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曲折前进的历史，每逢来到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上——社会生产力和个人的聪明才智得到解放的时期，往往同时也就是在文学艺术史上有着新的突破和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从十四到十六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就是这样一个令人瞩目的历史时期，它在西欧各国形成了文学艺术相继繁荣的局面，以至掀起了一个接一个的文艺高潮。

在西欧各国中，意大利得风气之先，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产生了第一批优秀的人文主义作象——卜伽丘（1313--1375）和他的诗友彼特拉克（1304--1374）。当时正是十四世纪中叶，在整个欧洲，以封建教会和世俗封建主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在政治、经济、以至思想领域内，还是占着全面统治的地位。就是意大利，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也不过疏稀地出现在它北部的几个城市罢了。封建的中世纪向资本主义的近代过渡，这一历史过程还只刚刚开始。正是在这资本主义才只透露曙光的时期。卜伽丘写下他的代表作《十日谈》（约1350--1353）。

当两个半世纪以后（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文艺复兴运动传播到英国，而终于产生莎士比亚的戏剧时，历史条件就很不一样了。封建割据势力，以及罗马天主教会的势力，已经受到沉重的打击而大大削弱了；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在新兴的资产阶级支持下，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了；资本主义经济正在英国迅速地发展。因此这两位有代表性的巨匠，虽然一先一后、一头一尾，同属人文主义作家的行列，宣扬的就是人文主义思想，他们所担负的历史任务却并不完全相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十日谈》所表现的战斗性显然强烈得多。

就拿一种人物的形象作个对比。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有个劳伦斯神父，他让人感到是一位可尊敬的长者，有智慧、有学问，更难得的是他对于一对情人的反封建婚姻，自始至终是同情的、支持的。我们回头再看看出现在卜伽丘笔下的神父都是些什么东西吧。他们和劳伦斯是同行兄弟，同时代（中世纪），加上同民族（意大利），却一个个都阴险狡猾，是为非作歹的特权阶级，只能成为被讥嘲、唾骂的对象。

再说天主教会的禁欲主义，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英国，它已经失去了圣洁的光辉，不过是封建思想意识的一种残余，在好几个莎士比亚喜剧中它成为逗人的笑料，只因为它不合时宜，荒谬绝伦，不攻自破。

在两个半世纪前，却是另一番光景。对于卜伽丘，这是大敌当前，势不两立，他运笔如刀，在整个作品中，通过各种艺术形象，全面地向教会宣扬的禁欲主义展开猛烈的冲击。这决不是小题大做，卜伽丘也并不是着了魔的骑土堂吉诃德，错把风车当作了妖魔。蛊惑人心的禁欲主义以它固有的荒谬、虚伪、违反人道的面目出现在《十日谈》中，有时候使人不禁失笑，更多的时候，激起人们的愤怒、憎恨！这些对比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产生《十日谈》的时代特点。它的嬉笑怒骂的批判精神，实则上是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向强大的封建势力夺取自己的思想文化阵地而发动的一场进攻战。对莎士比亚说来，是歌颂、是巩固、是捍卫的问题，他的艺术激情主要表现在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对于卜伽丘，他的任务是挑战、是呐减、是摧坚、是冲锋陷阵，在艺术手法上则是一种探索，怎样适用通俗的文艺形式来更好地担负起一个时代的使命。不容怀疑地统治了西欧近一千年的天主教会的权威，第一次在文艺领域内遭受到这样严重的挑战。可以说，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正是以《十日谈》的嘹亮的号角声揭开了序幕的。

卜伽丘也的确自觉地意识到，紧握在他手里的羽毛管笔，就是一种得力的斗争工具，意识到《十日谈》的写作过程本身就是一场和敌人短兵相接的搏斗。这故事集还不曾写满三分之一，就招来了反动派那边的诱劝、威胁、辱骂，他们不断地向作者围攻，要他把笔搁下来。“那一阵阵的无情狂风，刮得我天昏地黑，刮得我站不住脚跟——那尖刻的毒牙把我咬得遍体鳞伤。”作者甚至不得不中断了他的叙述过程，在故事中间插进了一段表白——十分有趣的是，这位文化战士用对女性的崇拜（使人想起了我国的贾宝玉）来表达他反叛封建势力的决心：“我天生是个多情种子、护花使者，从我小时候懂事起，就立誓要把整个儿心灵献给你们”，“我现在这份意志就格外坚决了”。紧接着这一表白，他写出了全书思想境界最高的一个爱情故事：“绮思梦达殉情记”（第四天故事第一）。意大利近代著名文艺评论家桑克提斯（DeSanctis,1817－1883）曾把《十日谈》和但丁的《神曲》(DivineComedy）并列，称之为《人曲》(HumanComedy)。人间百态、形形色色的人物，都进入了作者的创作视野：一百个故事塑造了国王、贵族、僧侣，后妃、闺秀、梳羊毛女工，高利贷者、贩夫走卒等等不同身分，各各具有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从中世纪以来，欧洲文学还是第一次用现实主义的笔法，在作品中反映了这样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十分可贵的是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总是关心人的命运——人们怎样试图摆脱封建教会的精神枷锁，好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从某一方面说来，这“人曲”又是一部猛喝一声的“醒世小说”，让大家睁眼看清楚了社会的黑幕：那些披着神圣外衣的天主教神父正在暗地里干些什么害人的勾当。革命导师曾经这样提到但丁——卜伽丘所终生敬仰的前辈诗人（1265--1321）：“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这段评语在某种意义上同样适用于文艺复兴运动的先驱卜伽丘身上。他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位置上。虽说他面向着一个新时代，但究竟来自旧世界，并不那么容易和中世纪的旧思想、旧观念划清界线。《十日谈》中的一些旧的伦理道德观念，以至一部分糟粕，可以从这里得到说明。当然，“启后”，新观念的表达，新世界的向往，是这部杰作的主要一面。从这一个意义上说。桑克提斯这样认为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丁结束了一个时代，卜伽丘开创了另一时代。”

桑克提斯甚至还提出“卜伽丘是十四世纪的伏尔泰”。当然，后来法国启蒙时期的优秀作家，象伏尔泰等，对于天主教会所庇护的封建思想，批判得更深刻、更彻底，更有说服力；但这些批判几乎都可以在几个世纪前这部巨著里找到它们的先声。

底下就进一步，从几个方面谈谈《十日谈》思想意义——谈它的进步性，也要谈它的局限性。

二

1348年，欧洲中世纪，一场可怕的瘟疫爆发了。繁华的佛罗伦萨丧钟乱鸣，尸体纵横。十室九空。人心惶惶，到处呈现着触目惊心的恐怖景象，仿佛世界末日已经来到了……卜伽丘在他的巨著《十日谈》里，一开头就通过许多给人以真实感的细节，描绘出一幅幅阴暗的画面。小说就在这样一片悲惨的气氛中开始。

在这场浩劫中，有十个青年男女侥幸活了下来，他们相约一起逃出城外，来到小山上的一个别墅。只见周围尽是一片青葱的草木，生意盎然；别墅又修建得非常漂亮，有草坪花坛，清泉流水，室内各处都收拾得洁静雅致。十个青年男女就在这赏心悦目的园林里住了下来，唱歌跳舞之外，每人每天轮着讲一个故事，作为消遣，住了十多天，讲了一百个故事。

从一座触目凄凉的死城，忽然来到阳光灿烂、歌声欢畅的人间乐园，这一对比是强烈的，叫人眼前顿时为之一亮。这柳暗花明又一村、换了人间的境界，可说具有一种象征的意义，就象从中世纪的禁欲主义的森严统治下解放出来，人们忽然发现，原来这紫姹红嫣的现实世界是多么美好，多么值得歌颂啊！

马克思曾经指出：“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卜伽丘笔下的那些充满着对人生的热爱，一心追求尘世欢乐的故事，就是抛弃了天国的幻梦，宣扬幸福在人间。《十日谈》这部杰作，可说是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早春天气，冲破寒意，而傲然开放的一朵奇葩——那笼罩大地的寒意（象中世纪黑死病一般摧残人间），就是庞大的天主教会的黑暗势力。

我们只有把这部古典名著和它的特殊的时代背景，特殊的历史使命联系起来，才能更好地理解它，珍惜它在历史上的巨大的进步意义。

开卷展读《十日谈》，我们看到，头上接连几个故事，全都是对当时炙手可热的天主教会的讽刺和揭露。一篇故事就是一篇挑战书，显示出一种不可轻视的力量，代表了整个作品、以至一个时代的批判精神，很值得我们注意。让我们首先挑“杨诺劝教”（第一天故事第二）读一读吧。

巴黎有个丝绸商，名叫杨诺，和一个犹太商人十分友好，几次三番苦劝他抛弃犹太教，改信正宗的基督教。最后，那个犹太教徒表示，如果非要他政变信仰不可，那他先要到罗马去考察一番再说，看看天主派遣到世上来的代表（教皇）气派究竟怎样。他果真赶到了罗马，在教皇的宫廷里他看到的是什么景象呢？

从上到下，没有一个不是寡廉鲜耻，犯着“贪色”的罪恶，甚至违反人道，耽溺男风，连一点点顾忌、羞耻之心都不存了；因此竟至于妓女和娈童当道，有什么事要向廷上请求，反而要走他们的门路……

他又继续留意观察，把这些寡廉鲜耻之徒的贪得无餍、爱钱如命、买卖圣职等所作所为，全都看在眼里。触目掠心的情况使那个严肃的犹太人提出这样一个结论：罗马蚜儿是什么“神圣的京城”，乃是藏垢纳污之所：教皇、红衣主教，这些人本该是基督教的支柱和基础，却无恶不作，无非要叫基督教早些垮台，有一天从世上消灭罢了。

至此，读者一定会象杨诺一样，以为他再也不会皈依基督教了吧；可是卜伽丘显示了一位短篇小说作家的技巧，让亚伯拉罕把话头一转，使故事得到了一个出人意外的结局：“可是不管他们怎样拼命想把天主教推翻，它可还是屹然不动……这么说。你们的宗教确是比其他的宗教更其正大神圣。”因此他竟下了决心，到教堂去接受基督教的洗礼了。

作者本人是个天主教徒，做不到象无神论者那样根据宗教的本质来彻底否定天主教；但是不给天主教会一点光彩，还它漆黑一团的真面目，把天主教的值得存在的理由，仅仅说成在于它本该象一个被蛀空了的大厦那样倒下去，却终于还支撑在那里，这对于天主教会岂不有着极大的讽刺意味？卜伽丘大大发扬了他的前辈但丁对教会的批判精神。

这篇故事带有提纲挈领的意义。就象楔子（十个青年男女的聚会）在艺术结构上成为全书的一个框架，这第一天故事第二，可说在主题思想上为整个作品定下了基调。《十日谈》中许多批判性的故事，又可说通过无数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对于“杨诺劝教”这故事所勾勒的轮廓，进一步地、多方面地赋予血肉，充实内容；或者是冷嘲热讽，或者是嬉笑怒骂——一句话，在卜伽丘的犀利的笔锋下，“神圣的”封建教会显现了它的原形！革命导师恩格斯曾经这样指出：“当时反对封建制度的每一种斗争，都必然要披上宗教的外衣，必然首先把矛头指向教会。”

这是因为在欧洲中世纪封建社会里，罗马天主教会是压在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它是各国最大的封建地主，也是封建制度的最顽强的精神支柱，它给封建宗法制度绕上一圈神圣的光彩。它的教堂、修道院、宗教法庭、异教裁判所，遍布在每个封建庄园，每个新兴的城镇——可以说，庞大的天主教会组织就是一面编织得密密层层的大蜘蛛网，几乎挂满在西欧的每一块土地上，它的势力伸入到每个偏僻的角落，渗透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除了残酷的经济剥削外，它的职能就是对广大的人民实行全面的、无孔不入的精神统治。因此情况必然是：“要在每个国家内从各个方面成功地进攻世俗的封建制度，就必须先摧毁它的这个神圣的中心组织。”

我们也正是首先从这个意义上，对《十日谈》这部世界文学名著给予它历史上的应有评价。

伟大的文艺复兴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也的确产生了一系列多才多艺的巨人（包括卜伽丘在内）的时代。但是，另一方面，对于天主教会来说，为了维护、加强它的罪恶统治，这却是一个需要“圣徒”、需要神的“奇迹”的时代。果然，在当时被蒙蔽的愚夫愚妇中间，所谓“圣徒”、所谓“奇迹”，大量地涌现，在《十日谈》里就提到：“一年到头，就没有一天不是供奉着一位圣徒，甚至是好几位圣徒。”天主教会的存在离不开它的特殊需要：迷惑和蒙骗，因此“布置下无数陷阱和圈套”，好象张网的渔夫那样要把众生“一网打尽”。放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里，全书第一个故事“歹徒升天”所显示的反蒙昧主义精神，就显得特别可贵了。

一个生前无恶不作的坏蛋，死后，按照基督教义，理应下地狱去了，却被教会奉为“圣者”，为他的落葬举行隆重的仪式，沿途唱着圣歌，哄动了全城。后来他的圣名越传越广，男女老少对于他的敬仰与日俱增，逢到患难，都赶到教堂向他的神像祈求。果然，“天空假着他的手，显示了好多奇迹”。

这个故事的可笑之处，在于一向愚弄人民的天主教会这一回却反而被一个毫无宗教顾忌的坏蛋愚弄了。故事的深刻性也正是在这里：教会捧出选择个偶像来——不管他生前是“圣徒”也罢，歹徒也罢，对于它，反正是一回事，只要归根结蒂，能达到这一个目的：欺骗广大的人民，能在群众中间煽动起一阵狂热的迷信活动，这就够了。

天主教会和蒙昧主义是相依为命的。它宣扬的永恒原则是：“上帝支配人的理性”。只有使人们陷于浑浑噩噩，头脑发热，丧失辨别、思考的能力，把教会所编造的一整套谎话句句都当作真理般信仰着，它才能以至高无上的神的名义，骑在人民头上任意作威作福。卜伽丘却在这里撩起了幕布的一角，让人们看到，历谓“奇迹”、所谓“圣徒”那一套，其实彻头彻尾是一个大骗局，是一场可笑的闹剧——可不是，天主教会一再煽动起宗教狂热，这“歹徒升天”不过是无数次中特别荒谬可笑的一次罢了。

卜伽丘在其他一些有意思的故事里对封建教会的蒙昧主义继续进行批判。多数寓讥刺于笑谑，作为社会趣闻、社会话剧来谈，但是发人深思，“瘸子求医”的故事（第二天故事第一）一开始就是闹哄哄的场面，只见全城的人都在忙着把那些跛脚的、疯瘫的、瞎眼的，以至各种各样畸形残废的人都找了来，涌向教堂，他们热切地期待着奇迹的降临；原来据说有一位“圣徒”升天去了，只消碰一碰他的圣体，就会百病消除。人人都在热切地盼望着奇迹降临，谁知来了三个卖艺的小丑，说是瘸子求医，于是假戏真做，还居然惟妙惟肖，存心让人上个大当。这可犯了众怒，那个“瘸子”为此挨了一顿好揍，还险些儿送了老命。在人人都成了愚夫愚妇，都迷信奇迹的时候，开这么一个玩笑，需要一些天不怕、地不怕的泼皮精神。同样，写这么一个故事，把这宗教狂热还原为一场荒谬可笑的活剧，清楚地摊开到人们的眼前来，恐怕同样是众怒难犯的事，同样需要拿出些勇气来吧。卜伽丘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焦炭变圣物”（第六天故事第十）讲的是一个油嘴滑舌的修道士临时编一套胡话，把一块焦炭说成当年受火刑的劳伦斯圣徒的遗物，还拿这块木炭给农夫农妇们在雪白的衬衫和面纱上大画其十字，保证他们一年之内不会遇到火灾，于是他骗到了比平时更多的捐献。这故事写得活泼、诙谐，不避琐细、不避粗俗，给人以一种亲切感，特别富于民间故事的色彩；实际上，这是作者现身说法，让“圣物”连同它的“奇迹”，在人们眼里变成了不值一钱、不值一笑的烂东西。

有的故事揭露了令人发指的教会黑幕：修道院院长为了要奸淫教民的妻子，把丈夫禁锢在教堂的地窖里，却让他以为自己已经故世，成了亡灵，正在暗无天日的地狱里受罪，后来那女的怀孕了，又把丈夫放回“人世”，去充当孩子的爸爸，还宣称多亏院长替他向天主祷告。他的“复活”，村人们以为是奇迹降临了，因此大大地提高了院长的圣誉（第三天故事第八）。

还值得一提的是“天使出丑”（第四天故事第二）。一个为非作歹的坏蛋，摇身一变，披上一件法衣，居然成了亚尔贝托神父。“本来是只吃羊的狼、现在竟变成了牧羊人”，而且声誉日增。他编造一套神话，把一个头脑简单的妇女骗上了手，使她还以为是蒙受加百列天侠的垂爱，不胜光荣之至。但是这个披着天使外衣的神父的奸计终于败露，他被当作一头畜生牵到威尼斯广场去示众，他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在题材类似的一组故事中，要算这一篇最叫人拍手称快了。

全书的第三个故事“三个戒指”，显示了作者的宽广的精神视野。他把批判的锋芒转到了另一方面（就象开辟了另一个战区）。为了更好地理解故事的深意，我们不妨翻过几页，先读一下“裁判官的故事”（第一天故事第六）：

有人在酒店里多喝了几盅酒，一时高兴，随口说道：他正在喝的美酒，就连耶稣都可以喝得。这话传到异教裁判所的裁判官的其朵里，立刻成了非同小可的事件。所谓“异教裁判所”就是天主教会暗中监视人民一言一行，实行思想统治的特务机构。在故事中，那担任裁判官的神父，“不光是管着人们信主不信主，就连人们有钱没钱。他都要管到”；现在这神父打听到说那句戏言的人，又有田地，又有金银。这样好的机会岂能放过，就下一道紧急命令。以严重的罪名把他逮捕了。他污蔑基督是一个大酒徒，这还了得，足够构成把他送到火刑柱上活活烧死的罪名了。后来那人托人疏通，还“献上一大块‘脂膏’，让神父涂在眼上，也好医治修士见钱眼红的毛病”。这样，才算得到从轻发落，拘留几天后被释放了。

这个故事讽刺了裁判官的敲诈勒索，无孔不入；只是着墨不多，就象作者自己所说的：“象蚊子那样叮人一口”罢了。但是试想，随口一句戏言，竟可以无限上纲，和洪水猛兽般的异端邪说联系起来，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从这里不是可以嗅出一股可怕的血腥味儿来吗？再说，在酒店里的一句话，立即传到裁判官的耳朵里，异教裁判所难道是天主教会蓄养的一头反革命嗅觉特别灵的猎狗吗？

中世纪的欧洲，没有宗教自由，信仰自由，意味着在天主教会的专制统治下，没有思想自由，一切真理的探索都被宣判为异端邪说，受到了残酷的镇压。历史上的异教裁判所，罪恶累累，令人发指，岂仅是象流氓般敲诈勒索而已。这本是很值得一写的创作题材，但是在天主教会还是气焰万丈的当时，这样的题材又有它特殊的敏感性。卜伽丘下笔之际，恐怕很费踌躇，不能不有所顾虑。

因此。我们可以注意到，“三个戒指”的故事和绝大多数故事不一样，它的故事背景不是在当时当地的佛罗伦萨，不是在意大利，也不是在欧洲，而是在中古时代的非洲；这是说，尽可能在表面上和作者当前的现实生活的距离拉得开一些，好逃避天主教会的鹰犬们的耳目。

作者让一个住在非洲的犹太人讲一个故事：一位父亲，为了不厚此薄彼，把三个一摸一样，不辨真伪的戒指交给三个儿子。其中一个是祖传的，是族长的权威的象征，其余两个是仿造的。但是谁还能说得明白，他拿到的是真正祖传的戒指呢？结论是：

天父所赐给三种民族的三种信仰也跟这情形一样。你问我哪一种才算正宗；大家都以为自己的信仰才算正宗呢。他们全部以为自己才是天父的继承人，各自抬出自己的教义和戒律来，以为这才是真正的教义、真正的戒律。这问题之难于解决，就象是那三只戒指一样叫人无从下个判断。

这一段话放在故事中间，无非表明犹太人的回答十分得体，无所偏倚，不落把柄，因此他用以逃脱了苏丹设下的圈套。这就是一个人情世故的好例子，呼应着故事的开场白，所谓聪明人“往往能凭着智慧，安然渡过险境”。但是结合到当时的阶级斗争的背景，那么可以说，作者在这里转弯抹角地呼吁宗教上的宽容。如果无所谓“正宗”，自然也就不存在“异端”，思想统治，政治迫害，也就失去了神学上的根据。因此实际上，作者在这里隐隐地为思想自由的权利而呼吁。

就批判精神而言，这个海外故事和《十日谈》其他篇幅其实是相呼应的；但是就题材的特殊性而言，则全书一百个故事中，仅此一篇而已。作者再没有就同一题材作进一步发挥；神学批判没有能提高为政治批判，——处理这样特殊敏感的题材，作者还有些羞羞答答。同样，写异教裁判所的，也只有第一天故事第六而已。这表明作者的顾虑很大，当时历史条件的还不成熟。这里是教会所设下的一个禁区，作者稍一接触，便不得不回避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