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注意到，即使在那些自以为最识人的人中，每人也几乎只认识他自己，要是真有人能认识自己的话。因为在不和任何事物作比较的情况下，单凭一个人身上仅有的一点关系，怎能很好地确定他是个怎样的人呢？然而这种对自己的不完全认识却是我们用来认识他人的唯一方法。人以自己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总因过分看重自己而产生两种错觉：或是把我们在处于他们的地位时我们会怎么行动的动机强加给他们，或是在这同一种假设下，不知已处于和自己处境很不相同的另一处境中，对自己的动机作了错误的解释。

我作这些观察是对我自己而言的，我不是按照我对别人作的判断（这时我很快就感到自己是个与众不同的人），而是按照别人对我作的判断。别人对我的行为的动机的判断几乎总是错的，而一般说来，作这类判断的人越有才智就越错得厉害吾尔、哈萨克、朝鲜5种少数民族文版和近20种外文版。，他们衡量的事物越广，他们错误的判断和事物间的距离也越大。

由于注意到这些，我决心使我的读者在识人方面更进一步。要是可能的话，我要使他们从这总是以己之心来度他人之腹的唯一而又错误的尺度中解放出来，同时相反地，为了认识自己的心，须经常光了解别人的心。为了使他们学会评价自己，我愿尽力使其至少能有一件可与之相比的事物，使其能认识他们本人和另一人，而这另一人可以是我。

是的，是我，仅我一人，因为直至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有任何人敢于做我要做的事。种种经历、生活、人物写照和性格，所有这一切都是些什么？精心构思的传奇故事建立在外在的行动、与之有关的言论以及作者细致的臆测上，而作者更多地致力于炫耀自己而不是在发现真理。他们抓住性格里最鲜明之处，将其与他们臆造出来的东西揉在一起，用这些捏成一副嘴脸，管它象不象呢！没有人能从这上面作出什么判断。

为了更好地认识一种性格，须将其中属于先天和后天的部分区别开，看看这一性格是怎样形成的，在何种情况下它有了发展，何种隐秘的感情促使它演变成今天的状况律；另一些人则转向天文、医学和音乐的研究，在科学上作，这些变化是怎样进行的，有时怎么会产生最矛盾和最无法预料的后果。所有这些能看到的东西只是性格中极少的部分，是经常很复杂而隐伏的内因的外在表现。各人以各自的方式来推测，照自己的幻想来描绘，毫不害怕别人会用原型来和自己的涂抹相对照。怎样来使我们了解这一原型的内心呢？描绘别人内心的人无法看到这个内心，而看得到这个内心的人又不肯把它暴露出来。

只有本人，没有人能写出他的一生。他的内心活动、他的真实的生活只有他本人才知道，然而在写的过程中他却把它掩饰起来，他以写他的一生为名而实际上在为自己辩解，他把自己写成他愿意给人看到的那样，就是一点也不象他本人的实际情况。最坦率的人所做的，充其量不过是他们所说的话还是真的，但是他们有所保留。这就是在说谎。他们没有说出来的话竟会如此改变他们假意供认的事，以致当他们说出一部分真事时也等于什么都没有说。我让蒙田在这些假装坦率的人里高居首位，他们用说真话来骗人。蒙田让人看到自己的缺点，但他只暴露一些可爱的缺点。没有可惜之处的人是决不存在的。蒙田把自己描绘得很象自己，但仅仅是个侧面。谁知道他挡起来的那一边的脸上会不会有条刀伤或者有只瞎眼，把他的容貌完全改变了呢？一个比蒙田更自负、但比他更直率的人是加尔丹。然而很不幸，就是这个加尔丹也是如此疯癫，旁人无法从他的遐想中得到任何教益。再说，谁肯在十卷对开本的狂言书里觅取如此少的教益呢？

因此，可以肯定，要是我很好地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我可能就是做了一件独一无二的好事。但愿大家不反对我以下所述：我只是个平民。没有值得读者一听的事要说。我一生的经历是真实的，我按事件发生的先后把它们写出来，不过我写事件的经过要比写我在这一事件中的心理状态要少些。然而人之是否崇高，只是以其情感是否伟大高尚，思想是否敏捷丰富而定。这里，事实只是些偶然的原因而已。我的一生尽管默默无闻，但要是我的思想比国王们更丰富更深刻，那我的内心的全部活动就会比他们的更能吸引人。

我说更能吸引人，这是指对一事物的观察和经验而言，我处在一个人所能到达的也许是最有利的处境。我没有社会地位，然而却熟悉一切等级，曾在除王室外的最低至最高的各等级中生活过。大人物只认得大人物陈亮，清颜元、李穀重视功利，反对空谈仁义。，小人物也只认得小人物。小人物看大人物只从他们那令人仰慕的身分地位去看，而自己则身受不公正的蔑视。在这极其疏远的关系里，双方具有的那个共同本质——人，却失去了。对我来说，细心地除去这种假面具后，我到处都能认出这一本质。我考虑和比较过他们各自的兴趣、意愿、成见和道德行为的准则。我既无奢望，也无足轻重，我为所有的人所接受，而且研究他们也很方便，当他们不装假时我就能作人和人之间、身分地位和身分地位之间的比较。我一无所有也一无所求，既不使人为难也不使人厌烦；我进入各界而无所留恋，有时早晨和亲王共进早餐，而晚上则和农民分享晚饭。

我没有显赫的门第和出身，但却有另外一种我所特有的、化了重大代价换得的显赫，即我的人所共知的厄运。有关我的议论传遍欧洲，才智之士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为之痛心。最后大家终于明白，对这个科学和哲学的世纪，我比他们认识得更为清楚，我已看出，他们以为早已消灭的盲信只不过伪装起来而已；我早在它除去伪装之前就说过这话，可我没料到是我使它去掉伪装的。这些事件的经过值得塔西陀大书一笔，而我的笔也该使其稍添兴味。事件是公开的，人人都能知道，问题在于要去了解形成这些事件的隐秘的起因。当然没有人会比我更清楚这些事，所以要把它公诸于世，就得写出我一生的历史。

我曾经历过如此众多的事件，产生过如此强烈的感情，见过那么多不同类型的人，在那么多境遇中生活过，所以要是我善于利用这些条件的话，五十年的生涯对我来说就象过了几个世纪似的。因此，就事件数量之多及种类之繁而言，我都有条件使我的叙述饶有兴味。尽管这样，我的叙述也许并非如此，不过，这决不该归咎于题材，而是作者的错误。即使在叙述最杰出的人的生活时，这类缺点照样也会产生。

要是说我所从事的这项工作不同寻常，那么促使我这样做的处境也极为罕见。在我的同代人中，很少有人其名在欧洲为人所共知而其人则越少为人知晓。我的书传遍各大城市，而我这个作者却在森林里隐居。大家都在读我的书，都在批评我科学的哲学。以实证哲学观点研究社会现象，1839年提出了，都在议论我，但是我却不在场。我远离这些人，远离这些议论。人家说些什么我一无所知。每人都按自己的想象来描绘我，也不怕这原型会出来戳穿他。上流社会里有个卢梭，而另一个与前者毫不相似的卢梭却处于退隐状态。

总起来说，我对公众对我的议论不应有所怨艾，他们有时把我攻击得体无完肤，但他们也往往把我恭维得无以复加。这取决于他们在评断我时的心情以及他们对我的成见于我有利或是不利，他们在褒贬时都不再注意分寸。当人们单凭我的著作来评断我时，他们根据读者的兴趣爱好，把我看成是一个每发表一部著作就改变一次面貌的怪人。但一旦我有了敌人，他们就根据各人的观点想出种种妙计，并在此基础上对他们无法败坏的我的名誉采取一致行动。为了一点也不显出他们在扮演不光彩的角色，他们并不谴责我有什么坏的行为——不论是真有还是捏造。即使他们谴责我，他们也把这些坏事归之于我的坏脾气，这样仍然使人误以为他们的上当受骗是出于轻信，所以还是会说他们是出于好心而来责备我的心地不良。他们在装作原谅我的错误的同时又在攻击我的感情，在显得是从称赞的角度看待我时也知道将我暴露在完全不同的角度下。

采取这样巧妙的语调是合适的，他们在好心好意抹黑我时神气也相当憨厚，他们友情洋溢，但却使我变得可憎，在向我表同情时又把我攻击得体无完肤。就这样他们表示对事实可以不予追究，但却无比严厉地批评我的性格，做到赞扬我而又使我面目可僧。役有什么能比这幅肖像和我本人更不相象的了，我不比人家要求的更好，我是另外一个人。不论在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他们都没有给予我正确的评价。在把我不具备的美德归于我时是在使我成为坏人。与此相反，做了无人知晓的坏事我仍觉得自己是个好人。从更好地判断我来看，我可能会失去平庸之人而赢得才智之士，而我向来也只求后者的赞同。

以上这些不仅是我从事这一写作的动机，也是我写作时的忠实保证。既然我的名字要流传下去，我决不愿自己有虚假的名声，也决不愿人家把一些不属于我的美德和恶行归给我，也决不愿人家把我描绘得不象我自己。当我想到我将名传后世而感到快慰作为可能性进入一定的事态中并与其他永恒客体发生关系。，这得有些比我的名字更站得住的事迹。我宁愿人家认识我以及我的一切缺点，这是我，而不愿是一个连我自己都感到陌生的人，有着虚假的美德。

很少有人能比我做得更精，也从没有人象我谈论我自己那样谈论他自己。和承认卑劣低级的行为相比，承认性格上的缺点则更易接受。可以相信，敢于承认这些行为的人会承认一切。这也就是对我的真诚的一种难堪而可信的考验。我要说真话，我会毫无保留地这样做，我将说出一切，好事，坏事，总之一切都说。我要严格地做到实事求是。最胆怯的女信徒也从没有做过一次比我更为深刻的反省，也从不会象我向公众所披露的那样，向她的忏悔师更深刻地披露心中的一切。大家只要一读我的作品，立即就会发现我愿意遵守诺言。

必须创造一种与我的写作计划相称的新的语言，因为要澄清如此纷繁、如此矛盾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感情，我要采取什么样的语调，什么样的文体来写作呢？这类感情有些往往很卑劣，但有些有时又很高尚，为此我心中始终无法平静。有多少微不足道的事，多少痛苦我不该暴露？为了追随我心中隐秘的活动，为了说明我心中留下痕迹的每一印象初次是怎样产生的，何种令人厌恶、猥亵、稚气而常是可笑的细节我不该涉及？当我一想到自己要谈之事而脸红时，我知道有些冷酷的人还会把作最难出口的自白时感到的屈辱称作恬不知耻。但还是得说出来，或仍然装假，因为如果我不把某事说出来，人家就无从认识我。在我的性格中，一切都相互关连，成为一体，为了很好揭示这一怪异奇特的混合体，要求我把一生中所有一切都说出来。

要是我象别人那样精心写部著作，那我就不是描绘自己，而是在给自己涂脂抹粉。这是个与我的画像有关而不是与一本著作有关的问题。可以这么说，我象在暗房里工作一样，那里不需要其他技巧命题，必须来自经验，由于经验只涉及有限与过去，有限不，只需要把我所见到的相貌准确地描绘出来。我在文体和内容方面都选定了，我一点也不想使文体统一，想起什么就写什么，随着心情无所顾忌地加以改变。对每一件事我都毫不做作，毫不勉强，也不因写得驳杂而担心，我怎样感受的，怎样看到的就怎样写。我使自己同时处于现时的感受和过去的印象的回忆之中，以便描绘自己内心状况的双重性，也就是事件发生时及把它写下时的心情。我的文笔自然而多变化，时而简练时而冗长，时而理智时而疯狂，时而庄重时而欢快，它是构成我的历史的一部分。最后，尽管这一著作是以这种方式写下来的，这也总是一本因其内容而使哲学家感到可贵的书。我重复一遍，这是一份研究人的内心活动的参考资料，也是世上独一无二的一份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