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也许会纠正我们的错误，但是，就我们一般人的平均记忆能力之所及，确实想不起十九世纪、十八世纪、十七世纪有过大批地强迫整个民族迁移的事例。历史上确曾有对殖民地的征服，大洋中的岛屿上、非洲、亚洲、高加京都发生过胜利者征服土著民族、并掌握政权的事实。但是，古代殖民者的简单头脑却没有想到应该把土著民族从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上驱逐出去，使他们离开祖辈居住的家园。或许只有往美洲种植场运送黑人奴隶的事与此略有相似之处，算得上是个先例吧？但是，那也并不是某个国家的政府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进行的：那只是个别的基督教徒——奴隶贩子干的：因为他们突然发现有利可图，胸中燃起了贪欲的烈火，纷纷奔到非洲，各自为自己捕捉、诱骗、购买单个的或几十个黑人运走。

只有当文明人类的希望——二十世纪到来的时候，也只有到了民族问题在“唯一正确的理论”基础上得到最高度发展的时候，那个解决民族问题的最权威的专家才能得到特许，才能够采取在四十八小时内，二十四小时内、甚至在一个半小时内彻底、干净地描整个民族一个个强行迁移出去的办法。

自然，他本人在思想上也并不是立即明确意识到这一点的。因此，他有一次甚至脱口说出了这样的话：“在苏联，有人会因为他的民族成份而成为迫害的对象，这样的事情是不曾有过而且不可能有的。”在二十年代，所有这些民族的语言都曾受到鼓励，那时人们还不断地对克里米亚人唠叨说：克里米亚是鞑靼人的，是你们鞑靼人的！当时甚至还可以使用阿拉伯字母，街上的招牌、题词都是用鞑靼语写的。

可是，忽然，这一切原来……都错了！……

“伟大舵手”甚至在推行过强制迁移农民的伟大运动之后，都没有立即想到这个方法原来是可以轻易地应用在民族方面的。堪称他的兄弟的希特勒，在根除犹太人和吉卜赛人方面倒是有些经验，但那是后来的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的事，斯大林老爷子考虑这个问题可比他早得多。

除了那场农瘟之外，直到强制迁移整个整个的民族之前，我们苏维埃国家的流放事业虽说也曾拥有几十万人之多，但毕竟无法同劳改营相提并论，它还没有那么光荣和雄伟，以至能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足迹。从前也有过移民流刑犯（经法院判决的），有过行政流刑犯（不经法院判决的），但那两者都限于有数可订的个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姓名、出生年月、所犯的法律条文及罪状；材料上都附有半身的正面和侧面照片。只有英明而耐心的、能够一丝不苟地干各种脏活儿的机关才能够把一粒粒的砂子穿成串，由那些被摧垮的家庭造成一个个流放区整体。

但自从开始强制迁移特种移民以来，我国的流放事业迅速发展和提高了！前面两个术语都是沙皇时代留下来的，而特种移民这个词可算是我们苏维埃政权自己亲生的了。我们不是有许多最喜欢、最心爱的词是用这个“特”字开头的吗（特别科、特殊任务、特殊关系、特种供应、特别护理一句？在“伟大的转折”的那一年，特种移民这个词是用来表示“被剥夺的富农”的，因为这个词更恰当、更灵活，所以无法挑它的毛病；当时被“剥夺”的不全是富农，所以使用“特种移民”这个词来概括就无懈可击了！

于是“伟大的慈父”便下了命令：对于强制迁移的民族也使用这个词！

他并不是一下子就发现这一点的。进行第一次试验时他还相当谨慎：一九三七年，他悄悄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几万名可疑的朝鲜人（从风烛残年的老人到咿呀学话的小儿）全部从远东地区强行迁移到哈萨克斯坦。（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和哈勒欣河，怎么能对这些黄皮肤、细眼睛的朝鲜人放心呢！）迁移得十分匆忙，以致这些朝鲜人不得不在没有窗户（一下子哪里去弄那么多玻璃！）的土坯房里度过第一个冬天；迁移得那么秘密，以致除了左近的哈萨克人以外谁也不知道这些移民的事，全国没有一个人向外吐露过此事，没有一个外国记者为此写过一个字的报道。（看，还是把新闻宣传机构控制在无产阶级手里好嘛！）

他很满意！他记住了。一九四0年就在革命的摇篮——列宁格勒近郊又一次采用了这个办法。但是这次不是在夜晚，也不是用端着刺刀的士兵赶走强制迁移者，而是叫作“隆重欢送”到（刚刚被我国争取到手的）卡累利芬兰共和国去。正中午，会场上红旗招展，鼓乐齐鸣，这是在隆重欢送列宁格勒近郊的芬兰人和爱沙尼亚人去开发新的家乡的土地。火车把人们带入偏僻地区后，情况就变了。（维·阿·姆曾谈到一批六百名强制迁移者的命运。）在这里，没收了所有人的身份证，武装士兵把人们包围起来，把他们装进（运囚犯的）所谓“红色运牛车”。后来又装上驳船。到达目的地——卡累利阿内地的码头后，便把他们分别送去“加强集体农庄的力量”了。这些被“隆重欢迎”来的、完全自由的公民只好服从分配。只有二十六个人，其中包括给我提供这份材料的人，拒绝到农庄去，而且坚决不交出身份证！这时苏维埃政权——卡累利芬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的代表来了，他警告说：“这样下去要死人的！”人们反问他：“你还想拿几挺机关枪扫射吗？”这些人真不懂事。何必用几挺？！对付包围圈里的二十六个人，一挺就足够了。（没有人会为这二十六个芬兰人写诗的！）但是，一种令人不可理解的懦弱、迟钝和优柔寡断妨碍了政权代表采取这一合理措施。他企图把二十六个人离间开。行动人员想一个一个地叫人去谈话，可是二十六个人一起去了。他们这种没有理智的勇敢精神终于占了上风：当局保留了他们的身份证，撤掉了包围。这二十六个人总算没有落到农庄庄员或流放者的地步。不过，这是偶然的，是例外，大批的人还是乖乖地交出了身份证。

这一切都还是试验。只是到了一九四一年七月才有机会大规模地应用这一办法：这时必须把伏尔加河沿岸日耳曼人的自治的、当然是叛逆的共和国连同其首府恩格斯市及马克思施塔德市完全铲除，并远远地抛到东方去，而且要在几昼夜之内完成这项工作。这时才初次使用了纯粹的、富有活力的、强制迁移整个民族的办法。这个办法看来既简便，又有效，它只须符合一个标准——属于该“民族”就行了，无须过去那套繁琐手续，每个人立案、审讯、判决等等。在苏联其他地区抓日耳曼族人（个个都要抓），那就不需要地方内务人员有什么高等文化水平来搞清谁是敌人谁不是了。只要姓氏是日耳曼族的，抓就没错。

体制已经试验过，调整好了。从现在起它就可以铁面无私地抓走任何一个指定的、规定的、命中注定的叛逆民族了，而且一次比一次干得干净利落：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耶夫人、巴尔卡尔人、加尔梅克人、库尔德人、克里米亚的检按人，最后还有居住在高加索的希腊人，无一幸免。尤其使这个体制显得富有活力的，是“各族人民的慈父”作出的决定并不通过繁琐的法院判决形式向人民宣布，而是通过现代摩托化步兵的战斗行动宣布；武装师团夜间开进指定民族的居住地区，占据各个重要地点。犯罪的民族早晨醒来便发现它的各个村庄都已处在机枪和冲锋枪包围圈内了。他们听到命令：限十二小时，每人只带自己两手可以携带的东西！（但是，十二小时还太多，摩托化部队的摩托车还得停下来等待。所以在克里米亚则只规定二小时，甚至缩短为一小时半。）所有的人立即像囚犯一样被装上卡车，屈膝蹲坐在车厢里。（老太太、带着婴儿的妇女，一律坐下！这是命令！）卡车在士兵押送下开往火车站，把人们塞进运牲口的列车直送目的地。或许在中途人们还不得不像纤夫一样自己用纤绳拉着木筏逆流而上，步行一百五十到二百公里，直到进入科洛格里夫上游的原始一森林。只有一些不能行动的老年人可以躺在木筏上。

或许从空中、从高山上看起来这是一幅十分雄伟壮观的图画吧：整个克里米亚半岛（刚刚解放了的克里米亚半岛，一九四四年四月）上同时响起摩托车的啥啥声，几百辆长蛇一般的卡车队在蜿蜒曲折的道路上爬行。这正是果树开花的季节，正是鞑靼妇女从温室取出葱秧往菜园里移栽的季节，还刚刚开始种植烟草（就此结束吧！注定了此后许多年克里米亚地区不会再有人种烟草。）运送人的卡车队并不直接开进被特种部队包围着的村子，车只开到村口，人们到村口来上车。上级命令是给一个半小时收拾东西，但是执行军官却把时间缩短到四十分钟，这样既可以更快地完成任务，保证全员提前到达集合地点，同时又可以使特种部队撤出后留在村里的善后小队的收获更丰富些。有些特别穷的村子，比如毕犹克湖附近的奥津巴沙村，就只好放一把火烧光了事。卡车队把鞑靼人运到火车站。在囚犯列车里人们却要等待几昼夜才开车，满耳是叫苦声和充满哀怨的离别歌声。

整个民族整个民族地放逐，其优越性在于形式整齐划一！无须照顾什么“个别情况”！没有任何例外！不接受任何个人的抗议！大家都驯服地走了，因为你、我、他，都一样。大家全都得走。不仅是男女老幼都被放逐，而且未出生的孩子也被放逐，因为强制迁移的命令也包括胎儿。还有那些尚未胚胎的孩子也一起被放逐了，因为他们注定要在这项命令的掌握下诞生。这与那陈腐的、讨厌的刑法第三十五条条文根本不同。（那里还曾规定什么“流放不适用于不满十六岁的人”！）现在，这些人从降生之日起，只要把脑袋一伸到人世间，他们就成了特种移民，就已被终身流放了。当他们年满十六岁时，表明他们已经成年的标志是他们从此也要到警备司令部去登记。

人们留下的一切——敞开房门的、还保留着人体热气的住宅，翻弄得乱七八糟的箱箱柜柜，十代人甚至二十代人积蓄起来的全部家私，如今也全部以整齐划一的形式落到惩罚机关的行动人员手里：有些东西要归国家，有些就被属于幸运民族的邻居们私分掉，不可能有人再为他的奶牛、家具、器皿等被拿走而提出抗议。

尤其使这种整齐划一显得加倍庄重而高尚的，是有关的秘密命令对于这些恶劣民族中的共产党员也并未稍加宽恕。也就是说，无须检查党证，又少了一层麻烦！而且还要责成共产党员们到达新流放地后加倍努力工作。这样就一切都好了！

整齐划一中的唯一美中不足，是异族通婚的家庭。（难怪我们这社会主义国家从来就反对异族通婚！）强制迁移日耳曼族和后来强制迁移希腊人的时候，没有赶走异族通婚的夫妇。但这种做法带来不少麻烦，并且在看来已经清洗消毒过的地方留下了一些病灶。（不是有些年老的希腊妇女偷偷回到女儿这里来死嘛？！）

把这些民族强行迁移到哪里去呢？可以放逐的地区很多。例如，哈萨克斯坦，放逐到这里的民族人数加上一般流刑犯大约超过共和国总人口的一半，所以，这个共和国满可以称之为“哈泽克斯坦”了。分配特种移民的当局也没有忘记中亚、西伯利亚（许多加尔梅克人死在叶尼塞河流域）、乌拉尔北部和苏联欧洲部分的北部地区。

强制迁移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人民算不算放逐整个民族呢？从表面上看，它不够条件，因为那并不是男女老幼一概迁走，似乎作为一个民族还是留在故土了。（因为那里距离欧洲太近，否则是可以无所顾忌的！）似乎是留下来了，但却已被“间苗”间到了无法再稀的程度。

其实，净化波罗的海沿岸的工作早已开始了。一九四0年，我们的军队刚刚进入这个地区，兴高采烈的当地人民还没有来得及表决加入苏联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净化了。净化首先是从军官开始的。必须认识到，对于这些年轻的国家来说，它们的第一代（也是最后二代）本民族的军官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他们代表着民族的严肃性、责任感和精力。当他们还是中学生的时候，就曾在纳尔瓦城下学习过如何以自己尚未强健的胸膛去捍卫尚未强健的祖国一。如今镰刀一挥，就割掉了他们浓缩的经验和旺盛的精力。这是为了进行全民投票所作的一项最重要的准备。是的，这是一张根“灵”的“验方”，在联盟本土上不是也试验过同样作法吗？就是要把那些将来可能领导反抗的人，以及可能用自己的思想演讲、著述唤起人们反抗的人统统悄悄地、尽早地消灭干净。这样，表面上那个民族还生活在原来的地方，实际上民族已经不存在了。一颗死牙最初从外表看来和好牙没有多大区别。

但一九四O年并未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采取强制迁移的办法，当时用的是集中营，而对某些人则是在石筑监狱的院内予以枪决。一九四一年撤退的时候，尽可能地把一些富人和有地位、有影响的人物像贵重战利品似地带走了，然后却把他们像粪土一样弃置到古拉格群岛僵硬的土地上。（他们全是在夜间被抓走的，每户只许带一百公斤的行李。上车时户主就与全家人分开，然后被消灭在监狱中。）整个战争期间我国一直（通过列宁格勒电台的广播）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进行威胁，说将要对他们进行无情的报复。一九四四年苏军回到这里时实现了这些威胁：把大批的人抓进监狱。不过，这毕竟还不能算流放整个民族。

对波罗的海沿岸各族人民的大规模强制迁移是从一九四八年开始进行的（首先从刚强的立陶宛人开始），一九四九年使三个民族一起放逐，一九五一年又进一步放逐立陶宛人。在这些年代也强制迁移了西部乌克兰人，最后一次强制迁移也是在一九五一年。

“大元帅”是否准备在一九五三年还要放逐谁？是犹太人吗？除犹太人外还有什么民族？他的这一设想我们现在永远无法知道了。不过，据我个人猜想，斯大林是渴望着要把整个芬兰的居民流放到接近中国的沙漠地带去的，但在一九四O年和一九四七年（由于雷诺发动政变失败）均没有能实现这个愿望。他还很可能已经在乌拉尔以东选好了地方，要把塞尔维亚人或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希腊人强制迁移去。

假如这位“先进学说的第四号柱石”再多活十年，欧亚大陆的民族分布图就将变得无法辨认，将会发生一场反方向的民族的大迁移。

有多少民族被流放，将来就会写出多少部史诗，它会叙述人们别离故土的悲哀，也会谈到在西伯利亚遭到的大规模消灭。这些民族所经历的一切，只能由他们自己写出痛切的回忆，我无意在此越俎代庖，更无意跑得太远。

但是，为了使读者知道这些民族被赶去的地方也就是读者所访问过的那个流放王国，同一个古拉格群岛上的污秽地，我们还是来看看强制迁移波罗的海沿岸人民时的某些情况吧。

在放逐波罗的海沿岸人民这个问题上，不仅没有强奸民意，而且完全是执行了“人民的最高意志”。三个共和国的部长会议各自作出了自由的决议（爱沙尼亚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通过的），决议要求把某些类型的本国同胞强行迁移到遥远的异乡西伯利亚去。而且是永久性迁移。永远不许他们再回到祖国来（这就清楚地表明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国家的政府有多大独立性，也可以看出那些不争气的、不中用的本国同胞是多么激怒了政府）。要流放哪些类型的家庭呢？1．罪犯的家属（只把家长弄到集中营去累死还不够，还必须把这些家庭的全部种子都根绝掉）2．富裕农民（这一措施大大加速了波罗的海沿岸已经时机成熟的农业集体化）和他们的全部家属（在里加大学读书的学生是在他们的父母从农村被抓走的当天夜晚从学校宿舍被抓走的）；3．由于某种原因逃脱了一九四0年、一九四一年及一九四四年的铁篦子的、漏网的头面人物和要人；4．一般对现政权抱有敌意而未能及时逃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家庭，或者与当地积极分子有私仇的家庭。

为了避免损害我们共同的大祖国的声誉，也为了不给西方的敌人以可乘之机，这项决议未在报上发表，也未在各共和国内部公布，而且在强制迁移的当时也没有向被迁移者宣布。只是在到达目的地之后，在西伯利亚的警备队内才对他们宣布。

放逐的组织工作效率，这个时期比以前放逐朝鲜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时已大有提高，已经总结并且掌握了宝贵经验，这时已不需要按天计算，甚至不必按小时计算，而是可以按分计算了。实践经验表明：从夜间的第一次敲门声开始，到全家人的最后一只鞋后跟迈出家门槛，走入黑暗的夜幕，登上卡车止，只要二十到三十分钟就足够了。在这几十分钟时间内，被叫醒的家庭能够作到：穿好衣服，弄明白自己是要被永远放逐，在放弃一切财产要求的文件上签字，把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叫到一起，收拾几个小包袱，然后根据命令走出家门。（不必担心留下来的财产会发生混乱。押解人员一走，财务局的代表便会立即来清点物资，填写没收物品清单，全部财产将由委托商店根据清单出售，售款上缴国库。我们无权指摘他们清点财物时曾往自己腰包里装点什么或者从“小道”运走点什么。其实，他们大可不必这样做，因为人民政权的任何成员只要在委托商店再要一张发票，就可以用微不足道的一点钱“合法”地把他需要的任何东西拿回家去。）

在这二十到三十分钟的时间里人们能够想到些什么？怎样选择和决定最需要的东西？有一个中尉奉命强制迁移一户人家（这家里有个七十五岁的老奶奶，母亲五十岁，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和一个二十岁的儿子）。他向这家人建议说：“一定要把缝纫机带上！”谁能想到：后来这一家人就靠了这台缝纫机才得以活命声

不过，这种快速强制迁移的办法有时也对受害者有利：它像是一阵旋风，过后就不见了。最好的笤帚也会漏掉一些东西的。有的妇女恰巧那几夜没在家里住，旋风过后又回到本村来了。她便到财务局去请求打开家门上的封条，财务局也居然就给她打开了：随你去住吧，再发布命令时再说！

运牲口的列车车厢并不大，运马时定额是八匹马，运士兵时定员三十二人，运囚犯要装四十八，而运塔林地方的特种移民时则装五十人。仓促间没有对车厢进行必要的改装，人们请求在车厢的底板上打个洞，以备大小便用，但这也没有及时批下来。只放一个普通水桶当马桶。它很快就满了，溢出来弄脏人们的随身行李。从上车的最初一分钟起，这些双足哺乳动物就被迫忘掉男人与女人的区别。最初一天半，他们被锁在车厢里，没有水喝，没有饭吃，婴儿饿死了。（这一切我们早已在本书中看到过，在两章之前，对吗？二十年之前如此……此时仍然如此……）火车在尤列密斯特车站上停了很久，车厢外面不断有人奔跑，敲打着车厢板呼叫姓名，妄想给车里的熟人送点吃的或其他物品。但是，这些人马上就被驱散了。锁在车里的人却在挨饿。等待着这些衣着单薄的人们的是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

中途才开始分发面包。在几个车站上给了菜汤喝。所有列车都是开往远方的：新西伯利亚州，伊尔库茨克州，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边区。只是巴拉宾斯克一处就运来五十二个车厢的爱沙尼亚人。用了十四昼夜才到达阿钦斯克。

是什么东西在这绝望的路途中支持这些人活下来的？那不是信仰，而是仇恨所带来的希望：“这些家伙快完蛋了！今年就会发生战争。秋天我们就能返回故乡。”

无论在西方世界，还是东方世界，任何一个过着和平生活的人，对于关在铁笼子里的这些人的这种想法都不可能同情，不可能理解，也许还不能原谅。前面我已提到，我们在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五0年也曾这样相信过，盼望过。那些年代这个制度之不公正、二十五年刑期以及重返古拉格群岛的命运已经使忍耐达到最高点，达到了一触即发的、爆炸性的、武装警卫也无能为力的最高点。（一般地说，如果一个制度是不讲道德的，那么它属下的臣民也就可以对它不承担任何义务了。）需要把人们的生活糟踏到什么程度才会使牢房、囚车和运牛车里的千百万人把绝灭性的原子战争看成是唯一出路而祈祷它发生啊？！……

但是，没有人哭。谁也没有哭。仇恨能够烧干人的眼泪。

爱沙尼亚人在路上也考虑另外一件事：西伯利亚人将怎样迎接他们？一九四0年时期西伯利亚人对放逐来的波罗的海沿岸人是进行掠夺的——勒索他们，一件皮大农只换给半水桶土豆。（当时我国的衣着褴褛的人们确实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来的人看成资产阶级分子了……）

这一次，一九四九年，事先对西伯利亚人进行了宣传：运来的都是些坏透了的富农分子！但是，从火车上下来的“富农”却个个衣衫破旧，被折磨得不成样子。身体检查时俄罗斯护士们意外地发现这些妇女都很干瘪瘦弱，她们抱的小孩连一块干净尿布都没有。爱沙尼亚人被分配到人烟稀少的集体农庄去、一当地的西伯利亚农庄妇女背着领导给这些特种移民送来她们仅有的东西：半公升牛奶、一块菜饼或者一块黑面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