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入口处的海面上，有一座铜像冒出水面。它告诉人们这就是丹麦，因为它是丹麦的一个象征，但它既不代表丹麦的开国元勋，也不代表丹麦某一个王朝的杰出英雄，而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她坐在一块石头上，若有所思地望着大海。她在沉思什么呢？谁也猜不出来。也没有人能叫出她的名字。它没有腿，只有一条鱼尾。原来她是人鱼——“海的女儿”，丹麦作家安徒生所写的一篇童话中的主人公。
　　“海的女儿”生活在海里。她可以在那深蓝色的海底世界自由自在地度过三百年的岁月，然后化为泡沫，结束她无忧无虑的一生。她的寿命比人类长好几倍，但她却是一个低级生物，没有人类所特有的那种“不灭的灵魂”。为了获得这个灵魂、进入生命的较高级的境界，她放弃了无忧无虑的生活，忍受着把自己的鱼尾换成一双美丽的人腿后所带来的巨大痛苦，而热恋一个人间的王子，希望通过和他的爱情能分得一份人类的灵魂。但这个王子最后同一个人间的女子结了婚。她的希望破灭了。如果她想仍然成为“海的女儿”，继续度过她那无忧无虑的三百年的岁月，就得在那王子结婚的早上，用尖刀刺进他的胸膛，让他的热血流到她的腿上，这时她的双腿就可以恢复成鱼尾，她就能再度回到海底世界，回到她的家人中去。但是她没有这样作，却自己投进海里，化为泡沫。
　　“海的女儿”对高级生命的追求，她的坚强毅力和牺牲精神，打动了成千上万的读者的心。丹麦人为了使她永垂不朽，特为她在他们首都的入口处立了一座铜像。这同时也是对他们的童话作家安徒生及其童话作品的一个评价。
　　童话是安徒生的主要创作。在他开始写童话的时候，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过这样的话：“我用我的一切感情和思想来写童话，但是同时我也没有忘记成年人。当我写一个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的时候，我永远记住他们的父亲和母亲也会在旁边听，因此我也得给他们写一点东西，让他们想想。”这段话也说明了安徒生的童话的特点：他的童话是“讲给孩子们听的”——不只是写给他们读，同时还要让在他们旁边听的父母也“想想”。这也就是说，他写童话不仅是为了要教育孩子，而且为了要教育他们的父母——成年人。在给另一个朋友的信中，他说：“我现在爱艺术，是因为艺术负有一个崇高的使命。”写童话也是一种艺术，它“负有一个崇高的使命”——那就是教育人民。
　　安徒生的童话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和过去的童话作家不同，他的童话不是一般民间故事和传说的转述，以“有趣”和“惊险动人”的题材为主，偶尔也央杂一些劝善惩恶和类似因果报应一类的宗教教义。他的童话是立足于现实的生活，而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又充满了他对于人类美好未来所作的想象和愿望。他热爱“人”，当然也热爱“人”的生活。在上述的《海的女儿》那篇童话中，他把“人”描写得那么庄严，那么高贵，那么美丽，“海的女儿”把获得一个“人”的灵魂当作她最高的志愿和理想。
　　因为他热爱“人”，他就热情地歌颂“人”应具有的优良品质：勤劳、勇敢、坚强的毅力、牺牲的精神、克服困难的决心，等等。《野天鹅》中的艾丽莎和《拇指姑娘》中的拇指姑娘，包括“海的女儿”，就是他在这方面所创造的典型。这些都是他理想中的“人”的缩影。具有这些品质的“人”，一定能走向光明，创造出美好的生活。正因为他热爱“人”和相信人类美好的未来，他才憎恨人间的黑暗和各种不合理的现象：比如贪婪、愚蠢、虚荣、骄傲……。对于这些现象他总是毫无保留地予以批评。但对于统治阶级，那他就不只是批评了。对他们的愚蠢和挥霍，他总是无情地加以揭露和抨击。《皇帝的新装》和《豌豆上的公主》就是这样的作品。他把他们的丑态和荒唐暴露在读者面前，而他所用的语言又是那么生动、辛辣和有风趣！
　　安徒生所用的语言确是别具一格的。它来源于人民生活，但是经过他的提炼，又比生活更高，更集中地表现出人民的智慧、生活气息和幽默感。如在他最早所写的第一篇童话《打火匣》里，他用这样的句子概括一个王后的形象：“她不仅只会坐四轮马车，而且还能做一些别的事情。”所谓“别的事情”就是耍点小心眼儿，好不至于是一个完全愚蠢的废物。同样，在他写的第二篇童话《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里，当一个农人背着一个沉重的袋子，路过一个教堂时，他看见人们正在做礼拜，便把袋子放下来，也进去坐了一会儿。出来的时候，他觉得：“现在背起他是多么轻啊！不错，这是因为我刚才听了一首圣诗的缘故。”简单两句话，就把做礼拜的虚伪性暴露出来了，但这话是说得那么含蓄和自然，它在揭露了宗教的实质的同时，还使人感到非常有风趣。
　　但他究竟是在写“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这种充满了浓厚的人民生活气息的语言还必须与儿童的生活和心理结合在一起。我们在《祖母》这篇故事里，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祖母知道许多事情，因为她在爸爸和妈妈没有生下来以前早就是活着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样的句子是多么平凡，多么天真！但是却是那么逼真和有风趣，我们一点也不感到它幼稚。同样，在《恋人》这篇童话里，当一个陀螺吹嘘他的出身“高贵”，说什么他“是桃花心木做的”和“由市长亲手车出来的”时候，他的恋人——一个球儿——表示怀疑，于是他就这样发誓，“如果我撒谎，那么愿上帝不叫人来抽我！”被人来抽，对他说来就是最大的光荣。我们可以想象，小读者读到这样的句子时，该会感到多么生动和逼真！他们会觉得，这才是属于他们——儿童们——自己的文学作品。当然，成年人也不会认为这只是专为儿童们写的作品，他们对这样的作品也会高度地欣赏。
　　这一切都说明，安徒生对生活的体验是多么深和对生活的观察又是多么锐敏。这和他一生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在一八○五年出生于丹麦中部一个叫做富恩岛上的奥登塞镇。他的父亲是一个鞋匠，从他的童年时代起，就饱尝了生活的苦难。那时正是拿破仑在欧洲掀起一系列战争的年代。丹麦站在拿破仑的一边，成了交战国。战争的负担很重，这负担转嫁在广大的劳动人民身上，他们一天一天地变得穷困。安徒生的父亲生活无着，不得不到拿破仑的军队中去当一名雇佣兵。两年后，他因为身体不支而退伍，很快就死去了，母亲只得替人洗衣度日，祖母则靠乞讨为生，安徒生儿时和少年时代就一直在饥饿中打滚。他实际上未曾有过幸福的童年——这也是他后来决心为孩子们写童话的一个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象，他谈不上有受教育的体会。但是他对生活的体合是那么深，他竟想登上舞台，表演人生。具体地说，他很早就想当一个艺术家，一个演员。为了追求这个理想，他十四岁时就只身奔赴京城哥本哈根。他最初是想找机会学习，当一个芭蕾舞演员，但是饥饿和贫困已经毁坏了他的健康，他的体形不够条件。他剩下的只有一个好的声音，因此他又想当一个歌剧演员，但由于一场严重的感冒，他的声音忽然变粗了，他的这种追求又失败了。不过他在这追求中所表现的毅力和决心却打动了一些艺术家的心。他们集资帮助他上学校，因为不管要成为什么艺术家，没有文化总是不行的。尽管学校的课程及教学的方式并不使他感到兴趣，但他在学校中毕竟可以接触到书本。他利用学校的图书馆阅读了大量丹麦和世界的文学名著，这为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安徒生到了十七岁的时候，决定通过文学作品来表现人生。于是他就真的开始写作了。他写剧本，写散文，写诗，写游记，写长篇小说。他的一部名叫《即兴诗人》的长篇小说，甚至还成了一部畅销书。这是一八三五年以前的事。就在这年元旦，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我现在要开始写给孩子们看的童话，你要知道，我要争取未来的一代！”不久他在另一封信中谈到他的童话创作时说：“这才是我的不朽的工作呢！”那时他刚刚满三十岁。从这时开始他把全部精力和生命都贡献给这“未来的一代”。他过去在生活中所受的折磨，在文学和艺术的领域里各方面所作的努力——也包括他的失败，看来全都是为他这“不朽的工作”作准备。他对这工作非常勤奋。从此，每年圣诞节他总要出一本童话集，献给他的小读者。圣诞节在欧洲是盛大的节日，孩子们尤其喜欢过这个节日。他选择这个节日出版他的童话创作，也说明他对孩子们的感情。他是严肃认真地要争取这“未来的一代”。一直到他去世的前两年——一八七三年——为止，他没有停止过童话创作，他一共发表了一百六十八篇童话和故事。
　　他的童话创作可以分做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的童话，也就是“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是在一八三五年到一八四五年这十年间写成的，也就是他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写成的。一般小读者所爱读的故事，如《小意达的花儿》、《豌豆上的公主》、《皇帝的新装》、《拇指姑娘》、《夜莺》和《丑小鸭》等，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这些作品想象丰富、故事生动、语言活泼、诗意浓厚，最能代表他的童话创作的艺术，也是他在童话创作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一八四五年以后他开始写一种“新的童话”。所谓“新”，其实倒似乎有些“旧”。他减少了故事中的浪漫主义成分，而用比较直截了当的手法描写现实的生活，如《卖火柴的小女孩》、《影子》和《母亲的故事》等就是这类的作品。到了一八五二年，他干脆把他新的创作名为“故事”。《柳树下的梦》、《她是一个废物》，《单身汉的睡帽》和《园丁和主人》等，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它们更是对现实生活的直接描述，但它们又与一般的小说不同，因为它们仍然保持有某些童话的特色和幻想。总的说来，他这个时期的作品的调子是低沉的，忧郁的。
　　他的这种发展说明，他越深入地描写生活，他就越感到苦闷。重重的矛盾纷纷出现在他的笔下，他无法解决。他早期作品中所表现的那种乐观情绪，那种对于生活的美好愿望，对于真、善、美的追求，这时他自己也感觉到不过是一种“幻想”。当然，这种感觉也有它的社会根源，并不是他一时的感情波动。
　　在拿破仑倒台以后，丹麦由于曾经和法国结盟，也成了一个战败国。它失去了广大的领土，耗尽了所有的钱财。银行倒闭；它曾经一度在战争初期利用“中立”的地位而发展起来的农业和小型工业，也全部破产，国内的两极分化在急速加剧。虽然在安徒生开始写“新的童话”的时候起，丹麦的纸币已经开始能兑现，国内经济也有逐步恢复的希望，但人民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相反，他们贫困的程度更是有增无减。这是因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已经开始在上升的路上迈步。这个阶级，在他们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对人民的剥削和压榨，比起封建统治阶级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它既然是在上升，当然也就显不出它灭亡的征兆。虽然《共产党宣言》在一八四八年就已经发表，安徒生显然还没有看到它，更谈不上理解无产阶级的理论。他看不出人民将会从剥削和压迫中得到解放的远景。
　　可是他又热情地盼望人民能过幸福的生活，一个光明正义的社会能在人间出现。他在现实的生活中既然找不出满足这个愿望的线索，那就只有求助于“上帝”了。所以“上帝”就在他的作品中成了一个经常出现的人物，一把解决问题的钥匙。当然，他的上帝不是教会中的上帝——这一点从他刻画的那些在人世间宣传“上帝”的“福音”的牧师的形象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的上帝是“爱”和“正义”的化身。人间的矛盾、困难和不平，只要提到上帝那里他认为就可以得到解决。事实当然不是如此。《卖火柴的小女孩》中的那个小女孩，当有钱人在欢度除夕时，她却在大雪纷飞的街头冻得要死。这时安徒生让她亲爱的祖母到来，把她迎接到上帝那儿去，也欢度一个快乐的除夕，但事实证明，这个可爱的小姑娘到底还是在街头的墙脚边冻死了。安徒生本人也不能否认这个事实。
　　这是安徒生的苦恼。这种苦恼给他后半期的童话作品带来一种忧郁和消极的气氛。这是他的时代给他造成的局限性。排除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从他的童话创作中吸取一定的营养。他的作品中所表现的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他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及他生动活泼的语言和文风，在今天对我们说来，仍能起到有益的借鉴作用。
　　这个全集里的童话和故事，大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在旅欧期间利用业余时间断断续续地译出的——有不少就是在丹麦过冬的时候译的。那时欧洲战后萧条，许多国家都为粮食和副食品短缺所困。只有丹麦的农业恢复较快，这方面的情况较好。热情好客的丹麦朋友曾多次约我到他们的国家去过冬。北欧在冬天天黑得早，夜里非常静。特别是在圣诞节和新年前后，家家户户窗上都挂着手工制作的星星，在夜色中发出闪亮，普遍呈现出一种童话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我觉得再好莫过于把这幽静的夜花在翻译安徒生的童话上面了。我国解放后，由于我未能把这些童话译全，便把未译出的部分一一补齐，最后参照丹麦安徒生博物馆出的、由该馆馆长拉尔生(Svend Larsen)编的《安徒生童话故事全集》(H. C. Andersen：Eventyr og Historier)一九四九年版，全部作了一次校正。在目前说来，这是一部最完全的丹麦文本子。
　　根据安徒生自己的解释，Eventyr这个字在丹麦文里是指童话和富于幻想的故事。至于Historie（复数为Historier）则是指简单朴素的故事。这个全集包括安徒生在这方面所发表过的全部作品。
　　童话的次序基本上是按照原作发表的先后次序排列的。在译文中我还加了一些注释。做这些注释的时候，我参考了夏娃—玛莉亚·希里姆(Eva-Maria Bluhm)译的德文全集本（来比锡Dieterich'schen Verlagsbuchhandlung版）、P. G. 拉·歇兹奈(P. G. La Chesnais）译的法文全集本（巴黎Mercure de France版）和丹麦出版的一些有关参考书。
　　全集中安徒生早期童话的木刻插图，是根据安徒生同时代的一位画家比得生(Vilhelm Pedersen)的画稿刻的，这些画稿现在都保存在安徒生博物馆内。当初出版家只刻出一部分作为插图。现在的丹麦文全集本则复制了木刻的原画稿，作为补充。安徒生中年以后所写的童话，已没有比得生作的插图——可能这时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全集从《没有画的画册》以后所有的插图是出自另一位画家洛伦兹·佛罗里西 （Lorenz Frelich）的手笔。最后一篇《幸运的贝儿》，则是由丹麦近代画家赫路夫·演生尼乌斯(Herluf Jensenius)作插图的。在这套中译本全集的插图中，我还增加了一些我从其他本子中选来的作品，但为数不是太多。
叶君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