问其他同志……”

　　“好，我去问！我这就去！”

　　她用纤细的手指很有把握地重新扣上外套的钮扣。

　　“您最好休息一下！”母亲劝道。

　　莎夏轻轻地笑了一声，语气柔和地对母亲说：

　　“不要紧，我不累……”

　　她接着便默默地和他们握了手，又像平常那样冰冷而凛然地走了出去。

　　母亲和尼古拉走到窗子前，目送了姑娘走过院子，在大门外消失了。

　　尼古拉轻轻地吹起口哨，在桌子旁坐下，动笔写起来。

　　“她干着这样的工作，心里或许可以舒服些！”母亲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

　　“当然！”尼古拉扭过脸来望着母亲，善良的脸上带着微笑，关心地问：“尼洛夫娜，这种痛苦您大概没有体验过吧，——想念爱人的烦恼，您恐怕是不知道的吧？

　　“嗨！”母亲把手一摆，高声回答。“那里有这样的烦恼呢？

　　从前我们只是害怕，——最好不要嫁人！”

　　“真没有过您喜欢的人？”

　　她回想了一下，说：

　　“记不起来了。哪会没有喜欢的人呢？……一定有过的，可是，现在是一点也记不得了！老喽！”

　　母亲瞥了他一眼，简单地，带着几分惆怅地总结说：

　　“被丈夫打得太厉害了，所以在嫁他以前的一切人和事，好像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多少年的事了……”

　　他听着又转过脸去。

　　母亲出去了一会儿，等她再回来的时候，尼古拉亲热地望着她，轻声说起来，仿佛用言语爱抚自己的回忆。

　　“我从前也像莎夏一样，有过一段故事。我爱了一个姑娘，她是一个少有的好人！我在二十岁的时候认识了她，从那时就爱她，老实说，现在还是爱她！跟从前一样地爱她——用整个的心，充满了感谢，永远地爱……”

　　母亲站在他身边，望着他那双闪着温暖而明亮的光芒的眼睛。

　　他将双臂放在椅背上面，头搁在手上，眼睛眺望着远方。他的整个瘦长然而强壮的身体，好像要冲到前面去，就像植物的茎伸向阳光一样。

　　“您就应该结婚呀！”母亲惋惜地劝告着他。

　　“啊！她在五年之前已经结婚了……”

　　“那么以前是为了什么？……”

　　他琢磨了一下，回答说：

　　“您想啊，我俩之间不知怎么搞得总是这样的：她在监狱里的时候，我在外面，我从监狱里出来时，她则又在监狱里或是被流放了！这种情景和莎夏很像，一点也不错！后来，她被判流放去到西伯利亚十年，远得要命！我甚至想跟着她去。可是，她和我都觉得有点害羞。后来，她在那里遇上了另外一个人，是我的同志，是一个非常好的青年！后来他们一起逃走，现在住在国外，这样就……”

　　尼古拉讲完之后，摘下眼镜擦了擦，又对着亮光照了照，接着重新擦。

　　“啊，我亲爱的！”母亲内心充满爱怜，她一边摇头，一边说。她觉得尼古拉很可怜。同时，他又要使她发出了温暖的慈母的微笑。可是他换了姿势，又把笔拿在手中，挥着手，好像打拍子般地开始说：

　　“家庭生活是要牵扯革命家的精力的，永远不会不牵挂！孩子，生活没有保障，为了面包必须多工作。可是呢，一方面革命家非要不断地、更深刻更广泛地发展他的力量不可，时代要求这样做，也必须这样做——我们应该永远走在人们的前面，因为，我们工人阶级是肩负着历史使命的——破坏旧世界，创造新生活！假使我们战胜不了小小的疲劳，或者是被手头的小小的胜利所迷惑，落后起来——这是很不应该很不好的，这就意味着对事业的叛变！凡是和我们并肩战斗的人，没有一个会歪曲我们的信仰，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应忘记，我们的任务是要获得全面的胜利、彻底的胜利，而不是小小的一点成绩。”

　　他的声音变得镇定而坚强，脸色有点发白，眼睛里像是燃起了平时那种平静而又有节制的力量。

　　这时候，门铃又大声响起来了，打断了他的话。

　　这次来的是柳德密拉。

　　她穿了件不合时令的薄外套，两颊冻得通红。她一边脱下破套鞋，一边似乎生气地对他们说：

　　“审判的日子已经定了，——在一个星期之后！”

　　“当真？”尼古拉在房间里喊着问。

　　母亲很快地走到她的身边，心里很激动，自己也不知道是怕叫还是欢增。

　　柳德密拉和母亲并排走着，带着嘲讽的口吻低声说：

　　“是真的！法院里已经公开宣布了，判决也已经定了。可是，这算什么呢？难道政府还怕它的官吏会宽待它的敌人吗？这样长期而热心地放纵自己的仆人难道还不能相信他们一定会变成卑鄙无耻的东西吗？”

　　柳德密拉在沙发上坐下来，用手掌搓着瘦削的双颊，没有光亮的双眼里燃烧着轻蔑，声音里渐渐充满了愤怒。

　　“柳德密拉，不要这样白白地消耗火药！”尼古拉安慰着她。“他们又听不见您的这些话……”

　　母亲紧张地听着她的话，可是一点也听不懂，在她头脑中，只是不由自主地反复想着一句话：

　　“审判，再过一个星期就要审判！”她突然感到，有一种不可捉摸的、严厉得叫人难以忍受的东西渐渐地逼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