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知道的权利只是要求修鞋、看病。但叫到医生那里——你别高兴，在那里，这种卢宾卡的机械性会特别使你感到惊奇。医生的目光中不仅没有关切，甚至 连普通的注意都没有。他不是问：“你哪里不舒服？”，因为字太多，而且说这个句子不能不带语气，所以他就斩钉截铁地说：“不舒服？”，如果你开始过分详细 地说起病情来，他便打断你。清楚了。牙齿？拔掉。可以上点砷制剂。治疗？我们这里不治疗。（因为这会增加瞧病的人次并会造成好像有点人情味的环境）。

狱医是侦查员和刽子手的最好帮手。遭毒打的人在地上苏醒过来便听到医生的声音：“可以接着干，脉搏正常。”关了五昼夜的冷禁闭室后，医生瞧着冻僵了的 赤裸身体说：“可以接着关。”毒打致死——他签署笔录：因肝硬变、血管梗塞死亡。紧急叫去抢救监室中垂死的人，——他都不慌不忙。谁要表现得不一样，我们 的监狱就不要。哈兹医师在我们这里是挣不到外快的。

但是我们的“耳目”，对权利知道得比较清楚。（据他说，他受侦查已经有十一个月了；把他叫去审讯都在白天。）瞧，他又出来请求记下他的名字——要见典 狱长。怎么，要见全卢宾卡监狱的长官？是的。于是记下了他的名字。（晚上熄灯后，侦查员们已经就位的时候，便会把他叫去，他回来时将带着马合烟。）当然， 做法很粗拙，但暂时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来。完全改用窃听器开支也太大，一百一十一间监室总不能整天都窃听。那怎么行！安插“耳目”比较省钱，今后还会长时 期利用他们。但克拉马连科很难对付我们。有时他使劲听我们谈话，急得出了汗，但从脸上看出来什么也没有听懂。

还有一个权利——呈递申诉的自由（代替我们从外面进来以后失去的出版、集会和投票表决的自由）！每月两次，值早班的问：“谁要写申诉？”于是有求必应 地把所有要写的人都登记上。在白天把你叫到一间隔离室去关在那里。你想给谁写就可以给谁写——可以写给各族人民的父亲，中央委员会、最高苏维埃、贝利亚部 长、阿巴库莫夫部长、总检察署、军事检察总署、监狱管理局、侦查处，可以对逮捕、对侦查员、对典狱长提出控诉！——在所有的情况下，你的申诉都不会有什么 效果，它不会附入任何案卷，而读到它的最高级的人物就是你的侦查员，但你却证明不了这一点。而且多年连他也不会读到，因为根本谁也不可能读到它；在 7X10厘米的一小块纸上，比早上给你上厕所的稍大一些，当你用笔尖开了花的或者弯成小钩的钢笔，往泡着破布的或加了白水的墨水瓶蘸上墨水，刚刚划上 “申……”——字母已经在那可恶的纸上化了开来，于是“诉”字已经写不到行里，而纸的另一面也都已经渗透了。

也许你还有另外一些什么权利，但值日官闭口不言。而且即便你不知道这些权利也不会有多大损失。

点名过去了，一天开始了。侦查员已经就位。维尔图海用十分神秘的方式传唤你：他只说出头一个字母（是这样叫法：“谁是C开头的？”“谁是Q开头的？” 有时还说成“谁是AM开头的？”），而你却应当表现出机智，马上把自己贡献出来。采取这种办法是为了防止看守出差错：喊出的姓名不是在这个监室里，这样我 们就会知道还有谁也在蹲监牢。但是，我们虽然同整个监狱隔离，却并没有失去监室间的信息。为了尽量多塞人，犯人经常倒换。而每一个倒换的人就把原来监室积 累的全部经验带到新监室去。例如，我们只蹲在四楼，却知道地下监室的情形，知道一楼的隔离间，知道集中关着妇女的二楼的黑暗，知道五楼的双层结构，知道五 楼最大的号子——百十一号。在我之前，这个监室里关过一个儿童文学作家邦达林，在此以前他在关女犯的那一层里和一个波兰记者一起蹲过一阵，而这个波兰记者 更早以前曾经同保卢斯陆军元帅一起蹲过一阵，于是我们也都知道了关于保卢斯的一切详细情况。

传讯时间过去了——留在监室里的人们的漫长而愉快的一天便开始了。它因有着许多好机会而生辉，却并不因有许多义务而变得过分黯淡。属于义务之列的有每 月两次用喷灯烧铁床（火柴在卢宾卡是绝对禁用的，要想点火抽烟，我们必须在门上的旋转口打开时耐心地举起一根手指，请求看守给火——而喷灯却放心地委托给 我们使用）。——还有一件好像是权利但又搞成很像义务的事：每星期一次单个地叫到走廊里去用钝推子推胡子，——还有一项义务，是擦亮监室里的镶木地板（泽 -夫总是逃避干这种活，因为它像任何劳力活一样贬低他的身份）。我们由于饥饿很快就端起气来，不然倒是可以把这项义务算成是一种权利——它是那么愉快而有 助于健康的工作：光着一只脚踩着板刷向前——而身子则往后仰，然后相反，一前一后，一前一后，别苦恼，别发愁！光滑如镜的镶木地板！波将金公爵蹲的监狱！

而且我们已经不再挤在以前的六十七号里了。在三月中旬又给我们增加了第六个人，因为本监狱既没有紧挨着的板铺，又没有睡在地板上的习惯，所以就把我们 全体成员转到五十三号的漂亮房子去。（我竭诚劝告；谁没有在那里住过——就去住一住！）这不是监室！这是给高贵的旅行家当卧室用的宫廷内室！“俄罗斯”保 险公司在建筑大楼的这一侧时不顾造价，把一层的高度提到五米（咳，方面军反间谍机关的首长就会在这里叮叮铛铛搭造四层的板铺，保证可以容纳下一百个人）， 还有那窗户呀！——看守站在窗台上几乎够不到上面的通风小窗，光是这种窗户的一扇就顶得上居住房间的整个窗户。只有那挡住窗户五分之四的宠口的铆接钢板， 才使我们想到我们不是住在宫殿里。

但是，在晴朗的日子，卢宾卡大楼内院的六层或七层楼的某一块玻璃，仍然能把一团惨淡的次生的太阳光班反射到我们窗户笼口以上的部分。对我们说来，这是 真正的小白兔“——一个可爱的生物。我们温情地注视着它在墙上爬行，它的每一步都充满着含义，它预告放风时间的到来，它报告到午饭时间还有几个半小时，到 吃午饭的时候它就从我们这里消失了。

总的说我们的好机会是：去放风！读书！彼此畅谈往事！倾听与学习！争论与受教育！而且作为奖励还将吃到有两个菜的午饭！真是不可思议！

卢宾卡下面三层楼的放风是不愉快的：把他们放到底下潮湿的小院子里——监狱楼房之间狭窄的天井的底部。可是，四、五层楼的囚犯们却被放到雄鹰栖息的高 台——五层楼的屋顶。混凝土的地面，三人高的混凝土墙，我们旁边是一个不带武器的看守，还有一个站在了望台上的持自动步枪的哨兵，——但空气是真正的，天 空也是真正的！“手背起来！两人并排走！不许说话！不许停留！”——但忘了禁止仰头！而你当然会时时地把头往后仰。这里你看到的不是反射的，不是次生的， 而是真正的太阳！永生不灭的太阳！或者是它透过春云洒下来的金光。

春天给所有人以幸福的许诺，而对囚犯的许诺更是胜过旁人十倍。啊，四月的天空呀！我现在身陷囹圄，这没有什么关系。我，看来不会被枪毙。然而我将在这 里变得更聪明。我将在这里懂得许多事情，苍天呀！我还会纠正自己的错误——不是在他们面前，而是在你——苍天的面前！我在这里明白了这些错误——我定会加 以纠正！

像从深坑里，从遥远的低层，从捷尔任斯基广场那里，向我们传来尘世的汽车喇叭一刻不停的嘶哑的鸣笛声。对于那些在鸣笛声中奔驰而过的人来说，汽车喇叭像是胜利的号角——而从我们这里却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渺小。

放风总共只有二十分钟，但围绕着它有多少事要操心呀，有多少事要赶紧做呀！

首先，利用放风的往返机会，摸清整个监狱的布局和这些屋顶小院的方位，以便将来出去以后，从下面的广场经过时，知道哪儿是哪儿，这是很有意思的事。一 路上我们要拐好多弯，我想出了一套这样的办法：从监室起开始记数，每向右拐一个弯加一，每向左拐减一。不管带着我怎样飞快地绕圈子，脑子里不要急着去想 象，只要抓紧时间算出加减的结果。如果途中你还在某个楼梯道的窗口看到斜依着高耸在广场上空的柱塔上的卢宾卡女河神塑像背部，并且还能记住这时的数字，那 以后你在监室中就能弄清一切方位，你便会知道你们的窗子是往哪里开的。

再者，放风时要做的事就是呼吸——尽可能集中精力地呼吸。

但在那里，在孤独中，在光明的天空下，也需要幻想一下自己未来的光明的、问心无愧的、无错误的生活。

但那里也是谈论最尖锐的题目最方便的地方。虽然放风时禁止谈话，没关系，只要会想办法——而且只有这儿你们的话才保险不会被“耳目”和窃听器偷听了去。

去放风时，我同苏济竭力凑成一对——我们在监室里也谈，但主要的东西喜欢在这里说。我们不是一见面就接近的，我们是慢慢接近起来的，但他已经来得及向 我讲了许多事情。跟他在一起，我学到一种新的特性：对于我过去从不打算了解的，而且似乎和我已经明确了的生活道路毫无关系的事情，能够耐心而认真地听取。 从童年时代起，我不知从哪里得知，我的目标就是要去研究俄国的革命史，其余的与我完全无关。为了理解革命，除了马克思主义外，我早就什么也不需要了：其他 一切缠身的东西，我一概弃之不顾。而现在命运使我同苏济碰在一起，他的生活领域与我完全不同，现在他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自己的种种事情，而他的自己的事情 就是爱沙尼亚和民主。虽然我以往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关心爱沙尼亚，更不用说资产阶级民主，但是我现在却在长久地聆听着他一往情深地讲述这个安详而勤劳的小 民族二十年的自由岁月，在那里有强壮的男人们，他们有着慢条斯理、脚踏实地的风习；倾听着从欧洲的最好的经验中提取出来的爱沙尼亚宪法原则，一百人组成的 一院制议会怎样根据这些原则进行工作；不知为什么，但这一切开始使我喜欢起来，所有这些也开始淹留在我的经验中。（苏济后来回忆我时，说我是马克思主义者 与民主主义者的奇怪混合物。是啊，当时在俄身上的确存在古怪的结合。）我乐意去了解他们的不幸历史：自古以来就被抛在条顿人和斯拉夫人两把铁锤之间的一块 小小的爱沙尼亚砧铁。从东方和西方轮番向它打击——而且看不到这种轮番打击的尽头，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完结。我们在一九一八年曾想猝然间拿下他们的国家。但 是他们没有屈服。这段历史大家都知道（或者完全不知道）。后来尤登尼奇蔑视他们有芬兰人的血统，而我们则骂他们是白匪分子，爱沙尼亚的中学生们却志愿报名 参加自己的军队。在四O年、四一年、四例年，都曾打击过它，一批子弟被俄国军队抓走，另一批被德国军队抓走，第三批逃进了森林。上年纪的塔林知识分子议论 说，但愿他们能从这可恶的轮子里挣脱出来，分立出去过自己的生活（做一个假设：他们的总理将是吉甫，而国民教育部长将由苏济来担任）。但是，无论邱吉尔或 罗斯福都不管他们的事，而“约叔叔”（约瑟夫）倒是关心他们的。我们的军队刚一开进，最初几夜就把所有这些幻想家们统统从他们的塔林寓所里抓走。现在他们 有十五个人关在莫斯科的卢宾卡，单个地分散在不同监室里，并依照五十八条2被指控有实行自决的犯罪意图。

从放风回到监室，每次都等于一次小逮捕。甚至在我们的宏伟壮丽的监室里，在放风以后空气也变得好象沉闷起来。要是在放风后能稍稍吃点东西多好呀！但不 要想、不要想这事！如果什么人接到外面送进来的牢饭，不知分寸，把自己的食物不是时候地摊在面前并动嘴吃起来，那他就要倒霉。没有关系，磨练一下自制力 吧！如果哪本书的作者坑害你，竟然津津有味地讲起吃食来——赶快把这本书扔掉！果戈理——扔掉！契诃夫——也扔掉！——讲吃讲得太多了！“他不想吃东西， 但他还是吃了（狗崽子！）一份小牛肉，还唱了啤酒。”读点精神方面的东西吧！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正是囚犯们该读的！但是对不起，这是他写的吧：“孩子们 挨着饿，已经有好几天他们除了面包和腊肠外什么都没有见到。”

卢宾卡的图书馆是它的光彩。诚然。图书馆女管理员叫人恶心——一个淡黄头发的身材稍具马形的女郎，她尽一切力量使自己不好看，她的脸搽粉摸得象是玩偶 的不动的假面具，嘴唇是紫的，而拔过的眉毛则是黑颜色的（一般说，那是她的事情，但要是出现一个俊俏姑娘，我们就会愉快些——也许卢宾卡的长官已经考虑到 了这一切？）。真是好极了：她每十天一次来取书的时候，还听取我们的预约！——带着那种没人味的卢宾卡的机械性听着，你弄不清楚——她听到这些作者名字没 有？听到这些书名没有？甚至不知道，她听见我们的话没有？走了。我们经历了几小时又不安又高兴的时刻。他们在这几小时内一页页地翻阅和检查我们交出的书： 找寻我们是否在字母下留下了制孔或圈点（有这样的狱中通信方法），或者用指甲在喜欢的地方划上记号。我们忐忑不安，虽然我们并没有干这种事，可是突然会来 人说，发现了圈点。而且他们总是对的，而且总是不需要有什么证据的，于是我们就会被剥夺三个月的读书权，弄不好全监室还会转入禁闭待遇。这是我们还没有掉 进劳改营的深坑以前，在狱中度过的最美好光明的月份，如果没有书看，真是太遗憾了！是呀，我们不仅是担心，我们心里还突突直跳，好象年青的时候发出一封情 书后等待着回答：会不会有回答？将是什么样的回答？

最后，书来了，它们决定着以后十天的日子如何过：是把更多的劲使在读书上，还是因为送来了一堆无聊的东西，我们多谈谈话。监室里有多少人就给送来多少本书——这是切面包人的计算法而不是图书馆管理员的计算法：一人——一本，六人——六本。人多的监室就占便宜了。

有时候，女郎意想不到地送来我们预约的书！但即使把预约置之不顾，结果反正也是有意思的。因为大卢宾卡的图书馆本身就是稀见之珍。它的馆藏大约是没收 来的私人藏书；它们的收藏者已经见上帝去了。但主要的是：国家安全机关挨个地检查和阉割国内所有图书馆，一连搞了几十年，可是却忘了翻翻自己的怀里——所 以在这里，在这个老窝里，倒可读到扎米亚金、皮利尼亚克、潘捷列伊蒙·罗曼诺夫的作品以及梅列日科夫斯基全集中的任何一卷（有的人开玩笑说：我们被称作死 人，所以才让看禁书。我则想，卢宾卡的图书馆管理员根本不懂得给我们看的是些什么东西——懒惰加无知）。

午饭前的这几小时读得特别起劲。但书里的一句话就足以使你跳起来，把你从窗口赶到（边，从门边赶到窗口。想告诉别人你读到的内容和你的看法，于是争论就开始了。这正是想尖锐地争论的时候！

我们常常同尤里·叶夫图霍维奇发生争论。

我们五个人被转移到宫殿般的五十三号的那个三月的早晨，我们屋里送进了第六个人。

他进来了——像一个影子，好像皮鞋踩在地板上都没有声音。他进来了，怕自己站不住，把背靠在门框上。监室里的灯已经熄了，晨光昏暗，但是新来的人并不睁大眼睛，他眯着眼。他沉默着。

看他军衣和裤子的呢料，既不能把他当成苏联军人，又不能当成德国军人，也不能当成波兰或英国军人。脸型是长的，很少俄国气质。瞧他有多么瘦呀！因为消瘦看上去很高。

我们用俄语问他——他不作声。苏济用德语问他——他也不作声。法斯坚科用法语、英语问他——他还是不作声。只是逐渐地在他那疲惫不堪的发黄的没有生气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一生中所看到的唯一的这样的笑容！

“人们”……他微弱地说出这个字，像是从昏迷中刚刚苏醒，或者像是昨夜通宵等待着枪决。他伸出了一只软弱枯瘦的手。手里拿着一个破布小包袱。我们的 “耳目”已经明白这是什么东西，就奔过去抓住了小包袱，放在桌上打开——那里有二百克的清淡烟叶，马上给自己卷了一支四倍大的烟卷。

这样，尤里·尼古拉耶维奇·叶夫图霍维奇蹲过了三星期的地下隔离室后，出现在我们面前。

从一九二九年中东铁路冲突时期起，国内流行着一支歌曲：

“挺起钢铁般的胸膛把敌人扫荡，

二十七师守卫着边防！”

国内战争时期建立的二十七步兵师炮兵团长是前沙皇军官尼古拉·叶夫图霍维奇（我记起了这个姓名，我在我们的炮兵教科书的作者中看到过它）。他同形影不 离的妻子坐在宿营车里越过伏尔加和乌拉尔，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在这个宿营车里，他的儿子尤里，生于一九一七，革命的同龄人，度过了自己最初的几年。

从那遥远的时候起，他的父亲在列宁格勒定居下来，在军事学院教书，生活条件优裕，又有名气，儿子也在指挥人员学校毕丁业。芬兰战争时期，尤里争着要去 为祖国打仗，但父亲的朋友们把他安插在集团军司令部里当副官。尤里尽管没有爬向芬兰的地堡群、没有在侦察中陷入包围、没有在狙击手的子弹下趴在雪地里挨 冻，但红旗勋章——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端端正正地别到了他的制服上。他就这样结束了芬兰战争，认为它是正义的，认为自己也在战争中出了力。

但是，在下一个战争中他就没能这么顺利了。尤里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让他穿上被俘德国军官的制服，带上他的证件，派去进行侦察。他完成了任务，为返回部队而换上了苏军制服（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可这时自己又当了德军的俘虏。他被送到了维尔纽斯郊区的军官集中营。

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一个对他整个的人——他的命运，他的信念，他的激情起决定作用的事件。这个集中营里的两年生活使尤里里里外外变了样。这个集中 营的实况，既不能用现成字眼编造，也不能用三段论法搪塞—一在这个集中营里是应当死去的，如果没有死，就应当从中做出结论。

可以活下来的有营警——从俘虏中选任的营内警察。当然尤里没有去当营警。活下来的还有炊事员。翻译员也能活下来——德方搜罗这类人才。尤里的德语说得 很好，但他没有露底。他懂得，当翻译就不得不出卖自己人。还可以去干挖坟的活儿来延缓自己的死亡，但那里用的是比他更结实更灵活的人。尤里自称是个美术 家。确实，在他的多方面的家庭教育中也有绘画课。尤里油画画得不坏，只是因为想仿效他引以自豪的父亲，他才没有进美术专科学校。

在工棚里拨给了他与另一个老年画家（可惜不记得姓名）一个小单间，在那里，尤里为德国管理人员无偿地画画——“尼禄的盛宴”、“埃尔弗神的环舞”，给 他送来吃的作为酬劳。被俘军官们从早上六点钟起就带着小饭锅站队等候领取一碗浑汤，营警用棍棒打他们，厨子用长柄勺子打他们——而这碗浑汤是不足以维持人 的生命的。尤里从他们那个小单间的窗里每天黄昏所看到的，是他的画笔应当描绘的唯一的画面：傍晚的薄雾笼罩在沼泽旁的草地上，草地用带刺的铁丝网围起来， 上面燃着许多篝火，篝火周围——过去是俄国军官现在是野兽的生物们在啃着死马骨头，烤着土豆皮做的饼子，拿马粪当烟抽，被虱子咬得不断地扭动身子。这些两 足动物还没有都死光。他们也还没有都失掉了讲话的能力，从篝火的深红色的反光中可以看出，为时已晚的彻悟怎样透过他们那些向着尼安德特人“退化的脸。

难咽的苦水！尤里保全了生命，但生命本身对他已无足珍惜。他不是一个轻易同意忘却的人。不，他侥幸活下来了—一他就应当作出结论。

他们已经知道，各国俘虏中只有苏联俘虏这样活着，这样死去，——谁也没有比苏联俘虏遭遇更坏的，问题并不在于德国人，或者不光是在于德国人。甚至波兰 人，甚至南斯拉夫人得到的待遇也要好得多，更不用说英国人、挪威人了——他们身边堆满了国际红十字会寄来的东西、家里寄来的东西，他们干脆不去领取德国的 口粮。在几个集中营挨着的地方，盟军战俘出于善心把施舍物扔过铁丝网送给我们的人，我们的人一哄而上，象一群狗扑去抢骨头。

俄国人撑持了整个战争——而俄国人却得到这种命运。为什么会这样？

从不同的方面逐渐地得到了解释：苏联不承认旧俄在海牙战俘公约上的签字，那就是说，在战俘待遇方面不承担任何义务，也不要求保护被俘的本国人。苏联不承认国际红十字会。苏联不承认自己的昨天的士兵：在他们当了俘虏后给予支持，对苏联没有什么好处。

于是，热情洋溢的十月革命同龄人的心冷下来了。在工棚的小屋子里，他同那老年画家交锋、争吵（尤里很难理解，进行抵抗，而老头儿则一层一层地揭开）。 这是怎么回事？——斯大林？但是把一切都算在斯大林一个人帐上、算在他那两只短手的帐上不太多了吗？结论只做一半——等于没有做。那其余的人呢？斯大林左 右的、下面的、祖国各地的——总的说祖国允许用她的名义讲话的那些人们呢？

如果母亲把我们卖给了吉普赛人，或者更坏些，扔给了野狗，那该怎么办才对呢？难道依然把她当母亲吗？如果妻子上窑子去卖淫——难道我们还忠贞不渝地同 她结合在一起吗？背叛了自己士兵的祖国——难道这还是祖国吗？……尤里彻头彻尾地变了！他曾非常钦佩父亲——而现在却诅咒他！他第一次想到，他的父亲实质 上背叛了自己对培育了他的那个军队的誓词，——背叛了，为了去建立现在这个出卖了自己士兵的制度。尤里为什么要以誓词同这个出卖人的制度相联系呢？

当一九四三年春天第一批白俄罗斯“兵团”的招募人员到集中营来的时候，——有的人为了免于饿死应募去了，而叶夫图霍维奇则是抱着坚定的决心和明确的认 识去的。但他在，团里没有呆多久：皮之不存，毛何足惜。他现在已经不隐瞒他通晓德语了，不久来了一个头头——一个奉命建立一所军事间谍速成学校的家住卡塞 尔市郊的德国人，任用了尤里为自己的主要助手。这样就开始了尤里未预见到的堕落，开始违背初衷。尤里满怀解放祖国的热望——却被派去训练间谍——德国人有 自己的计划。而界限在什么地方呢？……到哪儿为止就不可再往前走了呢？尤里成了德军的中尉。他现在穿着德国制服在德国往来，他到过柏林，访问过俄国的流亡 者，读到了从前读不到的布宁、纳博科夫、阿尔丹诺夫、安菲捷阿特罗夫的作品……尤里满以为所有这些人的作品、满以为布宁的作品每页都是俄罗斯今日的创伤。 但他们是怎么啦？他们把自己享有的无可估价的自由浪费到什么上头了？又是女人的肉体、情欲的爆发、落日的余辉、贵族头部的美、陈年的笑话。看他们写出的东 西，好象俄国从未发生过革命或者他们太没有能力谈这件事。他们让俄国的青年们自己去找寻生活的方位。尤里就这样上下求索，急于看到，急于知道，同时照俄国 的老传统越来越经常越来越深地把自己的矛盾惶遽沉浸到伏特加酒中去。

他们的间谍学校是怎么回事呢？当然根本不能算个正式的间谍学校。在六个月里只能教会学员跳伞技术、爆破作业和使用电台。对他们也并不太相信。把他们派 遣出去是为了张扬对俄国人的信任。而对于那些奄奄待毙无人问津的俄国战俘来说，这些学校，照尤里的意见，倒是一条很好的出路：小伙子们在这里可以吃饱喝 足，穿上暖和的新衣服，而且所有的口袋里还装满苏联货币。学员们（以及教员们）做出一切将如此这般的样子：他们将在苏联后方制探情报，炸毁指定目标，用无 线电密码进行联系，然后回来。而他们经过一下这个学校只是为了逃脱死亡和俘虏生活，他们想活下去，但不能以在前线向自己人开枪作为代价。

我们的侦查机关当然不接受这种理由。有了大写字母罪名的家属在苏联后方本来就活得够好，他们还有什么权利想活下去呢？这些小伙子不肯拿起德国卡宾枪这 个事实，也根本不承认有什么意义。他们玩的一场间谍游戏，被安上最重的五十八条6，还加上进行破坏的图谋。这就是说：一直关到断气。

他们通过战线之后，他们的自由选择就取决于他们的习性与认识。梯思梯和无线电台，他们全都马上扔掉。不同的只是：立即就向当局投诚（像我在集团军反间 谍机关里所见到的那个翘鼻头的“间谍”那样），或者先用白得的钱来吃喝玩乐一番。只是谁也没有经过战线再回到德国人那里去。

突然，在一九四五年新年前夕，一个勇敢的小伙子回来了，并报告说任务已经完成（你去核实吧！）。这是不寻常的。头头确信他是“死灭尔施”打发回来的， 决定把他毙了。（忠于职守的间谍的命运！）但尤里坚持说，相反地应当奖励他并在学员面前抬高他的地位。归来的间谍请尤里一起喝酒，那人喝得脸通红，隔着桌 子弯过身来向他吐露了真情：“尤里·尼古拉耶维奇！苏联指挥部答应原谅您，如果您自己马上投到我们那边去、”

尤里浑身战栗起来。一股暖流化开了已经硬如铁石、枯若死灰的心。祖国？该诅咒的、不公正的但仍然是那么亲爱的祖国呀！原谅？还可以回到家里去？漫步石 岛大街”？这有什么奇怪，我们毕竟是俄国人呀！你们原谅我们，我们回去，而且还将是了不起的好人！……离开集中营后的一年半没有给尤里带来幸福。他没有后 悔。但也没有看到前途。他同和自己一样惶惶不可终目的俄国人聚在一起喝酒的时候，清楚地感到：脚底下没有支撑地方，反正这不是正经生活。德国人按自己的目 的随意支使他们。现在，当德国人显然已经打输了战争的时候，正好尤里有了一条出路；头头喜欢他，曾吐露真情说，在西班牙他有一个留做退路的庄园，帝国完蛋 时两人可以一起躲到那里去。可是桌对面坐着一个喝醉了酒的同胞，他不怕掉脑袋地向他进行劝诱：“尤里·尼古拉耶维奇！苏联指挥部重视您的经验和知识，想通 过您学习德国情报机关的组织经验……”

叶夫图霍维奇犹豫不决了两个星期。但当苏军在维斯拉河彼岸发动进攻时，在把学校撤退到后方的途中，他下令队伍拐进一个僻静的波兰小庄园，在那里叫全校 站队集合，他宣布：“我决定投到苏联方面，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于是这些又可怜又可笑的乳臭未干的间谍们，一小时以前还装作忠于德意志帝国的样子，现在 兴高采烈地欢呼起来“乌拉！我们一起去！”（他们向着自己未来的苦役喊“乌拉！”……）

于是，他们的间谍学校便全体隐藏起来，直到苏军坦克的到来，然后是“死灭尔施”的到来。尤里再也没有看见自己的伙伴们。把他单独隔离，要他在十天之内 把学校的全部历史、教学大纲、破坏任务都写出来，而他也真的以为是需要“他的经验和知识……”甚至已经讨论了回家探望亲人的问题。

只是在卢宾卡他才明白过来：甚至在萨拉曼卡，离自己的涅瓦河也比现在近一些……他可以期待的是枪决或者怎么也不会少于二十年。

祖国的炊烟对于人的诱惑就是这样不可抗拒。牙齿的神经没有杀死以前，总会有感觉，大约我们在吞下砒霜以前也总会响应祖国的召唤。为了治这个毛病，《奥德赛》中的洛托法吉人知道有一种莲子……

尤里在我们的监室里总共只住了三个星期。在这三个星期里我们一直同他争论。我说我们的革命是非常好的和正义的，可怕的只是在一九二九年把它歪曲了。他 带着遗憾的神色瞧着我，抿了抿神经质的嘴唇说：在着手去搞革命以前，先应当在国内把臭虫弄干净！（他与法斯坚科殊途，但在某一点上却奇怪地同归了）。我 说，在很长时期内我国管大事的都是具有崇高胸怀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他说——同斯大林是一根藤上结的瓜，从一开头就是（至于说斯大林是个匪徒，我与他 没有分歧）。我推崇高尔基：多么聪明的人！多么正确的观点！多么伟大的艺术家！他反驳说：一个渺小的乏味透顶的人物！虚构出一个自我，又为自我虚构出一些 英雄，所有的书也都是彻头彻尾的臆造。列夫·托尔斯泰——才真是我们的文学之王！

由于这些每日的争论，因年青而容易急躁的争论，我同他没有能够进一步接近，彼此的否定，多于彼此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