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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


有个福州人,名叫王有龄,他的父亲是候补道,分发浙江,在杭州一住数年,没有奉委过什么好差使。老病侵寻,心情抑郁,死在异乡。身后没有留下多少钱,运灵柩回福州,要好一笔盘缠,而且家乡也没有什么可以倚靠的亲友,王有龄就只好奉母寄居在异地了。

境况不好,而且举目无亲,王有龄混得很不成样子,每天在“梅花碑”一家茶店里穷泡,一壶“龙井”泡成白开水还舍不得走,中午四个制钱买两个烧饼,算是一顿。

三十岁的人,潦倒落拓,无精打采,叫人看了起反感。他的架子还大,经常两眼朝天,那就越发没有人爱理他了。

唯一的例外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少年,王有龄只知道他叫“小胡”。小胡生得一双四面八方都照顾得到的眼睛,加上一张常开的笑口,而且为人“四海”,所以人缘极好。不过,王有龄跟他只是点头之交,也识不透他的身分,有时很阔气,有时似乎很窘,但不管如何,总是衣衫光鲜,象这初夏的天气,一件细白夏布长衫,浆洗得极其挺括,里面是纺绸小褂裤,脚上白竹布的袜子,玄色贡缎的双梁鞋,跟王有龄身上那件打过补钉的青布长衫一比,小胡真可以说是“公子哥儿”了。

他倒是有意结交王有龄,王有龄却以自惭形秽,淡淡地不肯跟他接近。这一天下午的茶客特别多,小胡跟王有龄“拼桌”,他去下了两盘象棋,笑嘻嘻走回来说:“王有龄,走,走,我请你去‘摆一碗’。”摆一碗是杭州的乡谈,意思是到小酒店去对酌一番。

“谢谢。不必破费。”

“自有人请客。你看!”他打开手巾包,里面包有二两碎银子,得意地笑道:“第一盘‘双车错’,第二盘‘马后炮’,第三盘,小卒‘逼宫’,杀得路断人稀。不然,我还要赢。”

为了盛情难却,王有龄跟着去了。一路走到“城隍山”——“立马吴山第一峰”的吴山,挑了个可以眺望万家灯火的空旷地方,一面喝酒一面闲谈。

酒到半酣,闲话也说得差不多了,小胡忽然提高了声音说:“王有龄,我有句话,老早想问你了。我看你不是没本事的人,而且我也懂点‘麻衣相法’,看你是大贵之相,何以一天到晚‘孵’茶店?”

王有龄摇摇头,拈了块城隍山上有名的油饼,慢慢咬着,双眼望着远处,是那种说不出来的茫然落寞。

“叫我说什么?”王有龄转过脸来盯着小胡,仿佛要跟他吵架似的,“做生意要本钱,做官也要本钱,没本钱说什么?”

“做官?”小胡大为诧异,“怎么做法?你同我一样,连‘学’都没有‘进’过,是个白丁。哪里来的官做?”

“不可以‘捐班’吗?”

小胡默然。心里有些看不起王有龄。捐官的情形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做生意发了财,富而不贵,美中不足,捐个功名好提高身价,象扬州的盐商,个个都是花几千两银子捐来的道台,那一来便可以与地方官称兄道弟,平起平坐,否则就不算“缙绅先生”,育事上得公堂,要跪着回话。再有一种,本是官员家的子弟,书也读得不错,就是运气不好,三年大比,次次名落孙山,年纪大了,家计也艰窘了,总得想个谋生之道,走的就是“做官”的这条路,改行也无从改起,只好卖田卖地,拜托亲友,凑一笔去捐个官做。象王有龄这样,年纪还轻,应该刻苦用功,从正途上去巴结,不此之图,而况又穷得衣食不周,却痴心妄想去捐班,岂不是没出息?

王有龄看出他心里的意思,有几杯酒在肚里,便不似平时那么沉着了,“小胡!”他说,“我告诉你一句话,信不信由你,先父在日,替我捐过一个‘盐大使’。”

小胡最机警,一看他的神情,就知道决非假话,随即笑道:“唷!失敬,失敬,原来是王老爷,一直连名带姓叫你,不知者不罪。”

“不要挖苦我了!”王有龄苦笑道,“说句实话,除非是你,别人面前我再也不说,说了反惹人耻笑。”

“我不是笑你。”小胡放出庄重的神态问道,“不过,有一层我不明白,既然你是盐大使,我们浙江沿海有好几十个盐场,为什么不给你补缺?”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捐官只是捐一个虚衔,凭一张吏部所发的“执照”,取得某一类官员的资格,如果要想补缺,必得到吏部报到,称为“投供”,然后抽签分发到某一省候补。王有龄尚未“投供”,哪里谈得到补缺?

讲完这些捐官补缺的程序,王有龄又说:“我所说的要‘本钱’,就是进京投供的盘缠。如果境况再宽裕些,我还想‘改捐’。”

“改捐个什么‘班子’?”

“改捐个知县。盐大使正八品,知县正七品,改捐花不了多少钱。出路可就大不相同了。”

“怎么呢?”

“盐大使只管盐场,出息倒也不错,不过没有意思。知县虽小,一县的父母官,能杀人也能活人,可以好好做一番事业。”

这两句话使得小胡肃然起敬,把刚才看不起他的那点感想,一扫而空了。“再说,知县到底是正印官,不比盐大使,说起来总是佐杂,又是捐班的佐杂,到处做‘磕头虫’,与我的性情也不相宜。”

“对,对!”小胡不断点头,“那么,这一来,你要多少‘本钱’才够呢?”

“总得五百两银子。”

“噢!”小胡没有再接口,王有龄也不再提,五百两银子不是小数目,小胡不见得会有,就有也不见得肯借。

两人各有心事,吃闷酒无味,天也黑上来了,王有龄推杯告辞,小胡也不留他,只说:“明天下午,我仍旧在这里等你,你来!”

“有事吗?”王有龄微感诧异,“何不此刻就说?”

“我有点小事托你,此刻还没有想停当。还是明天下午再谈。你一定要来,我在这里坐等,不见不散。”

看他如此叮嘱,王有龄也就答应了。到了第二天下午,依约而至,不见小胡的踪影。泡一碗茶得好几文钱,对王有龄来说,是一种浪费,于是沿着山路一直走了过去。城隍山上有好几座庙,庙前有耍把戏的,打拳卖膏药的,摆象棋摊的,不花钱而可以消磨时光的地方多得很。他这里立一会,那面看一看,到红日衔山,方始走回原处,依旧不见小胡。

是“不见不散”的死约会。王有龄顿感进退两难,不等是自己失约,要等,天色已暮,晚饭尚无着落。呆了半天,越想越急,顿一顿足,往山下便走,心中自语:明天见着小胡,非说他几句不可!他又不是不知道自己的境况,在外面吃碗茶都得先算一算,何苦捉弄人?

走了不多几步,听见后面有人在叫:“王有龄,王有龄!”

转身一看,正是小胡,手里拿着手巾包,跑得气喘吁吁,满脸是汗。见着了他的面,王有龄的气消了一半,问道:“你怎么这时候才来?”

“我知道你等得久了,对不起,对不起!”小胡欣慰地笑着,“总算还好,耽迟不耽错。来,来,坐下来再说。”

王有龄也不知道他这话是什么意思?默默地跟着他走向一副设在橱下的座头,泡了两碗茶。小胡有些魂不守舍似的,目送着经过的行人,手里紧捏住那个手巾包。

“小胡!”王有龄忍不住问了:“你说有事托我,快说吧!”

“你打开来看,不要给人看见。”他低声地说,把手巾包递了给王有龄。他避开行人,悄悄启视,里面是一叠银票,还有些碎银子,约莫有十几两。

“怎么回事?”

“这就是你做官的本钱。”

王有龄愣住了,一下子心里发酸,眼眶发热,尽力忍住眼泪,把手巾包放在桌上,却不知怎么说才好。

“你最好点一点数。其中有一张三百两的,是京城里‘大德恒’的票子,认票不认人,你要当心失落。另外我又替你换了些零碎票子,都是有名的‘字号’,一路上通行无阻。”小胡又说:“如果不为换票子,我早就来了。”

这里王有龄才想出来一句话:“小胡,你为什么待我这么好?”

“朋友嘛!”小胡答道,“我看你好比虎落平阳,英雄末路,心里说不出的难过,一定要拉你一把,才睡得着觉。”

“唉!”王有龄毕竟忍不住了,两行热泪,牵连不断。

“何必,何必?这不是大丈夫气概!”

这句话是很好的安慰,也是很好的激励、王有龄收拾涕泪,定一定神,才想起一件事,相交至今,受人绝大的恩惠,却是对他的名氏、身世,一无所知,岂不荒唐?

于是他微有窘色地问道:“小胡,还没有请教台甫?”

“我叫胡光墉,字雪岩,你呢,你的大号叫什么?”

“我叫雪轩。”

“雪轩,雪岩!”胡雪岩自己念了两遍,抚掌笑道:“好极了,声音很近,好象一个人。你叫我雪岩,我叫你雪轩。”

“是,是!雪岩,我还要请教你,府上..”

这是问他的家世,胡雪岩笑笑不肯多说:“守一点薄产过日了,没有什么谈头。雪轩,我问你,你几时动身?”

“我不敢耽搁。把舍间咯略安排一番,总在三、五日内就动身。如果一切顺利,年底就可以回来。雪岩,我一定要走路子,分发到浙江来,你我弟兄好在一起。”

“好极了。”胡雪岩的“好极了”,已成口头禅,“后天我们仍旧在这里会面,我给你饯行。”

“我一定来。”

到了第三天,王有龄午饭刚过,就来赴约。他穿了估衣铺买的直罗长衫,亮纱马褂,手里拿一柄“舒莲记”有名的“杭扇”,泡着茶等,等到夭黑不见胡雪岩的踪影,寻亦没处寻,只好再等。

天气热了,城隍山上来品茗纳凉的,络绎不绝。王有龄目迎目送着每一个行人,把脖子都摆得酸了,就是盼不着胡雪岩。

夜深客散,茶店收摊子,这下才把王有龄撵走。他已经雇好了船,无法不定,第二天五更时分上船,竟不能与胡雪岩见一面话别。

在王有龄北上不久,浙江的政局有了变化:巡抚常大淳调湖北,云南巡抚黄宗汉改调浙江,未到任以前由布政使——通称“藩司”、老百姓尊称为“藩台”的旗人椿寿署理。

黄宗汉字寿臣,福建晋江人。他是道光十五年乙未正科的翰林,这一榜人才济济,科运甚隆,那年,咸丰二年,当到巡抚的就有三个,广东叶名琛、江西张芾,当到二品大员的有何桂清、吕贤基、彭蕴章、罗惇衍,还有杭州的许乃钊,与他老兄许乃普,都当内阁学士。

这黄宗汉据说是个很能干的人,但是关于他的操守与治家,批评极坏。到任以后,传说他向椿寿索贿四万两银子,椿寿没有买他的帐,于是多事了。

其时漕运正在改变办法。因为海禁已开,而且河道湮淤,加以洪杨的起事,所以江苏的苏、松、太各属改用海运,浙江则是试办,椿寿既为藩司,又署理巡抚,责无旁贷,当然要亲自料理这件公事。

漕运的漕,原来就是以舟运谷的意思。多少年来都是河运,先是黄河,后来是运河,而运河又有多少次的变迁兴作,直到康熙年间,治河名臣靳辅,于成龙先后开“中河”,历时千余年的运河,才算大功告成。

这条南起杭州,北抵京师,流经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四省,全长两千多里的水道,为大清朝带来了一百五十年的盛运。不幸的是,黄河的情况,越来越坏,有些地方,河底积淤,高过人家屋脊,全靠两面堤防约束,“春水船如天上行”,真到了束手无策的地步。而运河受黄河的累,在嘉庆末年,几乎也成了“绝症”。于是道光初年有海运之议。

在嘉应末年时有齐彦槐其人,著有一篇《海运南僧议》,条分缕析断言“一举而众善备”,但地方大吏不愿轻易更张。直到湖南安化的陶文毅公陶澍,由安徽巡抚调江苏,锐意革新,消除盐、漕两事的积弊,齐彦槐的建议,才有一个实验的机会。

这次实验由陶澍亲自主持,在上海设立“海运总局”,他亲自雇好专门运载关东豆麦的“沙船”一千艘,名为“三不象”的海船几十艘,分两次运米一百五十多万石到天津,结果获得极大的成功,省时省费,米质受损极微。承运的船商,运漕而北,回程运豆,一向漕船南下“回空”,海船北上“回空”,现在平白多一笔收入,而且出力的船商,还“赏给顶戴”做了官,真正是皆大欢喜。

但是到了第二年,这样的好事竟不再做下去!依然恢复河运。因为,不知道有多少人靠这条运河的漕船来剥削老百姓,他们不愿意革新!

漕运的弊端与征粮的弊端是不可分的,征粮的权责属于州县,这七品的正印官,特称为“大老爷”,在任两件大事:刑名、钱谷。延请“绍兴师爷”至少亦得两名:“刑名师爷”和“钱谷师爷”。县大老爷的成名发财,都靠这两个人。

钱谷师爷的本事不在算盘上,在于能了解情况,善于应付几种人,第一种是书办,世代相传,每人手里有一本底册,哪家有多少田?该纳粮多少?都记载在这本册子上,为不传之秘。

第二种是“特殊人物”,他们所纳的粮,都有专门名称,做过官的绅士人家的“衿米”,举人、秀才、监生是“料米”,这两种米不能多收,该多少就多少,否则便有麻烦。再有一种名为“讼米”,专好无事生非打官司的讼棍所纳的粮,也要当心。总而言这一名话,刁恶霸道,不易对付的那班“特殊人物”,必须敷衍,分量不足,米色粗劣,亦得照收不误。甚至虚给“粮串”——纳粮的凭证,买得个安静二字。

有人占便宜,当然有人吃亏,各种剥削耗费,加上县大老爷自己的好处,统统都出在良善小民头上,这叫做“浮收”,最“黑”的地方,“浮收”到正额的一半以上,该纳一石米的,起码要纳一石五斗。于是有所谓“包户”,他们或者与官吏有勾结,或者能挟制官吏,小户如托他们“包缴”,比自己到粮柜上去缴纳,便宜得多。

第三种就是漕船上的人。漕船都是官船,额定数字过万,实际仅六千余艘,分驻运河各地,一地称为一帮。这就是游侠组织“青帮”之帮的出典。

帮中的管事及水手,都称为帮丁,其中又有屯丁、旗丁、尖丁之分。尖丁是实际上的头目,连护漕的千总、把总都得听他的指挥。州县衙门开仓怔粮,粮户缴纳,漕船开到,验收装船,名为“受兑”。一面征粮,一面受兑,川流不息,那自然是再顺利不过的事,但是这一来漕船上就玩不出花样来了。

他们的第一个花样是“看米色”。由于漕船过淮安时,漕运总督要“盘粮”点数,到通州起岸入仓时,仓场侍郎要验看米质,如有不符,都由漕船负责,因此,他们在受兑时,验看米色,原是分所当为。但米色好坏,仅凭目视,并无标准,这样就可以挑剔了,一廒一廒看过去,不是说米色太杂,就是不够干燥,不肯受兑。

以一般的情况而言,开仓十日,所有的仓厥就都装满了,此时如不疏运上船,则后来的粮户,无仓可以贮米,势必停征。粮户也就要等待,一天两天还不要紧,老百姓无非发发牢骚而已,日子一久,废时失业,还要贴上盘缠,自然非吵不可,这叫做“闹潜”,是件极严重的事,地方官往往会得到极严厉的处分。倘或是个刮地皮的贪官,这一闹漕就不定就会激起民变,更是件可以送命的大祸。

因此,钱谷师爷,便要指挥书办出来与“看米色”的旗丁讲斤头,倘或讲不下来,而督运的委员,怕误了限期,催令启程,那些帮丁就不问兑足不兑足,只管自己开船。这时的州县可就苦了,必须设法自运漕米,一路赶上去补足,称为“随帮交兑”。

幸而取得妥协,漕米兑竣,应该出给名为“通关”的收据,这时尖丁出面了,先议“私费”,就是他个人的“好处”,私费议妥,再议“通帮公费”,是全帮的好处。这些看米色所受的勒索,以及尖丁私费、通帮公费,自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浮收来支付。

这以后,就该帮丁受勒索了,首先是“过淮”投文过堂,照例有各种陋规,一帮船总要花到五六百两到一千两银子。这一关一过,沿路过闸过坝,处处要送红包,大概每一艘船要十几两银子。最后到了通州,花样更好,要投四个衙门的文,有人专门代办,每船十三两银子,十两铺排四个衙门,三两是代办者的酬劳。等漕米上岸入仓,伸手要钱的人数不清,总要花到三五十两。所以帮丁勒索州县,无非悖入悖出。

帮丁的苦楚犹不止此,一路还要受人的欺侮。在运河里,遇到运铜运铅的船,以及木排,千万要当心,那是在运河是蛮不讲理出了名的,撞沉了漕船,他们可以逃散,帮丁则非倾家荡产来赔不可,因为如此,帮丁便格外团结,以求自保,“青帮”之起因如此,所以,他们的“海底”名为“通漕”,并不是世俗所称的“通草”。

一度行之有效,但以积习已深,惯于更张的南漕海运,终于咸丰元年旧事重提。这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人,第二个是地。

这个人是两江总督陆建瀛,湖北人,极能干,而且善于结交,所以公卿延誉,负一时物望。他颇有意步武陶澍,留一番政绩。陶澍改盐法,淮北行之大效,而淮南依旧,陆建瀛在淮南继陶未竟之功。漕运也是如此,他得到户部尚书孙瑞珍的支持,准备恢复海运。

适逢其会的是,运河出了问题,在徐州附近的丰县以北决口,“全河北趋,由沛县之华山、戚山分注微山、昭阳等湖,挟清水外泛,运河闸、坝、纤堤,均已漫淹”,朝廷一方面拨巨款抢救,一方面也加强了改用海运的决心。

海运之议,奉旨由两江总督陆建瀛、江苏巡抚杨文定、浙江巡抚常大淳,会同筹划。结果决定咸丰二年江苏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四府一州的溜米,改用海运。浙江则是试办,但其间又有反复,未成定议。

就在这段期间中,椿寿由湖南布政使调浙江。当朝命初下时,黄宗汉是掌理一省司法的浙江按察使,通称“臬司”,等椿寿到任时,他已经调差了。第二年,洪军由广西而湖南,湖北吃紧,清文宗把善于“捕盗”的常大淳,调为湖北巡抚。浙江巡抚由藩司椿寿署理。

椿寿的运气太坏。这年的浙江,省城杭州及附近各州县,自五月以后,雨量稀少,旱荒已成,于是对他发生两大不利,第一是钱粮征收不起,第二是河浅不利于舟行,影响漕运。

江苏的海运,非常顺利,四府一州的漕粮,糙米三十二万多石,白米二万七千余石,于三月间出海北上,安然运到。而浙江的漕米,到九月间还未启运,这是前所未有现象。

在此以前,也就是渐江正闹旱灾的五月间,为了军事上的需要,各省巡抚有个小小的调整,云南巡抚张亮基调湖南,遗缺由甘肃布政使黄宗汉接充。他不愿意去云南,经过一番活动,很快地改调浙江。不过一年的功夫,重回杭州时,已非昔比。

署理巡抚椿寿交卸以后,仍旧干他的藩司。据说黄宗汉在第一天接见椿寿时,就作了个暗示,椿寿的“纱帽”在他手里,如果想保全,赶快送四万两银子的“红包”过去。黄宗汉敢于作此勒索,就因为椿寿在漕运上,已经迟延,如果上司肯替他说话。可以在天灾上找理由,有处分,亦属轻微。否则,耽延了“天瘦正供”,将获严谴。

椿寿没有理会他,于是黄宗汉想了个极狠毒的手法来“整”人。他认为本年漕粮,启运太迟,到达通州交仓,粮船不能依照限期“回空”,这样便要影响下一年的漕运。就在这个言之成理的说法上来整椿寿。

心里已有成算,表面丝毫不露,把椿寿请到抚院来谈公事,问起清运的情形。

一提到这上面,椿寿自己先就紧张,“回大人的话,”他说,“今年浙江的漕运,无比如何要担处分了!”

“谁担处分啊?”黄宗汉故意这样问。

“自然是司里。”藩、臬两司向巡抚回话,照例自称“司里”。

“这也不担处分的事。”黄宗汉用这句话先做一个伏笔,却又立即撇开不谈,“贵司倒先说说看,究竟因何迟误?”

“自然是因为天旱水浅,河道干淤。已经奏报过的。”

“天旱是五月以后的事。请问,照定例,本省漕船,每年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过淮’,什么时候‘回空’?”

一连三问,把椿寿堵得哑口无言。照定例,江西和浙江的漕船,限在二月底以前尽数开行。年深日久,定例有变,但至迟亦不会过四月。现在秋风已起,漕船开行的还不过一半,这该怎么说呢?

他迟迟不答,黄宗汉也不开口,是逼着他非说不可。椿寿无奈,只好这样答道:“大人也在浙江待过,漕帮的积弊,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漕丁有种种花样,譬如说陈漕带私货罗..”

椿寿的话未完,抚台便一个钉子碰了过来:“天下乌鸦一般黑,各省漕丁都是一样的。”

“今年略微不同,因为奉旨筹议南漕海运,漕帮不免观望,这也是延误的原因之一。”

“观望什么?”黄宗汉大声问道,“议办海运是来年新漕之事,跟今年何干?”

振振有词一问,椿寿语塞,既然来年有此改变之议,漕丁自不免有所瞻顾,以致鼓不起劲来,但身为藩司,署理抚院,这些地方正该督催,否则便是失职,所以椿寿无同可解。

“现在怎么办呢?”黄宗汉又忧形于色地说,“事情总要办通才行啊!”

“是,是!”椿寿赶紧答道,“司里尽力去催,总在这个把月里,一定可以全数启运。”

“个把月?”黄宗汉皱着眉说,“说老实话,这上面我还不大弄得清楚。反正本年漕运,自前任常中丞调任以后,都由老兄一手经理。以后该如何办理,等我商量了再说。”

他这段话有两层用意,第一是说目前还不甚了解漕运的情况,等了解了又当别论,留下翻覆的余地,第二是“一手经理”四个字,指明了全部责任。椿寿原是“上三旗”的公子哥儿,这几年在外面历练了一番。纨袴的积习,固已大减,而人心的险,却无深知,哪里去理会得黄宗汉的深意?还只当抚台语气缓和,事无大碍,所以连声应诺,辞出抚院,赶紧召集手下,商议如何设法把未走的船,能够早日开行,只要一出浙江省境,责任就轻得多了。

于是椿寿即刻召集督粮道和其他经办漕运的官员,一面宣达了抚台的意思,一面力竭声嘶地要大家“各秉天良”,务必在最短期间内,设法让漕船全数开出。

别处都还好办,麻烦的是湖属八帮,浙江湖川府是东南膏腴之区,额定漕粮三十八万八千余石,关系重大,偏偏这八帮的漕船,一艘都动弹不得。椿寿看看情势严重,不得不亲自到湖州去督催。

湖州运漕,有朵运河的支流,往东沿太湖南岸,入江苏省境平望的大运河。这种交流不到一百里长,但所经的双林,南浔两镇,为膏腴中的膏腴。南浔的殷富,号称“四狮八象”,海内闻名。听得藩台驾到,照例以捐班道台的身分,尽地主之谊,他们饮食起居的讲究,虽不比盐商、河工的穷奢极侈,但已远非一般宫贵之家可比。

身处名匠经营的园林,坐对水陆并陈的盛馔,开宴照例开戏,南浔富家都有自己的戏班,砌末、行头,无不精美,这时集合精英,奏演名曲,而椿寿索然寡欢,却又不得不勉强敷衍,因而这样豪华享受的场台,在他反觉得受罪,耳中听着《长生殴》的《夜雨闻铃》,心里想的却是怎得下他三天三夜的大雨,运河水满,让搁浅的漕船,得以趁一帆西风,往东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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