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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不平等》就是这些默想的结果。这部作品比我所有其他的作品 都 更合狄德罗的口味,并且他为这部作品所提的意见对于我也最为有益,但是这部作品在全欧洲却只有很少的读者能读懂,而在能读懂的读者之中又没有一个愿意谈论 它。它是为着应征而写的:我就把它寄出去了,但是心里预先就已经料定它不会得奖,因为我深知各学院之设置奖金绝不是为着征求这种货色的。
这 次旅行和这次写作对我的气质和健康都有好处。我因苦于尿闭症而完全听任医生摆布已经有好几年了,他们没有减轻我的痛楚,反而耗尽了我的精力,毁坏了我的体 质。从圣-日尔曼回来后,我的体质增强了一些作为认识活动中心的主体概念。断言有意识的自觉活动着的,自己感到好多了。我就按照这种办法去做,决心不管是 痊愈还是死亡,反正不找医生不吃药,永远跟医药绝缘。这样,我就开始过一天算一天:如果不能出门,就安安静静地呆着,一有气力走动,就走动一下。在巴黎, 跟那些自命不凡的人们在一起,这种生活太不合我的口味了。文人的勾心斗角,他们那些可耻的争吵,写的书那么缺少真诚,在社交界中又是那么一副专断的神气, 凡此种种,对我来说,都是太可惜、太格格不入了。就是在跟我的朋友们的交往中,我也太难发现笃实敦厚的气氛、开诚布公的精神、率真的态度。所以,我恨透了 这种喧嚣的生活,开始热切地盼望能到乡间居住;即使我的职业不容许我长期乡居,我至少要把我所有的一点空闲时间在乡间度过。有好几个月,我吃过午饭的第一 件事,就是独自一人跑到布洛尼森林去散步,思考一些作品的题材,直到夜里才回家。
当时我和果弗古尔来往极其密切,他为了职务关系,不得不到日内瓦去跑一趟,劝我和他同行。我同意了。我的身体不够好,少不了女总督的照顾,因而决定她也同往,让她母亲看家。一切都安排停当,我们三人就在一七五四年六月一日一同启程了。
我 应该记下这次旅行,因为这是我活了四十二岁第一次经历的一件事,它震撼了我那与生俱来一直毫无保留地对人的充分信任的本性。我们包了一辆马车,不换马,每 天只走很短一段路程。我时常下车步行。我们刚走了一半路程,戴莱丝就表示她极其厌恶独自跟果弗古尔留在车里。每当我不顾她的恳求,还是要下车的时候,她也 就下车步行。我把她这样任性的脾气骂了很久,甚至于坚决反对她下车,直到最后,她迫不得已就把原因对我说明了。当我听说我这位年已六十有余,老态龙钟,有 脚气病,又因追欢寻乐而断伤了身体的朋友果弗古尔先生,竟然从我们出发的时候起就想败坏一个既已不算貌美,也已不算年轻,而且还是属于他的朋友的女人,简 直以为自己是在做梦,好象是从云端掉下来一样。而他这种行为,用的手段又极其卑鄙,极其无耻,甚至于要把自己的钱包送给她,还拿了一本淫书给她读,拿他随 身带着的那些淫画给她看,企图借此挑动她。戴莱丝气愤极了,有一次竟把他那本丑书从车窗里扔了出去;我还听说,启程的第一天,一阵剧烈的偏头痛使我没有吃 晚饭就去睡了,他就利用这两人相对的一段时间去勾引她,动手动脚,简直象个色情狂,象只骚公羊,绝不象个受我信赖而又托以妻子的正人君子。多么惊人啊!这 对我又是一件多么未曾料到的伤心事啊!到那时为止,我一直以为友谊是与构成友谊的魅力的全部可爱而高贵的情感分不开的,现在我却生平第一次感到,我不能不 把友谊和轻蔑结合起来了,不能不把我的信赖和尊敬,从我所爱的并且还以为被爱的一个人身上收回来了!那个老无赖还在我面前瞒着他那卑鄙龌龊的行为呢。为了 不叫戴莱丝为难,我也不得不在他面前瞒着我对他的鄙视,把他一定不会知道的那些反感放在我的心灵深处隐藏起来。你,友谊的甜美而神圣的幻象啊!果弗古尔第 一个把你的纱幕在我的眼前揭开了。从那时起又有多少残酷无情的手阻止这个纱幕重新合上啊!
到了里昂,我就跟果弗古尔分了手,另走萨瓦那条 路,因为我不忍心再从离妈妈那么近的地方走过而不去看看她。我看到她了……她的境况多么惨啊,天哪!这是怎样的堕落!她初期的那种美德怎么就荡然无存了? 她是当年彭维尔神父叫我去找的那位美貌动人的华伦夫人吗?我的心多么难过啊!我看她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献是在唯心主义统治德国达数十年之久后,恢复了唯物 主义,只有迁地为宜。我早已在我的信里再三敦促她来跟我安安静静地一同生活,我愿意和戴莱丝尽毕生之力使她能享点幸福,这次我又热烈地重复这种请求,但是 终归无效。她死钉住她的年金,不听我的话,而她那份年金,虽然照付不误,她自己却长久以来花不到一文钱了。我还是把我的钱分了一小部分给她,如果我不是绝 对深知我分给她的钱她一文也享受不到的话,我本应该而且也一定会多分一点给她的。在我居住日内瓦时期,她到沙伯莱作了一次旅行,并且到格兰日运河来看我。 她没有钱完成她的旅程,当时我身上又没有那么多钱,一小时后我叫戴莱丝拿去送给她。可怜的妈妈啊!让我把她这一次心地善良的表现再大书一笔吧。她剩下的最 后一件首饰就只有一个小戒指了,她把它从自己的手指上脱下来戴到戴莱丝的手指上,戴莱丝立即就又把它脱下来,再套上她的手指,同时洒着热泪亲吻着那只高贵 的手。啊!这时正是我偿债的适当时刻啊!我应该抛弃一切而跟她走,相依为命,直到她最后一息,同甘共苦,不问她遭遇如何。我却没有这样做。由于我被另一份 感情分了心,我感到我对她的感情也淡薄了,不能指望我的感情对她能有点好处。我为她嗟叹,却没有跟她走。在我生平所感到的一切内疚之中,这个内疚是最强 烈、最抱恨终身的。为此,我就理该受到从那时起不断降到我头上来的那些严厉的惩罚:愿这些惩罚能把我的忘恩负义之罪全部抵偿掉吧!这种忘恩负义是表现在我 的行为上的,但是它却如此深地刺伤了我的心,足见我这颗心从来也不是一个志恩负义者的心。
在离开巴黎以前,我已经把《论不平等》那篇文章 的 献词草拟好了。我把这篇献词在尚贝里写完,就注明某年月日写于尚贝里,因为我想,为着避免一切挑剔,还是宁可不注明写于法兰西或写于日内瓦为好。一到日内 瓦,我就沉浸于驱使我回到日内瓦的那种共和主义的激情之中。这种激情又因我在那里所受到的欢迎而更加高涨。我受到各界人士的盛情招待和爱护,满腔沸腾着爱 国热忱;但因为我在祖先所奉的宗教之外另奉了一种宗教,从而被剥夺了公民权,所以我又很感到羞惭。于是我决心公开地重奉我祖先的宗教。我想一切基督徒用的 都是同样的福音节,而教条内容之所以不同又只是由于各人对自己所不能理解的部分强加解释,那么,在每一个国家里,只有统治者有权确定教义和这不可理解的教 条,因此,公民的义务就是承认这个教条,遵从法律所规定的教义。我和百科全书派的人们往来,远没有动摇我的信仰,反而使我的信仰由于我对论争与派系的天然 憎恶而更加坚定了。我对人与宇宙的研究,到处都给我指出那主宰着人与宇宙的终极原因与智慧。几年以来,我致力于研读《圣经》,特别是福音书,早就使我鄙视 最不配了解耶稣基督的人们所给予耶稣基督的那些卑劣而愚昧的解释。总之,哲学使我追求宗教的精髓,也就使我摆脱了人们用以壅塞宗教的那一堆垃圾般的毫不足 道的公式。我既认为对于一个有理性的人来说,没有两种做基督徒的方式,也就认为,凡是与形式和纪律有关的一切,在每一个国度里都属于法律的范围。由于这个 原理——这么合情合理的、这么富有社会性的、这么和平的、却又曾给我招来那么残酷迫害的原理——当然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既要做公民,我就应该做新教徒, 重新回到我国既定的教义。我决定这样做了;我只希望不一定要到教务会议席前去受讯问。然而圣教法令对这一点却是有明文规定的,不过人们居然愿意为我通融办 理。他们指定了一个五、六人组成的委员会来个别地听我发表改宗声明。不幸得很,佩尔得利奥牧师——他对人亲切而又和蔼,我跟他很有交情——竟然想起对我 说,大家以能听到我在这个小集会中致词为快。这种期待叫我害怕极了,以致我用了三个星期的工夫,日日夜夜研究一篇准备好的短小的演说词,但到要宣读的时 候,慌得连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在这个会议席上,我竟做了最愚蠢的小学生,审查委员们替我说话,我呆呆地回答着“是”或“不是”。然后,我就被纳入教团, 公民权恢复了。我以公民的身份载入了保安税册,这种保安税只有公民兼市民才缴纳的,我还参加了国民议会的一饮非常全体会议,从执行委员缪沙尔那里接受誓 言。对国民议会和教务会议这次对我表示的那种种感情,以及全体官员、牧师和公民的那种种恳挚而客气的态度,我心中非常感激,所以我一面受到那位不离左右的 好朋友德吕克的催促,另一面又特别受到我自己内心倾向的驱使,就一心只想回到巴黎去把家庭拆散,把我那些琐事处理一下,把勒·瓦瑟太太和她的丈夫安置好, 或者供给他们些赡养费,然后再带着戴莱丝回到日内瓦来,安度余生。
这样一决定,我就把正经事都暂时停了下来,以便跟我的朋友们一直玩到启 程 的时候。在所有这些游乐当中,最使我开心的是我和德吕克老头、他的儿媳、他的两个儿子以及我的戴莱丝一同乘船作的那次环湖游览。我们用七天时间作了这一次 环游,天气是再好也不过的。我对湖那一边引起我惊叹的许多风景都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几年之后,我就在《新爱洛伊丝》里把这些景色描写了下来。
我 在日内瓦结识的主要知交,除我已经说过的德吕克一家之外,有青年牧师凡尔纳——我在巴黎就已经认识他了,当时对他的估价比他后来的表现要高些;有佩尔得利 奥先生——当时是乡村牧师,今天是文学教授神,通过理性(哲学)的批判来改变不合理的现实世界。提,和他交游使人如乘春风,这是使我永远怀念的,虽然他后 来认为与我绝交就显得是个漂亮角色;有雅拉贝尔先生——当时是物理学教授,后来当国民议会议员兼执行委员,我曾把我的《论不平等》的文章读给他听,不过没 有读献词,他似乎非常叹赏;有吕兰教授——直到他死,我和他一直经常通信,早先他甚至还托我为日内瓦图书馆买书;有凡尔宗教授——我对他,曾以种种事实表 示我的依恋与信赖之忱,这些事实原该使他感动的,如果一个神学家能被事实感动的话,但是他也和大家一样,我一作这种表示之后,他就转过脸去不理我了;有果 弗古尔的助理和继承人沙必伊——他打算顶掉果弗古尔。取而代之,不久自己倒被顶掉了;有马尔赛·德·麦齐埃尔——他原是我父亲的老朋友,以后又表示愿做我 的朋友,当年一度为祖国增光,后来做了戏剧作家,并且想当二百人议会的议员,因而就改变了思想作风,死后成为笑柄。但是在所有这些知交之中,我期待最殷的 是穆耳杜,由于他多才多艺,思想激烈,确实是个前途无量的青年。虽然他对我常常有点模棱两可,虽然他跟我的许多最险恶的仇人都有联系,我还是一直爱他,并 且我相信有朝一日他将做我死后的辩护人,并为他的朋友复仇。
在这些往还酬酢之中,我继续保持独自散步的爱好和习一惯,我常在湖岸作相当远 的 漫步,在这些漫步当中,我那劳动惯了的脑子总是没有闲的时候。我琢磨着我已经订好的《政治制度论》一书的纲要——不久我就要谈到这部书;我又思考一部《瓦 莱地方志》和一篇散文悲剧的大纲——这篇悲剧的主题是卢克丽霞,虽然我是在这不幸的女子已不能在法国戏剧中出现的时候大着胆子再让她在舞台上出现,我仍然 存着希望,压垮那些敢于嘲笑我的人们。我同时又拿塔西陀来试手,把他的历史第一卷译了出来,译文现在收在我的文稿之中。
我在日内瓦住了四 个 月之后,于十月间回到了巴黎。我避免经过里昂,省得又碰见果弗古尔。因为我预定的计划是开春再回日内瓦,所以我在冬天就又恢复了我的生活习惯和正常工作, 其中主要的是校阅我的《论不平等》的校样。这部稿子是我委托书商雷伊在荷兰印的,雷伊是我在日内瓦刚认识的新交。由于这部作品是献给共和国的,而这篇献词 又可能不中国民议会的意,所以我想等一等,看看献词在日内瓦产生的效果怎样,然后再回日内瓦去。这效果果然于我不利;这篇献词本是最纯洁的爱国热忱驱使我 写出来的,却给我在国民议会中招来了许多敌人,在市民中招来了许多忌妒者。舒埃先生当时是首席执行委员,他给我写了一封很客气然而很冷淡的信,原信存在我 的函件辑里,甲札第三号。从私人方面——其中有德吕克和雅拉贝尔,我得到了若干奖饰之词;如此而已。我就没有看到一个日内瓦人感谢我在这部作品里表现出来 的由衷的热忱。这种冷漠的态度,凡是注意到的人都感到愤愤不平。还记得有一天,我到克利什去,在杜宾夫人家吃饭,同席的有共和国代办克罗姆兰,还有梅朗先 生。梅朗先生在席上当众说,国民议会应该为这本书对我有所馈赠,并予以公开褒奖,否则它就有失体面。克罗姆兰是个瘦小而熏黑的人,卑鄙险恶,他不敢在我面 前作任何答复,便做了一个可怕的鬼脸,逗得杜宾夫人笑了起来。这部作品为我挣得的唯一好处,除了满足了我自己的良心而外,就是那公民的称号,这个称号是由 我的许多朋友,接着又由公众赠给我的。后来我又失掉了这个称号,只是因为我太配享有这个称号了。
然而,如果没有对我的内心产生更大影响的 某 些动机的话,单是这个失败是不会阻止我去执行退隐日内瓦的计划的。埃皮奈先生要把舍弗莱特府第原来缺少的那一翼侧的房子添建起来,为此花了很大一笔钱。有 一天,我跟埃皮奈夫人一起去看这些工程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把事物看成永恒不变的东西。,我们顺便散散步,往前多走了大约四分之一里约的样子,直 走到花园的那个大蓄水池旁。这儿跟蒙莫朗西森林紧挨着,还有一片漂亮的菜园及一所破烂不堪的小房子,称之为退隐庐。这个幽静而十分可爱的地点,我在去日内 瓦旅行之前第一次看见时就注意到了,我曾在兴奋之中不知不觉地冒出过这样一句话:“啊!夫人,多么美妙的住所啊!这才是为我天造地设的一个退隐地点呢。” 埃皮奈夫人当时对我这句话没有显得怎样在意。但是这次重来,我非常惊讶地看到,旧房子没有了,换了一所几乎全新的小住宅,房间安排得很好,正合三口之家居 住。原来埃皮奈夫人不声不响地叫人做了这件事,并且花钱不多,只从府第工程抽出一点材料和几个工人而已。旧地重游,她看到我如此惊讶,便对我说:“我的狗 熊啊,这就是你的退隐地点;你自己选了它,现在是友谊把它献给你。我希望这份友谊能使你放弃你要离开我的那个残酷无情的念头。”我不相信我这一辈子曾经历 过比这更强烈、更愉快的感动:我的眼泪沾满了我那女友的慈惠之手;虽然当时我没有完全被征服,却已经极端动摇了。埃皮奈夫人不愿功败垂成,便再三催促我, 用尽了方法,托尽了人,来争取我,甚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还怂恿勒·瓦瑟太太和她的女儿来支持她,所以最后她胜利了,使我改变了决心。我放弃了返居祖国的 计划,决定并答应来退隐庐住下。她一面等房子干燥,一面忙着准备家具,等到一切齐全,开春就可以迁入了。
还有件事,也大有助于促使我下这 个 决心,那就是伏尔泰在日内瓦附近的定居。我知道这个人会在日内瓦闹得天翻地覆的;我若是再去,就会在我的祖国碰到巴黎的那种气氛、风尚和习俗,我又要不断 地论战;而且在行动方面,要就是做俗不可耐的迂夫子,要就是做胆小怕事的坏公民,别无他途。伏尔泰关于我的后一部作品写给我的那封信,使我有理由在我的复 信里婉转说明我的种种隐忧;那封信产生的结果把我的隐忧都证实了。从此,我认为日内瓦无可救药了,而我也确实没有想错。如果我自觉有此能力的话,也许我应 该去顶住那场狂风暴雨。但是我只是单独一人,又羞涩,又极不善词令,而要去对付一个目空一切、富敌王侯、既有大人先生们为他撑腰、又有口若悬河的辩才作他 的支柱、而且已经成为女人和青年们的偶像的人,又能做得出什么来呢?我担心冒险犯难,徒劳无益,因而我听从了我的和平的天性,听从了我对安宁的爱好。这种 对安宁的爱好,当年使我走错了路,今天在这同一问题上还是使我走错了路。如果我退隐到日内瓦,我能为我自己免掉许多大灾大难;可是我怀疑,即使以我这全部 炽烈的爱国热忱,我又能为祖国做出什么伟大而又有益的事来呢。
特龙香也差不多就是在这时候到日内瓦定居的,不久后到巴黎来闯江湖,赚了大 批 钱带走了。他一到,就跟让古尔骑士一起来看我。埃皮奈夫人很希望请他个别诊治,但是就诊的人太多,不容易挤进去。她找我设法。我就促特龙香去看她。他们俩 就是这样,在我的介绍之下,开始有了交谊,后来他们关系密切了,反叫我吃了苦头。我的命运一直就是这样的;我一把彼此不相关的两个朋友联系起来,他们就准 联合起来反对我。不过,虽然特龙香一家在他们从那时就参预的那套使祖国沦于被奴役地位的阴谋之中,个个都把我恨之入骨,这医生却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对 我表示好感。他甚至在回日内瓦后还写信给我,建议我到日内瓦去任图书馆荣誉馆长之职呢。但是我的决心已经下定了,这番盛意没有使我动摇。
也 就是在这个时期,我又一次拜访了霍尔巴赫先生,因为他的夫人去世了。霍尔巴赫夫人跟弗兰格耶夫人都是在我小住日内瓦时去世的。狄德罗把霍尔巴赫夫人的噩耗 告诉我的时候,说她的丈夫是如何如何悲痛。他的悲痛打动了我的心。我自己也深切怀念这位和蔼可亲的女人,为此写了一封信给霍尔巴赫。这件丧事使我把他一切 对不起人的作为都忘得一干二净了;当我从日内瓦回来的时候故得此名。,当他跟格里姆和其他几个朋友周游法国,排遣愁思,也回到巴黎的时候,我就去看他;后 来还继续去看他,直到我迁居退隐庐为止。在他那个小圈子里,人们一知道埃皮奈夫人——这时霍尔巴赫尚未跟埃皮奈夫人来往——正在为我准备住所,大家的挖苦 嘲笑便和冰雹一般落到我头上来了。他们扬言我需要人家捧场,需要都市的娱乐,连半个月的寂寞也忍耐不了。我自己心里有数,让他们说去,还是我行我素。霍尔 巴赫先生免不了对我还是有点好处的,他给勒·瓦瑟老头找到了一个可以安置的地方;老头那时有八十多岁了,他的妻子感到他是个很大的累赘,一个劲儿请我把他 打发走。他被送到一个慈善机关去了。差不多一到那里,衰老之年和离家之痛就把他送进了坟墓。他的妻子和其他的孩子们都不怎么怀念他,但是戴莱丝疼爱老父, 一直就抱恨终天,后悔不该让老人以风蚀之年,远离她而了此残生。
差不多与此同时,有个客人来拜访我。虽然他是我的一个旧相识,这次来访却 完 全出乎我的意料。我是说我的朋友汪杜尔,他有一天早晨在我万想不到的时候突然来了。另外还有一个人跟他一起。我觉得他变得多么厉害啊!早年的风韵完全没有 了,我只见他一副下流样子,使我无法跟他放怀畅叙。也许是我的眼光变了,也许是酒色使他变得迟钝了,再不然他那早年的神来是出于青春的光辉,而现在青春时 期早已逝去了。我几乎是无动于衷地接待了他,我们又十分冷淡地分了手。但是他走了之后,我们往日交游的旧情又强烈地勾起了我青春时代的回忆。我的青春是那 么温馨地、那么诚笃地献给那位天使般的女人的,而现在这位女人的变化之大也不亚于他啊。还有那幸福时代的许多小故事,在托讷度过的那浪漫的一日,当时我是 那么天真、那么酣畅地处在那两个妩媚可人的少女之间,她们对我的唯一恩赐就是让我吻了一下她们的手。但是,尽管如此,她们却给我留下了那么强烈、那么动 人、那么持久的怅惘;当年我是感到了一颗少年的心的迷人的全部激荡力量的,现在我相信它们是一去不复返了。所有那许多缠绵的回忆使我为已逝的青春、为永别 了的青春狂热,洒下了眼泪。唉!我对这种狂热的不幸重来又该酒下多少眼泪啊,如果我能早料到它会给我带来这么多的痛苦!
在我离开巴黎之 前, 就在我退隐前的那个冬天,我还有过一件十分称心的痛快事,我领略到了它的全部纯洁意味。南锡学士院院士巴利索曾以几部戏剧知名,这时又在吕内维尔当着波兰 国王的面演了一出剧。他在这个剧本里写了一个竟敢执笔和国王较量的人,以为这样可以博得国王的青睐。斯塔尼斯拉夫为人豪迈,不欢喜讽刺,一看有人竟敢这样 在他面前评说时人,非常愤慨。特莱桑伯爵先生奉这位国王之命,写信给达朗贝和我,通知我说,国王陛下有意把巴利索逐出他的学士院。我回信恳求特莱桑先生在 波兰国王面前关说,为巴利索开恩。恩是开了,但特莱桑先生以国王名义通知我时,又补充说,这件事将在学士院的档案上登记下来。我又复信说。这样一来,不是 开恩,倒反使一个惩罚传于永世了。最后,由于我再三恳请,总算获得了圆满的结果:档案上将不作任何记载,对这种事将不留下任何公开的痕迹。在办理这件事情 的过程中,不论是国王也好,是特莱桑也好,都对我表示了敬仰和尊重之意,使我颇感欣幸。我在这件事里感觉到,凡是值得受人尊敬的人,他们对一个人的尊敬, 会在这个人的心灵里产生出一种比虚荣心所产生的感情甜美得多、高贵得多的感情。我在我的通信集里已经录下了特莱桑先生的信和我的复函,原稿存甲札,第九、 十及十一号。
我完全知道,万一我这些回忆录将来得见天日,我本想抹去痕迹的事情,自己反倒使它流传下去了;但是,我不得已而传之未来的事 还 多着呢。我念念不忘地写这部忏悔录的伟大目标和把一切都全盘托出的这样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心莱”。,将不容许我为某些细小的顾忌而意存规避,否则就会使我 离开我的目标了。在我所处的这种离奇、独特的环境中,我太应该对真理负责了,不能对别人再有所怜恤。要彻底认识我,就应该从我的一切方面来认识我,不管是 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我的忏悔必然和许多别人的忏悔联系在一起;凡是与我有关的事,我都以同样的坦率做这两种忏悔,虽然我想对别人多加照顾,但是我不认 为我应该对任何别人比对我自己要照顾得多些。我要永远公平、真实,尽可能说别人的好处,只在与我有关的范围内说别人的坏处,并且非不得已时不说。在我被置 于这样一种境况时,谁还有权利对我做更多的要求呢?我写忏悔录绝不是为着在我未死之前发表的,也不是在有关的人们未死之前发表的。如果我的命运和这部书的 命运都能由我作主的话,这部书应该在我和他们死后很久再出版。但是我的许多强有力的压迫者由于对真理的畏惧而作了种种努力,要把真理的痕迹扫除净尽,这就 使我为保留这些痕迹而不得不采取最正确的权利和最严格的公理所容许我采取的一切措施。如果我死后应该湮没无闻,那么我就宁愿不牵累别人,而毫无怨言地把一 场不公平的、转瞬即逝的奇耻大辱忍受下去,但是既然我的名字还要存留下去,那么,我就应该努力使拥有这个名字的不幸者的面貌和这个名字一同流传下去——但 应该是按真实情况,而不是按许多不公正的敌人处心积虑要描绘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