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年，艾米·帕克多次想生个孩子，可总是不成功。

“这段路寸草不生，”她笑着说。

因为奎克莱依家或者欧达乌德家亦无所出，帕克夫妇便采取了一种回避现实的态度，故意装得没有孩子也亲密。他们宽慰自己，这所整洁的、斯坦和奎克莱依家的小伙子们建造的房子，并非封闭他们生命的盒子。当然，他们仍很年轻，他们的弱点只偶尔暴露，还可以像作梦一样打发掉。即使环境已经迫使他们开始思索，也是纠缠不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清理那一团思想上的乱麻的工作进展不大。他们也祈祷。祈祷的多少要看他们信仰的强弱变化了。他们相爱，有时候激情满怀，偶尔也抱着一种怨恨。他们也许不像过去那样，总希望厮守在一起，而是更珍视静谧的时刻，甚至缅怀过去的忧伤。有时候他们相互安慰：

“就像现在这样，我们也可以过得挺好，”斯坦·帕克说。“要是有了孩子，他们到头来责怪你一辈子。”

确实如此。

艾米·帕克通常是个快活、勤快的年轻女人。她到门廊外头摔打掸帚，或者坐在一截树干上剥豆子。如果生命的浪潮在她内心深处涌动，那地方也没人觉察到这些。大家都尊敬她，也喜欢她。只是有时候，她眺望着周围的景色，一张脸上充满饥渴的神色，或者担心房顶被狂风掀掉，不过只是偶尔这样。就这样，帕克夫妇在这一带继续受人尊敬。要说挖个坑、砍棵树，或者紧要关头给马钉掌，谁都比不上斯坦·帕克。他只消用临时凑合的工具，就可以在比别人短的时间内干完。当然，他这是从他父亲那儿学来的。如果什么时候，有一首诗或者有一种对上帝的幻觉几乎在他脑袋里形成，谁也不会知道。因为人们并不谈论这种事情，或者说你不会注意到这儿的人有这种习惯。

到班加雷的半道上，盖起一座教堂，供周围的居民们做礼拜。有些人去，在那儿祈祷，唱音韵缭绕的赞美诗。与其管这叫做礼拜，还不如说只是一种比较文雅的活动，至少对大多数人是这样。由于受她的教养中比较文雅的那部分的影响，艾米·帕克也去做礼拜。她喜欢唱那种悲哀的圣歌。如果说她敢于有什么越轨的举动，那便是在心里琢磨丈夫的肩膀何以变得那样遥远。她心里纳闷，穿着节日的礼服，呆在教堂里的时候，斯坦在想些什么？她从脸上撵走几只苍蝇，还有恼怒的阴影。她为他内心深处的那些感受而懊恼。那种感受比她自己被那悲哀的赞美诗所激起的渴求更加微妙。她的声音缠绵徘恻，多少有点春心荡漾。她有一瓶香水。到教堂做礼拜时，她把瓶子晃晃，往身上洒了一点儿，给热烘烘的马鬃和尘土也平添了一股香气。当她张着丰润的双唇唱歌的时候，她看起来纯明透亮。她的本质也毋庸置疑。可是对于斯坦，你就有点儿说不出个所以然了。

这男人自个儿也说不出个所以然。他脑子里头一片混乱，因为妻子正瞅着他，此外还得注意应付做礼拜说的那些话。他的身体——他在某种程度上为之羞愧——使他带着几分尴尬与谦卑联系起来看待。但事实上他是愈发谦卑了。当他没能攀援到那祈祷的顶峰时，他就上下打量自己，或者打量教堂靠背长椅的木纹，发现这二者都有瑕疵，而且没有多少希望可以加以纠正。尽管有时候，在篱笆外面马儿戴着嚼子咀嚼的时候，在听到某句突然给人以启迪的话的时候，在鸟儿衔着杂草在檐下筑巢的时候，在有人突然说了几句包含了那么多承诺的话的时候，静谧也确实降临。这静溢也许是上帝的恩赐。

帕克夫妇的日子过到这时，他们的邻居奎克莱依老爹死了。那是一个落霜的早晨，他在上厕所的路上，摔倒在酸模草丛中。他躺在那儿，等到大家发现，已经死了好长时间了。几位有经验的女人给他洗了身子，他被放在一辆大车上，一路颠簸送到墓地。墓地在一块白草萋萋的草地上，那是班加雷的公墓。死者留下的寡妇这时也只是勉强支撑着出席葬礼。她把一束金盏花插到一个广口瓶里，可是当天就被山羊给叼走了。这样一来，那逝去的老人连那束凋零的花的最后一点哀惋也没有得到。

当天晚上，送葬的人们回到他们各自居住的地方。大家都把奎克莱依老爹忘到了脑后，除了他那又老又疯癫的遗孀，又丑又温柔的女儿，以及斯坦和艾米·帕克。这桩事时常把他们搅得心神不定。黑暗中，他们相互搂抱着，一起抵御死亡的可能。他们息息相通，精神上壮大了许多。他们爱抚的手使对方的身体又暂时获得一种生命的活力。

除了这种死亡的暗示，他们的生命是坚定不移地存在于世。现在他们已经有一小群奶牛了，还有两头牛犊，一头胖乎乎的小公牛。帕克夫妇转到以养母牛为主。金黄色的灯光是他们点燃的晨曦，银白色的雾气从他们的嘴里吐出来，在脸前飘逸。他们像身边嘎吱嘎吱的洋铁桶的把手一样僵硬，穿过落满寒霜的院子去挤牛奶。

日于艰难的时候，斯坦·帕克到班加雷筑路队干活，周末才回家。他越发沉默寡言，越发干瘦，也越发冷漠了。铺路用的石碴于的尘土扬在脸上的皱纹里，但是他们存起了一些钱。艾米挤牛奶，然后把牛奶送出去，送到班加雷以北的地方。那儿现在定居下来的人越来越多了。

斯坦一连几个月给阿姆斯特朗先生干活，赚了不少钱。阿姆斯特朗先生是个有钱的屠户。他在这儿盖了一座别墅。他飞黄腾达，已经到了绅士的份儿上，而且可以用那红砖别墅表示他的显要了。这座别墅建在离帕克家一英里远的地方，周围是花园。月桂树做成的围篱，树影婆娑，曲径通幽。有扇窗户镶着彩色玻璃。还有一座女人的石雕。那女人用一双手羞羞答答地遮掩着赤裸裸的身子。

斯坦·帕克在屠户的花园里干了一阵子，通常是在那周围干活儿。他砍木头，给宰了的鸡鸭煺毛，烧树叶儿，给那些椭圆形的玫瑰花花坛和长方形的美人蕉花坛锄草。这些花坛把花园装点得绚丽多彩，但没有什么特色，跟普通公园一个样。但屠户很满意，他觉得这已经很壮观了。他裹着皮革制成的护腿，焉然是一副乡村绅士的派头。他跟仆人们说话时总是快快活活，随随便便，边说边揉搓着口袋里头的钱。这种态度使得斯坦·帕克不由得垂下眼睛。别的仆人却利用了主人的信任，不是变得贪心不足，就是变得目空一切。但是屠户觉得这是自个儿用钱买来的——被敲诈或者被伤害的特权。看到斯坦·帕克做出来的是另外一种反应时，阿姆斯特朗先生自己反倒觉得很窘。他不住气地干咳着，东瞅瞅，西瞧瞧。不过他很尊敬帕克。他本来已经够慷慨大方的了，如果斯坦敢再朝前迈出一步，他准会付给他更多的工钱。

当斯坦·帕克不再受雇于他，回自己的农场干活的时候，阿姆斯特朗先生有时候喜欢骑着马过来。他斜跨在他那匹挺壮实的马身上，告诉这位曾经是他的雇工的男人和这阵子在帕克家帮工的那位名叫弗利兹的德国老头，怎样割高粱，怎样堆放。然后，阿姆斯特朗先生心满意足了。他那张刮得很干净的脸和他的皮护腿都闪闪发光。他拿一串树叶遮挡阳光，眺望着这块土地。他的态度表现出对一位家业永远不会增加，更不能和他相比的小户人家的屈尊和赞许。逢着这样的时候，他特别愿意对那位德国老头表现出一种带着优越感的关心。同时，冷嘲热讽，开开玩笑。一方面因为他是个外国人，另一方面因为屠夫很难说清楚这老头在帕克家确切的地位和身份。

有一天晚上，弗利兹背着一卷行李来到这地方。得到允许之后，他在帕克夫妇原先住的那个小棚屋里一张简陋的床铺上睡了一夜。那阵儿，他正生病，肚子咕噜咕噜叫得挺凶，便在棚屋里面住了下来。他用一种麸子和糖浆的混合物治肚子——到底是什么毛病，一直没搞清楚。他不断通告病情，帕克夫妇常给他一两个先令和一块煮好的胸叉肉。他们喜欢他那双德国人才有的清澈的蓝眼睛，而且对他的态度的持久性立刻认可了。

“这儿有把椅子，弗利兹，你可以用，”艾米·帕克说。“有点摇晃。不过毫无疑问，可以派用场。”

弗利兹干许多活儿。他帮着挤牛奶，烫洗那些大罐子，还能出去送一趟牛奶。大多数早晨，他屋里那盏灯最早划破院子里的黑暗。傍晚，他把那张椅子搬到门口，坐在他种的那行盛开的向日葵中间。葵花籽晒干以后，他就嗑那里面的仁吃，把黑色的、尖尖的壳吐在地上。

就像一只该死的鹦鹉，人们常说。

他们对眼前发生的这个滑稽而简单的行为大加嘲笑，而且希望这种行为不发生才好。因为凡是他们经验之外的事情，都没有权利存在或者发生。

这个德国老头却说：“葵花籽的油对身体有好处。”

他不介意别人的态度。谁也驳斥不倒他的信念。于是人们都摇着脑袋，朝那些葵花籽壳生气地撇着嘴，转身走了。

弗利兹来了没多久，雨季就开始了，而且从来没有这样下过。刚开始，倒很正常。像平常一样，阴云朵朵；像平常一样，时断时续。间隙当中，还可以晾晾被单。那些无法放牧的母牛，也可以饱餐冰凉的嫩草。

“这雨可要下个没完呢！”弗利兹说。

“是呀，是要下一阵子，”斯坦·帕克淡淡地说。因为眼下这雨和他还没有多大关系。

他踩着一摊摊的稀泥走了过去。德国老头却因为还要下的暴雨摇着脑袋。母牛迟钝地凝视着他那双明亮的眼睛。

等那细雨霏霏、水雾淡蓝的“蜜月”过去，雨开始正正经经地下起来了。在那可怕的、无休止的雨幕笼罩之下，人和动物的生命都显得那样短暂，那样无足轻重。尽管在暴雨来临的最初阶段，雨终究还只是雨。人们的皮肉把它当水来接纳，人们在心里嘟嘟哝哝地抱怨。但总觉得迟早要下完。

可是情形糟透了。房子简直不成其为房子了。似乎只留下一个雨水抽打着的尖尖的屋顶。人们一到夜晚便不再干活，他们侧着身子坐着，一张张脸又黄又瘦，倾听着那如注的雨声，怀疑着各自心里的动机。雨总在不停地下着。在他们的睡梦中下着，冲刷着他们的梦境，撩拨起他们的恐惧和愤怒，让他们在睡乡那灰蒙蒙的雨水中沉浮。

“听，艾米，”斯坦·帕克半夜里醒来说，“厨房又有地方漏雨了。”

一只铁桶传来滴水的声音。那是他们放在第一个漏雨处接雨水的。现在木柴上又传来滴水声。雨水开始光临他们的小屋了。起初只是一点点，但确已来临。

“我们还有一两个盆儿呢，”艾米笑着说。她正躺在他们那张没遮没拦的床上，挨靠着丈夫的身体。她或许可以拿他的身体来抵挡一阵子雨，不过也没有多大的信心。“把那个破铁盆放到那儿，斯坦。我先前还想把它扔掉呢。幸好没扔。它还能盛点水。把它放过去。”

于是她听见他的脚踩在地板上面的声音。只一两步。她心里觉得一阵宽慰。但这种宽慰没有维持多久。因为不一会儿，她就又听见那渐渐沥沥的雨水声。

连绵不断的大雨占据了他们的全部生活，连他们自身也被排除在外了。他们披着麻袋，从院子里跑过，去做一天里不得不做的活计。他们的手指在母牛的乳头间，习惯地滑动着，挤着牛奶。可是与那如注的、景色壮观的大雨相比，那实在是一条可怜的、白色的细流。

那天，斯坦·帕克从城里回来，那匹马疲惫、瘦弱，似乎掉光了毛的腿浸在水里，挽具的皮带也泡得胀鼓鼓的。他说：“乌龙雅河水上涨，人们都被困在中国坪上了。”

“我们在山上，”他的妻子说。

她试图保持心中的温暖与自信，稳坐在她的山上。她把熨斗贴在面颊上。今天是她熨东西的日子，她不想听乌龙雅的洪水。

“是啊，”丈夫说，“我们是在山上。可是中国坪上那些可怜的人们该怎么办呢？”

“我也不希望中国坪有谁遭到不幸，”妇人说，一股热烘烘的被单的气味从她那个充满决心的熨斗下面升了起来。“我不过随便说说罢了。我们住在山上，我忘了阿姆斯特朗先生说过这山是多少英尺了。我总是记不住数字。”

她冲那冒着热气的被单用力地把熨斗推了过去——或者说是冲那绵延不绝的雨推了过去，反正是一回事。所有的行为，或者所有的事实，都突然归结为雨。雨仍在下，而且还要继续下。在他们头顶之上，雨水从屋脊分开，然后顺流而下。只因为得到了那块铁皮屋顶，他们才可以在雨的华盖下生活，并且相互斗嘴，不想接受对方的意见。

“我饿了，艾米，”男人说。“有东西吃吗？”

他站在那儿，向窗外望去，望着那密集的雨幕。

“有啊，亲爱的，”她说。“有一小块挺好吃的腌猪肉，还有块苹果馅饼。不过等我干完了这点活再给你拿。”

于是，在那令人惬意的被单的气味和厨房的温馨中，这妇人又一次控制了自己的丈夫。是啊，如果他们的孩子活下来，她也不会管得比这更严的。她心里很是高兴。

但是男人正朝屋子外面眺望，看那茫茫雨幕。妻子不知道，他的思想早已从她的身边溜走了。他仿佛正站在一块小小的高地之上，那下面便是乌龙雅先前那条河。这条河他以前没有见过，但听人说过。他想起那个腰里系着围裙的老太太，那两三个比较年轻的女人，那个细高的男孩，那群羊，那些奶牛，还有那些黄眼睛的母鸡，拥挤在最后一个小岛之上，脸上都是同样一副遭了灾的表情。这小岛便是他们先前的高地。牛在那已经看不到河道的黄乎乎的大水中游泳，闪闪发光的角在水中沉浮。除了那位老太太在用掉光了牙齿的牙床吞咽洪水前，对上帝大声抗议外，已经不能从牲畜的哀叫声中分辨出人的叫喊声了。而人们被黄乎乎的洪水卷走时，高举着的胳膊就像牛的角一样地安详。

“怎么了？”艾米·帕克问。她已经把那盘喷香的腌猪肉端过来，放到厨房的桌子上面。“你不来吃吗？弗利兹和我喝过之后，茶已经放了一会儿了。不过，你喜欢喝浓茶。”

“是的，”他说。

男人在桌子旁边坐下，吃妻予端上来的饭。

她挨靠着他，让她身上的暖气和他那显而易见的寒气交融在一起。他抬起头望着她，一双眼睛在微笑。这正是她所希望的。

是这场雨把你搞得心烦意乱，她在心里说。我们俩总是有话可说，或者几乎总是，即使什么话题也没有。

她望着窗外的雨，暂且镇静下来。因为她已经把他们的行为全部归结到这个简单的原因上了。

雨继续下着。简直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把脑袋藏起来喊一声“喂，我在这儿呢！”

斯坦四处张罗着干活儿的时候，雨水顺着手腕流了下来。但是在斯坦看来，这场雨已经不再仅仅是和他个人有关系的事情了。已经下了这么多个星期，确已超出个人的范围了。因此，当德国老头跑来对他说，母牛不吃东西，因为草上有冲下来的淤泥，牛只是闻一闻草，可就是不吃。他觉得这简直算不了什么问题。他甚至觉得这母牛已经不是他的了。这几个星期，他的责任感已经被雨水从他的心底冲走了。如果他要采取什么行动，那只能是为了别的什么人的利益。

后来，消息传来，乌龙雅镇请求人们自愿帮忙，给被洪水围困的人们运送物资，把妇女和儿童运走，帮助灾民渡过难关。于是，斯坦·帕克跟欧达乌德以及区里别的男人们，一起出发去那条大河。去运用他们的力量，去打听、传播些小道消息，甚至说不定会被淹死。总之，不管怎么说，那暴涨的洪水似乎是将他们从樊笼中释放出来了。这些男人们坐着皮博迪先生的马车，喝着欧达乌德带来的一瓶酒，唱着、笑着，向那条大河驶去。

斯坦·帕克却沉默无语，因为无话可说。淫雨之中，他紧裹着外套坐在那里，等待着见识那条壮丽的大河。

直到它终于出现在眼前。

“啊！”他们都在大车上惊呼，变得沉默不语了。

那浑黄的大水被灰蒙蒙的雨抽打着，泛起层层涟漪，横在他们眼前。这里先前是一块平原，现在是水的世界。洪水从窗户涌进房屋，在一个建筑物的尖顶下面旋卷着。死树枝头栖息着小乌，就像风向标。

当大车到达乌龙雅镇的时候，镇长穿着油布雨衣，正忙着指挥救灾。一些太太身穿雨衣，在艺术学校给灾民们分粥和面包。自愿来救灾的人们被带到一艘平底船跟前，介绍过这地方的地形之后，就让他们朝红山方向划去。人们断定，那儿的两个农场被洪水围困了。

洪水的世界寂然无声。划船的人们也都缄口不语。因为有一种庄重的感情攫住他们的心，也因为他们的肌肉和筋骨还不适应眼下的工作。他们激动不安的呼吸声和雨丝丽线落在洪水上的刷刷声交织在一起，他们的心像桨叉那样单调而十分沉稳地冬冬冬地跳着。

“我们这是上哪儿去呢，迈克？”奥塞·皮博迪问道。

“没什么特别的去处，”欧达乌德说，他的呼吸声就像是在空气里浇了金属一般，沉甸甸的。

里斯·多克放了个屁，大家都笑了起来。

当他们划着船，穿过先前的伊拉瑞加牧场时，大家的心绪都好了一点。密匝匝的树枝划着他们绷得很紧的肋骨。相互冲撞的洪水和黄乎乎的旋涡戏弄着他们那条不大灵巧的小船。但人们还是那样默默无言地划着。让他们这样在洪水中漂浮现在看起来显得奇怪。除了斯坦·帕克，谁都开始觉得这很奇怪。到了这时候，斯坦·帕克心里明白，一个人是什么事情都能碰上的。他也明白，并不只是乌龙雅镇镇长指给他们这条平底船的方向，他们才到这儿来的。他划船的当儿，被洪水淹没了一半的世界，对于他已经变得如同自己的思想一样地熟悉。他接受了他们这种陌生而又无法避免的地位。然而，对于这种地位，他又不能做出什么解释。事实上，倘使见到那位灾情调查官，他大概只能冲他羞怯地笑笑。他记起了那些他从来没有说过，但也从来没有忘记的事情。他记起妈妈被埋葬之前的那张脸。当她的头颅展示了那双眼睛过去一直深藏着的东西时，他感到，对于她周围的那些事物是否坚不可摧，有点把握不准了。但是，在汹涌的洪水所造成的这个散乱的世界，在那水中漂摇的树木之下，显然，所谓坚不可摧是不存在的。划船的人使劲儿划船。他听着伙伴们的呼吸声。那声音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当他们在那流质一般的树下划船的时候，树叶窸窸的声音似乎潜入他湿淋淋的皮肤，离他更近了。

后来，奥塞·皮博边喊了起来。右边，靠近一座蚁家，有一个圆鼓鼓的东西在沉浮。他们向那个方向划去，发现原来是个男人软绵绵的尸体，身上的衣服被洪水浸泡得全都成了黑色。那人光溜溜的脸被鱼儿一点一点地咬啮着。这原本是预料之内的事情。

“哎！”划船的人惊呼着，把尸体打捞起来放在船底。

他们充满活力的皮肤不相信死亡。他们的鼻孔大张着，渐渐发自，软骨看得清清楚楚。就像那些动物在地底下发现死亡的迹象，但依然拒绝承认。

斯坦·帕克弯下腰，用一条麻袋盖住了那张泡得像橡皮球似的脸。然后，他们都干咳着清嗓子，有人往水里吐唾沫，别人便也学着他的样子吐了一口。他们继续向前划行。

当他们划船前进的时候，一幢幢房屋里面先前静谧、平安的生活的七零八碎，从身边流过。有一张空荡荡的椅子，一块咬过几口的奶酪，一叠变得像蜘蛛网似的信件，一块黑莓茎秆编成的跪垫，一顶羽毛浸在水里的帽子，一个婴儿用的便壶，一本在伊泽基尔那一章打开的《圣经》。所有这些东西漂过来又都漂走了。倒是他们那条船，是静止不动的。还有他们撞上去的那座房子几乎是静止的。

“喂！”欧达乌德把脑袋伸进一个窗口喊道。“屋里有人吗？是邮差来了，还有消防队，合二而一了。”

大伙儿都笑了起来。眼下，他们做什么都很一致。

在那静俏俏的屋子里，桌子已经摆开，似乎正准备吃饭。一只蜗牛在桌布上慢慢地爬着。椅子在一汪水里泡着。那水是从一扇敞开着的门涌进来的不速之客。洪水至少是团结一致的。只是人走了。因此，在这种情形之下，当他们手扶着外面的墙壁，绕着那幢房子划船的时候，欧达乌德觉得不妨把手伸进去，拿一瓶壁橱架上放着的酒，喝上几口，这也是为了血液循环嘛，最后干脆把它放到船里带走了。

有人说这是偷窃。

“不是，”欧达乌德嘴巴湿润润地说道。“谁都看得出，这道理像大白天一样地明白。把这瓶酒留在这儿毫无价值。把它留在架子上，可以说跟扔了一样。”

大家都不是那么贪杯，便不再答碴儿了。一个泥泞的小屋里，盥洗池边放着的一副紧闭的假牙。

然后，船划走了。“船员”们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似乎只留下肋骨和两条胳膊，而把整个躯体留在了身后。就像那些逃难的人们把他们的房屋留给洪水一样。他们只有打个手势，吁吁喘气的份儿了。

划到一个地方，斯坦·帕克看见一棵树权上卡着一个长胡子老头的尸体。但他没有跟别人说这桩事。他只是划船。那条不大灵便的船儿，也接纳了所有这种“忽略”。很快，那个仰面朝天死在树上、没有面部表情的老人，便消失在颠簸的船儿和浓浓的雨雾中了。

有一所房子在一座高岗上，现在那里成了一个小岛。一个盘着挺重的发髻的瘦小但很机灵的女人向“岸边”跑来。

“我还以为你们永远不会来这儿呢！”她喊道。“我一直在这儿等啊，等啊。爸爸坐着孩子们去年夏天做的一条小破船走了。我对他说：‘你疯了吗？你可千万不能坐那玩意儿走。’可他看见有头公羊卡在一棵树上。”

她站在岸边，脚下是洪水的泡沫和漂浮着的破柴烂草。她那大张着的嘴巴因为兴奋沾着一点白沫。

“你们有谁看见我爸爸了吗？”她问道。“一个白胡子老头。”

谁也没看见。

“现在好了，”她说。“我就说过嘛，他们总会从城里派人来帮我们的。我已经把东西都打成包了。”

她跑了起来。

“可是爸爸怎么样了呢？”她半道停下，踮着脚尖儿说。

他们说，也许她父亲已经在哪儿上了岸。

“是啊，”她说。；“但愿如此吧。还有机器，你们知道吗？我得带上我的机器。”

“什么？”里斯·多克问。

“啊，”她说。“缝纫机。”

她从走廊里抱出缝纫机，小腿碰在踏板上，擦破一块皮。

“我只关心三样东西，”瘦小的女人说。“那两只山羊和这台缝纫机。山羊已经没了。”

“缝纫机也保不住了，太太，”欧达乌德说。“要不然，我们就得都沉到水底。”

“那好了。我就呆在这儿了，”那女人说。她的名字叫威尔逊太太。

她开始大声哭了起来，手指头抓着缝纫机的铁部件儿。

因此，大家只得硬把她拉到船上，就像拉她的那只柳条包。那里面塞满了她的东西，还拦腰捆着一根带子。

“你们不该这样，”她哭喊着。“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事。先是丢了山羊，现在又丢了缝纫机。”

“啊，”她摸着船底麻袋下面那堆鼓鼓囊囊的东西，很平静地问：“这是什么？可别是具死尸。”

正是，他们说，是从水里捞出来的一个可怜的年轻人。

“我从来没见过死人，”她若有所思地说。“就连妈妈死的时候，我也不在跟前。我到莫斯维尔布鲁克去了，和亲戚们呆在一起。这台机器就是他们送我的。”

她又哭了起来，泪水和雨水混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