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下，我们看到岸上有个小土岗。我想：这是不是古代的边防哨所？也许是叶尔马克“时代留下的吧？我们上岸去想看个究竟。面前这座由土坯房组成的神秘 死城在月光下显得十分阴森可怕。大概它也是三十年代初期造成的吧……烧光了能烧的一切，推倒了土坯墙，人们被绑在马尾巴上拖走了……反正外国旅游者是不会 到这里来的……

两个星期以来一场雨也没有下过。但是，夜里已经相当冷了。为了赶路，大部时间由我划船。日丹诺克坐在船尾闲着，更觉得冷。到了第二十天的晚上，日丹诺克便开始要求点个火堆，喝点开水暖暖身子。我让他来划船，但是他冷得直打战，一个劲儿地要求点火堆。

作为一起逃跑的同志，我无法拒绝他的这个要求，但科利亚自己应该懂得这有多么危险，应该放弃这一要求。但是，日丹诺克有个弱点，他不善于克制自己的欲望，就像那次从桌上抓起一块饼吃或者受到家禽的诱惑时那样。

他一直在打战，不住口地要求点个火堆。要知道，额尔齐斯河流域一带到处都在警惕地等待着我们的出现呢！其实，我们直到今天还一次也没有遇到过搜捕小队，他们居然没有在月夜的额尔齐斯河中流发现我们，没有拦住我们，这倒是很奇怪的。

这时，我们看见高高的河岸上有一处灯光。这回科利亚不要求点火了，而是要求到人家里去暖和暖和。这更加危险。不应该同意。我们忍受了那么多痛苦，走过了那么艰难的道路，为什么呀？但是，我怎么能拒绝他呢，他是不是病了？他又克制不住自己，不放弃这一要求。

小屋里一盏油灯，一对哈萨克人老夫妇睡在地板上。他们吃了一惊，立即跳起来。我解释说：

“我们这位同志病了，想借您个地方暖和暖和。我们是出差的，出来采办粮食，坐船从对岸过来的。”

哈萨克老人说：“那就躺下休息吧！”科利亚一头躺到一块大毛毡上。我也装作躺在一边的样子。这是我们逃跑以来住进的第一间屋子，但是我却好像躺在火盆里似的；不但睡不着，而且躺不住。现在像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出卖了，自己心甘情愿地走进了陷阱。

哈萨克老人出去了，他只穿了一件内衣（如果不是这样，我一定会跟出去的）。可是，好半天不见他回来。我侧耳一听，门外有人用哈萨克语在小声说话。是两个年轻人。“你们是作什么的？管理浮标的吗？”我从屋里首先向他们发问了。

“不是。我们是共和国第一个国营牧场——一阿拜国营牧场的。”

我们找的这个地方可真是最糟糕的了！凡是国营农场所在地，都有苏维埃政权机关，有民警。这是共和国第一个国营牧场，那就是说，是个培养重点，更是积极……

我握了握科利亚的手，小声说：“我上船去，你随后赶来，拿着公事包。”然后又大声对他说：“咱们不该把吃的东西都留在岸上。”我走到外间，一推门，门 反锁着。这就清楚了。我返回屋里，急急地扯了科利亚一把，又回到外间门前。门做得不很地道，有一块板子底下短一点，我从这里伸出手去，用力往前伸着摸…… 原来外面是用一根木棍子把门顶住的。我把它推倒了。

我出来急忙奔向河岸。船还在原处。我站在明亮的月光下等待科利亚。可是，不见科利亚跟上来。唉呀，真是害人！那就是说，他没有毅力立即站起来，想多暖和一步钟。也许是把他抓住了。应该去救他出来。

我又爬上陡岸。迎面走来四个人，其中有日丹诺克。四个人靠得很近。（或者是人们在抓着他？）日丹诺克喊道：“格奥尔吉！（看，他又喊“格奥尔吉”！）快过来吧！他们要看咱们的证件！”我本来叫他把公事包拿着的，可是他空着手。

我走到近前。新来的哈萨克人用蹩脚俄语问道：

“你们的证件呢？”

“您是什么人？”我尽量镇定自若地反问他。

“我是管理员。”

“噢，好啊，”我用称赞的口吻说，“咱们一起回去吧。证件是随时都可以检查的。在那儿，在屋里。屋里不也亮些吗？”我们一起回到屋里。

我从地板上慢慢拿起公事包来，走近油灯，心里盘算着怎样打倒他们，怎样跑出去，同时嘴里自言自语地说：“证件嘛，随时都准备着，请检查吧。检查证件 嘛，该检查谁就检查谁。提高点警惕总是好的嘛。我们粮食来办处里就发生过一桩事……”我已经在拉公事包的拉锁，就要打开立了。他们凑在我的身旁。我用肩膀 猛地朝管理员一靠，他撞在老头子身上，两个人都倒了。我反手就给另一个年轻人一拳。叫声！喊声！我说一声“玛赫玛杰拉！”，拿起皮包就冲出了内屋、冲到外 屋门口。这时我听到科利亚从门过道喊道：“格奥尔吉！抓住我啦！”回头一看，只见他把住门框不放，哈萨克人正在往里拖他。我拉了他的手一把，没拉出来。于 是我蹬住门框，猛地用力一扯，把科利亚的身子一下子拉到我的身后去，可我自己却因用力太猛倒下了。立即有两个人扑到我身上。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从他俩的身 体下面跳起来的。我们宝贵的手提包只好留在那里了。我直奔岸边石崖，连跑带跳！后面的人用俄语叫喊：“用斧头砍他！用斧头！”看样子是在吓唬人，不然他们 就说哈萨克语了。我感到他们的手就要抓到我了。我跌跌撞撞地往前跑，跳下石崖！科利亚已经跑到船旁了。我对他喊道：“把船推进河！你快上去！”幸亏他们没 有枪。我跳进水里，水没了膝盖，我追上船，跳上去。哈萨克人不敢下水，他们在岸边跑，一面喊着：“追呀，追！”我对他们喊：“怎么？你们这些混蛋，抓到了 吗？”

幸亏他们没有枪。我顺流划去。他们大声喊叫着在岸上跑，但不远就有一个小河弯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我脱下两条裤子（一条海军裤和一条西装裤），把水拧干。冻得我浑身打战。

“哼！科利亚！你这回暖和过来了吧？”科利亚一声不吭……

很明显，必须离开额尔齐斯河。应该在黎明前上岸，尽快搭顺路汽车赶到鄂木斯克。好在已经不远了。

“卡秋莎”和盐都在手提包里。到哪里去弄刮脸刀呢，更不用说要把衣服晒干了？眼前岸边有一只小船，一间小房。看样子像是浮标工住的。我们上了岸，叫门。里面并不点灯。一个粗声粗气的男人声音：“难呀？”

“让我们进去暖和暖和吧！船翻啦，差一点淹死！”里面的人磨蹭了好久，终于把门打开了。在昏暗的门过道一个粗壮的老头子倚在门旁，是个俄罗斯人，双手举着斧头照准我们。谁敢进去，他会一斧头劈下来的！我急忙对他解释：

一您别害怕，我们是从鄂木斯克来的。是出差回来的。刚到阿拜国营牧场去过。我们本想坐小船到下游去一趟，可从您这里往上游去不远有个浅滩，还有人下了鱼网，我们没弄好，把船搞翻了。”

老头子还是半信半疑地看着我们，并不放下斧头。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在什么画上？他像是个壮士歌里的老汉，白发苍苍。他终于答话了：

“那么说，你们是往日列坚卡去？”

太好了。这样我们就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了。

“是啊，去日列坚卡。可主要的是把皮包掉在水里了，里面有一百五十卢布。我们在国营牧场买了肉。现在也顾不得那些肉了，您想不想把我们的肉买下来？”

日丹诺克去取肉。老头子把我放进里屋。屋里有一盏煤油灯，墙上挂着猎枪。

“现在该看看你们的证件了。”

我尽量装出高高兴兴的样子说：

“证件嘛，总是要随身携带的。幸而放在上衣口袋，没弄湿。我叫斯托里亚罗夫·维克托·亚历山德罗维奇，是本州畜牧业管理局的特派员。”现在应该尽快地掌握主动权。于是我问他：

“您呢？”

“看管浮标的。”

“访问您的名字和父名？”

这时候科利亚回来了。老头子也就再没有提证件的事，只说，他买不起肉，但是招待一杯茶喝还是能够办到的。

我们在他这里大约坐了一小时，他用细劈柴点着火，给我们热了一点茶，拿出一块面包，甚至还切了一块炼过的脂油。我们谈论着额尔齐斯河的河道，得用多少 钱买只船，在哪里可以卖掉它。大部时间是他一个人在说。他用一双老人的慧眼颇表同情地望着我们。我觉得他好像全都明白，是个真正的人。我甚至想对他吐露真 情了。但是，这对我们不会有好处。看样子他不会有刮脸刀，他那满脸的胡须就像林中野草一样。而对他来说，还是不知道真情比较安全，否则，他就有“知情不 报”之罪。

我们把小牛肉留给他一些，他送给我们一些火柴，领我们到岸边，还告诉我们船走到什么地方要靠哪一边走。我们离岸后急忙划开，想在这最后一夜尽可能走得 远些。抓我们的事发生在右岸，所以现在我们尽量靠近左岸走。月亮挂在低空，天气晴朗，我们可以看见右岸的高坡上有一片树林，离岸不远有一只船也正向下游行 驶，但是不如我们的小船走得快。

那是不是行动人员小组的船？……我们的船和那只船平行了。我决定不顾一切，采取主动。我用力摇桨，把船向那只船靠过去。

“老乡，您这是往哪儿去呀？”

“去鄂木斯克。”

“从哪儿来的？”

“巴夫洛达。”

“干什么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搬到那儿去住。”

听他那“噢”音很重的口音，不像是行动人员。回答问题很痛快，看来是愿意搭个伴儿的。他的妻子睡在舱里，他趁着夜晚打桨赶路。我仔细一看，这原本不是一只船，是一辆大车改装的。里面装满家具什物，大包小包。

我迅速地盘算着。这是我们在河上的最后一夜，最后几个小时了，却有这样的巧遇！既然他是搬家的，他船上必定是食物、钱、公民证、衣服、甚至刮脸刀，什 么都有。而且哪儿也没有人抓他们。我们是两个人，他是一个人（他妻子根本不在话下）。我可以用他的公民证，科利亚打扮一下可以装成女人，他个子瘦小，脸上 没有胡子；至于体型，可以伪装一下。当然，他们也会有皮箱。这对我们装扮成旅行者有用处。这样，任何一个汽车司机都会同意把我们带到鄂木斯克去，今天早晨 就能到。

俄国的河上哪个时代没有打劫的呀？既然是险恶的命运之神这样安排的、还有什么别的出路呢？自从我们在河上留下踪迹之后，这是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机会。当然，不忍心夺走他用血汗挣来的财富，他是有些可怜，但是，谁可怜过我们呢？或者将来有谁会可怜我们呢？

这就是我和日丹诺克一瞬间所想到的。我只轻轻地问了一声：“嗯？”日丹诺克小声回答说：“玛赫玛杰拉。”

我使船慢慢靠过去。已经开始把他们的船逼近河岸了，岸上是一片黑压压的树林。我加紧靠过去，尽量不使船走进前面的河曲处，说不定那里就是树林的尽头了。我忽然改用首长的语气命令说：

“你听着！我们是内务部的行动小组。你把船靠岸吧，检查一下你的证件！”

划船的人把桨扔下了：不知他是害怕还是因为遇到的不是强盗而是内务部行动小组而高兴。

“请吧，就在船上检查也行啊！”

“告诉你靠岸，你就靠岸！快点！”

我们都靠岸了，两只船紧挨着。我们跳上岸，他却好不容易才爬过那些包袱。原来他是跛脚。他妻子醒了，睡意惺松地问道：“还远吗？”小伙子把公民证递给我。

“你的服役证呢？”

“我是残废。因伤致残，免役了。这是证明……”

我看到他的船首有金属的闪光，那是一把斧头。示意科利亚把它拿掉。科利亚猛地扑过去，一把抓起斧头。那个女人尖叫了一声，她感到不对头了。我厉声说：

“你喊什么？！别叫！我们是在搜查逃犯。斧头也是凶器嘛！”女人安静下来。我命令科利亚：

“中尉，你到哨所去看看，沃罗比约夫大尉应该在那儿。”

（姓名、职称都是随口说出的，这是因为我们的朋友沃罗比约夫大尉也是个逃跑过的人，他现在还蹲在埃克巴斯图兹的加强管制棚里。）

科利亚明白了：到上面看看有没有人，可不可以行动。他跑上山坡去。我继续讯问、查看。我仔细看他的公民证和证明，被检查人讨好地不住地划着火柴给我照 亮。年龄很合适，这个残废人还不到四十岁。他当过浮标工，现在卖掉自己的房子和奶牛（所有的钱当然都带在身边），想到外地去寻求幸福生活。他觉得只是白天 走太慢了，所以晚上也在赶路。

这是一个绝好的、难得的机会，因为并没有人追捕他们。但是，我们想干什么？要他们的命？不，我从未杀过人，也不想杀人。侦查员和行动人员折磨和侮辱我 的时候，我想过杀人，但对普通的劳苦人民，我下不了手。拿走他们的钱吗？只要拿一点点。嗯，多少算“一点点”？只够买两张去莫斯科的火车票加上吃饭的钱就 行了。另外还要一点破旧东西。这不会使他们破产。不拿走他们的证件和船，同他们商量好，不许他们去报告，行吗？很难相信他们。况且，我们自己没有证件怎么 行？

可是，如果拿走他们的证件，那他们就别无办法，只有去报告。为了不让他去报告，就得委屈他们，把他们绑在这里。要绑得能使我们有两三天的充裕时间才行。

这么说来，不是很简单吗？

这时科利亚察看回来了，暗示我上面一切正常。他等着我发出“玛赫玛杰拉！”的命令。怎么办？

奴役的埃克巴斯图兹营的图景又浮现在我眼前。我原意回到那里去吗？……难道我们就没有权利……？

这时，突然，有一个什么东西非常轻柔地抚摩了我的腿一下。我看见一个小小的白东西。我俯身一看：原来是一只小白猫，从船舱里跳出来的。它把尾巴像旗杆一样竖着，鼻子里发出轻轻的呼噜声，用身体蹭我的腿。

它并不了解我此刻的想法。

由于这小白猫的轻轻触动，我仿佛感到自己的意志有些动摇了。从钻出铁丝网下的小洞以来二十昼夜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的一根弦，似乎一下子断了。我感觉到，现在无论科利亚说什么，我都不仅不会夺取这两人的生命，而且不会夺取他们的一点血汗钱。

我保持着严肃的声调说：

“好，你们在这里等一等，我们马上就会查清楚的！”

我和科利亚登上山坡，我手里拿着他们的证件。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科利亚。

科利亚不作声。他不同意，但是不吭声。

世界就是这样安排的：那些家伙能够随意剥夺任何人的自由，他们并不存在良心问题。而如果我们想把天赋予自己的自由取回来，他们就要求我们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要求我们所遇到的一切人付出生命。

那些家伙什么都能作得出，我们则不能。这就是他们之所以强于我们的原因。我和科利亚没有商量出一致意见就走下山坡了。跛脚男人站在靠岸的船旁。

“你妻子呢？”

“她害怕，跑到树林里去了。”

“这是你们的证件，拿去吧！你们可以赶路了。”

男人道了谢，冲着树林喊道：

“玛——丽娘！回来吧！都是好人！咱们走吧2”

两只船划开了。我也尽快地往前划。跛脚男人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从我们身后喊道：

“首长同志！我们昨天可看见两个人，简直像土匪一样。我们要知道的话，非把他们抓住不可，两个坏蛋！”

“听，怎么样？你可怜他们吗？”科利亚问我。

我没有吭声。

就从那天晚上起，从我们进屋取暖的时候或者从看到那只小白猫的时候起，我们的整个逃跑计划就被打乱了。我们似乎失掉了某种东西——是信心？果断？分析 判断能力？两人和谐的决定？在这里，在即将到达鄂木斯克时，我们开始犯错误，两人开始不往一处想了。而这样的逃跑者就注定逃不远。

没等天亮我们就弃舟上岸了。白天睡在草垛上，但很不放心。天黑了，肚子饿，应该煮点肉吃。可是跑的时候把水桶丢了。我决定用火烤。找到了一个拖拉机上用的破座子。就把它支起来烤吧。土豆可以扔到灰里烧。

旁边有一个草窝棚，是割草人搭起来休息用的。我这天不知怎么那样糊涂，竟决定在窝棚里点火烤肉，我以为这样别处就看不见火。科利亚根本不想吃晚饭，他说；“咱们赶路吧！”老是意见分歧，合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