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帕克最后决定，让儿子到班加雷鞍具匠老贾漫那儿去学徒。看看会怎么样，他说，尽管能看出个什么结果，他并无把握。他这着棋不过是对自己心里头的疑惑的一个蹩脚的回答。斯坦的母亲有个堂兄是个鞍具匠。是个正正经经的人。皮革是诚实的，所以就让他跟皮革打交道吧。

“啊，为什么？爸爸！”男孩充满厌恶，拼命反对。“谁想当破鞍具匠？我不！”

“那你想干什么？”父亲问。

“反正不干这个，”男孩儿说。因为他不知道怎样做出一个更具体的回答。

他把头转过去，不想和父亲单独待在一起。他现在已经长成一个壮小伙子了，有时候显得很漂亮，脸红润润的，显得有点儿漫不经心。许多人会看在他那副生气勃勃的样子的份上，原谅他那些讨人厌的行为。他那令人赞赏的、母亲忍不住想要抚摸的头发已经变成深棕色，他健壮的体魄隐匿了任何毛病的踪迹。只有神经过敏的人才会对他的嘴角表示焦虑，或者在他相当大胆的眼神里，看出他们自己的痛苦的映像。

“不管怎么说，试一试吧，”父亲说。“不管城市有多大，鞍具匠总能有碗饭吃。”

男孩不吱声儿了。

他很快就到贾漫的铺子里去了，跟几只猫和一条不合群的老狗待在一起。腰里系着白布围裙，踩着地板上总是洒满了的强烈的阳光，把碎皮子扫到一起。雷也学手艺。不太忙的时候，贾漫先生就让他坐在他旁边的一条凳子上面，切图案比较简单的皮子，还学着用蜡线缝皮子。铺子里一股绪和新皮子的气味，每逢下午，闷得连气都喘不过来。雷·帕克觉得无法忍受他所发现的这种代替了勃勃生气的绝顶的单调，便经常到厕所，逃避这安安静静的场面。那儿，在刷白的木板墙和葡萄叶的隐蔽之下，单调的气氛是愈浓了，但那已经完全变成他个人的事情，因此也就可以使他获得新的力量。时间一点一点地磨蹭过去了。男孩摸着光溜溜的肚皮，瞧着自已。他很自信。如果机会到来，他什么都能得到。可是这样的机会会来吗？

有时候，他想起父亲和母亲，便怀疑这机会未必会到来。

父亲经常到铺子里来。可是谁也不会说他是来看儿子。他倒更像是来和别人聊天的。铺子里的人手都很粗糙。他们那么侵吞吞的——至少眼下是这样——连落在身上的苍蝇也不飞。他们讲起故事来很快就乱了套。等到结了一个又一个解不开的死结，他们就充满希望地再返回到先前的话头，以为还会找到这话题是从哪儿开始的。可是如果没聊出个结果，谁也不会再去找那话头。他们喜欢的是在阳光下聊聊当地的事情，交流交流感情。

瞧着鞍具匠那双手的人，很少有谁能意识到贾漫的徒弟是帕克的儿子。或者，如果意识到了他们也不说。由于某种羞涩，父亲不愿意把自己的儿子展示到众人面前，就好像不敢想象这个直溜溜的鼻子怎么会是从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有一回，在他要离开铺子的时候，他倒是确实当着别人的面和男孩说了句话，但是眼睛望着前方。

他说：“那个贝拉一胎生了两个牛犊，雷。”

说完就走出铺子。男孩脸涨得通红，看起来十分生气。他觉得高兴，父亲总算走了。

现在，雷很少回家，只是有时候星期天回来一下。他发现这所房子歪歪扭扭。尽管他在这几度过了他的童年、少年，但仍然不乏陌生之感。他这儿走走，那儿串串，觉得耳朵四周的空气都是凉的。似乎连院子里的鸡鸭给他让路时也跑得更快了。母亲喊他过来做些零七八碎的小事儿，其实那是借口。她只是想让他待在自己身边，指挥他，望着他那双眼睛，细瞅他皮肤上的毛孔，以及通过那些人们天生的、仿佛聋哑人似的比比划划，打开他那紧锁着的心灵。这时，她便以一种明显的友爱对待他，似乎这样就可以否认他曾经从她身边走开的事实。与此同时，又竭尽全力建立一种不可改变的关系，一种别人能够相信的关系。但是当他坐在厨房里，盯着什么东西——碟子里一块黄色的肥皂，或者匆匆忙忙插进花瓶里的一束刚采来的鲜花——无法帮助她完成这个计划时，他感觉到了她的失望。

尽管他那么不喜欢班加雷，家里对他来说更糟。他常常赶快穿着长衣裤从家里逃出来，踏上公路，和别的年轻人站在某个角落，或者经常待在那个十字路口的路标下面，消磨时间，或者等着瞧能发生点什么事情。

他们给他在班加雷的一所房子里租了个房间。那房子是一位姓诺思科特的老太太的。她的丈夫先前是铁路上的高级职员，现在已经死了。那所房子不大，但很体面，涂着一层厚厚的棕色油漆。房子一边有一个接骨木树丛，散发着一股污水坑的味道。雷。帕克的房间就在这面，窗户正对下一幢房子光溜溜的墙壁和接骨木的树叶摇曳着的光。这房间很僻静，对于他倒很合适。因为这个时候，他还很有几分羞怯。如果对面的墙上有窗户，他也不会朝里头瞥上一眼。眼前这堵光溜溜的墙似乎是一块屏幕，展示了他梦中的生活，但同时也隐蔽了他那不加掩饰的行为。有时候，他倚在窗口，抽着自己卷得挺松的纸烟，对着那堵光溜溜的、但是却以某种方式做出反应的墙壁，心想是否有某一个姑娘——最好门第比他高些——可能并不具备他所期望但又害怕的那种冷漠、直率，以及经验。他就那么站着，全神贯注地望着那多孔的墙面，眯起一双眼睛瞅着向上飘去的烟，就像他见过的抽烟人那样，从一个嘴角贪婪地、颇不雅观地吸着烟。

诺斯科特太太家的生活被一种棕色笼罩着。这是由家具的质地、墙以及诺斯科特老妈妈那张脸构成的——她一直就是那种皮肤呈棕色的女人。可是这男孩有一次确实从一个极其美丽、温柔的梦境中醒来。他极力想把这个梦境记下来，但是一开始只能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一点什么。他似乎一直坐在一张桌子前头——至少他相信是这样——那是一张简单的、自松木做成的桌子。许多脸孔向着他，尽管他分辨不出都是谁的面孔。有一只钟面，像所有那些东西一样，他可以接受，并且加以信任。他醒来以后，躺在那儿，瞅着那个瓷底座挺复杂的结实的盥洗盆，不知道该不该谴责这个梦境中的美妙以及让人深信不疑的朴素。

最后，他忿忿然，从让他赖在里头不起来的被窝里面钻出来，丢开那场他一直沉湎其中的美好的梦幻。他穿着衣裳，对已经看到的父母亲的优点谴责了一番。他一定要最终在感情上挫伤他的双亲。因此，梳那头硬发的时候，他很生他们的气。他想起母亲从窗口望过来，寻求解决某个问题的办法，父亲则沉思着斟词酌句，就好像这些词句是纠缠在一起的一张大网。他扔下梳子。他还小，看不出父母亲的缺点毛病。他没有什么可以原谅的。

他走进厨房外头一间黑乎乎的、棕黄色的屋子——或者说是早饭间。诺斯科特大妈已经给他准备了早饭：一块热好了的深棕色的排骨和一些蔬菜。

“哦，大妈，”他边说边像一匹小马似地甩动着胳膊腿儿，似乎是为了确信自己的独立自主。“睡得好吗？”

“不好，亲爱的，”她说。“我的胆结石病又犯了。折腾了整整一夜，睡得糟透了。我起来，把几个盘子弄热了，捂在肚子上。”

“您需要一只热水袋，”他说。

她没有答话，她还要想一阵子。

诺斯科特大妈患胆结石，她常常为此叹息不止。她是个相当孤独、甚至有点吝啬的老太太。为了在丈夫，那位已故的高级职员，生前那点儿积蓄的基础上再增加点收入，她揽点洗洗涮涮的活儿，还留了一个搭伙的房客。但是她的手患关节炎，不允许她干多少活儿。

她渐渐喜欢这个小伙子了。他也容纳了这种情感。因为，这种感情联系比要求双方必须有爱的那种关系容易保持。如果允许，妈妈也许会爱得把他吃了。但是，在这位老太太的有生之年，胆结石和关节痛将成为她生活中的主要矛盾。

“你应该注意一点儿自己的身体，”他说。“别于太多的活儿，吃完饭躺一躺。”

没人听从这种劝告，说一说当然不费吹灰之力。他坐在那儿剔牙缝里塞着的肉，甚至开始相信，他对诺斯科特大妈健康的关心是出于真心了。他那副铁石心肠似乎变软了一点儿。他感到，一种对于他想摧毁的东西的留恋爬上心头。有时候，他的确几乎为自己心灵深处的毁灭而哭出声来。如果他很有钱，他会出去给他们买些东西。可惜没有，便只能用手掌拍着这个老太太的脊背，做出一个充满柔情的微笑。这个微笑还只是处于它在进化过程中的试验阶段。

诺斯科特大妈叹了口气，嘟哝了几句。她很喜欢年轻人的这种抚摸。他可以当她的儿子，事实上却不是。

“躺下歇歇当然好，”她抱怨道，脸上的汗毛重得让人吃惊。要没这些汗毛，她那张脸本来平平常常。“可是屋里的尘土得打扫。总是落满灰尘，还有那些细毛毛。我也不知道屋子里这些细毛毛是从哪儿来的。”

他不愿意对这种现象刨根问底。事实上，他并不关心别人的事情。幸运的是，还没有谁把什么问题强加到他的头上。但这天早晨，他还是慷慨大方。他不知道能做点儿什么，便拿起一块毛巾，把老太太从水里捞出来的碟子擦干。

他不知道还能做点什么把自己这种有时候仅仅留于理论上的宽宏大量再显示一番。后来，他想起诺斯科特大妈抽屉里有一本烹调方面的书。他曾经看见，那本书里夹着一张显然是已经忘了的钞票。不一会儿，老太太因为便秘到后面的厕所去了。雷·帕克翻了一下，看见那张钞票还在书里夹着。这张钞票就像所有那些扔在那儿好长时间、没和人的身体接触的钱一样，冷冰冰的，不像是钱。他抽出那张票子，装进自己的口袋，体温又恢复了它的作用，那钱成他的了。

这天傍晚，雷·帕克给诺斯科特大妈买回一个套着粉红色法兰绒套子的热水袋。

“给您买来了，大妈，”他说。“捂在‘胆结石’上会有好处的。不过水不要灌得太满。”

诺斯科特大妈正和来看她的一位朋友潘德尔伯里太太坐着。她感动得连连点头，那张棕黄色的、皱巴巴的脸上现遇一副傻呵呵的表情。

潘德尔伯里太太说，这当然是作儿子的才会有的举动。

然后，雷回到他自己的屋里，沉溺于对这个简单举动的思索之中。这行为不该受到什么了不起的责难，反而带来了乐趣。他把找出来的钱放好，过一会儿，穿上最好的衣服去看电影。他原先慷慨的美德因此而稍有贬损。不过，任何德性究其实质不过犹如一座冰山。其他部分隐藏在水下。

于是，他依旧道貌岸然，走上街头。大街上，灯火在炫目的光彩装扮之下，掩盖了生活的不足。他吮着一块硬糖，转了一会儿，便和别人一起走进电影院。电影使他们得到一种解脱。马蹄敲打着心中的厌烦，好像皮子一样的嘴唇把他们吞了下去。雷·帕克坐在那张舒服的椅子上，做出各种忘情的姿势。可是等他从电影院里走出来，寂寞以及想把自己的个性变换成某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的欲望又袭上心头。

这天夜里挺晚的时候，在几株木兰树下，一间马房后面，他抚摸了一个第一次穿高跟鞋的姑娘的无袖罩衫。她的作风像个妓女——事实上就是个雏妓。她呼吸急促，浑身抖得厉害，但还是愿意在夜色的庇护之下，做完大多数事情。做完之后，她跑了，为自己失去的那些东西而哭泣。他也因此而颤抖着。一刹间，他似乎又退缩成一个小男孩，踩着软乎乎的马粪拔腿就走。

他回来之后，已经又变了，既得意洋洋，又忐忑不安。老太太从睡梦中醒来，喊道：“是你吗，雷？”

“是的，大妈，”他在过道里一个竹制的帽架前面答道，很有几分趾高气扬。帽架上面还挂着已故高级职员的帽子。

“乖孩子，”她说。“把盛牛奶的铁罐放到外头去。”

她的声音拖长着，重又被慰藉和睡意淹没。她对他的善良的相信因为他在她身边而更坚定了。

他把铁桶挂到外面的钩子上。听得见它吊在星光下面丁当作响的声音。回到房间之后，他对自己那张年轻的脸不满起来。这张胜没有显示出他对这天的举动有什么自信，反而变得软弱，变得脆弱。

他在床边坐下，开始紧张不安地用他那把小刀在床头小几的腿上乱刻起来。他心里纳闷还能不能甩掉深深扎根于记忆之中的属于他的自我的那部分：从木板缝隙射进来的阳光，烂在茂盛的青草里的棍棒，从装草料的箱子里面站起来，在金色的“阵雨”中用拳头揉掉眼里的睡意。在这样的时候，似乎最好的事情已经发生，他不能再退回到母亲的怀抱之中。他卷入越来越深的罪孽之中。

为了隐藏某些罪孽，他赶快把那个床头小儿掉了个个儿。这样，外面那条刻坏了的腿朝墙壁了。然后他上了床。平常他总是立刻进入梦乡。这所房子里住的人都挺满意他这一点。可是这天夜晚一直有股新鲜的马粪味不停地飘进来。马刨着蹄子嘶叫着，扬起闲着幽光的长脖子挣扎着。

这个星期天，雷·帕克想回家看看家里人。因此，他早早地就坐上了公共汽车。他在杜瑞尔盖邮政局下车，从那几步行回家。通往帕克家——那幢极其普通又十分真实的房屋——的景色尽收眼底，充满了欢乐和希望。

他的妹妹正站在窗口梳头，抬起头瞧着他，那神情显然是不再相信他还存在这世界之上。

“让你吃了一惊吧，”他说，以显得没有被她镇住。

“我希望这是让人高兴的一惊，”她说，把正梳着的颜色浅浅的头发见到脑后。那头发飘动着，很快便融人灿烂的阳光之中。

塞尔玛·帕克现在已经是个大姑娘了。她已经可以把自己生活中的秘密转移到不被人发觉的角落里。因此，哥哥这种打扰更让她恼怒，而不仅仅是叫她心烦意乱了。现在她戴着一个戒指。这个戒指太不显眼了，甚至都无法今它便宜。她还经常洗澡、搽粉、熨她那件最好的罩衫。直到这种整洁、干净变得让人难以忍受，甚至成了一种亵读。但是她垂着眼帘，对于她这种打扮可能在别人心目中造成的印象一概不知，她也并不想知道这些。她太冷冰冰了，除了热衷于自己心中的奥秘——那时，她也充满温情。她的父母已经拿定主意，从下学期起，送塞尔玛到城里女子商业职业学校读书。他们被她的举止所触动，并非因为喜欢她。他们仍旧做着手头碰到的任何事情，可是一只眼睛总留神着塞尔玛，被她那种冷漠、孤寂、一尘不染吓坏了。

“雷回来了，”塞尔玛说，手里拿着一块毛巾从厨房走过。

她没有用比一个花瓣更多的东西来表达心中的厌恶。她宛若一朵美丽的山茶花，还没到色彩浓艳、迎风怒放的地步。不过是一个包得紧紧的、自中泛绿的小花苞，不是让人采摘的。

全家人都有点儿吃惊，没想到今天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母亲早已把星期日早晨的规矩扔到一边去了，正穿着她的毡拖鞋们洋洋地散步。父亲正在看星期六的报纸，马上就要去焊一只洋铁罐。这活儿他是留在星期日做的。他喜欢看熔化了的闪闪发光的金属在烙铁下流动。

但是他们还是说，哦，雷回来了。

他们当然爱自己的儿子，只是没提防他会来个“突然袭击”。母亲的喉咙甚至一下子被她对儿子的爱堵住了。那种倏忽间产生的激情的力量那样凶猛，简直让她吃惊。她拿定主意，这一次要把她的这种爱向他表露出来。

父亲清了清嗓子，把报纸翻得哗哗直响。他急切地看了一栏又一栏，希望一下子就能找见几句说明生活真谛的话。事实上，他早就错过了把这些话告诉儿子的机会。

这时候，小伙子已经抬腿迈上窗台，穿过一株白玫瑰繁茂的枝叶钻了进来。这株玫瑰是他的父母先前栽下的，现在已经遮挡了这所房子。纸屑一样的花瓣纷纷落下，他从那花雨之下抽身出来，一个破旧的鸟窝跌了下来。然后他出现了，脸红红的，但是一副明白事理的样子。

“进家可没这种进法，雷，”父亲说。

“可这是最快的进法，”儿子很有逻辑性地说。

如果需要，出于愚顽，男孩会逻辑严密地说出自己的理由。

“我们大家要是都这样进家，可就太棒了！”那位一尘不染的姑娘——他的妹妹大声说。她已经愤愤然钻进浴室，正刷洗她那干干净净的指甲。

母亲从地上拣起那个鸟窝，舒展了眉头，说：“不管怎么说，你国来了。”

她以宽容的态度公开表现出她的爱，目的就是让人一望而知，她是他的母亲。他应当对这种爱给以回报，以仁爱之心待她。

然而，他心里想的却是：她在他身上打什么主意？

整整一天，他都处于守势。尽管早晨，当他在风儿的吹拂下，踏上回家的道路时，一切还都那么明朗。然而，那是清早靠不住的晨光造成的。后来，沿路的景物开始发生变化，也并不是因为他心里的变化。他本来是真心实意回来看看家里人，并且想体味一下自己也是这个家庭一员的感觉。可是下午暗淡的阳光和青草灰暗的色彩占了上风，树木也变得黑乎乎的。傍晚，起风了。一团棕黄色的草被一阵阵的大风盲无目的地刮着，在散着酸臭味的后院那群羽毛刮得乱蓬蓬的母鸡中旋转着。

他在他们家那块地里闲逛了一会儿。从上次离家，蓟草已经长得老高，有的地方他得小心翼翼才能过去。可是即使这样，他发现，就在他眼巴巴地看着下一秒钟要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他的一只手已经碰到一株无法躲开的蓟草上面了。他把那令人忧伤的刺痛当作他的肌肤最终必须经受的痛苦忍受了。

回到家，他又看见了妹妹。早晨，她站在窗前，一边梳头一边遐想，那美貌和颜色浅浅的头发给人的好印象似乎永远都不会被摧毁；但现在却已经变得憔淬，丑陋。她还坐在那同一个窗口前面，清理着自己的“财产”——女孩子们的玩意儿。她照女邮政局长的样子，衣服袖子上用别针别着一圈纸。男孩心里想，这种活儿我可干不了。这纸做的套袖就足以告诉他这一点了。因此，他继续绕着那幢房子磕磕绊绊地溜达。塞尔玛皱着眉头，没看见他。

“瞧，雷，”母亲说。她出乎意料，跟他撞了个满怀。这搞得她连气也喘不过来，因为她并不十分乐意此刻见到他。“那天，我找到了这个小笔记本。我想这还是好多年以前一位牧师的妻子送我的。我一直没拿它记什么。因为我记东西可不轻松。你一直记日记吗？有的人记。我想，你或许愿意试试。那样，到年底你就可以把它拿给我看看，我也就能知道你都干了些什么。”

这可是个愚蠢的主意，也不怎么公平合理。不过是她一时冲动想出来的，想以此接近儿子。现在，站在一丛懒懒散散的忍冬草旁边，她后悔了。小伙于看起来像是要吐似的。

“哼，”他说，“我才不想记日记呢！我该记什么？早晨吃了点什么？”

他继续绕着那幢房子转，她颇有耐心地跟在后面。

“我只是这么想想罢了，”她说。

她越是干了傻事，就越想拼命挽回眼前的局面。在她看来，在孩子们面前，她只能这样说假话、于傻事。她想起年轻时候她曾经怎样窥视他们的内心世界，并且看见他们的愿望。他们也总是不加掩饰地把自己心里的想法端给她。

“你觉得快活吗，雷？”等他们跌跌绊绊走进厨房以后，她问道。因为，看起来，他们已经无处可去了。他们相互之间，也已经没有可以从对方手里逃脱的办法了。除了最后小伙子真的远走高飞。而这正是她所害怕的。怕这完全是出于自然。“你快活吗？”她问道。

他太年轻也太缺乏经验了，意识不到这是妈妈告诉他她不快活的一种方法。

“你说什么？快活？”他问，样子叫人讨厌。

他不喜欢这种盘问。很不着边际，就好像打开门，发现地板没了。

她说：“我总愿意让你生活得美满。这太自然了，因为你是我的儿子，我一直感到很快活。”

她实际上是充满信心地对自己说这番话的。

“我只想别人不要来管我，”他说。

这当儿，黑乎乎的树影一直变化着。风把树的枝叶梳理成缕缕长发。也许很快就要下雨。

“可是，雷……”她靠着桌子说。

塞尔玛走进来，把那扇门随手关上，显得轻松自在。此刻她做得到这一点。因为她一直在读小时候记在一个本子里的那些滑稽可笑的事情。和所有那些幼稚可笑的往事相比，她现在显然成熟了许多。她为此十分激动。

“我们不打算吃茶点了吗？”她大声问道。

她朝镜子里面望着自己说话的那副样子，很为看到的情景高兴。至少眼下这样。

“是呀，茶点，”母亲说，就好像心里纳闷，她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个“台阶”。“我们烤点饼好吗？”

“我们？”塞尔玛问。她皱起一张脸，那样子既漂亮又好笑。“我烤的饼总是很难吃。”

母亲去拿面粉的当儿，她取来一些更让人高兴的吃食，特别是糕饼。这糕饼上面的糖霜是她亲手拿粉红颜色的砂糖裹出来的，还装饰了一朵精心制作的、软而粘的白花。

“你听说过职业学校的情况吗，雷？”她问道，开始摆上他们星期天才用的那些比较贵重的器皿。

“没听说过，”他说，声音有点沙哑。“哦，听过一些情况。”

他得从这个题目转到另一个题目——诺斯科特大妈那儿。他早晚总得离开那个地方。夜晚，大街上飘荡着人们离别时，脚步声发出的绝望的回响。

“下学期，”她说，“我要到兰德维克念书，在鲍凯家寄宿搭伙。鲍凯太太是爸爸的一个亲戚。他们曾经争吵过，或者怎么着。不过现在和好了。”

“不是吵过架，”母亲说，“人们经常慢慢地就疏远了。要叫你猜测其中的原因，总能找出许多。”

“不管怎么说，”塞尔玛说，“我要进城了。我有点害怕，雷。我要买上月票，每天都从兰德维克乘电车出去。盖奇太太也认识这家人。他们会邀请我的。这家人卖小百货，很富裕。盖奇太太正帮助做一件连衣裙，是哗叽的。上衣打着小褶，下面是条百招裙，缀着红扣子，每个袖子上三枚，背上还有一排。”

火炉里的木柴动了一下，塞尔玛被炉火映得亮光闪闪。她毕竟挺漂亮，或者说很兴奋。坐在那儿用端端正正的手指把糕饼屑弄到一起的时候，脖颈抬得高高的。这脖颈显然太细了点儿。

母亲吃着让人感到惬意的糕饼，听着这些还很遥远的事情，似乎觉得很舒服。孩子们也许该接班了吧？

雷向窗外望去，内心深处，他正和一种不公正的意念搏斗着。糕饼噎在嗓子眼里。用心险恶的雨的长鞭开始抽打一丛丛醋栗。醋栗在这一带一直长不好，尽管人们不间断地试着种植。

“那么，你穿上这件哗叽裙子要干什么呢？”他问道，还没有拿定主意采取什么方式对她笑骂一番，或者说进行自卫。

“嘿，”她说，脸通红。“我要通过必要的考试，打字呀、速记听，然后到一个证券经纪人、或者律师、或者诸如此类的什么人那儿，找个工作养活我自己呀。”她伶牙俐齿地补充着，然后抽出她的手绢。这条手绢她还一直没有用过，把它整整齐齐叠成长方形，掖在腰带上。

“然后要跟一个什么人结婚，”他说。

“我还没想过这种事儿呢！”

“你弹钢琴，”他笑着说，“他给你往回拿钱。”

他那圆润的、洪钟般的笑声——他是在突然之间发现如何发出这种笑声的——把身子震得直额。他很喜欢这种浑身震颤的感觉。他脖颈很有力，而且总垂着一双眼睑。他坐在那儿，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密集的雨丝丽线。那雨水横扫着一块块围起来的土地。黑乎乎的树木被树根牵制着，要不然总会拔地而起。

“她做什么了，值得你这样笑她？”母亲问。

“什么也没做。”他说，不再那样大笑了。“不过是无聊罢了。”

“因为你无聊，我就得做牺牲品？”姑娘说。

一种自艾自怜使她生出新的柔情，变得矫揉造作起来。这也许是出于本能。要嘛就是她听那个陌生人说了学会的。她的皮肤有一种大概是正直的人才会有的滑腻腻的感觉。

“也许我应该记日记，是吗？塞尔玛？把生活中的事都记下来。不知道那个希腊人现在怎么样了？”

“怎么又说起那个希腊人了？”母亲问，想起她已经忘记的那些事情。

“我随便想起来了呗！”小伙子说。“作为一个南欧人，他还是个不错的家伙。”

现在大雨滂沱，灰蒙蒙地笼罩着树木和房屋，雨水交织在一起又洒落下来。如果听不见雨水声，这雨看起来宛若一块坚固、密集的雨帘。可是雨声、风声，以及喷吐着的火焰，驱散了这种固态的雨的幻觉，甚至驱散了所有可以称之为坚固的东西的幻觉。

母亲想起发洪水的时候，家具都漂了起来。她忘记她站在河岸上的那种快乐。浑浊的洪水在脚边打漩，壮实的丈夫站在那条小船上。她忘记这些因为她想起世上大多数事情以及她自己生活中的大多数事情都是那么短暂。就像那个壮实的希腊青年，在田野里行走着，把干枯的谷草变成缕缕青烟。

“他是个好小伙子，”她说，瞧着自己那双厚实的、仍然不乏肉感的大手，手上戴着黄色的结婚戒指。“是个好小伙子，”她说。就好像这样一重复，别人就不会谴责她将自己的思想隐匿起来。

没有谁责备她，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或者思想的世界。

小伙子开始害怕这种与世隔绝的孤独了。最终，一切都将归结于此。他希望用一种运动代替他的恐惧，于是站起身来，从厨房走出去，在大雨中跑着，经过他曾经和希腊人扭打的那间棚屋，跑进草料棚。从前，父亲经常从盛饲草的箱子旁边把熟睡着的他抱起来，把他的睡意摇晃掉，就好像那是沾在他身上的草料末。睡意朦胧之中，他看见父亲，还有阳光，站在眼前。然后，他们就在一起谈些有趣的话题。

父亲现在又在那儿，等他看见已经太迟，躲避不及了。父亲正俯身在一只铁桶上，搅拌着谷糠煮成的饲料。墙上挂着些盛润滑油和药膏的瓶瓶罐罐，有时候会被老鼠打翻。父亲拾起头，也立刻看出他被儿子堵在这里了。他肩上搭着雨地里一直披着的那条口袋。这条口袋看起来起不到什么防雨的作用，不过是精神上给人一种慰藉罢了。

他抬起头，把手上沾着的湿乎乎的谷糠甩回到铁桶里。“风向正对，”父亲说。他端出这几句嘴边的话，似乎这样就更安全些。“如果不下三天，就得下三个星期。储水池里的水位已经很低了，”他说。“这雨对玉米有好处。”　。对于这小伙子，天气跟水果、蔬菜一样，都无关紧要，甚至可恨。但是他带着几分勉强安慰自己，父亲现在选择这样的话题，他是高兴的。他们俩都不想对小伙子突然闯进这间棚屋做一番解释。

在那块围起来的、灰蒙蒙的田地里，风继续刮着屈从于它的意志的雨。在风雨的喧嚣声中，一株黑乎乎的树倒了下来。不过离得很远，没有听见它倒下去的声音。

现在既然事物因为它们自身的存在而开始受苦，对造成那些行为的原因似乎就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以解释了。只要处于同样脆弱的境地，人们的灵魂就会在暴力面前团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