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圣像作坊里的工作不算繁重。早上，大家还没有起来的时候，我先给师傅们烧好茶炊。他们在厨房里喝茶的时候，我同巴维尔收拾作坊，把调颜色用的蛋黄蛋青分好。做完了这些，我上铺子里去。晚间，研颜料，"学习"技术。开头我很有兴趣地"学习"，可是很快明白了，差不多每个工人，对于这个分工很细的技术都不喜爱，都感到沉闷无味。

我晚上无事可做，同他们谈船上的生活，讲书中的各种故事。不知不觉地在作坊里得到了说书人和朗诵者的特别地位。

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些人都没有我那么多的经历和见识，差不多他们每个人，都从小就关进作坊的小笼子里，一直待在里边。作坊里只有日哈列夫一个到过莫斯科，提到莫斯科，他便深有感触地、阴郁地说："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在那里一切都得小心谨慎。"

其余的人不过到过舒雅、弗拉基米尔。讲到喀山的时候，大家问我："那里俄国人多不多？有没有教堂？"

他们以为彼尔姆在西伯利亚，而且不相信西伯利亚在乌拉尔那边。

"乌拉尔的刺鱼和鲟鱼，不是从那儿，从里海运来的吗？

可见乌拉尔是在海边上。"

有时我觉得他们是在嘲笑我，他们说英国在海洋的彼岸，拿破仑是咯鲁加贵族出身。我把自己亲身的经历讲给他们听时，他们都不大相信，但是恐怖的奇闻、曲折的故事，大家都喜欢。甚至上了年岁的人，似乎也都爱虚构而不爱真实。我很明白，事情愈是荒谬，故事愈是富于想象，他们就愈加热心地听。总之，现实的东西引不起他们的兴趣。大家不愿意见到现在的贫穷和丑恶，却空想地巴望着未来。

我已经痛切地感觉到生活与书本之间的矛盾，而这更加使我惊奇。在我面前的是活的人，是书本中所没有的。在书本中，没有斯穆雷，没有司炉雅科夫，没有逃避派亚历山大·瓦西里耶夫，也没有日哈列夫和洗衣妇纳塔利娅……达维多夫的箱子里有破旧的戈利钦斯基的短篇集，布尔加林的《伊凡·魏日金》和布朗别乌斯男爵的小册子。

我把那些都念给他们听，大家高兴得很，那时候，拉里昂诺维奇说："念书很好，免得吵架胡闹。"

我开始上劲地搜寻书本，寻找到了，几乎每天晚上都读。

这是些欢乐的夜晚，作坊里静寂得同午夜一样，桌子上面挂着的玻璃球——又白又冷的星星，它们的光线映照着伏在桌上的蓬乱的和光秃的脑袋。安静、沉思的脸，呈现在我的眼前，有时候对书本的作者，对书中的人物，发出赞叹的声音。

他们好象都换了样，既专心又温和。在这样的时候，我顶喜欢他们，他们对我也好。我觉得我是在我应该在的地方了。

"我们这里有了书，就象春天，好象窗上除去冬天的窗框，刚刚打开一样，"有一天西塔诺夫说。

找到书很不容易，可没想到往图书馆去借。但我还是想出方法，象叫化子似地到处去要，终于要到了。有一次，从消防队队长那里要到了一本莱蒙托夫的书。就在那时候，我深深感到了诗歌的力量和对于人们的强大影响。

我记得刚读《恶魔》的头几行，西塔诺夫就张望着书，又张望着我的脸，把画笔放在桌子上，长长的两手插进双膝之间，摇摆着身体微微地笑着，椅子在他身体底下吱轧作响。

"伙计们，静一点。"拉里昂诺维奇说着，也放下了工作，走到我在那里念诗的西塔诺夫的桌边来。这首长诗又痛苦又愉快地感动了我，我的声音常常中断，眼里流出泪水，看不清诗句，而更加感动我的，是作坊中低沉而谨慎的动作，整个作坊似乎都沉痛地沸腾起来，好象受了磁石的吸引，围在我的身边。等我读完第一章，差不多所有的人全围在桌子的四周，彼此身子紧靠着，互相拥抱，皱着眉头微笑。

"念呀，念呀。"日哈列夫把我的脑袋按到书上说。

我念完了，他把书拿过去，看了看书的里封，然后挟在胁下，说："这还得念一次。你明天再念吧，书放在我这里。"

他走开了，把莱蒙托夫的书锁进自己桌子的抽屉里，又去做工了。作坊里很静，工人们轻轻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西塔诺夫走到窗边，把额头贴在窗玻璃上，一直茫然地站着。日哈列夫又放下画笔，严肃地说："这就是人生，就是上帝的仆人……唉。"

他抬起两肩，缩着脖子，继续说：

"我甚至能画恶魔：黑身子，多毛，火焰一般的红翅膀——用红铅画，以后是脸部和手脚，苍白色的，象月光底下的雪。"

一直到吃夜饭，他坐在方凳上，和平时不同，不安地转旋着身体，弄着指头，嘴里说着恶魔、女性、夏娃、乐园、圣徒如何犯罪等等莫名其妙的话。

"这都是真实的。"他肯定地说。"既然圣徒都和罪恶的女人做出不端的行为来，那么怪不得恶魔也喜欢和圣洁的人作孽……"大家默默听着他的话，也许大家同我一样，不想开口。一边望着钟，一边懒洋洋地做工，打了九点钟，大家就一齐放下了工作。

西塔诺夫和日哈列夫走到院子里去了，我也跟了出去。在院子里西塔诺夫仰头望着星星念道：凝视着在天空中飘泊的一队队被上天委弃的星辰……"这是人所想不出来的呀。"

"我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日哈列夫在料峭的寒气里哆嗦着说。"我什么都不记得，却能看见他。逼得人去同情恶魔，这真有趣。他可怜，是吗？"

"对啦。"西塔诺夫点点头。

"人，就是这样的。"日哈列夫使人难忘地叫了一声。

在门廊下，他关照我：

"喂，马克西莫维奇，你不许在铺子里谈起这本书，它准是一本禁书。"

我很高兴：我想，在举行忏悔礼的时候，神父问我的，一定就是这种书。

大家没精打采地吃了夜饭，没有平时那种吵闹声和谈话声，好象一切人都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必须用心去想的样子。晚饭后，大家睡觉的时候，日哈列夫把书拿出来对我说："再念一次。念得慢一点，不要着急……"有几个人默默地从床上爬起来，穿着单衣，走到桌子边，缩着两腿，在周围坐了下来。

当我念完之后，日哈列夫把指头敲敲桌子又说："这是人生。唉，恶魔，恶魔……原来是这么回事，是吗，老弟？"

西塔诺夫越过我的肩头，念了几句，笑着说："我要抄在本子里……"日哈列夫站起来，把书拿到自己桌子上去，可是忽然站住，抱屈地发出颤抖的声音说："我们活着，象一只没有睁开眼睛的小狗，什么也不知道。

对于上帝，对于恶魔，都没有用处。怎么能称做上帝的仆人？

约伯是仆人，上帝自己同他谈过话，还有摩西也一样。摩西的名字是上帝给起的，摩西——意思就是'我们的'，就是上帝的人。但我们是谁的呢？"

把书藏好，锁上，穿起衣服，他问西塔诺夫："到酒馆去吗？"

"我要到我女人那里去，"西塔诺夫小声回答。

他们出去后，我在门口的地板上，同巴维尔·奥金佐夫一起睡了。他很久地辗转不能入睡，发出鼻息声，忽然低声哭泣起来："你怎么了？"

"我很可怜他们，"他说。"我同他们一起生活已经四个年头了，他们的情形我很熟悉……"我也觉得他们可怜。我们好久都睡不着，低声地谈论着他们，我们看出他们每个人都有善良的性格，而且他们每个人还有一种什么东西加强着我们两个孩子对他们的同情。

我和巴维尔·奥金佐夫两个人处得挺好，后来他学成了一个出色的工匠，但没有多久，当快近三十岁的时候，喝酒喝得很凶。后来我在莫斯科希特罗夫市场遇见他，已变成了一个流浪汉。不久前听说他已经害伤寒病死了。想到在我的一生之中，有多少善良的人，都毫无意义地死去，真是可怕。

一切的人，逐渐使尽了精力——死去了，这是自然的现象；但是无论在哪里，也没有象在我们俄国，这样可怕地迅速和毫无意义地使人早衰……他比我大两岁，是一个圆脑袋的孩子，活泼、伶俐、正直、天资很高：善于画鸟、猫和狗。他给师傅们画漫画像，常常把他们画成鸟儿，画得出奇地神似。西塔诺夫是一只独脚站立的垂头丧气的鹬鸟，日哈列夫是一只鸡冠破碎的，头上没有羽毛的公鸡，害病的达维多夫是一只凶相的水鹊子。但巴维尔最好的杰作，是涂金师戈戈列夫老头儿，蝙蝠的形状，大耳朵，可笑的鼻子，六爪的小脚；他圆圆的黑脸上，眼边一道白圈，瞳孔象扁豆，横在眼睛里，这使他的脸显出一种栩栩欲活的非常卑鄙的表情。

巴维尔把漫画给师傅们看时，大家都没生气，可是戈戈列夫的画像，却给人不快的印象，于是都劝告这个艺术家："最好把它撕了，老头儿看见会要你的命。"

肮脏腐朽的，永远喝得醉醺醺的老头儿，是一个叫人讨厌的信徒，处处都阴险，常把作坊里的事向掌柜搬嘴。铺子里老板娘打算把她侄女嫁给掌柜，因此他俨然把自己认做这个店铺和所有人的主人。作坊里的人都恨他，可是也怕他，因此对戈戈列夫也怀戒心。

巴维尔狂热地使尽种种方法捉弄涂金师，好象抱定宗旨不让戈戈列夫有一分钟的安静。我也尽可能帮助他，师傅们瞧着我们的几乎总是极端粗野的恶作剧都挺快乐，但是警告我们："小伙子，你们会吃苦头的。会给'金龟子'赶出去的。"

"金龟子"是作坊里的人给掌柜起的绰号。

警告并没有吓住我们，趁涂金师睡着了，我们把颜料画在他脸上。有一天他喝醉酒睡着了，我们在他鼻子上涂了金，整整三天，海绵似的鼻沟里，一直沾着金屑洗刷不去。每次我们惹老头儿发急的时候，我就记起船上那个矮小的维亚特兵，心里感到不安。戈戈列夫年纪虽老，却有很大的气力，一不小心被他抓住，就把我痛打一顿；打了我们，还要去向老板娘告状。

她也是每天带着酒气的，因此总是很和气，很快活，她拚命威吓我们，用肿胖的手拍拍桌子，嚷道："小鬼，你们又胡闹啦？他年纪老了，要尊敬他呀。是哪个把煤油斟到他酒杯里的？"

"是我们……"

老板娘惊奇了：

"啊呀，他们居然自己承认呢。该死的，老年人要尊敬呀。"

她把我们赶开，晚上告诉了掌柜，于是他生气地向我说："是怎么回事，你会念书，还会看《圣经》，这么胡闹？你得好好儿留意，小伙子。"

老板娘是一个独身女人，非常可怜；常常喝了甜酒，坐在窗边歌唱着：没有可怜我的人，也没有爱惜我的人，没有人听见我的叹声。也没人听我诉说伤心事。

她啜泣着，拉长着老人的颤音：

"呀，呀，呀……"

有一天，我看见她拿着一壶煮沸的牛奶向楼梯走去，她的脚忽然一蹩，身子蹲倒，沉重地从楼梯上滚下来。可是手里的壶还没有放开。牛奶泼了她一身，她就伸直两手，对着壶生气地嚷："你怎么啦，瘟神，你要往哪儿去？"

她不肥胖，身体却软得无力，好象一只已经不会捕鼠的老猫，却因为吃得好，身子笨重，只会哼哼着回想自己的成功和享乐。

"可是，"西塔诺夫沉思地皱着眉说。"过去家大业大，是一个很兴旺的作坊，做工的有些也很有本领，但现在是什么都不行了，一切都操在'金龟子'的手里。任你多辛苦，也只是替别人出力。想到这件事脑子里的发条便突然断掉，什么都觉得没意思，很想什么都不干，只是躺在屋顶上，看着天空，睡过一夏天……"巴维尔·奥金佐夫也领悟了西塔诺夫的思想，用大人一样的姿势抽着香烟，高谈着上帝、醉酒、女人，以及一些人在创造，另一些人不管好歹地胡乱破坏，一切的事业总是落空等等议论。

这时候，他的机敏可爱的脸，皱得象一个老人。他坐在地板上的铺位里，抱着两个膝头，长久地望着蔚蓝的四方形的窗子，望着压满积雪的柴棚的屋顶，望着冬天空际的星星。

工匠们打着鼾声，发出牛鸣一般的呓语，有人含混地说着梦话，达维多夫在高板床上咳嗽着，度他最后的余生。屋角上，横躺竖卧着被睡眠与醉酒紧紧捆住的所谓"上帝的仆人"卡别久欣、索罗金和佩尔申。没有脸和手脚的圣像从墙边张望着，油、臭蛋、地板缝里腐化的尘埃，发散着沉闷的恶臭。

"老天呀。我真替大家伤心。"巴维尔低声说。

这种对他人的哀怜，愈加扰乱了我的心。上面说过，我们觉得所有的工匠都是好人，而生活都很不好，这都不是他们所应该受的难堪的苦闷。当冬天刮大风雪的日子，房舍和树木，大地上的一切都摇晃着，叫吼着，哭泣着，大斋的钟声悲戚地鸣响着，寂寞象波浪似地流进作坊里来，铅一样沉重地压着人们，不留余地在他们身上压死了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最后，把他们赶进酒店里，或是同酒一样被当作遗忘的手段的女人那里去。

在这样的夜晚，书是没有用处了，于是我同巴维尔便用自己的办法使大家高兴：用烟煤、颜料涂在自己脸上，戴上用麻做成的胡子，演出我们编造的喜剧，很勇敢地和烦闷作战，使大家发笑。我记起了《一个士兵拯救彼得大帝的传说》，把它改成对话，爬到达维多夫的高板床上，假装快乐地砍着设想的瑞典人的脑袋，演着有趣而可笑的戏剧。观众都大声地笑。

最受观众欢迎的是中国鬼秦友东的故事，巴什卡扮这个想做善行的可怜鬼，其他一切角色都由我担任。我一会儿扮男，一会儿扮女，又扮各种物象，扮善鬼，甚至也扮石头，让中国鬼每次因做不成善行而伤心的时候，坐着休息。

观众大声地笑。我奇怪为什么这样容易逗他们笑。因为太容易了，反而使我觉得难受。

"啊，小丑。""瞿，冤家。"人们这样向我们叫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