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韦塔耶夫耸了耸肩膀，走开了。

这些电气工人并不满足于清扫车间，他们又动手收拾院子。这个大院子很久以来就是个堆垃圾的地方，那里什么东西都有。几百个轮轴、堆积如山的废铁、钢 轨、连接板、轴箱等等——成千上万吨钢铁就放在露天里生锈、腐烂。但是，他们的行动后来被厂领导制止了，理由是：“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工作，清理院子先不用 着急。”

于是他们在自己车间门口用砖铺了一小块平地，上面安了一个刮鞋泥用的铁丝网垫，这才住手。但是车间内部的清扫工作并没有停，晚上下班以后一直在干。一星期后，当总工程师斯特里日来到这里的时候，整个车间已经面目一新了。

由于擦掉了多年的油垢，阳光透过带铁栏的大玻璃窗，射进了宽敞的机器房，照得柴油机上的铜件闪闪发亮。机器的大部件都刷上了绿油漆，有人还精心地在轮辐上画了几个黄箭头。

“嗯……好……”斯特里日惊奇地说。

在车间远处的角落里，有几个人就要干完活了。斯特里日朝他们走去。保尔恰好提了满满一罐调好的油漆迎面走来。

“等一等，亲爱的。”总工程师叫住了他。“你们这样做，我倒是很赞赏，不过，是谁给你们的油漆？我规定过，不经我批准，是不许动用油漆的。现在这种材料非常缺。油漆机车的部件，比你们现在做的事情要重要得多。”

“油漆是我们从扔掉的空油漆筒里刮下来的。我们刮了两天，攒了二十五六磅。这完全不违反规章制度，总工程师同志。”

总工程师又嗯了一声，他已经有些难为情了。

“既然这样，你们就干吧。嗯……不过这倒很有意思……你们这种……怎么说好呢？这种搞好车间卫生的主动精神该怎么解释呢？这些活你们不是在业余时间干的吗？”

保尔从总工程师的语气里觉察出，他确实是不大理解，便回答说：“当然罗。可您是怎么想的呢？”

“是呀，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过……”

“您的问题就在这个‘不过’上，斯特里日同志。谁跟您说过，布尔什维克会放着垃圾不管呢？您等着瞧吧，我们干的范围还要扩大。那时候会有更多的事情叫您吃惊呢。”

保尔小心地不让油漆蹭到总工程师身上，从他身旁绕过，朝门口走去。

每天晚上，保尔都到公共图书馆去，待到很晚才走。他和图书馆的三个女馆员都混熟了，便向她们展开宣传攻势，终于取得了她们的同意，可以随意翻阅各种书 籍。他把梯子靠在高大的书橱上，一连几小时坐在上面，一本一本翻阅着，寻找有意思的和有用的图书。这里大部分都是旧书。只有一个不大的书橱里放着少量新 书。其中有偶然收到的国内战争时期的小册子，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杰克·伦敦的《铁蹄》［美国作家杰克·伦敦（１８７６—１９１６）的长篇小说，描写资 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压迫。——译者］，还有几本别的书。在旧书里，保尔找到了一本叫《斯巴达克》［意大利作家拉·乔万尼奥里（１８３８—１９１５）的长篇小 说。斯巴达克是公元前７４—前７１年意大利最大规模奴隶起义的领袖。——译者］的小说，他花了两个晚上的时间把它读完，放到另一个书橱里，同高尔基的作品 摆在一起。他总是把那些最有意思的和内容相近的书放在一起。

他这样做，图书馆那三个馆员从来不过问，她们反正无所谓。

一件乍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事情，突然打破了共青团组织那种单调的平静。中修车间团支部委员科斯季卡·菲金，一个麻脸、翘鼻子、动作迟缓的小伙子，在给铁 板钻孔的时候，弄坏了一个贵重的美国钻头。造成事故的原因是他的极端不负责任，甚至可以说是故意破坏。这件事发生在早上。中修车间工长霍多罗夫让菲金在铁 板上钻几个孔。起初他不干，后来工长坚持要他干，他才拿起铁板，开始钻孔。霍多罗夫这个人对别人要求过严，有些吹毛求疵，在车间里大家都不喜欢他。他以前 还是个孟什维克，现在什么社会活动也不参加，对共青团员总是侧目而视。但是他精通业务，对本职工作认真负责。他发现菲金没有往钻头上注油，在那里“干 钻”，就急忙跑到钻床跟前，把它关了。

“你瞎了，还是昨天才来干活？！”他大声责问菲金。他知道这样干下去，钻头非坏不可。

但是，菲金反倒骂了工长一顿，并且又开动了钻床。霍多罗夫只好到车间主任那里去告状。菲金想在领导到来之前把一切都弄妥帖，他没有停下机床，就赶紧跑 去找注油器。可是等他拿了注油器回来，钻头已经坏了。车间主任打了一份报告，要求把菲金开除出厂。团支部公开袒护他，说这是霍多罗夫打击青年积极分子。车 间领导还是坚持要开除他，于是这件事就提到了工厂的团委会上讨论。事情就这样闹开了。

团委会的五个委员，有三个主张给菲金申斥处分，并调动他的工作。茨韦塔耶夫就是这三个委员中的一个。另外两个委员干脆认为菲金没有错。

团委会是在茨韦塔耶夫的房间里举行的。屋里有一张大桌子，上面铺着红布，还有几个长凳和小方凳，是木工车间的青年自己做的。墙上挂着领袖像，还有一面团旗，挂在桌子后边，占了整整一面墙。

茨韦塔耶夫是个“脱产干部”。他本来是个锻工，由于最近四个月表现出来的才干，被提拔担任共青团的领导工作，当上了团区委常委和团省委委员。他原先在 机械厂工作，新近才调到铁路工厂来。一到职，他就把权紧紧抓在自己手里。他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一下子就把大伙的积极性压下去了，他什么都一手包办，但是 又包办不过来，于是就对其他委员大发脾气，责备他们无所事事。

就连这个房间也是在他的亲自监督下布置的。

茨韦塔耶夫主持会议，他仰靠在唯一的一把从红色文化室搬来的软椅上。这是一次内部会议。当党小组长霍穆托夫要求发言的时候，外面有人敲了敲扣着的门。茨韦塔耶夫不满意地皱了皱眉头。外面又敲了几下。卡秋莎·泽列诺娃站起来开了门。门外站着的是保尔，卡秋莎让他进来。

保尔已经在朝一只空凳子走过去，茨韦塔耶夫把他叫住：“柯察金！我们现在开的是内部会议。”

保尔的脸红了，他慢慢朝桌子转过身来。

“我知道。我希望了解一下你们对菲金事件的意见。我想提出一个跟这件事有联系的新问题。怎么，你反对我参加会议吗？”

“我并不反对，但是你自己也知道，团委内部会议只有团委委员才能参加，人多了不便于讨论。不过你既然来了，就坐下吧。”

保尔第一次受到这样的侮辱。他的两道眉毛中间现出了一条深深的皱纹。

“干吗来这套形式主义呢？”霍穆托夫不以为然地说。但是保尔摆摆手不让他说下去，一面在方凳上坐下来。“我要说的是，”霍穆托夫谈到了正题。“大家对 霍多罗夫有看法，这是无可非议的，他确实不合群，不过咱们的纪律也够糟的。要是所有的团员都这么随便弄坏钻头，咱们还拿什么干活？这会给团外青年造成很不 好的影响。我认为应该给菲金警告处分。”

茨韦塔耶夫没容他说完，就开始反驳。保尔听了大约十分钟，已经了解了团委对菲金事件的态度。快要进行表决的时候，他要求发言。茨韦塔耶夫勉强同意了。

“同志们，我想就菲金事件跟你们谈谈我的意见。”

出乎他自己的意料，保尔的声音竟是那样严厉。

“菲金事件仅仅是一个信号，主要的问题并不在他身上。昨天我搜集了一些数字。”保尔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记事本。

“这些数字是考勤员给我的。请你们注意听一听：百分之二十三的共青团员每天上班迟到五分钟到十五分钟。这已经成了常规。百分之十七的共青团员每月照例 旷工一天到两天，但是团外青年旷工的却只有百分之十四。数字比鞭子还要厉害。我顺便还记了另外一些数字：党员每月旷工一天的有百分之四，迟到的也是百分之 四。非党的成年工人每月旷工一天的占百分之十一，迟到的占百分之十三。损坏工具的有百分之九十是青年工人，其中刚参加工作的是百分之七。从这里可以看出， 咱们团员干活远远不如党员和成年工人。不过情况并不是各处都一样。锻工车间就很好，电工车间也还可以，其他车间的情况就大同小异了。依我看，关于纪律问 题，霍穆托夫同志只讲了四分之一。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缩小差距，赶上先进。我不想在这里高谈阔论，讲空话，我们必须毫不留情地向不负责任和不守纪律的现 象发起进攻。老工人说得很直率：从前我们给老板干活，给资本家干活，干得倒要好些，认真些，现在呢，成了主人，却不像个主人的样子。这过错主要不在菲金或 是别的什么人身上，而在咱们这些人身上，因为咱们不仅没有同这种不良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相反，却常常寻找各种借口，袒护像菲金那样的人。

“刚才萨莫欣和布特利亚克发言说，菲金是自己人，像大家常说的，是个‘地地道道的自己人’，因为他是积极分子，又担负着社会工作。至于他弄坏了钻头 嘛，那有什么了不起的？谁还不弄坏点东西。况且，小伙子是自己人，而霍多罗夫工长却是外人……虽然，从来也没人对他进行过工作……不错，他爱挑剔，可他已 经有了三十年的工龄！我们暂且不说他的政治立场，在这件事上，他现在做得对。他这个外人爱护国家财产，而我们却随便糟蹋进口的贵重工具。这样的怪现象，该 怎么解释呢？我认为，咱们现在应该打响第一炮，从这里开始，发起进攻。

“我建议把菲金作为懒惰成性、工作不负责任、破坏生产的人从共青团里开除出去。要把他的事情登在墙报上，同时，把上面那些数字写在社论里，公布出去， 不要怕任何议论。我们是有力量的，我们是有后盾的。共青团的基本群众是优秀的工人。他们当中有六十个人在博亚尔卡筑路工地经受过锻炼，那是一次最好的考 验。有他们参加和帮助，我们一定能够消除落后现象。不过，应当永远抛弃现在这样的工作方法。”

保尔一向沉静，不爱讲话，这一席话却说得激烈而尖锐。

茨韦塔耶夫初次看到保尔的本色。他意识到保尔是正确的，但是，他对保尔怀有戒心，不肯同意保尔的意见。他认为保尔的发言是针对团组织的全盘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是在破坏他茨韦塔耶夫的威信，所以，他决定进行反击。他指责保尔，头一条就是偏袒孟什维克霍多罗夫。

激烈的辩论持续了三个小时。天已经很晚了，会议才得出结果：大家都转而同意保尔的意见，茨韦塔耶夫被大量无情的事实所击败，失去了多数的支持。这时，他竟采取了压制民主的错误行动，在最后表决之前，要保尔离开会场。

“好吧，茨韦塔耶夫同志，我就走，不过这并不能给你增添什么光彩。我还是要提醒你，如果你仍然坚持己见，明天我就把这件事提交全体大会讨论。我相信， 多数人是不会支持你的。茨韦塔耶夫，你错了。霍穆托夫同志，我认为，你有责任在全体大会召开之前，把这个问题先提到党的会议上去讨论。”

茨韦塔耶夫气势汹汹地喊道：“你有什么可吓唬人的？不用你说，我也知道该怎么办，我们还要讨论一下你的所作所为呢。要是你自己不工作，就别妨碍别人。”

保尔带上门，用手擦了擦发热的前额，穿过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向门口走去。到了外面，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点着烟，朝拔都山上托卡列夫住的那座小房子走去。

保尔到托卡列夫家的时候，正赶上他在吃晚饭。

“你们那儿有什么新闻？讲给我们听听。达丽亚，给他盛碗饭来。”托卡列夫一面让保尔坐下，一面说。

托卡列夫的妻子达丽亚·福米尼什娜和她的丈夫正相反，又高又胖。她把一盘黄米饭放在保尔面前，然后用白围裙揩揩湿润的嘴唇，温厚地说：“吃吧，亲爱的。”

以前，当托卡列夫在铁路工厂工作的时候，保尔经常到他家串门，坐到很晚才走。这次回城以后，他还是第一次来看老人。

老钳工用心地听着保尔讲的情况。他自己什么也没有说，只是一边忙着用勺吃饭，一边嗯、嗯地答应着。吃完饭，他用手帕擦了擦胡子，又清了清喉咙。

“你当然是对的。我们早就该把这件事认真地抓一抓了。

铁路工厂是这个区的重点单位，应该从这个厂下手。这么说，你跟茨韦塔耶夫闹翻了？这不好。那个小伙子是很自傲，不过你不是挺会做青年人的工作吗？正好，我要问你，你在铁路工厂干什么工作？”

“我在车间。没什么特别的，反正什么都干点。在团支部里领导一个政治学习小组。”

“在团委担任什么工作呢？”

保尔有点不好开口了。

“我身体不太好，还想多学习点东西，这一段没正式担任领导工作。”

“你看，问题就出在这儿！”托卡列夫带点责备的口气大声说。“孩子，只有身体不好这一条，还算个理由，要不然真得说你一顿。现在身体怎么样，好点了吗？”

“好点了。”

“那么这样吧，你马上把工作好好抓起来。别再拖了。站在一边，不伸手就能把事情办好，哪有这样的事！再说，谁都会批评你是逃避责任，你根本就没法辩解。明天你就要纠正过来，至于奥库涅夫，我也得狠狠训他一顿。”托卡列夫结束了他的话，语气里有点不满意。

“大叔，你可别怪他，是我自己要求他别给我安排工作的。”保尔这样替奥库涅夫说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