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营区杂役即使能够不染指于普遍的偷窃，他也几乎不可能忍得住不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获取其他好处——不按顺序进“休息点”、病号的伙食、最好的服 装、换洗的内衣、工棚里的铺位。我不知道也想象不出这么一个圣洁的杂役，面前摊着一大堆好处，竟然一把不捞，一尘不染。其他杂役对这样的人一定会存戒心， 一定会把他挤下去！个个都会享受点好处，也就是占苦力们一点便宜，哪怕是间接地、拐弯抹角地、连自己也不知道地。

营区杂役要不昧良心，难呐，很难响。

要知道，还有一个问题呢，那就是他取得这个位置所采取的手段问题。单靠硬碰硬的专业知识（像医生和许多生产杂役那样），在营区里机会不多。因残废而当 上这个差事，也还算一条无可非议的正道。但经常地是靠“教父”的保举。当然还有些似乎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途径：靠监狱里的！日相识，或者靠小集团的集体支持 （多数是民族集团。某些小民族在这方面特别有办法，一般都挤进了杂役的位置；共产党员也是如此，他们心照不宣地互相提携入

还有一个问题：他爬上去之后，对其他人，对灰色牲畜们抱什么态度？有好多人变得不可一世，好多人变得粗鲁凶暴。我们本是同根生，好花能有几口红，这些道理，他们忘得一干二净。

最后还有一个最崇高的问题：即使你对囚犯弟兄们没有做过一点坏事，可是你为他们做过哪怕一件有益的事没有呢？你哪怕有一次利用自身的地位去捍卫过公众的利益吗？或者从来只是自顾自的？

把“盘剥”、“骑在脖子上”之类的责难加在生产杂役身上恐怕怎么说也是不公正的：不错，做苦工的人们的劳动没有得到报偿，但是这并不因为是养活了生产 杂役。生产杂役的劳动也没有得到报偿，一切也流进了同一个无底洞。可是其他一些道德上的疑问仍然存在：在生活条件上占便宜实际不可避免；获得合适安排的路 子未必总是清白；还有那趾高气扬的神气。此外永远有一个最崇高的问题：你为公众的利益做了些什么？哪怕做了一点点？哪怕做了一回？

要知道，能回忆出自己曾为普遍的利益做过哪些事的，确有人在，如瓦西里·弗拉索夫那样的。这些头脑清楚、精明干练的人物善于绕过劳改营的专横统治，致 力于组织公众的生活，一方面使得大家不至于全都死掉，同时也叫托拉斯和劳改营都上点当。这些人是不把自己的职位看作个人的饭碗而看作是对当牛做马的囚犯们 承担的重任和义务的群岛上的英雄——把这样的人称做“杂役”，连舌头都打不过转来。这一类人在工程师当中最多。光荣归于他们！．其余的人则无光荣可言。更 没有什么可以树碑立传的。逃避了低级的奴隶劳动、没有汗流满面地砌砖，并不见得比伊万·杰尼索维奇高贵。什么“我们这些脑力劳动者干一般劳动要消耗双重能 力：一份用于劳动本身，一份用于停不下来的思考和感受，所以我们逃避劳动，让粗人们去流汗是合理的呀！”……之类的论证大可不必去拼凑了。（我们的能力消 耗是不是双倍的还大成问题呢。）

是的，一个人要想能在劳改营里拒绝任何“安排”，任凭重力把自己拖到最底层，他就需要有十分沉毅的灵魂，十分豁亮的意识，他的刑期必需已经服了大半，此外恐怕还需要有家里经常寄来的包裹。否则这样做就等于直接的自杀！

正如老劳改犯列-夫怀着感激和负疚的心情所说的：我今天活着，这就意味着另一个人替我上了那天夜晚处决的名单；我今天活着。这就意味着另一个人替我在底舱里被憋死。我今天活着，这就意味着我得到了那个饿死的人缺少的两百克面包。

这里所写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责难。这本书已经决定的并将坚持到底的方针是：一切受难者，一切受压榨者，一切被迫做出残酷抉择的人，与其应受怪罪，毋宁应受辩护。比较正确的作法是……为他们辩护。

但是，在原谅自己在毁灭和得救之间做出抉择的同时，请不要健忘地朝那个必须在更凶险的条件下进行抉择的人扔石头吧。

你们在本书中已经遇到过这样的人，以后还会遇到。

群岛是一个没有文凭的世界，在这里是以自我介绍当证件的。犯人身上没有带着任何证件，包括学历证书。每进入一个新的劳改点，打算这一次把自己说成什么人，全靠你自己发明。

医助、理发员、手风琴演奏员——我不敢再往上说了——在劳改营里都是很占便宜的。如果你是洋铁匠、玻璃匠、汽车修理工，也不会倒霉。但如果你是一个遗传学家或更糟糕地是一个哲学家、语言学家、艺术家——你就完了。过两个星期就会死在一般劳动里。

我曾有好几回想说自己是个医助。有多少文学家、多少哲学家在群岛上靠走这条道保住了性命。但每一回都下不了决心——并不是害怕那个浮皮潦草的考试（我 有一般受过教育的人具备的医学知识，此外还懂得几句拉丁文，满可以唬住那些老粗），怕的是给别人打针，而我一点也不会。如果医学里只剩下药面、药水、热敷 和拔罐——我一定决心走这条路。

有了新耶路撒冷那一段经验，我懂得了当生产指挥员是个恶心差事。到了第二个劳改营——莫斯科市内的卡卢加关卡劳改营，我一跨进门坎，在门房里就扯谎说 我是个定额员（这个名称我还是在劳改营里头一回听说的；我八辈子也不知道制定定额是怎么回事，但是我的指望在于，它是跟数字沾边的工作）。

为什么一进门就要扯这个谎，而且恰好是在门房里呢？这是因为劳改工段长涅维任少尉，一个高个子的面色阴郁的驼背，尽管夜深了，仍然直接跑到门房来调查 新到犯人情况：他天亮就要决定怎样分派他们的工作，他就是这么一个办事认真的人。他皱着眉头审视了一下我的掖在皮靴筒里的马裤、长下摆的军大衣、急切地渴 望效劳的面部表情，提了个把有关定额的问题（我自以为回答得很巧妙，后来才知道涅维任听了两句话就看穿了我），结果我头天早晨就没有到营外去劳动，这表明 我取得了胜利。两天以后他指派我当了……不，不是定额员，再往高里说！——当了“生产主任”，比派工员还高一级，是所有作业班长的上司。我褪下了马套包， 钻进了牛轭头。我来以前根本没有这个职务。可见我在他们眼里是多么忠实的一条狗！而且涅维任还会把我调理成一条更好的！

但是上帝保佑了我，我的官运又一次吹台了：没过一个礼拜，涅维任因为偷窃建筑材料被撤了职。这是一个很有威力的人，他的眼神几乎具有催眠的力量。他用 不着提高嗓门整个队列都会鸦雀无声地听他说话。凭年龄（五十开外），凭劳改营工作经验，凭残忍性，他早就该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将军了。听说他很早就已经是 中校，然而总是克制不住偷窃的嗜好。因为他是“自己人”，从来没有被交到法庭审判，但每次都被暂时撤职，每次都降一级。可是连在少尉这一级上他也没有站 住。接替他的米罗诺夫中尉缺乏教育者的耐心，而我自己也接受不了他们要我当一把铁榔头的想法。米罗诺夫各方面对我都不满，连我写得铿锵有力的报告他也恼怒 地推到一边：

“你连写报告也不会，文笔疙里疙瘩。”他把帕夫洛夫工长写的报告递给我看，“瞧瞧人家内行人写的：

“对于计划完成情况下降的个别事实进行分析时发现：

1．建筑材料数量不足；

2．由于作业班工具供应不充分；

3．技术人员对各项工程组织得不够；

4．安全技术也没有被遵守。”

文笔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一切毛病都出在生产领导方面，而劳改营领导毫无责任。

不过这位帕夫洛夫，前坦克手（平时也带着软盔），说话也是这个风格：

“如果您了解爱情，请您向我证明，爱情是什么。”（他所议论的是他熟悉的题目：凡跟他接近过的女人对他都赞不绝口，在劳改营里这种事情是不大避人的。）

第二个星期我就丢人视眼地被轰下去干一般劳动。派了这位帕夫洛夫顶替了我的角儿。我没有和他争位子，对于被撤职也没有反抗，因此他没有派我去挖土，而是编进了漆工班。

然而我当官的这一段小小的过场却使我在生活条件上得到了固定的好处：身为生产主任，我自然住进了专为杂役准备的房间。这种享受特权的房子全营一共有两 间。帕夫洛夫当时已经住在另一间相同的房子里，我被罢官以后没有出现对我那张床位的有资格的要求者，所以我仍在那里住了几个月。

当时我看重的只是这个房间在生活方面的优越性；不是“小车厢”，而是普通的床；床头柜是两人用一个，而不是整个作业班一个；白天房门上锁，可以把东西 留在房里；最后，还有一个半合法的电炉，不需要到院子里去挤着使用那个公用的大炉子。我当时看重的只是这方面，因为我仅仅是我自己的被压迫和吓坏了的肉体 的奴隶。

但是现在，当我产生了把那间屋子的同住者写出来的欲望的时候，我才懂得了它最主要的好处在什么地方：像空军将军别利亚耶夫和内务部官员季诺维也夫（即 使不是将军，也差不了好多）这样的人物，除了在这个地方，无论凭个人的意向还是在社会的迷宫里，我一辈子既不会也不能和他们接近。

现在我知道了，一个作家决不应被愤怒、厌恶和轻蔑之类的感情所支配。你火冒三大地顶回了什么人的话吗？结果你没有听完、没有抓住他的观点的体系。你出 于厌恶而躲避什么人，从而一个你完全陌生的性格就从你身边溜走了，而那正是你有朝一日用得着的典型。不管为时多么晚，我终于发觉并认识到了，我一向只把时 间和注意力放在那些令我赞赏，令我愉快和令我同情的人们的身上，因之我观看社会如同观看月球，永远是从一个方面。

但正如月球以其微微的晃动（“天平动”）向我们显示出其背面之一部一样，这一间畸形人的屋子也向我略微揭开了几位前所不知的人物的面纱。

每一个新入营的人在头一天、在头一次出工站队时就决不会没有注意到空军少将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别利亚耶夫（在营里大家都叫他“将军”）。他在黑灰 色的浑身虱子的劳改犯大队里特别显眼的地方不仅是他的高大匀称的身材，以及那件莫斯科大街上也见不到的十分高级的八成是外国货的皮大衣（穿这样的大衣的人 是坐小卧车的），更主要的是他那心不在焉的特殊神气。即使是一动也不动地站在劳改犯的队列当中，他也有办法显示出自己与康集在他周围的劳改贱民没有任何关 系，显示出他至死也不明白自己是怎么落到他们中间来的。他直挺挺地站着，眼光越过人群的头顶朝前望，好像是在检阅我们看不见的另一处的阅兵式。开始出工， 门卫用小板子在走出营门的五列纵队最外面一排的人的脊背上点数，这时别利亚耶夫（他走在生产役班里）尽力避免走在外面一排。如果碰上了，通过门岗时他总是 轻蔑地耸肩、扭身，用整个的脊背显示出他对门卫的蔑视。而那人果然不敢碰他。

我认识将军还是我当生产主任的时候，也就是当大官的时候，情形是这样：在工程办公室里，他当助理定额员，我看到他在抽烟，走过去对火。我客气地先取得 同意，朝他的办公桌俯下身去，别利亚耶夫以明确的动作把自己的纸烟抽回去，躲开我的烟头，好像怕我给它染上细菌。他掏出了一个阔气的镀镍打火机，摆在我面 前。情愿让我弄脏、弄坏他的打火机，也不能降低身份伺候人——为我而拿着香烟！这下把我搞得很难为情。对每个厚着脸皮要求对火的家伙，他总是把贵重的打火 机朝他面前一放，用这办法彻底压垮他，打消他再次要求对火的念头。当他自己正用打火机点烟的时候，如果有人趁机请求借火并急着把香烟凑上去，他不慌不忙地 熄灭打火机，合上盖子，然后放到请求者的面前。这是叫你们更清楚地懂得他做出的牺牲的分量。挤在办公室里的自由人工长和犯人作业班长如果找不到别人对火， 宁愿到大院里去借火，也比求他舒服。

我现在和他住在一间屋里，而且床挨床，所以能够发现，他处在犯人的地位时支配着他的主要感情是嫌恶、轻蔑和易怒。他不但从来不去劳改犯食堂（“我连它 的门在哪儿都不知道！”），而且除了那份口粮面包之外，从不让同屋的普罗霍罗夫从食堂给他端来任何煮的食物。然而整个群岛上像他这样作践这份可怜的口粮的 犯人还能找到一个吗？别利亚耶夫小心地拿着它，好像它是一只癞蛤蟆。要记住它曾是被许多人的手碰过的，是用木筐抬来的。他用刀子把六面都消掉—层，连皮带 瓤。削下来的这六个薄片他从来不送给请求者——普罗霍罗夫或者那个老值日员，而是亲自扔进林水桶。有一次我鼓起勇气问他为什么不给普罗霍罗夫。他骄傲地仰 起留着极短的银白寸发的头（留得很短，使它又像是一种发式，又像是劳改犯的光头）：“我在卢宾卡的一个同监难友有一次求我；把您喝剩下的汤送给我！我听了 浑身别扭！我见不得人类的屈辱！”他不肯把面包送给挨饿的人，是为了不让他们蒙受屈辱！

将军之所以能如此容易地保持他的高傲，是因为紧挨营门有一个四路无轨电车站。每天正午，我们从劳动区回生活区午休，将军的夫人便会走下门岗外的无轨电 车。她用保温瓶带来热腾腾的午餐，这是一小时前在将军家里的厨房里做好的。工作日不让会见，保温瓶由狱吏转交。但每逢星期天他们可以在门房坐半小时。据说 夫人每次离去都是泪流满面：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把一周来他的高傲的受难的灵魂中郁积的一切全都朝她发泄出来。

别利亚耶夫有一条观察得很正确：“在劳改营里保存东西或食品，简单地放在柜子里，简单地锁起来是不行的。柜子必须是铁的，而且必须铆死在地板上。”但 是他由此马上得出结论说：“劳改营是一百个人里头有八十个是痞子。”（他不说九十五，免得失去交谈者。）“如果我出去以后遇到这里的人，如果他朝我跑过 来，我就对他说：‘你疯了！我从来没有见过你！’”

“和别人同屋我实在受不了！”他说（同屋者才六人）、“要是我能锁上门一个人吃饭该多好！”这不是暗示我们在他吃饭的时候应当走出去吗？他特别想单独 吃饭！——是因为今天他吃的东西和别人的有天壤之别？或者单纯因为他那个圈子里的人都有避开饥饿者的眼睛大吃大喝的老习惯？

另一方面，他倒很爱和我们谈话，看来他不见得真的喜欢住单间。但是他所喜欢的谈话方式是单方面的。他声音洪亮，充满自信，全是说他自己的事。“他们向 我提出过另一个条件比较舒服的营。”（我完全相信对他这样的人会提出几个劳改营供选择。）“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你知道，我……”“我在莫属苏 丹的时候……”

他当真到过许多地方，见过许多世面。他年纪不到五十，身体还很结实。只有一点颇为奇怪：他身为空军少将，但是从来没有谈过一次自己的战斗飞行，甚至一 次普通的飞行也没有谈到过。然而据他说他在战时担任过我国赴美空军采购团团长。美国显然使他惊异不置，他从那里也是满载而归的。别利亚耶夫从不降低身份向 我们说明他被捕的确切原因，但显然与这次美国之行或他关于此行的谈论有关。“奥采普建议我走一概相认的道儿，——（这就是说，辩护律师重复着侦查员的 话。）可是我说，让他们判我加倍的刑吧，反正我没有什么罪！”对于当局说来他的确没有什么罪，这是可以相信的；判给他的不是加倍的反而是减半的刑期——五 年。连对十六岁的嘴巴不谨慎的孩子判的也比这多。

看着这个人，听着他说话，我常常想：“时至今日依然如此！”这已经是在粗鲁的手指扯掉他的肩章（我想象他那时是怎样畏缩躲闪的！）之后，在搜身之后， 在站隔离室之后，在“乌鸦车”之后，在“背过手去！”之后了。他至今仍是连一点小事也不许别人回嘴，更不用说大事（大事他连谈都不和我们谈，除了一个季诺 维也夫。我们这些人都不配）。但是我没有见过他有一次能听取不是他e已发表过的见解。他纯粹不具备接受任何论报的能力！不等我们说出论据，他已经全知道 了。他以前当采购团团长——苏维埃赴西方的使者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准是一个衣冠楚楚、神秘莫测的白脸斯芬克斯，西方人眼里的“新俄”的象征。如果有什么事 求他，会怎么样？如果带着请求把头伸进他的办公室，会怎么样？天晓得他会怎样咆哮！天晓得他会怎样能人！如果他出身于军人世家，这类事还可以理解。但并非 如此！这种像喜马拉雅山那么高的自信是第一代苏维埃将军后天学会的。内战时期他在红军里还是穿树皮鞋的小鬼，连签自己的名字还不会呢。从哪儿这么快地学来 了这一套？……这是因为他一直处在特殊的圈子里——连乘火车，连住疗养所都永远在自己一伙人中间，永远在凭通行证出入的大铁门里面。

其他那些人怎么样？看来和他的相同点比不同点多。如果“三角形各角的和等于180”的真理妨害了他们的公馆、官衔、出国机会，那会怎么样？他们会砍掉画三角形的人们的脑袋！他们会推倒房屋的三角形山墙！他们会发布一个只许按弧度测角的法令。

有时候我又想，我自己怎么样？花二十年时间就一定不能把我也变成这样的将军吗？完全可能的。

我进一步仔细观察：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完全不是个坏人。他读果戈理的时候发出充满善心的笑声。如果情绪好，他还能把我们逗得乐不可支。他的嘲讽是有 才智的。如果我想在自己心里培养对他的憎恨，当我们并排躺在自己的床上的时候，恐怕是做不到的。不，他变成一个十足的好人的路并没有封死。但他必须经历许 多苦难，许多苦难。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季诺维也夫也不去劳改犯食堂，也想安排家里人用保温瓶给他送午饭。落在别利亚耶夫后面，低他一等——比挨刀割还难受。但形势严 重些：别利亚耶夫没有被没收财产，而季诺维也夫的财产部分被没收。他的现金、储蓄着来全被打扫干净了，只剩下一套阔气的高级住宅。但是关于这个住宅他可对 我们讲了个够！他一次又一次地讲，一讲就是老半天，津津有味地描绘洗澡间的每一个细部，知道自己的介绍会使我们得到怎样的享受。他甚至有一句格言。“四十 岁以上的人的价值是由房子决定的。”（所有这些话他全是当别利亚耶夫不在场时才讲，因为那个人可能连听都不听，那个人可能自己打开话匣子讲起来，只是不会 谈房子，因为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他宁愿再把苏丹搬出来讲一次。）但是据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说，老婆有病，女儿不得不工作，所以保温瓶没有人送。每个星 期天给他送来的牢饭也是很菲薄的。他只得带着破落贵族的骄傲忍受自己的现况。食堂他仍是不去，瞧不惯那儿的肮脏和吃饭时嘴里吧卿吧卿的粗人，但是无论菜汤 和稀饭都还是叫普罗霍罗夫给他拿到这间屋里来的，在这里的电炉上温热。他也很想把面包的六面都切掉一层，奈何他没有另外的面包，只好局限于耐心地拿着面包 在电炉上面烤，烤死面包六个面上由切面包工和普罗霍罗夫手上带来的微生物。他不去食堂，甚至有时候连菜汤也可以放弃，但是他还缺乏足以阻止他在这间屋子里 委婉地求乞的贵族的骄傲：“给一小块尝尝行吗？好久没吃过这个了……”

只要没有什么东西路着他，他总是过分夸张地温和而有礼貌。和别利亚耶夫的毫无必要的粗鲁摆在一起，他的彬彬有礼特别引人注目。他内心和外表都是一个十 分拘谨的人。吃饭细嚼慢咽，动作都是小心翼翼的，活生生的一个契诃夫的营中人。逼真到这种程度，以至其他部分都用不着描写了，一切如契诃夫的手笔，唯一的 不同在于他不是学校教师，而是内务部将军。在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打算使用电炉的时刻，你占用一秒钟也不可能。在他蛇一样的目光下你马上就会抽回自己的小 锅，如果不，他当下就可能说出难听话。星期天白天在大院里的漫长的点名，我有时试着带本书去（离文学远点的，每回都带物理学），躲在人背后偷偷读。哎哟， 这种违犯纪律的行为给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带来多大痛苦啊！竟然在队列里看书！在神圣的队列里看书！分明是故意显示自己的挑衅，炫耀自己的肆无忌惮。他不 正面制止我，可是眼睛这样瞄着我，这样痛苦地朝我撇嘴，哼哼卿卿、嘟嘟嚷嚷，结果别的杂役对我读书也感到腻烦得要命，我只好放弃书本，每回像傻瓜似地白站 个把钟点（在房间里头也读不成书，在那儿要听聊天）。有一回工程办公室一个女会计站队来迟了，杂役小队去工区的出发时间耽误了五分钟。小队本该走在上工队 伍的排头，现在却走在队尾。这本是平常的事，派工员和看守员连注意都没注意。但是身穿特殊的青灰色细呢军大衣、端端正正地扣着一项早已摘掉红星的保护包大 檐帽、戴着一副眼镜的季诺维也夫对迟到者发出愤怒的咝咝声：“见什么鬼你要迟到？！为你我们大家都走不了！！”（他已经不能再沉默！这五分钟他气都出不来 了！他病倒了！）那女的猛然扭过头来，两眼快意地闪闪发光，回敬他说：“马屁精！什么东西！乞乞科夫（为什么是乞乞科夫？大概是和别里科夫搞混了……）， 合上你那窟窿吧，……”还说了好些好些，再下去就该出脏字了。她只动用了她的灵牙利齿，并没有举起手——但看起来好像是在扇他的耳光子，因为他的乳白色的 姑娘似的脸皮上泛出红一块白一块的斑点。耳朵变成紫红色，嘴唇抽动着。他怒不可遏，可是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也没有抬起手来自卫。那天他对我诉苦说：“我这 个改不了的宜筒子脾气真是没有办法！我在这里也丢不掉守纪律的习惯。我不能不对别人提意见，加强周围的纪律性。”

早出工站队时他总是焦躁不安；他巴不得快些冲向工作地点。杂役小队一跨进工区他就故做姿态地赶到侵腾腾返方步的人们前头，差不多跑步走进办公室。他是 想让长官们看在眼里吗？这没有多大意思。是要犯人们看到他工作多忙吗？——这是一部分原因。而主要的、最真实的原因是想尽快脱离人群，脱离营区，把自己关 在计划科的安静的小房间里，在那儿……在那儿决不是做瓦西里·弗拉索夫做的那些事，决不为解救作业班里的难友们打主意，而是混钟点、抽烟、幻想再来一次大 赦，想象自己坐在另一张办公桌旁，在另一间办公室里，有好几个按铃，有好几部电话，有奴颜婢膝的女秘书，有站得笔直的来访者。

我们知道他的事很少。他不喜欢谈起内务部的往事，无论是级别、职务还是工作性质。这是前内务部人员普遍的“腼腆劲儿”。可是他身上的军大衣恰好是《白 波运河》一书的作者们描写的那种青灰色的。进了劳改营他也没有想到要从制服上衣和制裤上把蓝滚边拆掉。在受监禁的两年中，他连劳改营真正的老虎口的边都没 有挨到过，连群岛的无底深渊的气味也没有闻到过。送进现在这个劳改营自然是由他选定的：他的住宅离劳改营只有几站无轨电车的距离，在卡卢加广场附近。他没 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掉进底层，也没意识到现在周围的人对他多么敌视，所以在房间里有时也漏出一点底细：有一天说他跟克鲁格洛夫（那时候还不是内务部长）很 熟，另一次说跟弗连克尔、扎维尼亚会很熟，说的全是古拉格的大头头。有一回提到他战时领导过塞兹兰-萨拉托夫铁路很长一段的筑路工程，这么说是在弗连克尔 的古尔热德斯（铁道建设劳改营管理总局）里干过。“领导”这两个字可能包含些什么意思？他什么工程师也不是。那么说是劳改营管理局局长喽？是另一位可爱的 克莱因米海尔喽？就是从这样的高峰一下子鼻青脸肿地跌到几乎是普通囚犯的水平。他的问题是属于一百零九条，对于内务部来说，这意思是收受了超过级别所容许 的贿赂。因为是自己人，判了七年。（这表明他收受的贿赂够判二十年。）根据斯大林的大赦令，他剩余的刑期被减掉了一半，今后还得蹲两年多一点。但是他很伤 心——伤心得和被判了整十年一样。

我们房间的唯一的窗户是朝涅斯库奇内公园开的。窗外不远处，略低于窗口的树梢在随风摆动。景色不断在这里交替；暴风雪，解冻，新绿。当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没有受到什么刺激而只是感到淡淡的哀愁时，他往往临窗而立，眼望着公园，用轻柔好听的声音唱一支歌；

啊，睡吧，睡吧，我的心！

莫要把往事唤醒。

你说怪也不怪？——严然一位坐在客厅里的十分可爱的先生。可是他沿着自己的路基留下了多少囚犯的埋葬坑！……

汉斯库奇内公园靠近我们营区的一角，有几道小土岗把游人隔开，是块十分隐蔽的地方，如果不算我们这些剃光头的人能从窗口看到的话。五一节，有个中尉把 一个穿花布拉吉的姑娘带到这个隐蔽处所，他们避开了公园的游人，而对我们就像对猫儿狗儿的目光一样满不在乎。军官把他的女朋友平摊在地上，那女的也不是个 客臊的。

一去不返的莫再召唤，

往昔的爱情莫再留恋。

整个说来我们的小房间像是一个小模型。内务部官员和将军完全支配着我们。只有得到他们的允许我们才能在他们不用的时候使用电炉（它是人民的）。一切问 题全由他们决定：给房间通通风还是不通风，鞋放在什么地方，裤子挂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停止说话，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醒。沿着走廊走几步就是大统舱房 间的房门，那里面是吵嚷喧闹的共和国，那里面把一切权威都骂得狗屎不值；而我们这里却是享有特权的，我们依仗特权，也就必须尽力遵守法纪。自从我被踢进了 渺小的油漆班，我就一言不发了：我成了无产者，任何一分钟都可以把我推到大房间去。农民普罗霍罗夫名义上是生产杂役的“小队长”，实际是叫他担任一个侍候 人的职务——拿面包、端小锅、和看守及值日员办交涉，总之是做全部低贱的工作（这正是那个养活两个将军的农夫），所以我们这样的人就只能听命于两个独裁 者。但是伟大的俄国知识界在哪里呢？他们在瞧着什么呢？

普拉夫金一博士（他的姓并不是我臆造的！）神经病理学家，劳改营医生，今年七十岁了，这表明革命到来的时候他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是在俄国思想界最美 好的年代，在讲究良心、荣誉、爱人民的精神熏陶下成熟的人。请看他有怎样的仪表！在令人肃然起敬的硕大的头颅上飘动着灰白的银发，劳改营里的剃头推子也未 敢触动它（这是卫生科长恩准的优待）。他的肖像会使世界上第一流的医学杂志的封面生色！任何国家有这样一个卫生部长都不会觉得寒碜！他的庄重的大鼻子使人 们对他的诊断产生充分的信任感。他的一举一动显得尊严而稳重。博士的身躯如此奇伟，以至单人铁床几乎容纳不下，一部分只好悬在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