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奥德萨街同电话公司的几个黑女人一起回到家里时已快到圣诞节的黎明了。火熄了，我们都太累了，于是便穿着衣服上了床。我的那个姑娘整个晚上都像一头豹子一样蹦蹦跳跳，我爬到她身上时她已睡熟了。我在她身上费了一阵劲儿，犹如在一个被淹死或闷死的人身上使劲儿一样。后来我放弃了努力，自己也睡熟了。

节日期间我们天天喝香摈，早上、中午和晚上，有最便宜的，也有最好的。过了年我就要到第戎去了，人家在那儿给了我一个微不足道的差使：当被交换的英语教师。这是促进法美和睦相处的一项安排。旨在增进这两个姐妹国家的互相了解和友善。对于这一前程菲尔莫比我更感到鼓舞，他这样想是有充足理由的，而对于我这不过只是从一个受苦受难的地方转到另一个受苦受难的地方去而已。我面前没有希望，这份工作甚至连薪水也没有。他们指望得到这份工作的人自认有福气，能够享受传播法美和睦这一福音的特权，这是为一个阔佬的儿子预备的工作。

启程前一天晚上我们玩得很开心。天快亮时下起了雪。我们走过一个个街区，最后再看一眼巴黎。穿过晕多敏克街时我义。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正在上演一出哑剧，它没有使我完全惊呆，却也叫我惶惶不知所措。在全世界，凡有这些灯光黯淡的坟墓的地方你都会看到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同样的恼人的温度、同样的朦朦胧胧的光线、同样的嗡嗡声。在特定的时辰内，整个基督教世界里穿黑衣的人都俯在祭坛前。牧师就站在那上面，手里拿着一本小书，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只吃饭铃或喷雾器。他对众人喃喃布道，他的话即使能叫人听懂也不再有一点儿意义。很可能他是在乞求上帝保佑他们吧，也保佑国家，保佑统治者，保佑枪炮、战舰、军火和手榴弹。祭坛上围在牧师身边的是一群小男孩，穿着打扮像上帝的安琪儿，他们唱男高音和女高音。全是纯洁的小羊羔，全穿着裙子，看不出性别，像牧师本人一样是扁平足和近视眼。真是绝妙的不辨雌雄的猫叫春、是符合J一mol节拍的松紧内裤里的性行为。

我在昏暗的光线下尽量仔细地观察这儿的情况，既令人眼花镣乱，又叫人目瞪口呆。我自忖，整个文明世界、整个世界都是这样，真是太棒了。不论下雨还是天晴，下冰雹、雨夹雪、雪、打雷、闪电、战争、饥馑、瘟疫，都不受丝毫影响。总是同样的恼人温度，同样的胡言乱语，同样的在脚腕上系带子的鞋和上帝的小安滇儿唱男高音和女高音。靠近出口处有一只开了一个孔的小箱子，是为了继续天国的工作的，于是上帝的恩典便会像雨点一样落在帝王头上，落在国家里，落在军舰、高效炸药、坦克和飞机上，于是工人会增强臂力，有力气屠宰马、牛和羊，有力气在铁大梁上钻孔，有力气在别人的裤子上缀扣子，有力气出售胡萝卜、缝纫机和汽车，有力气消灭虫子、打扫马棚、倒垃圾箱、洗刷厕所，有力气写新闻标题、在地下铁道里剪票。力气……力气，原来这喃喃自语和戏弄人的把戏只是为了给人一点力气。

们突然来到了一个小广场，那便是圣克洛蒂尔德教堂，人们正在望弥撒。菲尔莫的头还有一点儿昏昏沉沉，他执拗地也要去望弥散，据说是“为了好玩”。我对此有几分不安，首先是因为我从未望过一次弥撒，其次是我显得寒酸，也觉得寒酸。菲尔莫也显得衣衫褴搂，甚至比我还不体面，他歪戴着大垂边帽，大衣上还沾着我们刚去过的最后一家妓院里的锯末。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大踏步走进去了，最糟的不过是被他们推出来而已。

看到的景象令我吃了一惊，也就一点儿忐忑不安的感觉也没有了。过了一会儿我才习惯了昏暗的光线，我牵着菲尔莫的袖子，跟在他身后踉踉跄跄地走，这时一种稀奇古怪的声音钻进了我的耳朵，像某种从铺路的冷石板中冒出的空洞的嗡嗡声。

这是一座巨大的、凄凉的坟墓，来吊丧的人进进出出、络绎不绝，是到地下那个世界去之前必经的来宾接待室，温度在华氏五十五或六十度左右，没有音乐——除了地窖最上层放出的那种难以名状的哀乐，活像百万棵菜花在黑暗中哀号。身着寿衣的人口中念念有词，一副无可奈何、十分沮丧的乞丐模样，这些乞丐恍恍惚惚地伸出手来，咕哝着谁也听不懂的乞求怜悯的话。

我早知道会有这类事，不过一个人若还知道有屠宰尝停尸所和解剖室这类去处，他会出于本能地躲开这些地方。我在街上常常从一个牧师身边走过，他手里捧着一本小小的祈祷书在吃力地背诵。“傻瓜！”我自语道，过后也就不去理会了。在街上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呆子，这个牧师还不算是最叫人吃惊的。

人类两千年的蠢行已使我们对此不那么敏感了，然而当你被突然送到这个牧师身边，看到他在这个小小的世界里发挥着一座闹钟的作用，你还是会产生一些全然不同的情感的。

一刹那间全部这些流涎水、翁动嘴唇的把戏几乎都有了意我们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以通宵狂欢后的那种清醒意识审视这个场面。我们这样穿来穿去一定很惹人注意，因为我们的外衣领子竖着，从不画十字，除了低声说几句麻木不仁的话以外嘴巴一动也不曾动。若是菲尔莫不那么固执地要在仪式正进行了一半的时候从祭坛边走过，或许谁也不会注意到这一切。他在找出口，我估计他想到了出口那儿就好好看一看这最最神圣的场面，这就是说要近距离仔细看一看。我们一直平安无事，正在朝很可能是出去的通道那一道光线处走去，这时幽暗中猛地闪出一位牧师拦住了路。他想问问我们要去哪儿，正在于什么，我们相当有礼貌地回答说我们正在找出口。我们说的是英语的“出口”，因为当时太惊恐，我们一时想不起法语“出口”是怎么说的了。牧师一句话不说便紧紧抓住我们的胳膊，推开一道边门把我们狠狠推出去了，我们摇摇晃晃地跌进了刺眼的阳光中。这件事发生得那么突然、猝不及防，待我们到了人行道上仍没有完全反应过来。我们眯上眼睛走出去几步，然后又出于本能转过身来。牧师仍站在台阶上，苍白得像一个鬼魂，像魔鬼那样狠狠地瞪着我们，准是连肺都气炸了。后来又回想起这件事时我也不怪他，不过当时瞧见他穿着长袍、头上扣着一顶小瓜皮帽的滑稽相，我禁不住哈哈大笑。我看看菲尔莫，于是他也大笑开了。我们站在那儿当着这个可怜虫的面足足笑了一分钟，我猜他起初有一点儿茫然不知所措，不过他突然冲下台阶，一边还冲着我们晃拳头，像是认真了。待他冲出围墙便狂奔过来，这会儿某种保护自乙的本能提醒我快溜走。我拽住菲尔莫的袖子跑开了，他还像个傻瓜似的说，“别，别！我不跑！”“快跑！”我嚷道。“咱们还是快点儿离开这儿为妙，这家伙已经完全疯了。”于是我们逃了，拼命竭尽全力逃走了。

去第戎的路上我们仍在为这件事情大笑，不过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另一件可笑的往事上。那件事同今天发生的事有点儿相似，是我在佛罗里达短暂停留时发生的。那是在出名的繁华时期，我同成千上万人一样冷不防遇到了麻烦，我试图解脱，结果却同一位朋友一道更深地陷入了困境。杰克逊维尔尤其处于被围困状态中，我们就在那儿被困了大约六个星期。天下所有的流浪汉和许多以前从未作过流浪汉的家伙似乎都游荡到杰克逊维尔来了，到处都住满了人——基督教青年会、救世军，消防队和警察局、旅馆和公寓。到处都挂着客满的牌子，绝对客满。杰克逊维尔的居民的心肠已经变得很硬，我觉得他们像是穿着甲胄在来回走。这一回又是食物这个老问题，食物和一个睡觉的地方。食物正从南方用火车运来。桔子、柚子以及各种水份很多的食品。我们常从货车棚旁走过，看看有没有烂水果，可甚至连这也很难得。

在绝望中，有一天夜里我拉上我的朋友乔来到一家犹太教会堂里，当时里面正在做礼拜。这是一家新派会众聚会场所。那位拉比给我留下的印象相当不错。音乐也很打动人，是犹太人那种发自内心的悲哀曲调。礼拜刚一结束我便大摇大摆地走到拉比的书房里要求见他，他接待我时还算过得去，待我说明了来意他便吓坏了。我只是求他给我和我的朋友乔施舍几个钱，可是看着他瞧着我的那副样子你还以为我已开口要把会堂租下来当保龄球场呢。最后他突然直截了当地间我是不是犹太人，我说不是，他便发火了。那么，请问，你为什么要来向一个犹太教牧师求援呢？我天真地告诉他我一贯信任犹太人，我是很谦卑他说这话的，仿佛自己不是犹太人是一个古怪的缺陷似的。这也是实话，但他根本不为所动。不，先生。他简直吓坏了。为了赶我走，他给救世军的人写了一张便条，说，“这才是你该去的地方呢。”说完他便无礼地转身照看他的会众去了。

救世军当然也拿不出什么给我们。假如我们每人有两毛五分也可以祖一个铺在地上的床垫，可是我们两人加起来连五分钱也没有。我们来到公园里，在一条长椅上躺下。天正在下雨，我们便用报纸遮盖在身上。估计过了还不到半小时，一个警察过来一句话不说就狠狠扇了我们一掌，我们马上爬起来站在地上，还跳了几下舞，尽管当时没有一点儿心思跳舞。屁股上挨了那白痴王八蛋掴了一掌后，我真是又气愤又可怜，又沮丧又下贱，简直恨不得把市政厅炸掉。

第二天早上，为了报复这伙好客的王八蛋，我们一早便精神焕发地站在一个天主教教士的门口了。这一回我让乔说话，他是爱尔兰人，还带点儿爱尔兰土腔。他的眼睛也非常蓝，温情脉脉的，只要乐意他还能叫它们湿润起来。一个穿黑袍的修女打开门，可她并不请我们进去，却要我们在走廊里等她去禀报那位好心的长老。过了几分钟那位好心的长老来了，像一部火车头一样喘着粗气。我们这么早打搅他的嗜好是为了得到什么？

一点儿吃的和一个睡觉的地方，我们天真地答道。好心的长老立即问，那你们是从哪儿来的？从纽约。从纽约吗？那么你们还是尽快回纽约去吧，我的孩子们。这个大块头、大胖萝卜脸的狗东西再也没有说什么便当着我们的面把门关上了。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俩像两只歪歪倒倒的双桅帆船一样无助地四处乱逛，又碰巧从教士家路过。老天爷在上，这个大块头、淫荡的萝卜脸正在从胡同里往外倒他的轿车呢！从我们身边疾驶而过时他朝我们眼睛里喷出一团烟，似乎是说，“这是赏给你们的！”那轿车很漂亮，后面装着好几只备用轮胎，好心的长老坐在方向盘后面，嘴里叼着一根粗雪茄。这根雪茄这么粗，味道这么足，准是一根克罗那·克罗那牌的。他坐姿很优雅，你很难模仿得来。我看不见他是否穿了长袍，只看到嘴边淌下的肉汤和那根散发出香味的五十美分大雪茄。

去第戎的路上我不由得追忆起这段往事。我想到在那些痛苦、耻辱的时刻我本该说、本该做而又没有说、没有做的一切，那时为了向别人讨一口面包就要叫自己变得不如一条虫子。尽管我非常镇定自若，这些老一套的侮辱和伤害仍使我感到痛苦。

我仍能感觉到那个警察在公园里朝我屁股上掴的那一巴掌，尽管那只是一桩小事，你或许会说那是一堂短短的舞蹈课。我走遍了整个美国，也曾进入加拿大和墨西哥。到处都一样，你若想要面包就得去干活，去受人摆布。整个地球是一片灰蒙蒙的沙漠，是钢和水泥铺成的地毯。生产吧！更多的傻瓜和螺钉、更多的带刺铁丝网、更多的狗食、更多的割草机、更多的滚珠轴承、更多的高效炸药，更多的坦克、更多的毒气、更多的肥皂、更多的牙膏、更多的报纸、更多的教育、更多的教堂、更多的图书馆、更多的博物馆。前进！时间不等人，胎儿正在穿过子宫颈，却连一点润滑通道的羊水也没有。这是干燥、快把胎儿勒死的出生，没有一声哭号、一声喊叫。向来到人世间的孩子致敬！从直肠里腾腾放出二十一响致敬的礼炮。瓦尔特·惠特曼说，“我戴帽子全看自己高兴不高兴，不论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以前有过你可以挑选一顶合适的帽子戴的时代，不过时代在变，现在为了挑选一顶合适的帽子你得一直走到电椅上去，他们会给你一顶瓜皮帽戴。有点紧，怎么啦？不过没关系！挺合适。

你必须呆在法国这样一个陌生的国度里，在将生与死分为两部分的子午线上行走，这样才会明白前面等待你的将是何种难以预测的景观。带电的肉体！民主的灵魂！血的浪潮！上帝的神圣母亲啊，这一番蠢活是什么意思？地球烤焦了，破裂了，男男女女像一窝兀鹰围着一具发臭的尸体一样汇集在一起，交配，然后飞往各处。我门就是从云里像沉重的石头一样落下的兀鹰，就是它们的爪和嘴，它的巨大的消化器官有一个专嗅臭肉的鼻子。前进！不怜悯、不同情、不爱也不谅解地前进！别请求宽恕，也别宽恕别人！更多的战舰、毒气、高效炸药！更多的淋菌！更多的链球菌！更多的轰炸机！越来越多，直到所有见鬼的工厂被炸成碎片，地球也一起毁掉。

一下火车我就马上明白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那所公主中学离车站不远，我在薄薄的暮色中走过大道朝目的地摸去。正下着小雪，树上结的霜晶莹闪亮，我经过看上去像阴沉的候诊室的几家空荡荡的大咖啡馆。寂静、空旷的幽暗，这就是它们给我留下的印象。这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小镇，那儿出产的芥未多得车载斗量，大桶，小桶，罐子和精致的大口瓶里都盛着芥末。

一看到那所学校我心里就凉了半截，到了大门口我仍拿不定主意，便站下考虑是不是还进去。可是我没有买回程车票的钱，再多想这个也没有多大用处。有一阵子我想给菲尔莫打电报，可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出一个借口，于是只得闭上眼睛走进去。

正巧勒普罗维西厄先生不在，他们说这天他休息。一个小驼背过来主动提出带我去勒桑塞尔先生的办公室，那是第二号人物。我紧跟在他身后，他蹒跚走路的怪样子使我觉得很好笑。

他是一个小怪物，在欧洲任何一座不那么像回事的教堂门口栖息的怪物。

勒桑塞尔先生的办公室又大又空，我坐在一把椅子上等着，驼背又冲出去找他。我在这儿觉得相当自在，这个地方的气氛使我清晰地想起了美国的一些慈善机构，我从前常常在那些地方一坐就是几个钟头，等某个满口甜言蜜语的王八蛋来细细盘问我。

门猛地打开了，勒桑塞尔先生踏着碎步趾高气扬地进来了。

我勉强忍住才没有笑出声来。他穿着一件常礼服，跟鲍里斯从前穿的那件一样，他的前额上垂下一络头发，斯麦尔佳科夫也许留的就是这种卷发。他严肃、好发脾气、目光锐利。他不说一句鼓励的话，马上拿来写着学生姓名、课时和课程的单子一次给我交代清楚，他告诉我给我拨了多少煤和木柴，接着又马上告诉我没有课的时间由我自行支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好了。

最后这一件是我听见他讲的头一桩好事，这话听了叫人那么舒服自在，我马上为法国祈祷了一次——为它的陆海军、它的教育制度、它的小酒馆及所有混账机构。

这一套手续办完了，他拉拉一只小铃，听到铃声驼背便来引我去莱克诺姆先生的办公室。这里的气氛有些不同，更像一个货站，到处搁着提货单和橡皮图章，脸色灰白的办事员用断铅笔在大本的笨重帐本上飞快地书写，待他们把我这一份煤和木柴分出来后我便和驼背一起推着一辆手推车朝宿舍走去。我将在顶层分到一间房，同学监监们住在同一侧。这情景有几分好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或许有一只痰盂，这儿有一种很强烈的作战前准备的气氛，只缺少一只背包和一杆枪——还有一只黄铜酒怀。

分给我的房间相当大，屋里有一只小火炉，炉上装着弯曲的烟筒，恰好在铁床上方拐弯。还有一只装煤的大箱子。木柴就堆在门口。窗外是一排完全用石头砌起来的凄凉的小房子，里面住着杂货商、烤面包的、鞋匠、屠夫——全是一伙白痴似的粗人。我的视线又越过他们的房顶，光秃秃的山岭中有一列火车在卡嗒卡嗒响，车头发出的尖锐汽笛声既伤感又像是在发歇斯底里。

待驼背替我生好了火，我便向他打听吃的。还不到吃饭时间，于是我穿着大衣倒在床上，把被子盖在身上。我身边便是那张用了不知多久，摇摇晃晃的床头柜，尿盆就藏在这里面。我把闹钟摆在床头柜上，望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嘀答嘀答过去。一道蓝光从外面街上透进屋里来，我倾听着卡车隆隆驶过，一边茫然地瞪着烟筒，瞪着用一截截铁丝捆住的烟筒拐弯处。我一辈子从未住过一间屋里摆着一个煤箱子的房子，也一辈子没有生过火、教过孩子，而且就此来说我还从未干过没有报酬的工作。我在感觉到自由自在的同时也觉得受到了束缚，很像一个人在选举前的心情，所有的骗子都得到了提名，这时却有人恳求你投那个合适人选的票。我觉得自己像一个受雇者、一个“万金油”、一个猎手、一个流浪汉，一个划船的囚犯、一个寒酸的小学教师、一条蛆和一只虱子。我是自由的，可我的四肢却带着镣铐。我是带着一张免费餐券的民主的灵魂，可是没有机车那么大的力量，没有声音。我又觉得自己像一只钉在木板上的海蜇，但我最明显的感觉是饿。钟上的指针走得很慢，还得消磨十分钟火警警报才会响。屋里的阴影更深了，静得吓人，这种紧张的寂静令我的神经难以忍受。窗子上积了小团小团的雪，远处有一台机车发出刺耳的响声，过后又是死一般的寂静，炉子燃旺了，可是并没有散发出多少热量。我有点儿担心自己会一觉睡过去，误了饭，那就意味着得空着肚子躺一夜，睡不着。于是，我惊慌了。

离开饭锣敲响还有一会儿，我跳下床锁上门冲到楼下的院子里。在那儿我迷失了方向，一间又一间四边形的房间、一座又一座楼梯，我在这些建筑物里进进出出，疯了似的找寻餐厅。

我走过一长队不知正往哪儿去的孩子身边，他们像一群用锁链锁住的囚徒缓缓向前移动，队列前面有一个监工。最后我瞧见一个戴礼帽、精力旺盛的人朝我走来，我拦住他打听去餐厅的路。正巧我拦住了该拦的人，此人正是勒普罗维西厄，他对于同我巧遇感到高兴，马上便问我是否已安置妥当了，还有没有他可以替我效劳的事情。我告诉他一切都妥了。后来又冒昧添了一句，说只是有点儿冷。他宽慰我说这种天气是很反常的，不时有雾，还有一点儿雪，那时天气就要坏一阵了，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话。说这些话时他始终挽着我的胳膊，领我朝餐厅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