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托格洛托夫坐在花园长椅下面的一块石头上晒太阳，两条穿靴子的腿笨拙地盘着，膝盖几乎碰到地。两只胳膊像鞭子似的垂到地上。没戴帽子的脑袋耷拉着。他就那么坐着晒太阳，身穿灰色的病号长衫，敞着衣襟——他一动不动、折弯腰似的样子就像这块灰色的石头。他的一头黑发和背部已被烤得发烫，可是他依然坐在那里，动也不动，接受阳春3月的温暖——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想。他可以这样莫名其妙地坐上很久，从阳光中补充他过去在面包和菜汤中所得不到的东西。

从旁边来看，甚至看不出他的肩膀还随着呼吸一起一伏。然而，他的身子也不向哪一边倾斜，似乎保持着平衡。

楼下的一个胖护理员，就是当初要把他从走廊里撵走以免破坏无菌状态的那个高大的女人，特别喜欢嗑葵花籽儿，此时在小径上悠闲自在地嗑了几颗，走到科斯托格洛托夫跟前，用市场上招待顾客似的热情声调招呼他：

“喂，他大叔！你听见了吗，他大叔！”

科斯托格洛托夫抬起头来，迎着阳光脸上堆起了皱纹，他带着扭曲了的眉头眯缝着眼睛打量着她。

“到换药室去，大夫叫你。”

他是那么习惯地坐在那里，像一块晒热了的化石，没有一点想动弹的愿望，实在不想站起来，仿佛是被叫去做他所痛恨的苦工。

“哪个大夫？”他嘟哝了一句。

“哪个要你去，哪个才叫你！”护理员抬高了声音。“我可没有义务在园子里到处找你。就是说，走吧。”

“我并不需要换什么药。肯定不是叫我，”科斯托格洛托夫还是赖着不走。

“是叫你，是叫你！”说话之间护理员嗑了几颗瓜籽儿。“像你这样的长脚仙鹤还能跟谁搞错了？这样的宝贝，我们这里就你一个。”

科斯托格洛托夫叹了口气，伸直了两腿，随后支撑着身子，一边呻吟一边站起来。

护理员不以为然地瞧着他：

“老是走来走去，不注意保养精神。得好好躺着才是。”

“哎哟，你可真是个阿姨，”科斯托格洛托夫叹了口气。

他沿着小径蹒跚地走去。腰上没束皮带，驼着个背，没有半点军人的仪表。

他朝换药室走去，准备迎接一件什么新的不愉快的事情，并把它顶回去，至于是什么事情，他自己也还不知道。

在换药室里等他的不是10天前就接替了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的埃拉·拉法伊洛夫娜，而是一个年轻的胖乎乎的女人。说这个女人面色红润还远远不够，她的面颊简直是火红的，显得那么健康。科斯托格洛托夫是第一次见到她。

“您姓什么？”科斯托格洛托夫刚到门口，她就冲着他问。

虽然阳光已不直射眼睛，但科斯托格洛托夫还是那么眯缝着眼睛瞧人，满脸不高兴的样子。他急于了解和判断的是究竟要干什么，而不是忙着回答。有时候需要隐姓埋名，有时候还需要撒谎。他还不知道这会儿该采取什么对策。

“嗯？您姓什么？”胳膊圆鼓鼓的那个女医生又问了一遍。

“科斯托格洛托夫，”他勉强承认了。

“您跑到哪儿去了？快脱衣服！到这边来，躺到台子上！”

科斯托格洛托夫这会儿才一下子全想起、全看见、全明白了：原来是要给他输血！他忘了这是在换药室里进行的。但是，第一，他仍然坚持原则：别人的血不要，自己的血不给！第二，对这个精力充沛的小姐儿们他信不过，她本人就好像喝足了献血者的血。滚加走了。又是新医生，而新医生有另一套习惯，会出新的差错，谁会相信这种没有任何常规的、走马灯式的鬼名堂？

他绷着脸脱去病号长衫，想找个地方挂起来（护士指给他看挂到哪儿），其实心里在找借口拒绝输血。长衫挂好了。上衣也脱下来挂好了。靴子推到角落里（在楼下这里有时候也可以穿着鞋）。他光着脚在铺着干净漆布的地板上走过去，躺在一张高高的、铺得比较软的台子上。他还想不出借口来，但他知道马上就能想出来。

台子上方亮闪闪的不锈钢支架上挂着输血器械：橡皮管和玻璃管，其中一只玻璃管里有水。这个支架上有好几个可以用来插各种容量的玻璃瓶子的圈：有500毫升的，有250毫升的，有125毫升的。一只125毫升的瓶插在圈中，里面略带褐色的血浆一部分被写着血型、献血者姓名和献血日期的标签遮住了。

科斯托格洛托夫的眼睛习惯于捕捉不该看的一切，他利用爬上台子的那一会儿工夫，已经把标签上写的什么都看清楚了。这时他并不把头靠到润头的地方，却马上就此做起文章来：

“畸——嘿！2月28号！是陈血。不能输。”

“您是怎么考虑的？”女医生恼怒了：“什么陈血新血的，您对于血液保藏懂得什么？血液可以保存一个月以上！”

她一生气，使本来就已很红的脸变成了紫红色。裸露到肘弯的胳膊丰腴而白里透红，但皮肤上有一些粉刺粒儿，不是由于寒冷引起的鸡皮疙瘩，而是天生就有的。不知为什么正是这些粉刺粒儿使科斯托格洛托夫拿定了主意，决心不让输血。

“把袖子卷上去，手臂放松！”女医生向他下令。

她已经干了一年多的输血工作，不记得还有哪个病人不是多疑的：每个人都摆出那种架式，仿佛他是伯爵血统，生怕被别人的血搞混。病人们必定会眼睛瞅着瓶子，声称颜色不正，血型不对，日期太久，是不是大凉或太热，是否凝结，而有的干脆说：“你们要给我输的是坏血吧？”——“为什么说是坏血？”——“那上面明明写着，‘切勿动用’。”——“那是因为原先已经指定给一个人输的，后来没有必要再输了。”即使病人勉强同意输血了，嘴里还在嘀咕：“反正这血的质量不好。”全凭坚强的毅力她才得以摧毁这些愚蠢的疑虑。何况，她总是得抓紧时间，因为一天要在好几个地方输血，给她规定的工作量相当大。

但科斯托格洛托夫在这所医院里已经看到过因输血而造成的胳膊血肿，也看到过输血之后造成的恶寒颤栗，因此，无论如何也不愿信赖这对不耐烦的、长着粉刺粒儿的淡红色的丰满手臂。对他来说，自己的血，纵使遭到爱克斯光的破坏变成滞缓的病血，也毕竟比补充进来的新血更宝贵。自己的血将来总会复元。如果由于血液情况不好，院方提前停止治疗，那就更好。

“不，”他阴郁地表示拒绝，既不把袖子卷起来，也不使手臂放松。“你们那是陈血，而我今天也不大舒服。”

他明明知道任何时候都不该一下子提出两条理由，而是只提一条，可他却两条理由同时脱口而出。

一现在就给您量血压，”医生没有被难倒，护士也已经把血压计给她拿来了。

这位女医生是新来的，护士则是这儿换药室的，不过奥列格跟她没打过交道。护土可说是个小姑娘，但个子挺高，肤色有点儿黑，眼睛的轮廓有点像日本人。她的头发梳成一种极其复杂的样式，护士帽也罢，甚至三角巾也罢，都无法将这发型遮住，因此，这座发塔上的每一道飞檐，每一终卷发都被耐心地用一条条绸带绷了起来，这就是说，她大约需要提前15分钟上班才来得及缠好。

这一切跟奥列格全不相干，但他颇有兴趣地端详她那白色冠冕，竭力想像这姑娘除去了绷缠的绸带发式是什么样儿。这里的主要人物就是这位女医生，必须跟她斗，毫不迟疑地提出异议，找借口推托，可他却在打量眼睛轮廓像日本人的姑娘，耽误时间。跟任何年轻女子一样，仅凭年轻这一点，她身上就包含着一个谜，每一走步都带有这个谜，每一回首都意识到这个谜。

其时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手臂已被一条黑蛇似的橡皮管扎紧，测量的结果表明，血压是适宜的。

他正欲开口说出不同意输血的下一个理由，忽然门口有人来叫女医生去接电话。

她愣了一下，走了出去。护士把黑色的橡皮管装进了匣子，而奥列格还是那么脸朝上躺着。

“这医生是从哪儿来的，嗯？”他问。

这姑娘声音的旋律也都跟她内涵的谜有关，她也感觉到这一点，所以一边倾听自己的声音一边说：

“从输血站来的。”

“可她为什么把陈血拿来？”奥列格想从这姑娘那里哪怕是探探口气。

“这不是陈血，”姑娘平稳地转过头去，顶着冠冕在室内走。

这姑娘完全有把握地认为，凡是她需要知道的她都知道。

也许，这的确是如此。

太阳已转到换药室这一边。虽然阳光并不直接射到这里来，但两扇窗子被照得十分明亮，还有一部分天花板被投上了不知由于什么东西而反射过来的一大片光影。屋子里很亮堂，而且整洁、安静。

呆在这屋子里倒是不错。

奥列格看不见的那扇门开了，但进来的是另一个人，不是刚才的那个女医生。

来者几乎没有发出囊囊的脚步声，没有用鞋跟跺地的轻重会显示自己的个性。

不过，奥列格却猜到了。

除她以外，没有别人这样走路。这屋子里就缺少她，只缺她一个人。

感加！

是的，是她。她进入了他的视野。她是那么自然地走了进来，仿佛刚从这里出去了一会儿。

“您这是到哪儿去了，感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奥列格露出了笑容。

他没有大声嚷嚷，而是轻轻地、高兴地问了这么一句。他也没有试图坐起来，虽然没有被缚在台子上。

屋子里变得彻底明亮、整洁、安静了。

薇加自有自己的问题要问，也是笑眯眯地说：

“您在造反？”

但此时奥列格反抗的意图已经消失了，反而为躺在这台子上感到自在，你还不大容易把他就那么赶走呢，他回答说：

“我？……不，该造的反已经反过了……您到哪儿去了？一个多星期了。”

她站在他身边，一个字一个字地分开来说，仿佛在向一个头脑迟钝的学生口述不习惯的生字：

“我去建立了几个肿瘤防治站。从事抗癌宣传。”

“是什么下基层吗？”

“是的。”

“以后还要去吗？”

“暂时不去。您是觉得不舒服吗？”

这双眼睛里洋溢着什么呢？从容不迫的神情。关怀的神情。尚未得到证实之前最初的忧虑神情。总之，这是一双医生的眼睛。

但除了这一切，这双眼睛还是淡咖啡色的。就是一杯咖啡里兑进两指深的牛奶后的那种颜色。不过，奥列格很久没有喝过咖啡了，连颜色也不记得了，可这双友好的眼睛却怎么也不会忘！可以说，这是老朋友的眼睛！

“不，没什么，不要紧。大概是我晒太阳晒过头了。坐着坐着，差点儿睡着了。”

“您怎么能够晒太阳呢！肿瘤切忌加温，难道您连这点道理都不懂？”

“我以为指的是不能用热水袋呢。”

“可是更不能晒太阳。”

“这就是说，黑海的海滨浴场是不准我去的接？”

她点了点头。

“生活啊…哪怕把流放换成去诺里尔斯克也行。”

她耸了耸肩膀。这不仅超出了她的能力所及，而且也超出了她的理解所及的范围。

这会儿就该问她：为什么您说已经出嫁了…难道没有丈夫——是一种屈辱吗？

然而他问的是：

“您为什么改变了主意？”

“什么？”

“为什么不遵守我们的协议。您答应过，要亲自给我输血，不交给任何实习生来做。”

“她不是实习生，相反，她是专家。专家们来的时候，我们没有资格插手。不过她已经走了。”

“怎么走了？”

“给叫去了。”

懊，走马灯！要摆脱走马灯，还得靠走马灯。

“这么说，现在由您来管了？”

‘堤的。不过您说的陈血是怎么回事？”

他一摆脑袋指给她看。

“这血不是陈血。但这不是要给您输的。您要输250毫升。这才是给您的。”蔽拉·科尔尼利耶夫娜从另一张小桌子上取来一只瓶子让他看。“您看上面的标签，仔细检查一下。”

“说真的，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是可恶的生活把我搞成这样的：对谁也不相信，对什么都要自己检查。可是您以为，在不需要检查的时候我不高兴吗？”

他说这话时是那么疲劳，似乎已奄奄一息。然而，他不能完全不让他那善于观察的眼睛去核实一下。结果他看到标签上写着：“A型——伊·列·雅罗斯拉夫采娃——3月5日。”

“噢！3月5日——这非常合适！”奥列格振奋了起来。“这很有好处。”

“您总算明白了这对您有好处。可您争辩了多少次！”

其实是她不明白。赔，算了。

于是他把内衣袖子卷到胳膊肘以上，让右臂放松，搁在身旁。

的确，对于他这样老是存着戒心处处留神的人来说，最大的轻松就在于把自己交给信得过的人。现在他知道，这个态度和蔼、几乎同空气一样轻盈的女人，每一个动作都经过深思熟虑，都轻手轻脚，决不会出什么差错。

所以他躺在那里，仿佛是在休息。

天花板上一大块淡淡的、像花边似的光影，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圆圈。就连这个不知由什么反射过来的光影，此刻也使他感到亲切，为这一整洁、安静的房间增添了一种装饰。

而薇拉·科尔尼利耶夫娜却循诈地从他静脉里抽出了几毫升的血，摇动离心机，倒在分成四格的盘子里。

“为什么要分成4格？”他问这话仅仅由于一辈子都习惯于到处问长问短。其实，此时此刻他甚至懒得弄清楚到底是为什么。

“一格是为了确定相容性，3格是为了核对血型。以防万

“如果血型符合，何必还要确定相容性？”

“那是要看病人的血清同献血者的血会不会凝结。这种情形很少，但是不等于没有。”

“原来如此。可为什么要转动呢？”

“为了剔除红血球。您倒是什么都想知道。”

当然，不知道也可以。奥列格望着天花板上渐渐变得隐约可见的光影。世上的事不可能全知道。无论怎样，到死的时候还是个傻瓜。

顶着白色冠冕的护士把3月5日的那瓶血浆倒过来固定在架子的夹错上。之后她把一个小枕头垫在奥列格的胳膊肘底下，用一条红色的橡皮止血带扎在他臂肘的上方并开始绕紧，一边以日本式的眼睛注视着，看紧到什么程度算是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