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以前，我同一位著名的孟加拉医学博士说：“我不懂德语，然而，如果有个德国诗人的英语译本感动了我，我会到不列颠博物馆去，找些用英语写的、讲述这个诗人生平事迹以及思想发展的书。尽管罗宾德拉那特·泰戈尔的这些诗歌的散文译本使我心潮起伏，多年来还没有什么作品这样打动过我，然而，若不是印度的旅行者告诉我，我对于泰戈尔的生平，以及使这种作品可能产生的思想运动，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在孟加拉医学博士看来，我之受到感动，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他说道：“我天天都读罗宾德拉那特，读一行他的诗就可以忘却人世间的一切烦恼。”我说：“一个生在理查二世王朝、住在伦敦的英国人，如果他见得到彼特拉克或但丁的英语译本，却找不到解答他的问题的书籍，他倒可以询问佛罗伦萨的银行家或伦巴第的商人，就象我问你一样。就我所知，泰戈尔的诗歌是那么丰富多采而又那么单纯，新的文艺复兴已在你们的国家里诞生，可惜今后除了道听途说，我却无从了解了。”他答道：“我们还有其他诗人，然而无人可以和他并驾齐驱；我们称之为罗宾德拉那特时代。在我看来，你们没有一个诗人在欧洲象泰戈尔在印度那样著名。他在音乐方面和在诗歌方面同样了不起；他创作的歌，从印度的西部一直流传到缅甸讲孟加拉语的任何地方。他十九岁写下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那时就已经出名了；稍为长大一点时写的戏剧，现在依旧在加尔各答上演。我十分钦佩他一生十全十美；他年纪很轻时写了许多描绘自然景物的作品，他会整天坐在花园里；从二十五岁左右到三十五岁光景，他心中怀着极大的哀伤，写下了我们的语言中最美丽的爱情诗。”孟加拉医学博士接着又深情地说道：“我十七岁时对泰戈尔爱情诗的感谢之情，实非言语所能表达。此后他的艺术愈来愈深刻，变得富有宗教和哲学意味了；人类的一切向往憧憬，都是他歌咏的题材。他是我们的圣人中间第一个不厌弃生存的，他倒是从人生本身出发来说话的，那就是我们所以敬爱他的缘故。”我也许对他那字斟句酌的话记忆得不太确切，但我并没有改变他的原意。“一会儿以前，泰戈尔在我们的一个教堂里诵经礼拜——我们用你们英语中的‘教堂’两字称呼我们梵天的庙宇——这是加尔各答最大的庙宇，不仅庙里挤满了人，人甚至站到了窗台上，而且街道都因为人山人海而几乎水泄不通了。”

　　别的印度人来看我，他们对泰戈尔这人的尊敬，在我们的世界里听起来，真是奇哉怪也；我们这儿，把伟大和渺小的事物，都隐藏在同一块面纱之下，都隐藏在明显的喜剧和半认真的贬损的背后。我们在建筑大教堂的时候，对于我们的伟大人物，我们可怀着同样的尊敬？“每天早晨三点钟——我知道，因为我亲眼目睹过”——有个印度人对我说，“泰戈尔一动不动地静坐默想，就神性沉思了两个钟头之久，方始醒了过来。他的父亲摩诃·里希①，有时候竟静坐上整整一天；有一次，航行在一条河上，他因为景色美丽而陷入了沉思默想，划船的人等候了八个钟头才得以继续航行。”接着，他便给我讲泰戈尔先生的家族，讲怎样一代又一代的出了伟人。他说：“现在就有哥贡能德拉那和阿巴宁德拉那，他们都是艺术家；而德威津德拉那是罗宾德拉那特的哥哥，他可是个大哲学家。松鼠从树枝上下来，爬到他的膝上，而小鸟栖息在他的手里。”我注意到这些印度人的思想里自有一种对肉眼看得见的美和意义的感受力，仿佛他们都信奉尼采的学说，即，我们千万别相信道德美或理智美，这两者是迟早都不会在有形可见的事物上铭刻下印记的。我说：“在东方，你们懂得怎样使一个家族保持声誉。前些日子，一个博物馆馆长指给我看一个正在整理中文版本书的黑皮肤小个儿，说道：‘那一位是米卡杜家世代相传的鉴赏家，他是他们家族中担任这个职位的第十四代了。’”他回答道：“罗宾德拉那特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家里上下左右都是文学和音乐。”我想起了泰戈尔的诗歌既丰富多采又极为单纯，说道：“在你们的国家里，可有大量的宣传文字，大量的批评？我们不得不大搞而特搞，特别是在我自己的国家里，结果是我们的头脑逐渐缺乏创造性了，然而我们无可奈何。如果我们的生活不是一个不断的战争状态，我们就不会有艺术趣味，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好的，我们就找不到听众或读者。我们五分之四的精力，都花在同不良趣味的争论上了，不论是同我们自己脑子里的还是同别人脑子里的不良趣味争论。”“我理解的，”他答道，“我们也有我们的宣传文字。人们在乡村里朗诵神话长诗，那是根据中世纪的梵文改编的，他们往往在中间穿插些段落，教训世人必须尽到他们的责任。”

　　① 摩诃·里希对吠陀和奥义书很有研究，是哲学家和宗教改革者。

　　这些诗歌的译稿，我带在身边好几天，我在火车里读它，在公共汽车上或餐馆里读它，我时常不得不把原稿合上，免得陌生人看到我是多么被它所感动。这些抒情诗——据我的印度朋友告诉我，孟加拉文的原作充满了微妙的韵律、不可翻译的轻柔的色彩以及创新的格律——以其思想展示了一个我生平梦想已久的世界。一个高度文化的艺术作品，然而又显得极象是普通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植物，仿佛青草或灯心草一般。一个诗和宗教同为一体的传统，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传下来，从有学问和没有学问的人们那儿采集了比喻和情绪，把学者和贵人的思想，重新带给群众。如果孟加拉文化毫不间断地保存下来，如果那普通的心灵——象人们揣度的那样——流贯众生，而不是象我们这样分裂成十多个彼此毫无了解的心灵，那么，泰戈尔的这些诗歌中的哪怕是最微妙之处，几代以后，也会流传到道旁乞丐那儿。当英国只有一个心灵的时候，乔叟写下了《特罗勒斯和克丽西达》，虽然他是写出来给人阅读或朗读的——因为我们的时代迅速到来——游唱诗人歌唱他的诗篇为期甚短。罗宾德拉那特·泰戈尔，象乔叟的先驱者们一样，也为他的诗篇作曲配乐，人们时时刻刻都明白，泰戈尔是那么丰富多采，那么自然流露，那么热情奔放，那么出人意表，因为他是在作着他自己从不感到奇怪、不自然或需要辩护的事。这些诗篇不会装订成印刷精美的小书躺在贵夫人的桌子上；她们用慵倦的手翻着书页，这样就能对毫无意义的一生唏嘘叹息，其实，她们对人生所能了解的，不过如此而已。这些诗篇也不会被大学生带来带去，及至人生的工作开始，便把它们丢在一边。然而，一代代过去，旅人们仍将在大路上吟咏这些诗篇，划船的人们仍将在河上吟咏这些诗篇。情人们在互相等待的时候，低吟这些诗篇，就会发觉这种对神的爱是个魔法的海湾，他们自己的更为痛苦的热情，可以在其中沐浴而重新焕发青春。这位诗人的心，时时刻刻向这些人涌去，毫无自贬身价、折节下交之意，因为他的心深知他们会懂得的，而且他们的生活境况也已经充满了他的心。旅人穿着红棕色衣服，以求蒙上尘土也不会显眼；姑娘在她床上寻找着从她那皇家情人的花冠上落下的花瓣；仆人或新娘在空空如也的屋子里等待着主人回家：凡此都是仰慕着神的那颗心的形象。花朵和河流，呜呜吹响的海螺，印度七月里的滂沱大雨，或者是灼人的炎热：凡此都是那颗心在结合或分离之际的情绪的形象。而一个泛舟河上弹奏诗琴的人，就象中国水墨画里那些充满神秘意义的人物一般，就是上帝自身。我们感到无限新奇的一个完整的民族，一个完整的文化，似乎渗透了这份想象力；然而我们之受感动，并非由于它的新奇，倒是因为我们遇到了我们自己的形象，仿佛我们在罗塞蒂①的柳林里散步一般，或者，也许是第一次在文学作品里听到了我们自己的声音，仿佛在梦里一般。

　　① 罗塞蒂(1828－1882)，英国画家、诗人。

　　自从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圣人们的著作——尽管熟悉他们的比喻和一般思想结构——对我们已经没有吸引力了。我们知道我们最后必须舍弃尘世，而我们又习惯于在厌倦或昂扬的瞬间考虑自愿舍弃尘世；然而，我们读了那么多的诗歌，看了那么多的绘画，听了那么多的音乐，在文学艺术里，肉的呼声与灵的呼声似乎是合二而一的，我们怎么能粗暴无礼地舍弃尘世呢？圣伯纳德① 掩上他的眼睛，以免见到瑞士湖光水色之美，我们和他有什么共同点呢？或者，我们和《启示录》激烈的措辞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呢？如果我们肯找的话，我们倒可以，例如在这本书里，找到彬彬有礼的话：“我已经请了假。我的兄弟们，同我说声再见吧！我向你们大家鞠了躬就启程了。/我把我门上的钥匙交还——我放弃对房子的一切权利。我只是向你们要求几句最后的好话。/我们做过很久的邻居，但是我接受的多，能给予的少。如今天已破晓，照亮我黑暗角落的灯已经熄灭。召唤的命令已来，我准备启程了。”(《吉檀迦利》第九三首)在离开阿· 肯比思②或手执十字架的约翰最远之时，正是我们自己的心情在呼喊：“因为我热爱此生，我知道我将同样热爱死亡。”(《吉檀迦利》第九五首)然而，这书不仅是在我们告别尘世的思想中探测一切。我们不曾知道我们是热爱上帝的，而相信上帝，在我们又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回顾我们的生活，在我们对林中道路的探索里，在我们对山岭之上寂寥之地的欣赏里，在我们对我们热爱的妇女徒然提出神秘的要求里，我们就发现了一种情绪，是它创造了这种隐秘的温馨柔情。“我的国王，你就象一个素昧平生的普通人，自动地进入我的心里，你在我一生不少飞逝的流光里，盖上了永生的印章。”(《吉檀迦利》第四三首)这就不再是修道庵舍和鞭挞惩戒的神圣之感，倒是有所升华，仿佛进入了那描绘着尘土和阳光的画家的更为深沉的心境，而为了类似的声音，我们也走向圣法兰西斯和威廉· 勃莱克③——他们同我们强暴的历史看来是格格不入的。

　　① 圣伯纳德(923－1008)，罗马天主教神父。

　　② 阿·肯比思(1379－1471)，德国修道士。

　　③ 威廉·勃莱克(1757－1827)，英国诗人、版画家。

　　由于信仰某些一般化的图式，我们写些冗长的巨著，其中也许没有一页具有任何特色可使写作成为一种乐趣，就象我们搏斗、赚钱以及把政治灌满头脑一样，做的全是沉闷的事情；而泰戈尔先生，象印度文化本身一样，一向满足于发现灵魂，屈服于灵魂的自然。他似乎时常把他的生活，同那些更倾向于追求西方生活方式的、在世界上似乎更加重要的人物的生活，互相比较对照，而且总是十分谦逊，好象他只不过确信他的生活道路对他是最好的罢了。“回家的人们带着微笑瞧我，使我满心羞惭。我象个女丐一样坐着，拉起一角裙子遮住我的脸，他们问我可要什么的时候，我垂首低眉不语。”(《吉檀迦利》第四一首)别的时候，泰戈尔想起了从前他的生活曾经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模样，他就写道：“我把许多时辰都花费在善与恶的斗争上了，但如今我闲暇之日的游伴，却有兴致把我的心引到他的身边，我不知道何以突然召唤我走向这无谓的、无足轻重的结局！”(《吉檀迦利》第八九首)文学里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一种天真，一种单纯，使小鸟和绿叶显得跟泰戈尔很亲近，就象小鸟和绿叶同儿童很亲近一样，使季节的变换对泰戈尔显得是重大事件，就象我们的思想还没有冒出来把季节和我们隔断以前那样。有时候，我猜想这种天真、单纯的特色，是否脱胎于孟加拉文学或宗教；有时候，我又想起鸟儿栖息在他哥哥的手里，我倒乐于认为这是代代相传的禀赋，象特立斯丹或皮蓝诺兰的彬彬有礼一样，是几百年中成长起来的奥秘。真的，当他说起儿童的时候，他自己的好大一部分似乎就具备这种特色，我们真参不透他究竟是否也在说起圣人哩。“他们用沙子建造房屋，他们用空贝壳游戏。他们用枯叶编成小船，微笑着把小船漂浮在茫茫大海上。孩子们游戏在大千世界的海滨。/他们不会游泳，他们不会撒网。采珠人潜水寻找珍珠，商人扬帆航行，而孩子们捡来了卵石，又重新把卵石撒掉了。他们不寻求隐藏的财宝，他们不知道如何撒网。”(《吉檀迦利》第六○首)

　　W. B. 叶芝　191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