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故事业已接近尾声。正如早先所说我们对结局部分所知甚少，因而与其说是历史纪实，不如说是叙述一场传奇。然而我们不得不以此为满足。我们也因此很乐意将一份真实文件，也即这位玻璃球游戏大师亲自递呈行政当局的那篇内容丰富的申请书作为我们倒数第二章的内容，因为其中详述了他作此决定的理由，借以恳请准予辞职。

我们还必须说明这一事实，如同我们早就知道的那样，约瑟夫·克乃西特对这份筹措良久的备忘录，不仅认为其定然毫无效果，而且还认为既未写过，也不曾递呈过这样一份“请求书”呢。凡是能够对他人不知不觉产生自然而然影响的人，往往遭受同一命运：为自己的影响力付出代价。倘若说我们的游戏大师最初曾因赢得好友德格拉里乌斯的支持，使之成为同伙和后援而感到高兴，但是，情况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他的设想和希望。他引领或者误导弗里兹去体会一件连他自己也不再相信其有任何价值的工作，然而待到这位朋友把成果呈献给他的时候，他也就不能食言了，更何况他的用意原本仅仅为了让朋友较易忍受两人的别离之情，如今怎能把文件搁置一边而让弗里兹受到伤害又深感失望呢。我们可以想象，克乃西特当时也许宁愿直截了当地辞去官职并宣布退出教会组织，也不愿意绕着弯子递是什么“请求书”，在他眼中，这显然像演一出闹剧。然而，克乃西特为了照顾德格拉里乌斯，不得不按捺性子再等待一段难捱的时间。

读一读勤奋工作的德格拉里乌斯撰写的这份材料，也许会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材料大都取自历史史实，用以作证或者解释实例，然而我们若是认真推断，其中确实多少蕴含着对于宗教秩序，甚至对于整个世界及其历史的既尖刻又颇具思想性的批评。但是，即使这份耗费了数月精神和心血才完成的文件至今仍然保存完好——这是非常可能的——，我们也不得不予以放弃，因为我们这里缺乏适当篇幅容纳这篇大作。

对于我们而言，唯一重要的事仅仅是：了解这位游戏大师如何使用自己朋友写下的作品。当德格拉里乌斯郑重其事地向他递呈这份文件时，他不只亲切致谢以示赞许，而且要求加以朗诵，因为他懂得这会使朋友十分愉快。此后几天里，德格拉里乌斯每天都在大师的小花园里——当时正值夏季——和大师同坐半个钟点，心满意足地朗诵几页自己的大作，两位朋友常常开怀大笑，以致朗诵不时中断片刻。这些日子是德格拉里乌斯最幸福的时刻。读完后，克乃西特却仍旧关起门来自己拟了一份文件，只引用了德格拉里乌斯的部分材料。这封致最高行政当局的公开信，我们一字不差地引录如下，不再另加任何说明。愿将之视为写给同事们的一封公开传阅信件。

玻璃球游戏大师致最高教育当局的公开信

基于种种考虑，促使我，玻璃球游戏大师，以此类特殊的、较为私人性质的信函形式，而不是以庄重的公务报告形式，向行政当局提出一项特殊请求。尽管我把这份文件与其他公务报告一起呈送当局并等候批示，但是我仍然宁愿将之视为写给同事们的一封公开传阅信件。

每一位大师都有责任向最高当局报告自己在执行职务时所遭遇的障碍或者危机。如今我认为（或者在我看来如此）自己受到了一种危机的威胁，尽管我已对工作全力以赴。此外，我以为危机还出在我自身，当然这并非唯一的根源。无论如何，我认为自己无力承担玻璃球游戏大师的职责，我面临精神危机，而且是一种客观的、个人无能为力的危机。简而言之，我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圆满完成职位规定的领导工作，产生了疑问。因为我已对职责本身存在怀疑，因为我已感到玻璃球游戏的存在受到了威胁。这也是我写此信的主旨：及时报告当局，危机已存在，而我本人既已有所察觉，自当尽早另谋出路。

请允许我用譬喻方式解释这一情况：某个人坐在阁楼里忙碌于一项精细微妙的学术研究工作，突然发现楼下发生了火灾。此时此刻，他不会考虑救火是否属于他的责任，也不会去想手头工作还没有全部完成，而会立即飞跑下楼，设法尽力挽救整座楼房。我现在就是这样，我正坐在我们卡斯塔里大楼的顶层，忙碌于玻璃球游戏，我正操纵着极精密、极敏感的仪器。然而我的本能告诉我，我的鼻子警告我，楼下什么地方已经着了火，即将危及整座建筑，情况十分危急，此时此刻，我要做的事不当是分析研究音乐，也不当是阐释玻璃球游戏的规则，而是尽快奔跑到冒烟的地方，设法扑灭火焰。

我们卡斯塔里团体里的绝大多数人，都把自己的教会组织、学术机构、科研和教育活动以及玻璃球游戏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就像人人都把自己所呼吸的空气和所站立的土地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一般。几乎无人设想过空气和土地也可能会不再被自已拥有，没人想过也许会有缺乏空气的一天，脚下的土地也许会消失不见。我们很幸运，我们生活在一个受到妥善照料的清静愉快的小世界里，说来奇怪，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却生活在一种不符事实的虚妄想象之中，以为世界本来如此，也永远如此，我们生来就是过这种生活的。我本人就是在这一极其愉快的妄想中度过了整个青年时代，然而我十分清楚自己并不是天生就要过这种生活的，具体说吧，我并不出生在卡斯塔里，而是被当局领来受教育的。我也清楚，不论是卡斯塔里、宗教团体、教育当局、精英学校，还是档案馆和玻璃球游戏，都不是天生就存在，或者是造化的产物，而是后来人类意愿的产品，虽然极其高尚，却与任何人类制造的产品一样，都是短暂的、稍纵即逝的。对此，我早就懂得，然而却毫无切身感受，我也就未曾多加思索，而且我也懂得，我们中间四分之三以上的人，仍将会在这种奇妙而愉快的妄想中生活和逝世。

事实上，如同以往没有宗教团体和卡斯塔里之前便已存在了几百年、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时期一样，将来也依然会有人类的种种历史时代。我今天居然向我的同事们和行政当局各位领导搬弄此类老生常谈，借以提醒和促使他们注意面临的危机，我今天之居然短暂地扮演一个讨人嫌的、甚至有点滑稽的预言家、说教者和警告者的角色，乃是作了充分准备的，我将忍受一切嘲笑。不过，我仍殷切希望你们中多数人能够读完这份报告，甚至会有一些人能够同意其中的若干观点。倘若有此结果，我也心满意足了。

一个类似卡斯塔里式的教育机构，一个小小的精神王国，难免遭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危机。对于内部危机，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危险，大家都已熟知，不仅关注它们，也采取了对付措施。譬如我们经常把已挑选进入精英学校的学生打发回家，因为我们发现他们具有难以肃清的积习和原始本性，为了避免他们的不适应性危害我们整个教育团体而打发了他们。我们相信，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只是不能够适应卡斯塔里式的生活，而不是品质低劣，因此一旦回转世俗世界，便能够在自己较为适应的生活环境里发展成有用人才。我们以往的实践早已证明了这一做法的正确价值。总体而言，我们敢于说自己的团体是能够始终维持其尊严和自律的，不仅充分完成了自己的高尚精神任务，而且还能够不断更新和提高。人们可以想象，我们中间也有卑鄙低下和不求上进的人，不过数量很少，不必过分担忧。

然而我们团体人员中常见的妄自尊大却颇受指摘。那是一种贵族武的高高在上的优越感，是招致每一个高级阶层受到指控的原因——尽管这些指控时而有理，时而又无理。人类的社会发展历史早已呈示一种倾向，某一个高层集团的形成便是某一个历史时期的顶峰和极点。事实似乎是不变的，人们习惯于遵奉胜者为王的贵族式统治制度为理想，即或并不总是符合人们试图建成的社会发展目标。自古以来，不论是王朝统治或者是一种幕后统治，凡是大权在握的人无不乐意通过保护和赐予特权的方式促进新贵族形成崛起，这已成为历史常规，不论这个贵族为何等样人，不论其出生血统如何，也不论其是否杰出与有教养。新崛起的贵族总是沐浴于阳光之下茁壮强盛，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过了若干发展阶段后，阳光、地位和特权处境总是让这个集团受到诱惑而败坏品德，从而走上了腐败之路。倘若我们现在把自己的宗教团体视为一种贵族组织，试着进行自我审查，看看我们凭借自己的特殊地位，究竟为整个国家和世界做了些什么工作？我们究竟染上了多少贵族的典型毛病？例如，傲慢、自负，自命地位高尚，自以为是，不可思议地营私利己，——倘若我们能够进行一番自我审视，定然会产生许多疑惑。今天生活在卡斯塔里的人们，大都能够遵守团体的规章秩序，勤奋上进，努力提高思想修养。然而却往往十分缺乏对于自己在人民问，在世界上，在历史中处境的认识，难道这不是事实么？难道他懂得自己存在的基础么？难道他知道自己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有机体的一片叶子，一朵花儿，一根枝条或根茎么？难道他体会到了人民为他付出的牺牲么——提供他衣和食，供养他上学和从事研究？难道他考虑过自己特殊地位的意义么，他能够切实地意识到我们团体和我们生存的目标么？

我承认有例外情况，有许多光彩夺目的例外情况——然而我仍旧倾向于把一切问题给予否定的答复。也许一般的卡斯塔里人并不至于用轻视、嫉妒或仇恨的眼光看待世俗之人和没有学问的人，然而却绝不会把他看作兄弟，更不会认为他是供给自已面包的人，而且对于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没有一丝一毫分担责任的心理。在他眼中，生活就是为了学术而学术，或者如他乐意设想的那样，是在一种包罗万象的世界文化花园里逍遥漫步。总之，我们这种卡斯塔里文化既高尚又高贵，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也必须深深感谢它的沐浴之恩。但对大多数卡斯塔里人来说，这种文化并不能像演奏管风琴或其他乐器那样，把他们引向积极的目标，启发他们更伟大更深刻的服务意识，而是恰恰相反，这种文化总是略略倾向自我欣赏，自我夸耀，总是培养精神贵族却自鸣得意。我很清楚，事实上有许多极正直极有价值的卡斯塔里人，他们具有真正为人服务的愿望，我指的是许许多多在我们这里培养出来的教师，他们走出卡斯塔里学园的舒适环境和知识丰富的领域，走到遥远穷乡僻壤的普通学校，从事无私的奉献，作出了无法估量的重大成绩。应当说，唯有这些勇敢地走向世界的教师，才是我们中间真正实践了卡斯塔里宗旨的人，正是他们的工作才让我们获得了国家和人民的许多恩典。毫无疑问，我们宗教团体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十分明白，我们至高无上的神圣任务乃是保护保存我们国家和整个世界的精神根基，保护保存业已证明为最有影响力的道德原理：也即正义以及其他种种道理得以建立于其上的真理基础。——但是，倘若我们作一番自我审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必然会承认，我们从没有考虑世俗世界的利益，从没有把维护我们自己这个于净美好学园以外世界的精神纯洁和正直视为最重要的任务。是的，甚至认为毫不重要，轻轻松松地把这些工作全推给了那些勇敢地在外面从事奉献的教师，让他们替我们偿还积欠世俗世界的债务，而我们这些玻璃球游戏者、天文学家、音乐家和数学家，全都多多少少。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我们的特权地位。我们未能强烈关注自己的特权是否符合我们的贡献，原因在于刚才提到的种种傲慢和妄自尊大的心态。甚至连我们因为奉行宗教团体的规定而不得不节俭的简朴生活，也被我们中的许多人引以自夸的美德，丝毫也不知感谢使卡斯塔里式存在得以延续的世俗世界的国家。

我只想略略提一提这类内在缺陷和危机，它们并非无足轻重，尽管在目前平静时期尚远，不致于危及我们的生存。但是，我们如今得明白，卡斯塔里人并非仅仅依靠我们的道德和理性而存在，而且从本质而言也得仰仗国家的境况和人民的意愿。我们吃我们的面包，使用我们的图书馆，扩建我们的学校和档案馆，——但是，倘若我们的人民有朝一日不再对我们有兴趣，或者我们的国家出于贫困、战争等等原因不再有能力供养我们，那么，我们的生活和研究工作也就完蛋了。倘若我们的国家有朝一日把卡斯塔里及其文化视作一种奢侈品，不再允许我们存在，是的，甚至不但不再引以为荣，还看成是一群寄生虫、骗子，是邪教徒和敌人。——这就是来自我们外界的危机。

每当我试图向一位普通的卡斯塔里人指出他所面临的危机时，总会多多少少遭到消极的抵制——一种近乎幼稚的否定和冷漠，使我现在必须首先从历史上援引一些例证。人人皆知我们卡斯塔里人对世界历史的兴趣非常缺乏，是的，应当说大多数人对历史不只毫无兴趣，甚至缺乏公正的敬意。这类混合着冷漠和傲慢的厌恶研究世界历史的倾向，常常激发我加以研究的决心，后来发现了两个所以如此的缘由。第一个原因是：历史的内容让我们觉得微不足道——当然，我说的不是思想和文化史，那却是我们十分重视的范畴。而世界历史所记载的，按照我们的看法，全都只是些残忍的斗争，为了权力，为了财产、土地、原料和金钱，总之，不过是些争夺物资和财富，争夺种种物质事物的斗争而已，在我们眼中，这一切都是非精神的，因而是卑鄙的。对于我们而言，十七世纪是苗卡尔、巴斯卡尔、弗罗贝格和舒茨的，而不是克伦威尔或者路易十四的时代。

我们厌恶世界历史的第二个原因由来已久：我们对自己宗教团体诞生之前那一衰颓时期十分流行的诸多历史著作始终保持传统的、我认为也是合法的怀疑态度。因而，我们也对所谓的历史哲学——黑格尔是其中最杰出，也最危险的顶峰——，缺乏任何信心。至于黑格尔之后的那个世纪，这种历史哲学则不仅大大歪曲了历史，还导致了对真理意识的败坏。在我们眼中，偏爱这类历史哲学恰恰属于那个时代的主要标志，对于那个思想堕落和政治上争夺权力的时代，我们有时称之为“战争世纪”，更经常的称呼是“副刊时代”。我们今天的文化，我们的教会组织和卡斯塔里就诞生在那一时代的废墟之上，就是在与那个时代的精神——或者应当说野蛮思想——进行了斗争，克服其影响而建立起来的。

这便形成了我们今天的傲慢精神。我们面对世界历史的心态，尤其是较近代的、几乎像现实的历史，情况就像古代基督教修士和苦行者面对五花八门的世界舞台一样。历史在我们眼中纯属本能与时尚的儿童游戏场，是贪婪、肉欲、权欲、谋杀、暴力、破坏和战争，是野心勃勃的部长，被金钱收买的将军，被毁坏的大小城市，然而，我们却往往忘记了这一切也仅仅是历史的许多方面之一。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忘记了我们本身也属于历史的一个部分，是历史成长中的产物，因而一旦丧失继续发展和变化的能力，就注定要遭受毁灭的命运。我们既是历史的组成部分，当然也得分担世界历史中的责任。然而我们对此却茫然无知，十分欠缺责任意识。

我们现在先看一看自己的历史，看一看今日教育学园初建时的情况以及当时国内和其他国家里的情况，我们立即就可看出，我们的教会只是许多不同教会团体和组织之一，而我们永爱的卡斯塔里，我们的故土和秩序的创建者们并不像我们这样以超然于世界历史之上为荣。我们的先辈和奠基者们是在战争时代末期的废墟上开创自己事业的。我们已经习惯于官方的分析介绍，其实他们对那个始于所谓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状况的分析全是片面之词。因为恰恰就是那个时代最不重视精神思想，大权在握的统治者们只是偶尔才动用这类他们认为次要的精神武器，其后果便是出现了腐败的“副刊时代”。

是的，把那个权力斗争导致的时代称呼为反理性的兽性时代是很容易的事。我称之为非理性，并不是要否定其在知识与方法领域作出的巨大贡献；我们在卡斯塔里受教育的人习惯把追求真理的意愿放在精神思想的第一位，而当年盛行的精神知识似乎与我们的追求真理意愿并无共通之处。那个时代的不幸在于，没有任何坚定的道德秩序来对付惊人地迅速膨胀人口所导致的混乱和骚动。硕果仅剩的一点儿道德秩序也都被当时流行的标语口号压倒而淹没了。而那些纷乱斗争本身也在其发展过程中变成了种种奇怪而可怕的事实。整个情况与四个世纪之前因马丁·路德导致教会分裂时期极其相似，整个世界突然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到处都是战场的前线，到处都壁垒分明，青年和老人势不两立，国家与个人互不相容，红色和白色对立厮杀。时至今日，对那种“红”“白”纷争的内在动力，对当时种种战斗口号的真正内涵，我们已没有能力恢复其原貌，更谈不上加以理解和共鸣了。整个情况就和路德时代一样，我们看到整个欧洲，甚至可说是大半个世界，到处都在混战，正教徒与邪教徒之间，青年与老年之问，拥护过去者和拥护未来者之间，都狂热地或者绝望地彼此火拼。人们的战线还常常突破了国家、民族和家族的边界。我们可以毫不怀疑地认为大多数战士，或者甚至包括他们的首领在内，全都信仰自己一方拥有至高无上的真理。我们也无法否定，许多为这类战斗发言的领袖人物和代言人，大都也均如当年人们形容的那样，尽皆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想主义精神。到处都是战场，都在杀人和破坏，双方都强调自己是替天行道，替上帝打击魔鬼。

在我们这里，那个野蛮时代——那一欢欣鼓舞、疯狂仇恨而又狂热到无法形容的时代，早已被忘得一干二净，这真是难以理解的事，因为它与我们团体种种机构的诞生有着非常密切的联带关系，可以说是我们得以诞生的前提和原因。一位讽刺作家完全可以把这种丧失记忆比作那类冒险家暴发户的健忘症，他们一旦取得贵族封号飞黄腾达，便将自己的出生土地和家乡父老抛到了九霄云外。

我们再稍稍叙述一下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吧。我阅读过不少文献资料。我的兴趣不在那些被征服的国家和被摧毁的城市上，我只关心当时精神工作者的态度。他们处境艰难，大部分人甚至难以苟延残喘。不论在学者间，还是在教士问，都出现了为信仰而牺牲的殉难者，他们的先驱和殉难精神，即或在那个已经习惯于残暴统治的时代，也并非没有影响。尤其因为到处都有精神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受不了压力，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向暴力时代低头了。那些人投降后便让自己的才能、知识、技术听候当时的统治者发落，这情况令我们回想起古时候一位马萨吉特国学者所说的名言：“二加二等于几？唯有将军阁下而并非数学家，才可能作出确定答案。”另外有一些人则尽可能以勉强维持安全的方式进行奋斗，发表抗议文章等等。根据切根豪斯的报道，我们知道了许多实情，有位世界闻名作家，仅仅一年间就签署了二百多份抗议书、警告信、请愿书等——也许实际数字还不止此。但是绝大多数入学会的是三缄其口，也学会了忍饥挨冻，学会了乞食和躲避警察。许多人英年早逝，受到了残存者的羡慕。无数人士自绝生命。老实说，身为学者或作家而苟且偷安，实在既无乐趣又不光彩，他们投身统治者，为其写作标语口号，虽然有了职位和面包，却得忍受上司的窝囊气，大多数人还免不了受自已良心的责备。凡是拒绝从命的人，不得不忍饥挨冻，不得不铤而走险，不是死于非命，就是死于放逐。这是一场多么残酷，多么难以置信的大清洗啊。不仅是那种不为当权者和战争目标服务的研究工作，很快便崩溃衰亡了，而且连教育事业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首当其冲的是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任何一个大国的具体历史，都受到了无穷无尽的删削和修改，历史哲学和副刊文字控制着所有领域，包括中小学校。

细节描写已经够多，不再赘述。总之，那是一个狂暴而野蛮的时代，混乱不堪的巴比伦式的时代，是人民与政党，老与少，红与白互不理解的纷争年代。待等流够了血，丢尽了脸，那个时代才告终结，渐渐地，所有的人都越来越渴望理性，渴望重新找回共同语言，渴望秩序、道德，渴望合理的尺度，渴望一种字母顺序排列表和乘法口诀表，而不再有权力集团随心所欲、朝令夕改的专制统治。于是，诞生了寻求真理和正义，寻求理性，寻求克服混乱局面的思想大浪潮。在那个凭借暴力和肤浅文字建立的年代告终时的政治真空状态中，在人人普遍迫切希望开创新局面和建立秩序体系的要求中，我们卡斯塔里才得以应运而生。有一小群勇敢的、饿得半死的、却一如既往刚正不阿的真正的思想家，开始意识到发挥他们作用的可能途径。他们开始勇敢地以苦行僧的自律态度着手创建秩序与规章，在各处各地的种种小团体，甚至是极小的团体中开展工作，清扫一切宣传口号垃圾，从最基础的底层开始重建精神生活，重建教育、研究和文化工作。

他们的努力获得了成功。他们白手起家，以百折不挠的勇气，渐渐盖起了辉煌的建筑。几代以后，建立了宗教团体、教育委员会、精英学校、档案馆和资料室，创建了专科学院、讲习班以及玻璃球游戏。今天，我们作为继承人和受益者，才得以稳稳居住在这些近乎过分富丽堂皇的建筑物里。我得重复强调说，我们就像一批有点糊里糊涂的宾客，舒舒服服地住在这里。我们既不想知道当年奠基者们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也不想了解他们为抚育我们而忍受的诸多磨难，甚至不想知道当年酝酿或者形成了我们卡斯塔里建筑的世界历史——虽然这一历史至今仍然支撑与容忍着我们，并且也许还会支撑与容忍我们后代的卡斯塔里人和各学科的大师们。但是，世界历史总有一天会推倒和吞没我们这些建筑，如同推倒和吞没一切它曾经允许其成长发展的东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