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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处以“最高措施”(2)


 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呢?人们曾是怎样等待的?他们曾有什么感觉?他们曾有什么想法?他们曾作出什么样的决定?他们是怎样被带走的?他们在最后的时刻所感觉到的是什么?……究竟怎么样把他们……这个……的?

人们渴望钻到幕后去看看,这种想法是自然的。(尽管他们认为这种事情当然永远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而经历过的人所讲的也不是最后的时刻,这也是自然的——因为他们被赦免了。

往后如何,刽子手们知道。但刽子手不会说。(那个克列斯特监狱的著名的辽沙叔叔,他把犯人的手拧到后面,戴上手铐,如果被带走的犯人在夜间走廊里大声 喊出“永别了,弟兄们!”便用一团东西塞进他的嘴里——他干吗要向我们叙述呢?他现在大概还衣冠楚楚地在列宁格勒大街走来走去。如果你在岛上的啤酒店里或 在观看足球赛时碰到他,你就问问吧!)

然而,刽子手也不彻底知道一切。在故意开动的某种机器的轰隆声伴随下,子弹无声无息地从手枪筒出来往后脑门飞去,他对自己做的事情注定是懵懵懂懂。彻底情形连他也不知道!彻底知道的只有死者——那就是说谁也不知道。

诚然,还有艺术家——对于直到射出子弹、套紧绞索前的情形,他能够模模糊糊地但或多或少知道一点。

我们也就是从被赦免的人和艺术家们那里得知死牢的大体情景的。例如,我们知道,犯人们夜里不睡觉,而是等待着。只在早晨才安下心来。

纳罗科夫(马尔琴科)写了一部叫做《虚量》的长篇小说,因为预先打定主意一切要像阳思妥耶夫斯基那么去写,而且把死字写得比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要令人心碎,令人感动,所以就把这本书写坏了,但枪决的场面,在我看来是写得很好的。不能核实,但令人相信。

比较早的一些艺术家,例如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的猜测,现在已经不禁散发着克雷洛夫时代的气息了。是呀,哪个幻想家能够想象得出譬如三七年的死囚牢房 呢?他一定会去编织心理学的细绳:是怎样等待的?是怎样倾听的?……可是谁能预见到并向我们描述死囚们的这样一些出乎意外的感觉呢;

1.死囚受寒冷之苦。只能睡在水泥地上。窗口下是零下三度(斯特拉霍维奇)。还没有枪毙,你就冻坏了。

2.死囚受拥挤和憋气之苦。一间单人监室要塞进七名(从来不少于此数)、十五名或一十八名死囚(斯特拉霍维奇,列宁格勒,一九四二年)。他们就这样几 星期或几个月挤压在一起!所以你那七个吊死者的恶梦又算得了什么!人们想的已经不是死刑,怕的不是枪决,而是——现在怎样伸伸腿?怎样转个身?怎样吸口空 气。

一九三七年,在伊万诺沃的各监狱里——内监、第一监狱、第二监狱和羁押所,同时关押的犯人达四万名,虽然这些监狱原定的总容量未必达到三、四千名—— 在第二监狱里,把受侦查的、已到劳改的、死囚、得到减免的死囚、还有小偷,都混合关在一起——他们一连几天在大监室里紧贴在一起站着,以至手都不能举起或 放下,而被挤到板铺边的,则有可能折断膝盖。这是在冬天,为了不致憋死,犯人们挤掉了窗上的玻璃(在这个监室里,有一个已被判死刑的白发苍苍的俄国社会民 主工党一八九八年的党员阿拉雷金,在等待处决,他于一九一七年的《四月提纲》以后离开了布尔什维克党)。

3.死囚受饥饿之苦。他们在死刑宣判以后要等待那么久,所以他们的主要感觉已经不是枪决的恐怖,而是饥饿的折磨:什么地方能找点吃的呀?亚历山大·巴 比奇一九四一年在克拉斯诺雅尔斯克监狱的死牢里呆了七十五昼夜!他已经完全屈服了,他等待枪决,好像是等待自己那坎坷一生的唯一可能的结局。但他饿得浮肿 了——这时,他由枪决被改判为十年劳改——自此以后,他就开始了自己的劳改营生活。——一般说坐死牢的时间有什么样的最高纪录?谁知道最高纪录?……弗谢 沃洛德·彼得罗维奇,死囚监室的室长(!),在那里蹲了一百四十昼夜(一九三八年)——但这是不是最高纪录呢?我国科学的光荣瓦维洛夫院士等待枪决等了几 个月,差不多快有一年;他作为死囚被撤退到萨拉托夫监狱,被关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地下监室里,当一九四二年夏获准减刑而转到普通监室的时候,已经不能走路 了,放风时把他抬着出去。

4.死刑犯受无医疗救助之苦。奥赫里缅科因长时间坐死牢(一九三八年)得了重病。他不仅没有被送入医院,而且医生好长时间都不来,来了也不过监室,不 看也不问,就把药粉从栅栏门里递进去。斯特拉霍维奇的脚开始出现水肿,他向看守说明了这个情况——却派来了……一名牙医。

就算医生来过问病情,他是否应当治疗死因呢,就是说是否应当延长他等待死亡的时间呢?或许医生的人道精神应当表现为坚决要求尽早处决?请看斯特拉霍维 奇描述的又一个场景:医生走进监室,一边同值班员谈话,一边用手指头点着死囚说:“死人!……死人!……死人!……”(他这是挑出营养不良症患者指给值班 员看,坚决反对继续这样折磨人,该到枪决的时候了!)

真的,为什么要把他们留得那么久呢?刽子手不够吗?这个问题要和下述情况一并考虑:监狱当局向许多死囚提出建议甚至请求他们在赦免请求书上签名,如果他们过于执拗,不愿再作交易,则往往代替他们签名。而公文旅行起来起码得几个月。

原因大概在这里:死牢是两个不同部门的交接点。侦查和审判部门(我们听军事庭的审判员说,这两个部门是一家)追求的是破获骇人听闻的要案,并且必须判 给罪犯以应得的惩罚——枪决。但死刑判决一经宣布,一经记入侦查审判机关帐本上的资产项目下——他们对这些称为已决犯的刍狗再也不感兴趣了;实际上并没有 什么大逆不道的事,这些被判了死刑的人到底是留下来活着还是死掉,对国家生活不会有任何影响。他们就被交给了监狱部门全权处理。监狱部门是附属于古拉格系 统的,它已经是从经济观点来看待犯人了,对他们有利的数字——不是多枪毙一些,而是多给群岛送去一点劳动力。

大楼内监监狱长索科洛夫就是这样来看斯特拉霍维奇的。他在死因监室里呆得实在无聊了,请求给点纸张和铅笔进行科学工作。起初他写了一本《论液体与在其 中运动的固体的互相关系》、《弹射器——弹簧和缓冲装置的计算》,后来写了《稳定性理论基础》。这时,便单另把他关进一间单独的“科学”监室,伙食也改善 了,从列宁格勒前线开始送来指定项目,他为他们设计了《对飞机的立体射击》——结果是日丹诺夫决定把他的死刑改为十五年劳改(但是这全怪从“大后方”来信 太慢:不久就从莫斯科送来普通的减刑决定,它要比日丹诺夫的慷慨些:总共只有十年)。

斯特拉霍维奇的所有狱中笔记本现在都完整无缺地保存着。而他的铁窗中的“仕途”于此刚刚开始。他不久后就开始领导一项苏联最早的涡轮喷气发动机的设计。

对于数学副教授A·H·ll·,侦查员克鲁日科夫(木错,不错就是那个小扒手)决定为私人目的在死牢里加以利用:因为他是个函授大学生!他时常把ll·从死牢里传来——让他代替自己(甚至还替别人)解算测验作业中的复变函数论习题。

所以世界文学对临死前的痛苦懂得些什么呢?……

最后(恰夫达罗夫的叙述),死牢可以利用来作为侦查的组成部分,作为施加影响的方法。突然把两个不肯招认的犯人(克拉斯诺雅尔斯克)传去“审判”, “判处了”死刑,转入死囚监室。(恰夫达罗夫无意中透露了一句:“对他们的审判其实是做戏。”但是,在任何审判都是做戏的情况下,该用什么词儿称呼这种假 审判?舞台上之舞台?戏中之戏?)让他们在这儿饱尝一番死囚生活的滋味。然后派几个耳目,假装也是死囚,放进牢里。这些人忽然纷纷表示悔悟,说自己不该在 侦查时顽固不化,请求看守转告侦查员,愿意在任何文书上签名。于是让他们签署了请求书,然后在大白天把他们带出死牢,这表示不是拉去枪毙。

而那些作为这场侦查游戏的对象的真正的死因,看到别人如此悔过和被赦,心中必定会有所触动吧。这一套把戏算是导演付出的额外开支。

据说,后来当了元帅的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一九三九年两次被押进森林里去摘夜间的假枪毙,枪口对准了他,然后放下,又押回监牢。这是作为侦查方法采用的“最高措施”。也没有什么关系,事情过去了,照样活得不错,也没有怨言。

被拉去杀头的时候,人差不多总是俯首听命的。死刑判决怎么会有这样的催眠作用呢?受赦免的人们往往回想不起他们的死囚监室里有什么人进行过反抗。但是 这种情形也是有过的。一九三二年在列宁格勒的克列斯特监狱里,死囚们夺下了看守们的手枪,并且用它们射击。从此以后,便采取了这样的办法:在监视孔里看准 了该抓走的人以后,五个不带武器的看守一下子闯进监室,一齐扑过去抓一个人。监室里有八至十名死囚,但是每个人都已经向加里宁呈递了上诉,每个人都期待得 到宽恕,因此:“今天你死吧,我还要活到明天。”他们让开路,袖手旁观怎样把死期已到的人反绑起来,他怎样叫喊求救,怎样把儿童玩的小皮球塞到他嘴里去。 (瞧着儿童玩的小皮球,难道你会猜想到它的各种各样可能的用途吗?……对于讲解辩证方法的教师是一个多好的实例呀!)

希望啊!你更多地使人坚强还是使人软弱?如果在每个监室里死囚们都协力把前来的刽子手掐死——这不比向全俄中执委上诉能够更可靠地使死刑终止吗?已经到了坟墓的边缘——为什么不反抗呢?

但是,难道在被逮捕时不是也同样没有任何指望了吗?然而,所有被捕的人都是在希望的境界里,象割掉了脚似的用膝盖匍匐爬行。

瓦西里·格里戈利耶维奇·弗拉索夫记得,在宣告判决后的夜里,当四支手枪从四面摇晃着把他押过黑沉沉的卡德镇时,他的想法是:千万别用陷害的方法马上把他毙了,假冒说是在他企图逃跑的时候开枪的。可见,他还不相信自己的判决!还希望活下来……

现在把他关在民警所的一个房间里,让他躺在一张办公桌上,两三个民警在煤油灯光下不断在这里值班。他们彼此间议论:“一连四天,我听呀呀呀,还是没有闹明白:为了什么把他们判刑的?”——“唉,不是咱们的脑瓜子弄得清楚的事情!”

在这个房间里,弗拉索夫住了五昼夜:他们在等待批准判决,以便在卡德镇就地处决:很难再往远处押解死刑犯。有个人用他的名义发出了一封请求赦免的电 报:“我不承认自己有罪,请求保留生命。”没有答复。这些日子,弗拉索夫的手一直抖得厉害,以至拿不起匙子,只能用嘴直接从盘里喝汤。克留根前来嘲弄了一 番(在卡德镇案件以后不久,他从伊万诺沃调到了莫斯科。在这一年,古拉格天空中的这些血红的明星上升和下坠得都很急速。他们也被抖落到那个深坑里去的时候 快要到了,但他们自己却不知道)。

无论批准死刑还是赦免的通知都没有收到,只好把四个被判死刑的人犯押送到基涅什马去。用四辆中型卡车来运他们,每辆车上装着一名犯人和七名民警。

在基涅什马把他们关在修道院的地下室(摆脱了僧侣思想的修道院建筑术对我们大有用处!)。在那里又增加了另外一些死刑犯,用囚犯车辆运到了伊万诺沃。

在伊万诺沃监狱的大院里单独挑出了三名犯人:萨布罗夫、弗拉索夫和另一批中的一个,其余的立刻就被押走了——那就是说,押去枪决,免得增加监狱的负担。弗拉索夫就这样同斯米尔诺夫诀别了。

留下来的三个人,在十月的阴冷潮湿的第一监狱院子里关了四个小时,这时间,一批批犯人被带走、送来和搜查。实质上还没有证据表明今天不会枪毙他们。萨 布罗夫有一刻以为是来带去枪决(实际上是带到监室去)。他没有叫喊,但把旁边的人的手掐得那么使劲,使那人痛得叫了起来。警卫拉着萨布罗夫在地上拖着走, 用刺刀在后面推着。

这个监狱里有四间死牢——与儿童监室和病号监室同在一个走廊里!死牢有两道门——一道是带有旋转孔的普通木门,一道是铁栅栏门。每个门都有两把锁(看 守和看守长各持一把,必须两人在场才能把门打开)。四十三号监室隔壁就是侦查员办公室,死囚们在等待处决的过程中,夜里还得听受折磨者刺耳的喊声。

弗拉索夫进的是六十一号监室。这本是一个单人监室:长五米,宽稍多于一米。两张铁床用厚铁固着在地上,每张床上头对脚地躺着两个死囚,还有十四个人横卧在水泥地上。

留给每个人不到一平方俄尺的地方来等待死亡。虽然早就知道,连死人也有权得到三俄尺的土地——即使这样,契诃夫还觉得太少哩……。

弗拉索夫问,是不是马上就要枪毙。“瞧我们早就蹲在这里,仍然活着……”

于是开始等待—一像已经知道的那样:大家整夜不睡觉,垂头丧气地等待着押出去处死,倾听着走廊里的声(由于这种拖长的等待,人们反抗的能力更加低落 了……)每逢白天有什么人得到赦免,到夜里人们就特别紧张:那个人高兴得嚎啕着走了,而在监室里,恐惧的气氛变得更加浓重——因为与赦免一起,今天也一定 驳回了什么人的请求,因此夜里会来把什么人带走。

有时夜里门锁响了,人们的心吓得要蹦出来。带我吗?不是我!!而看守打开木门却是为了一件屁事:“把东西从窗台上拿掉!”这一开门不打紧,可能使所有 十四个人都早死一年;也许,再这样开上五十次门——那就不需浪费子弹了!——但是多么感谢他呀,原来平安无事:“马上就拿走,首长公民!”

早晨上厕所回来,解除了恐惧后,他们开始入睡。然后,看守送来一桶烂菜汤,说了声“早上好!”按照狱规,第二道门,即铁栅栏门,只有在监狱值班员在场 下才能打开,但谁都知道,人们总是要比自己的规定和条令好一些,也懒一些——值班员不出面,看守总是单独走进早晨的监室,并且完全按人之常情,不,要比普 通的人之常情更可贵!——向犯人们打招呼说:“早上好!”

向死因们打这样一声招呼比向人世间任何人打这样的招呼更加善良!怀着对这个声音的温暖和对这桶稀汤的温暖的谢意,他们现在可能入睡,直到中午(只有早 晨他们才吃得下东西!白天睡醒后,许多人已经吃不下东西了。有的人收到家里送来的食物——死刑判决亲属们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一这些食物就成了监室 里的公有物,但却放着没人碰,在恶浊潮湿的空气中腐烂)。

白天,监室中还有一次小小的活跃。看守长进来——或者是阴沉的塔拉干诺夫,或者是使人有好感的马卡罗夫——供给写请求书用的纸张,问有钱的人要不要委托从小卖部代买烟抽。这些问题显得或者太野蛮,或者过分地人道:故意做出根本不把他们当做死因的样子?

犯人们拆下火柴盒子的底,画上点子做成骨牌玩。弗拉索夫对别人讲述合作社的事情,这些事情在他嘴里总是带着喜剧的色彩,因而他自己也逐渐松弛下来。 (他关于合作社的故事是很出色的,值得单独叙述。)有一个叫雅科夫·彼得罗维奇·科尔巴科夫的犯人,是苏多格区执委会主席,是一九一七年春天在前线入党的 布尔什维克,他蹲在这里已有几十天,毫不改变姿势,两人抱紧脑袋,肘靠在膝盖上,老是盯着墙壁上的某一点(他回忆中的一九一七年春天一定是轻松愉快 的!……)。弗拉索夫的爱说话使他生气:“你怎么能这样?”——“你是在做上天堂的准备吧?”——弗拉索夫反唇相讥,即使在…一句急促的话里也还保持着北 俄人的浓重地方口音。“我只拿定一个主意——我要对刽子手说:我死亡的罪人就是你一个!不是审判员,不是检察长;——就你一个,现在你背着这个包袱活下去 吧!—一如果不是你们这些自愿的刽子手,也就不会有死刑判决!让他杀吧,毒蛇!”

科尔巴科夫被枪决了。被处决的还有康斯坦丁·谢尔格耶维奇·阿尔卡季耶夫,前亚历山大罗夫区(弗拉基米尔省)地政局长。同他的诀别不知为什么特别沉 重。半夜里警卫队来了六个人带他,厉声地催促,而他这个温和的有教养的人,久久地在手里转着、揉着帽子,拖延离别的时刻——一离别尘世最后的一些人的时 刻。当他说出最后的“永别了”这句话的时候,嗓音几乎已经完全没有了。

当点出牺牲者名字的最初一刹那间,其余的人顿觉轻松(“可不是我!”)—一但是人一被带出去,大家马上变得未必比那个被带走的人轻松些。第二天整整一天,留下来的人注定是说不出话,也吃不下东西。

然而,那个捣毁了村苏维埃的格拉西卡却吃得很多,睡得也很香,在这里也按农民的方式安居下来。他好像不能相信也会被枪毙(他果然没有被枪决,换成了十年)。

某些人在同监人的目睹下三四天内就变得须发尽白了。

当这样旷日持久地等待死亡的时候——头发出长起来了,于是全监室就被带去理发,带去洗澡。监狱生活遵守着它的常规,不管有什么判决。

有的人已经语无伦次,神智混乱,但他们照样还得留在这里等待自己的命运。有谁在死囚牢房里发了疯,就疯疯癫癫地被枪决。

得到赦免的通知也来得不少。革命后第一次施行十五年和二十年的刑期,正好是在一九三七年秋天开始的,它们代替了许多枪决。也有改判为十年的。甚至有减 为五年的。在奇迹的国度里也可能发生这样的奇迹:昨天夜里还是罪该处死的人,今天早晨——幼儿园的刑期,轻罪犯人,而且在劳改营里还有得到免看押待遇的机 会。

在他们的监室里,有一个六十岁的库班人、前哥萨克大尉B·H·霍缅科,他是“监室的灵魂”,如果死牢里也可能有灵魂的话:他时常说笑话,胡子里露出微 笑,不让人看出心里有痛苦。一早在俄日战争以后,他已经不适于行伍生活,成了养马业的专家,在省自治局任职,到了三十年代,在伊万诺沃地政局下头担任“工 农红军马匹补给督察员”,责任是注意使军队保证得到良好的马匹。他被捕入狱并被判处枪决,是因为他曾暗害性地建议阉割不满三岁的马驹,从而“损害了红军的 战斗力”。——霍缅科提出了上诉。过了五十五天,看守长进来向他指出,他在上诉书上写的机关不对口。霍缅科当下就把纸贴着墙用看守长的铅笔涂去了原来的机 关,改写成另一个机关,好像这是一张申请买一盒香烟的条子。这张涂改得歪七扭八的上诉书又旅行了六十六天,因而霍缅科等死已经等了四个月。(等上一两年又 有什么——我们大家不都这样成年累月地等着死神这个斜眼的家伙!难道我们的整个世界不就是一座死牢?……)结果给他的批复是——完全恢复名誉!(在这时期 内,伏罗希洛夫正好下了这样的指示:在不满三岁时进行阉割。)一会儿是人头落地,一会儿是欢天喜地!

赦免通知下来的不少,许多人抱着越来越大的希望。但是弗拉索夫把自己的案情以及主要是在法庭上的行为与别人对照,认为自己的情节比较严重。同时,总得 枪毙些什么人吧?至少半数的死囚总该处决吧?他相信自己一定会被枪毙。只想即使如此也决不低头。他性格中固有的那种不顾死活的气质重新聚积起来,他下定了 放肆到底的决心。

正好碰到了一个机会。伊万诺沃国家安全局侦查处长钦古利巡视监狱时,不知为什么(多半是为了刺激刺激神经)让人打开他们监室的门,自己站到门槛上。他说起什么事情,问道:

“这里谁是卡德镇案子上的?”

他穿着一件短袖绸衬衫,这种衬衫当时刚刚出现,人们还觉得它像女人穿的。他自己身上或者是他的这种衬衫上散发出甜滋滋的香水气,直冲到监室里去。

弗拉索夫敏捷地跳到床上,尖声大叫:

“这是个什么殖民军官?!滚蛋,杀人犯!!”并且自上而下用力地、浓浓地往钦古利脸上啐了口唾沫。

而且——啐中了!

而那个人——擦了下脸,后退了。因为他只有和六个警卫人员一起才有权进入这个监室,而且也还不知道究竟有没有这种权利。

明智的家兔是不应当这样做的。如果现在你的案子正好在他手里,而能否得到赦免也正是取决于他,那怎么办呢?须知他不是无缘无故地问:“这里谁是卡德镇案子上的?”大概正是为此而来的。

但是,已经达到了极限,这时候一个人已经不愿意,已经厌恶充当家兔。这时候家兔们的脑子亮堂了,他们懂得了所有家兔的用途只是供给肉和皮毛,因此项多只能赢得延缓死期,而不会赢得生存。这时候忍不住要呐喊:“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要枪毙就赶快!”

在等待枪决的四十一天中,正是这种愤恨感越来越强烈地控制住了弗拉索夫。在伊万诺沃的监狱里曾经两次建议他写赦免请求书——他都拒绝了。

但在第四十二天上,他被叫到隔离室去向他宣布,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定对他免处极刑,改判为二十年劳动改造营监禁,刑满后剥夺权利五年。

脸色苍白的弗拉索夫苦笑了一下,但甚至在这种场合也还有说的:“奇怪。我被判刑是因为我不相信社会主义能在一国胜利。但是,难道加里宁相信吗?如果他认为,经过二十年在我们国家里还需要有劳改营……”

经过二十年——这在当时看起来是远不可及的。

奇怪,就是过了三十年劳改营也还是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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