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最后一辆电车早已拖着破旧的车厢回库了。淡淡的月光照着窗台，也照在床上，像是铺了一条浅蓝色的床单。

房间的其他地方仍旧是黑糊糊的，只有墙角的桌子上点着台灯，射出一圈亮光。丽达低着头，在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上写日记。

削得尖尖的铅笔迅速移动着：

５月２４日

我又想把自己的一些印象记下来。前面又是一段空白，一个半月过去了，一个字也没有写，只好就这样空着了。

哪里找得出时间来写日记呢？现在夜已深了，我才能坐下来写。一点睡意也没有。谢加尔同志就要调到中央委员会去工作。知道这个消息后，大家都很难过。他真是我们的好同志。现在我才体会到，他和大家的友谊是多么深厚，多么宝贵。谢加尔一走，辩证唯物主义学习小组自然就要散了。昨天我们在他那里一直待到深夜，检查了我们的“辅导对象”的学习成绩。共青团省委书记阿基姆也来了，还有那个令人讨厌的登记分配部部长图夫塔。这个万事通简直叫人受不了！谢加尔高兴极了，因为谈到党史的时候，他的学生柯察金把图夫塔驳得哑口无言。的确，这两个月的时间没有白费。既然学习效果这么好，付出的心血就不可惜了。听说朱赫来要调到军区特勤部去工作。为什么要调动，我不知道。

谢加尔把他的学生交给了我。

“您替我接着带下去吧，”他说。“不要半途而废。丽达，无论是您，还是他，都有值得互相学习的地方。这个年轻人还没有摆脱自发性。他还是凭着他那奔放的感情生活的，而这种旋风似的感情常常使他走弯路。丽达，根据我对您的了解，您会是他的一个最合适的指导员。我祝你成功。别忘了给我往莫斯科去信。”临别的时候，他对我这样说。

团中央新委派的索洛缅卡区委书记扎尔基今天来了。在部队里我就认识他。

明天德米特里·杜巴瓦带柯察金来学习。现在我把杜巴瓦描写一下。他中等身材，身强力壮，肌肉很发达。一九一八年入团，一九二○年入党。他是因为参加“工人反对派”而被开除出共青团省委的三个委员当中的一个。辅导他学习可真不容易。每天他都打乱计划，向我提出一大堆不着边际的问题。他同我的另一个学生奥莉加·尤列涅娃经常发生争执。

第一次学习的那天晚上，他就把奥莉加从头到脚打量一番，说：“我说老太婆，你的军装不齐全。还缺皮裆马裤、马刺、布琼尼帽和马刀，就现在这样文不文武不武的，像什么样！”

奥莉加也不示弱，我只好从中调解。杜巴瓦可能是柯察金的朋友。今天就写这些，该睡觉了。

骄阳似火，烤得大地懒洋洋的。车站天桥的铁栏杆晒得滚烫。热得无精打采的人们慢腾腾地向上走着。这些人不是旅客，多半是从索洛缅卡铁路工人区到城里去的。

保尔从天桥上边的台阶上看见了丽达。她已经先到了，正在下面看着从天桥上走下来的人群。

保尔走到丽达旁边，离她还有两三步，就站住了。她没有发觉他。保尔怀着一种少有的好奇心观察她。丽达穿着一件条纹衬衫，下面是蓝布短裙，一件柔软的皮夹克搭在肩膀上。蓬松的头发衬托着她那晒得黝黑的脸庞。丽达站在那里，微微仰着头，强烈的阳光照得她眯起了眼睛。保尔还是第一次用这样的眼光观察他的这位朋友和老师，也是第一次突然意识到，丽达不仅是团省委的一名常委，而且……但是，他立即抓住了自己的“恶念”，责备这种念头很荒唐，于是赶紧招呼她：“我已经整整看了你一个钟头，你还没有看见我。该走了吧，火车已经进站了。”

他们走到了通站台的通勤口。

昨天，省委决定派丽达代表省委去出席一个县的团代表大会，让保尔协助她工作。他们今天必须乘车出发。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车次太少，发车的时候，车站就由掌握全权的五人小组控制。没有这个小组发的通行证，任何人都无权进站。所有的进出口全由这个小组派出的值勤队把守着。一列火车就是挤破车厢，也只能运走十分之一急着上路的旅客。谁也不愿意等下一趟车，因为行车时间没有准儿，说不定一等就是几天。几千个人都往检票口拥，都想冲过去，挤到眼巴巴等了很久的绿色车厢里去。这些日子，车站被围得水泄不通，到处是人，常常发生扭打的事。

保尔和丽达挤来挤去，怎么也进不了站台。

保尔对车站的情况很熟悉，知道所有的进出通道，他就领丽达从行李房进了站台。费了好大劲，总算挤到了四号车厢跟前。车门前乱哄哄地拥着一堆人，一个热得满头大汗的肃反工作人员拦住车门，上百次地重复着一句话：“不是跟你们说了吗？车厢里挤得满满的了。车厢的连接板上和车顶上不许站人，这是上头的命令。”

人们发疯似的冲着他挤去，都把五人小组发的四号车厢乘车证伸到他鼻子跟前。每节车厢的门前都是这样，人们气势汹汹地咒骂着，喊叫着，往上挤。保尔看出来，照常规办事是根本上不了车的。但是，他们又非上去不可，否则，代表大会就不能按期召开了。

他把丽达叫到一边，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她：他先挤进车厢去，然后打开车窗，把她从窗口拉进去。不这样，就没有别的办法。

“把你的皮夹克给我，它比什么证件都管用。”

保尔拿过她的皮夹克穿上，又把手枪往夹克口袋里一插，故意让枪柄和枪穗露在外面。他把装食物的旅行袋放在丽达脚下，走到车门跟前，毫不客气地分开旅客，一只手抓住了车门把手。

“喂，同志，往哪儿去？”

保尔回头看了看那个矮墩墩的肃反工作人员。

“我是军区特勤部的。现在要检查一下，车上的人是不是都有五人小组发的乘车证。”保尔煞有介事地说，他的口气不容许别人对他的权力有丝毫怀疑。

那个工作人员看了看他口袋里的手枪，用袖口擦掉额上的汗珠，用无所谓的语调说：“好吧，你只要能挤进去，就检查好了。”

保尔用胳膊、肩膀，甚至拳头给自己开路，拼命往里挤，有时抓住上层的铺位，把身子吊起来，从别人肩膀上爬过去。

他受到了数不清的咒骂，不过总算挤到了车厢的中间。

他从上面下来，一脚踩在一个胖女人的膝盖上，她冲着他骂起来：“你这个该死的，臭脚丫子往哪儿伸呀！”这女人像个大肉球，约摸有七普特［一普特等于１６．３８千克。——译者］，勉勉强强挤在下铺的边缘上，两条腿中间还夹着一只装黄油的铁桶。各式各样的铁桶、箱子、口袋、筐子塞满了所有的铺位。车厢里闷得使人喘不过气来。

保尔没有理睬这个胖女人的咒骂，只是问她：“您的乘车证呢，公民？”

“什么？”她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检票员恶狠狠地反问了一句。

一个贼眉鼠眼的家伙从上面的铺位上探出头来，扯着粗嗓子喊：“瓦西卡，这小子是个什么玩意儿？打发他滚远点！”

一个人应声在保尔的头顶上出现了。看来这就是瓦西卡了。这小子又高又大，胸脯上全是毛，两只牛眼睛瞪着柯察金。

“你缠着人家妇女干吗？用得着你查什么票？”

旁边的铺位上耷拉下来八条腿。这些耷拉着腿的人勾肩搭背地坐在上面，起劲地嗑着葵花子。这些人显然是一帮合伙倒腾粮食的投机商，走南闯北，常在铁路上来往。现在保尔没有工夫理睬他们，先把丽达接上车来要紧。

“这是谁的？”他指着车窗旁边的小木头箱子，问一个上了年纪的铁路工人。

“是那个女人的。”老工人指了指两条穿褐色长筒袜的粗腿说。

应该打开车窗，可是箱子碍事，又没有地方放。于是保尔把箱子抱起来，交给了它的主人。

“请您先拿一下，公民，我要开窗子。”

“你怎么乱动别人的东西！”保尔刚把箱子放到坐在上铺的塌鼻子女人的膝盖上，她就尖声叫了起来。

“莫季卡，你看这个人在这儿胡闹什么呀？”她又转过脸来，向身旁的人求援。那个人没有动地方，用凉鞋对保尔背上踢了一脚，说：“喂，你这个癞皮狗！快给我滚蛋，要不我就揍死你。”

保尔背上挨了这一脚，忍着没有做声。他咬紧嘴唇，打开了车窗。

“同志，请您稍微让开一点。”他向那个铁路工人请求说。

保尔把一只铁桶挪开，腾出个地方来，站到车窗跟前。丽达早就在车厢旁边等候，就连忙把旅行袋递给他。保尔把旅行袋往那个夹着铁桶的胖女人膝盖上一扔，探出身子，抓住丽达的两只手，把她拉了上来。一个值勤的红军战士发现了这一违章行为，刚要过来制止，丽达已经爬进了车厢。那个动作迟缓的战士没有办法，只好骂了几句，走开了。丽达一进车厢，那伙投机商都吵嚷起来，弄得她很难为情，不知道怎么办好。她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只好抓住上铺的把手，站在下铺的边缘上。周围是一片辱骂声。上铺那个粗嗓门骂道：“瞧这个混蛋，自己爬进来不算，还弄进来一个婊子！”

从上面看不见的地方，有个尖嗓子叫道：“莫季卡，照准他鼻梁子使劲揍！”

塌鼻子女人也乘机要把木箱子放到保尔的头上。周围全是充满敌意的不三不四的人。保尔很后悔，不该领丽达到这里来。但是，总得想办法给她找个座位。于是，他向那个叫莫季卡的说：“公民，把你的口袋从过道上挪开，这位同志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但是，那个家伙不但没有动弹，反而骂了一句非常下流的话，气得保尔火冒三丈。他右眉上边的伤疤像针扎一样剧烈地疼起来。他压住怒火，对那个流氓说：“下流坯子，你等着，回头我跟你算帐！”就在这个时候，上面又有人在他头上踢了一脚。

“瓦西卡，再给他点厉害瞧瞧！”周围的人像嗾狗似的喊叫起来。

保尔憋了好久的怒火，再也按捺不住，终于爆发了。他总是这样，一发起火来，动作就异常迅猛。

“怎么，你们这帮坏蛋、奸商，竟敢欺负人？”保尔像蹬着弹簧，两手一撑就蹿到中铺上，挥起拳头，朝莫季卡那副蛮横无耻的脸上猛力打去。这一拳真有劲，那个家伙一下子就栽下去。跌落在过道里的人们的头上。

“你们这帮混蛋，统统给我滚下去。不然的话，我就要你们的狗命！”保尔用手枪指着上铺那四个人的鼻子，怒冲冲地吼着。

这样一来，局面完全改变了。丽达密切注视着周围所有的人，要是有谁敢碰碰保尔，她就准备开枪。上铺马上腾出来了，那个贼眉鼠眼的家伙也慌忙躲到隔壁的铺位上去。

保尔把丽达安置在空出来的位子上，低声对她说：“你在这儿坐着，我跟他们算帐去。”

丽达拦住他说：“你还要去打架？”

“不打架，我马上就回来。”他安慰她说。

保尔又把车窗打开，跳到站台上。几分钟之后，他跨进铁路肃反委员会，走到他的老首长布尔梅斯捷尔的办公桌前。

布尔梅斯捷尔是拉脱维亚人，听保尔谈完情况后，下令让四号车厢的全体旅客下车，检查证件。

“我早说过，哪次都是火车还没进站，投机商就上了车。”

布尔梅斯捷尔咕哝着。

由十名肃反人员组成的检查组，对车厢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检查。保尔按照老习惯，帮着检查了整个列车。他离开肃反委员会之后，仍然同那里的朋友们保持着联系，而且在他担任共青团书记之后，向铁路肃反委员会输送了不少优秀团员。检查完毕，保尔又回到丽达的车厢。这时，车里已经上满了新的乘客，他们都是出差的干部和红军战士。

其他地方已经堆满了一捆捆的报纸，只在车厢顶头的三号上铺给丽达找到了一个位子。

“行了，咱们凑合着坐吧。”丽达说。

火车开动了。车窗外面那个胖女人高高地坐在一大堆口袋上，向后退去。只听她喊道：“曼卡，我的油桶呢？”

丽达和保尔挤在一个小铺位上，跟邻铺之间隔着一捆捆的报纸。他俩一边兴致勃勃地谈论刚才这个令人不大愉快的插曲，一边狼吞虎咽地嚼着面包和苹果。

火车缓慢地爬行着。车辆失于检修，又载重过多，不断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每到接轨的地方就震动一下。傍晚，车厢里渐渐暗下来，不一会儿夜幕便遮住了敞开的车窗，车厢里一片漆黑。

丽达非常疲乏，把头枕在旅行袋上打起盹来。保尔耷拉着两条腿，坐在铺边上抽烟。他也很累，但是没有地方可以躺下。凉爽的夜风，从车窗吹进来。车身突然一震，丽达惊醒了。她看见保尔的烟头在发光。“他会一直这样坐到天亮的，看样子，他是不愿意挤我，怕我难为情。”

“柯察金同志！请阁下把资产阶级那套繁文缛节扔掉吧，来，躺下休息休息。”她开玩笑说。

保尔在她身边躺了下来，非常舒服地伸直了两条发麻的腿。

“明天咱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睡吧，你这个爱打架的家伙。”她坦然地用胳膊抱住她的朋友，保尔感到她的头发挨着了他的脸。

在保尔的心目中，丽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为同一目标而奋斗，她是他的战友和同志，是他政治上的指导者。不过，她毕竟是一个女人。这一点，他是今天在天桥上第一次意识到的，所以，她的拥抱使他心情很激动。他感觉到她那均匀的呼吸，她的嘴唇就在很近的地方。这使他产生了要找到那嘴唇的强烈愿望，不过他还是用顽强的毅力，把这种愿望克制住了。

丽达似乎猜到了保尔的感情，在暗中微笑了。她已经尝过爱情的欢乐和失掉爱情的痛苦。她先后把她的爱情献给两个布尔什维克，可是，白卫军的子弹却把那两个人从她手中夺走了：一个是英勇的、身材魁梧的旅长，另一个是生着一对明亮的蓝眼睛的青年。

车轮有节奏的响声很快就使保尔入睡了。直到第二天早晨，汽笛的吼声才把他吵醒。

最近，丽达都是很晚才回到自己的房间。她那本笔记本不常打开，写的几则日记，也都很简短。

８月１１日

省代表会议结束了。阿基姆、米海拉和其他一些同志都到哈尔科夫参加全乌克兰代表会议去了。日常事务工作全部落到了我的身上。杜巴瓦和保尔都收到了列席团省委会议的证件。杜巴瓦从到佩乔拉区担任团委书记以后，晚上就不再来学习了。他工作很忙。保尔还想继续学习，不过有时候我没有工夫，有时候他又到外地出差。由于铁路上的情况日益紧张，他们那里经常处于动员状态。昨天，扎尔基到我这里来，他很不满意我们从他那里调走一些人。他说，这些人他也非常需要。

８月２３日

今天我从走廊走过时，看见潘克拉托夫、柯察金，还有一个不认识的人站在行政处门口。我往前走，听见保尔正在讲着什么事：“那边的几个家伙，枪毙了也不可惜。他们说什么‘你们无权干涉我们的事务。这里的事自有铁路林业委员会作主，用不着什么共青团来管。’瞧他们那副嘴脸……这帮寄生虫可找到了藏身的地方！……”

接着就是一句不堪入耳的骂人话。潘克拉托夫一看见我，捅了保尔一下。他回过头来，看见是我，脸都白了。他没敢再看我，连忙走开了。这回他大概会有很长时间不到我这里来，因为他知道，对于骂人，我是不能原谅的。

８月２７日

今天常委会开了一次内部会谈。情况越来越复杂。现在我还不能把全部情况都记下来——不允许。阿基姆从县里回来了，心情挺不好。昨天在捷捷列夫站附近，运粮专车又被人弄出了轨。看来，我得索性不写日记了，反正总是那么零零碎碎的。我正等柯察金来。我今天见过他，知道他和扎尔基他们五个人正在组织一个公社。

一天中午，保尔在铁路工厂接到一个电话，是丽达打来的。她说今天晚上有空，让他去继续学习上次那个专题：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

晚上，他走到大学环路那栋房子的门口，抬头看了看，丽达的窗子里有灯光。他顺着楼梯跑上去，用拳头捶了一下房门，没有等里面应声，就走了进去。

丽达的床上，一般男同志连坐一下的资格都没有，这时却躺着一个穿军装的男人。他的手枪、行军背包和缀着红星的军帽放在桌子上。丽达坐在他的身旁，紧紧地拥抱着他。他们正兴高采烈地谈着话……丽达喜气洋洋，朝保尔转过脸来。

那个军人也推开拥抱着他的丽达，站了起来。

“我来介绍一下，”丽达一面跟保尔打招呼，一面说。“这是……”

“达维德·乌斯季诺维奇。”军人没有等她介绍，就大大方方地报了姓名，同时紧紧地握住了保尔的手。

“没想到他会来，像是天上掉下来的一样。”丽达笑着说。

保尔握手时的态度却很冷淡。一种莫名的妒意，犹如燧石的火星在他的眼睛里闪了一下。他看见达维德袖子上戴着四个方形组成的军衔标志。

丽达正想说什么，柯察金马上拦住她说：“我是来告诉你一声，今天我要上码头去卸木柴，你别等我了……恰巧你这儿又有客人。好了，我走啦，同志们还在楼下等着呢。”

保尔突然闯进门来，又突然消失在门外。他的脚步声迅速地在楼梯上响着。下面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之后，就没有什么响动了。

“他今天有点反常。”丽达回答达维德那疑惑的目光，这样猜测说。

……天桥下面，一台机车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从庞大的胸腔中喷出了金色的火星。火星缭乱地飞舞着，向上冲去，在烟尘中熄灭了。

保尔靠着天桥的栏杆，望着道岔上各色信号灯的闪光出神。他眯起眼睛，讥讽地责问自己：“真不明白，柯察金同志，为什么您一发现丽达有丈夫就那样痛苦？难道她什么时候说过，她没有丈夫吗？好吧，就算她说过，那又怎么样呢？为什么您突然这样难过呢？亲爱的同志，您不是一向认为，你们之间除了志同道合之外，并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吗？……您怎么忽略了这一点呢？嗯？再说，要是他不是她的丈夫呢？达维德·乌斯季诺维奇，看姓名可能是她的哥哥，也可能是她的叔叔……要真是这样，你无缘无故就给人难堪，岂不是太荒唐了吗？看来，你也是一个糊涂虫，不比任何笨蛋强。他是不是她的哥哥，一打听就可以知道。假如真是她的哥哥或叔叔，你还有脸见她，跟她说话吗？得了，往后你再也别想上她那儿去了！”

汽笛的吼声打断了他的思路。

“天已经不早了，回家吧，别再自寻烦恼啦。”

在索洛缅卡（这是铁路工人区的名称），有五个人组织了一个小小的公社。这五个人是扎尔基、保尔、快活的淡黄头发捷克人克拉维切克、机车库共青团书记尼古拉·奥库涅夫和铁路局肃反委员会委员斯乔帕·阿尔秋欣，他不久以前还是一个修理厂的锅炉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