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鲁萨诺夫接受全剂量的反应如何，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不放心，所以一天去看了他好几次，就连下班之后也没有马上就走。如果按排定的顺序由奥林皮阿达·弗拉季斯拉沃夫娜值班的话，她就用不着去那么多次了，可是奥林皮阿达还是被调去参加工会司库的学习班，今天替换她的是图尔贡值班，而图尔贡这个人是很不可靠的。

鲁萨诺夫接受注射之后很不好受，但还没到忍受不了的限度。打过针之后就让他服了安眠药，他虽然没有醒过，但老是翻身、扭动和呻吟。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每次都要停留一会儿，对他进行观察，听听他脉搏的跳动。他有时蟋缩着身子，有时又伸直两腿。他的脸已变得通红，歼淡淡的。他的这个不戴眼镜而又搁在枕头上的脑袋，已不再显得那么官气十足。秃顶上所剩无几的稀疏白发紧紧地贴在颅顶上。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到病房里去的次数虽多，但她同时也兼顾别的事情。波杜耶夫要出院了，他被认为是病房里的组长，这个职务虽然有名无实，但总得有人担任。所以，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离开鲁萨诺夫的病床转向邻近一位病号的时候宣布说：

“科斯托格洛托夫。从今天起您担任病房里的组长。”

科斯托格洛托夫是和衣躺在被子上看报纸的（汉加尔特已是第二次进来，而他仍在看报）。汉加尔特总是无法预料他会做出什么奇怪的反应，所以说这句话时脸上还带着淡淡的微笑，似乎是在解释，她自己也知道这只不过是一种形式罢了。科斯托格洛托夫的视线离开报纸，仰起愉快的面容，不知该怎样表示对医生的尊敬，便稍稍屈起在床上伸得很直的两条长腿。他态度非常友好地说了这样一番话：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您是想让我在道义上蒙受不可弥补的损失。任何一个当官的都免不了要犯错误，而有时还会权迷心窍。因此，经过多年的反复思考，我发誓不再担任什么行政职务。”

“那就是说，您曾经担任过，对吗？而且，职务还挺高，是吧？”她也善于以开玩笑的口吻跟他谈话。

“最高职务是副排长。不过实际上职务还高些。我们的排长因为实在迟钝和无能被送去进修，进修出来之后至少得当个炮兵连长，但不再回到我们炮兵营。而上面派来接替他的另一位军官，一下子就被提到上面的政治部里去了。我们的营长对此并不反对，因为我是个挺棒的测绘兵，小伙子们也都听我的。这样，我虽然只有上士军衔，却担任了两年代理排长——从叶列茨直打到奥得河畔法兰克福。顺便说一句，不管有多么可笑，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

他虽然把两条腿屈了起来，但毕竟不大礼貌，所以还是把腿垂到了地板上。

“您瞧，”汉加尔特在听他讲或自己在讲话的时候，微笑始终没有从脸上消失。“既然是这样，您何必推辞呢？如今这差使也会使您满意的。”

“这真是妙不可言的逻辑！——会使我满意！而民主呢？您岂不是在践踏民主原则：病房的人又没选我，选举人连我的履历也不知道…顺便说说，您也不知道……”

“那好，您就说说吧。”

她照例说话声音不大，他也把声音压低，让她一个人听见。鲁萨诺夫在睡觉，扎齐尔科继续看书，波杜耶夫的床位空着，几乎没有人能听到他们的谈话。

“说来话长啊。况且，我坐着而您站着，我感到很不好意思。这样跟女同志谈话是不合适的。但是，如果这会儿我像士兵那样站起来在通道上立正，那就会显得更蠢。您还是在我的床边上坐下吧，请。”

“其实，我倒是该走了，”她说，不过，还是在床治上坐了下来。

“您瞧，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我一生中所吃过的苦头，大多是由于热衷于民主。我曾企图在部队里树立民主作风，就是说，允许大家议论。结果，1939年没选送我进军官学校，继续让我留下当兵。1940年总算到了军官学校，可是在那里由于顶撞领导而被清除了出来。直到1941年才勉强毕业于远东的一个军士训练学校。说心里话，我没当上军官可真感到懊丧，我所有的朋友都成了军官。年轻的时候这样的事似乎不能不使人难受。不过，我还是把公道看得高于一切。”

“有一个跟我很接近的人，”汉加尔特眼睛望着被子说，“差不多也是这样的遭遇：很有才能，却始终是普遍一兵。”短暂的停顿、瞬间的沉默掠过他们的脑海，她抬起了眼睛。“不过，您直到今天还是像从前那样。”

“您指的是：很有才能还是普通一兵？”

“很会顶撞人。比方说，您跟医生谈话的一贯态度怎样？特别是跟我。”

正如薇拉·汉加尔特所有的谈话和动作，她提出这个问题时的态度是严厉的，但她的严厉十分奇特，可说是整个儿洋溢着一种和谐的美。

“我顶撞您？我跟您谈话可是毕恭毕敬的。您大概还不知道，这是我最礼貌的谈话方式呢。如果您指的是第一天的情形，那是因为您无法想像我当时的处境有多么困难。我几乎是奄奄一息了，他们才放我出州境。我来到这里，不料冬天竟下起了倾盆大雨，我只得把毡靴夹在腋下，要知道，我们那边已经是相当冷了。我的外套淋透了，简直可以拧出水来。我把毡靴放在行李寄存处，坐上了电车去老城，那里我有一个地址，还是在前线时我手下的一个士兵留给的。当时天已经黑了，全车的人都劝我不要去，说是会被人杀了的！1953年大赦之后，所有的流氓和骗子都放了出来，从此再也透不住他们了。而我对于那个士兵是不是还在那里，心里也没有把握，至于那条街在什么地方，谁也说不上来。于是我就去找旅馆。有些旅馆的前厅那么漂亮，我这双脚走进去自己都会感到难为情。有几处甚至有地方住，可是只要见到我递过去的不是身份证，而是流放证明，马上就回答说：‘不行！不行！唉，有什么办法呢？死我倒是心甘情愿，可为什么要像条狗似的死在篱笆下面呢？我直接到民警局去，对他们说：‘听着，我县属于你们管的。你们就安排我过夜好了。’他们支支吾吾地说：‘您可以到茶馆去过夜，我们一般不去那里检查证件。’可是我没找到茶馆，就又回到火车站。睡在火车站上也不行，因为民警要赶。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到你们门诊部。先是排队。诊断之后说我必须马上住院。这么一来，我就得乘两趟电车到城市另一端的监督处去。虽然整个苏联都有一定的工作时间，可是监督官走开了，根本没把工作当成一回事儿。他也没留张字条让流放人员明白他自己会不会回来。这时我想，如果把证明交给他，那我恐怕就没法从火车站取回毡靴。于是我就再乘两趟电车折回火车站。每奔波一次就得花上一个半小时。”

“我好像不记得您还带着毡靴。难道真有吗？”

“您不会记得，因为我就在那儿的火车站上把那双毡靴卖给了一位大叔。我心里想，这个冬天我要躺在医院里，下一个冬天我反正活不到。卖了毡靴就又去监督处！光是坐电车就花了10个卢布。那边还有1，000米烂泥路得步行，而我身上疼得厉害，真是一步一挪。不论走到哪儿，都得背着自己的行李袋。谢天谢他，监督官总算回来了。我把流放地所属州监督处的证明交给他作抵押，并出示你们门诊部开的住院证明，他在上面批了‘准予住院’这几个字。于是我就坐车……还不是到你们这儿来，而是去市中心。因为我从海报上看到，那里正在上演《睡美人》”

“噢，原来如此！您倒还能去看芭蕾舞？早知道这样，我才不会让您住进来呢！决不!”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这是奇迹！临死之前还能最后一次去看芭蕾舞！何况，即使不死，我在自己的永久流放地一辈子也看不到芭蕾舞。可是偏偏看不成，活见鬼！剧院临时把节目换了！《睡美人》换上了《阿古一瓦雷》。”

汉加尔特不出声地笑着连连摇头。毫无疑问，她对一个垂死病人想看芭蕾舞的奇怪念头是赞赏的，非常赞赏。

“怎么办？音乐学院有一位女研究生在举行钢琴独奏音乐会。可是这地方离车站太远，去那里连个凳子角也占不到。而雨却一直下个不停！只有一条路了：到医院里来，把我自己交给你们。我坐上车来了，院方说：‘没有床位，只得等几天了。’可病人们告诉我：等上一个星期也是常有的事。再说，我到什么地方去等呢？我该怎么办？不采用劳改营里的那套本事，人也就完蛋了。而您那时还打算从我手里把证明拿走，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该用什么态度跟您谈话？”

现在回想起来很有趣，两个人都觉得可笑。

他在讲这一切的时候，是不用动什么脑筋的，心里却在想：如果她是1946年医学院毕业，那么现在至少是31岁，跟他差不多的同龄人。可是为什么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在他看来比23岁的卓娘还年轻？不是根据面貌，而是根据腼腆、羞怯的习性给人留下这种感觉。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使人猜测，她也许还没有…只要仔细观察，就会根据一些微小的举动发现她们跟已婚的女子不同。然而，汉加尔特是结过婚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而汉加尔特望着他，也感到奇怪：为什么他最初给她留下的印象是那么不友好，那么粗野。诚然，他目光阴郁，性情暴躁，但他善于以十分和蔼可亲的态度看人、说话，就像现在这样。确切点说，他任何时候都两种态度兼备，你也无法知道，他会以哪种态度对待你。

“关于芭蕾舞和毡靴的事，我现在全明白了，”她笑了起来。“可是那皮靴呢？您岂不知道，您的皮靴是对我们的制度前所未有的破坏？”

这时她眯起了眼睛。

“又是制度，”科斯托格洛托夫撇了撇嘴，疤痕也被牵动。“要知道，哪怕是在监狱里，也有放风的规定。我不能不散步，否则我的病根本治不好。你们总不愿剥夺我呼吸新鲜空气的权利吧？”

的确，汉加尔特曾看到过他怎样沿着这个医疗中心的冷僻小径久久地徘徊：他从被服管理员那里设法要来了一件女病号长衫，这种衣服因为数量不够，不发给男病号；军用皮带下长衫的皱折从腹部赶向两侧，但长衫的下摆还是常常被扯开。他脚上穿的是皮靴，头上不戴帽子，黑发蓬乱，迈着坚定的大步，眼睛望着身前路面的石头，走到自己规定的界限就转过身来再走。他总是背着手，而且总是一个人，不跟任何人一起散步。

“这几天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维奇就会来查病房，要是他看见您那双皮靴，您知道会怎么样？我会受到通报批评的。”

这一次她又不是要求他，而是请求他，甚至带有央求的意思。她自己也感到奇怪，这甚至不是平等的口气，而是多少带点从属的味道，他们之间所形成的这种口气是她跟其他病人之间从来没有过的。

科斯托格洛托夫用自己的爪子碰了碰她的手，劝慰她：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百分之百的可靠保证，他绝对发现不了我的皮靴。即使在穿堂间里我也不会让他撞见我穿着靴子。”

“可是在林荫小路上呢？”

“在那里他认不出我就是他这栋楼里的！如果您愿意的话，让我们来开个玩笑，不妨写封匿名信，告发我藏有皮靴，让他带两名护理员来搜好了，反正他们永远也找不到。”

“难道写告密信这种事也能做吗？”她又眯起了眼睛。

还有一点他不能理解：她干吗要涂口红？这只能使她显得俗气，破坏了她的清秀。他叹了口气：

“反正有人写，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而且，是怎么写的呀！写了还能起作用。古罗马人说：testis unus－testls nullus，一个人证明不能算人证。可是到了20世纪，即使一个人证明也是多此一举，一个人证也不需要了。”

她移开了视线。这种事情是不大好谈的。

“那么您打算把它们藏到哪里去呢？”

“靴子吗？办法有好几十种，要看有多少时间可以利用。可以扔到没生火的炉子里去，可以用绳子吊到窗外。您放心好了！”

让人没法不笑，也让人没法不相信他真的能蒙混过去。

“不过，头一天您是怎么耍了花招没把靴子交出去的呢？”

“这可太简单了，在换衣服的那间小屋里，我把靴子放在门的背后。护理员把其余的东西统统塞进一个带号牌的口袋里拿到中心保管处去了。我从浴室里出来，用报纸把靴子一裹，也就带进来了。”

他们这已经是在东扯西拉了。可上班的时间她为什么坐在这里闲聊呢？鲁萨诺夫睡得很不安稳，直出汗，但还算是睡着了，没出现呕吐。汉加尔特又一次把了把他的脉，正要离去，但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于是又回过头来对科斯托格洛托夫说：

“您还没得到补充营养吗？”

“根本没有，”科斯托格洛托夫盯着她看。

“那就从明天开始。每天两只鸡蛋、两杯牛奶和50克黄油。”

“什——什么？不会是我听错了吧？要知道，一生中从来没给我吃过这么好的伙食！……不过，您知道，这倒也公平。不消说，我是连病假补贴也得不到的。”

“这怎么会呢？”

“很简单。因为薇加入工会的时间还不满六个月。我也就什么权利也享受不到。”

“哎呀——呀！怎么弄成了这样呢？”

“是啊，我已经没有这种生活习惯了。当初我到了流放地，岂不应该想到尽快加入工会？”

从一方面来说，这人是那么机灵，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又是那么没有适应能力。这份补充营养还是汉加尔特为他争取的，费了好大的力气，很不容易争取到的……不过她该走了，这样谈下去是能谈一整天的。

她已经快走到门口了，只听得科斯托格洛托夫带着讥讽的口气喊道：

“等一等，您是不是在笼络我这个病房小组长？要是我上任的头一天就落得贪赃受贿，我就会永远受到良心的谴责…”

汉加尔特走了出去。

但是在病人吃过午饭之后，她必然还得去看一下鲁萨诺夫。这时她已得悉，院长查病房的时间就定在明天。这样，病房里就又多出来一件事情要做——检查病人的床头柜，因为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维奇特别注意床头柜，不许里面有糕点碎屑和过多的食品，最好是除了发给的面包和白糖以外，什么也没有。他还检查卫生，连细心的女人都想不到的地方他也能挑出毛病来。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登上二楼，首先昂起头来察看天花板和柜子上面的一些地方。她好像看见西布加托夫病床上方的角落里有蜘蛛网（外面，太阳露出了脸儿，楼内更亮些了）。汉加尔特把护理员叫来（正好是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值班，不知为什么所有的麻烦事儿总是落到她的身上），告诉她明天要检查卫生，而现在应该怎样打扫和洗刷，还指给她看那张蜘蛛网。

伊丽莎白·阿纳托利耶夫娜从长衫里边掏出眼镜来戴上，说：

“果然是，您说得一点不错。真不像话！”她摘下眼镜就去搬梯子，取刷子。她打扫卫生时从来不戴眼镜。

接着，汉加尔特走进了男病房。鲁萨诺夫还是那样躺着，直出汗，但脉搏慢了下来，而科斯托格洛托夫恰好穿上了靴子和长衫，准备出去散步。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向全病房宣布明天有一次重要的巡诊，请大家先把自己的床头柜整理一下，然后由她再进行检查。

“我们先从小组长查起，”她说。

其实，也不必从小组长查起，可她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偏偏向那个角落走去。

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的整个身段，就像两个顶点相接的三角形：下面的三角形宽些，上面的三角形较窄。她的腰肢是那么细，简直能使两手的十指对接起来，而且把她举起。但科斯托格洛托夫并没做出任何这类举动，而只是乐呵呵地打开了自己的床头柜让她检查：

“请吧。”

“噢，对不起，请让我过去，”她一路济过去。科斯托格洛托夫站在一旁。她紧挨着床头柜坐到他的床沿上，并开始检查。

她坐着，而科斯托格洛托夫站在她的后面，可以清清楚楚看到她的脖子——袒露的纤细线条，她的头发，颜色不深不浅，就那么盘在脑后，没有任何赶时髦的派头。

不行，应当设法从这种情感的浪潮中摆脱出来。不能每遇到一个可爱的女人就失魂落魄。刚才她跟他在这里坐了一会儿，聊了聊天儿，然后就走了，可他这几个小时一直在想着她。可是她呢？晚上回到家里，有丈夫拥抱她。

必须摆脱出来！但是，要想摆脱，又必须通过女人这条途径，否则便不可能。

他站在那里，直愣愣地望着她的后脑。她那长衫的后领竖了起来，形成一个尖顶小帽似的，于是一根圆鼓鼓的小骨头——脊椎骨最上面的一节现露了出来。真想用手指去抚摩一下。

“不用说，这床头柜是医院里最迅退的一只，”其时汉加尔特正在评论。“面包屑，油纸，还有马合烟、书和手套。您怎么不害臊呢？您今天就得把这些东西统统收拾干净。”

可是科斯托格洛托夫望着她的脖颈，一声不吭。

她拉开床头柜上端的那只小抽屉，即刻在其他零星小东西中间发现一只盛有约40毫升褐色液体的小瓶。瓶口塞得很紧，旁边有一只好像旅行时携带的塑料小杯子，还有一支滴管。

“这是什么？药吗？”

科斯托格洛托夫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

“是些没什么用的东西。”

“这是什么药？我们没给过您这种东西。”

“那又怎么了，难道我不能自备一点药吗？”

“只要您住在我们医院里，而且没有得到我们的允许，当然不能有自备药品！”

“咯，是我不好意思告诉您…位药水是治鸡眼的。”

然而，她把那只没贴标签的小瓶子在手中转来转去，想打开瓶塞噢一喷，这时科斯托格洛托夫马上加以阻止。他把两只粗大的手掌一齐按在她的手上，并把她正要拔去瓶塞的那一只手扳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