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这些事，我们在外面什么也不说，我们首先学会对我们生活中最要紧的事——贫穷——保持缄默。还有，对其他的一切也一样保持缄默。那些最初的秘密，这个词显得有点言过其实，那就是我们兄妹的情人，我们那些在村外的幽会，最初是在西贡的街头，后来在客轮上、火车上，尔后则无处不去。

傍晚时分，尤其是在旱季，妈妈突然心血来潮，她叫人把屋子上上下下彻底洗刷一遍，她说这是为了干净，为了凉爽。我们的房子就建在土堤上，和园子隔开，使它免遭毒蛇、蚊子、红蚂蚁、湄公河的水患以及季风带来的水患的袭击。由于房子地势较高，所以大扫除时可以用大桶水、大桶水地冲洗，可以让它象园子一样全都泡在水里。水顺着台阶往下流，流进了院子、灌进了厨房。那些小男仆特别高兴，我们和他们在一起嬉戏，大家互相泼水，然后我们用马赛的肥皂洗刷地面。大家都光着脚丫，妈妈也光着脚丫。妈妈笑啦。这个时候我们怎么闹她都不会反对。整座房子香气扑鼻，它有一股被暴雨冲刷过的湿泥土所散发的那种清香气味，这股泥土的气味一旦和马赛肥皂的气味，和纯正、正派的气味，和那衬衣的味道、母亲的味道，和母亲那纯朴、宽宏的味道掺杂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令人心旷神怡的香味。水一直流到小道上。男仆的家属都来了，连他们的客人也来了，邻居白人的孩子也来了。看着满屋子家具横七竖八、杂乱无章，妈妈非常高兴。有时妈妈会格外高兴，每当她忘掉苦恼的时刻，每当她清洗屋子的时候，那就是她最幸福的时刻。妈妈走进客厅，弹起钢琴，她只会弹那首早先在师范学校学过的、如今还背得出来的曲子。她唱着歌。有时甚至边弹边唱。她站起来，一面唱、一面跳。房子突然象一个池塘，一块河边的田地，一片水滩，一个沙滩。而我们才感到高兴。

正是那两个最小的孩子——小妹妹和小哥哥——首先乐极生悲，想起不愉快的往事，于是立即收起笑容，向那暮色苍茫的园子中走去。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当我们用清水洗房的时候，大哥并没有在永隆，当时他住在我们在法国的保护人——洛特-加龙省的一位乡村神甫家里。

大哥偶然也有笑的时候，可他从没有象我们一样笑得那么欢。我把什么都忘记啦，我忘了谈起这个，我和小哥哥都是爱笑的孩子，我们常常笑得喘不过气来。

战争和童年给我留下了同样灰色的记忆。我把战争时期和大哥在家里的统治混淆在一起。这也许是因为小哥哥就死在烽火连天的时刻：他的心脏，就象我上面所说过的已经停止跳动。我相信，在战争期间，哥哥一直没再见过弟弟。对他来说，弟弟的死活再也没有了解的必要。我觉得这场战争就象他本人一样，四处漫延，无孔不入。偷窃、毒害，无处不在，一切都和它搀和、搅混在一起，它存在于躯体中，存在于心灵里，醒时可见，梦里萦绕，就在那块令人爱慕的领土上，它时时刻刻无不为热衷于侵占孩子、弱者以及被征服的人民躯干而苦恼，这一切全都是因为邪恶就在那里，在家家户户之中，残害生灵。

我们又回到他那单身的住处。我们相亲相爱，难分难舍。

我有时并不回寄宿学校，而在他身边过夜。我不大愿意躺在他那热扑扑的确里睡觉，只是和他同屋就寝、同床入梦。有时我也逃学。夜里，我们上城里的馆子吃饭。他给我洗澡、给我化妆、给我穿衣服，他喜欢我。我是他生活中最喜爱的女人。他总是害怕我另有外遇而整天担心受怕。而我对这种事情从来就不在乎。也无惧怕。他之所以担心吊胆，还因为他意识到，我不仅是一个白人姑娘，而且我年纪太轻，万一泄露天机，那他将锒铛入狱。我是守口如瓶，并打算继续向妈妈、专项是大哥撒谎。我嘲笑他胆小如鼠。我对他说我们家穷得很，妈妈根本就打不起官司，再说过去她也打过不小官司，可全都一败涂地。无论是为了那本土地册，还是抗议行政当局或地方总督，甚至反对现行法律，她无不一一以失败告终，她不懂得吸取教训，叫她心平气和地等待、再等待，她办不到，她大声疾呼，那也不过是白费唇舌，枉费心机。对我们的事，她也将会如此而已，全然不必担心害怕。

玛丽-克洛德.卡彭特是一个美国人，我好象记得她是从波士顿来的。她那双灰蓝色的眼睛十分明亮，总是那样炯炯有神。那是1943年的事。玛丽-克洛德.卡彭特是一个红颜刚谢的金发女郎，长相相当俊俏，她常常露出一丝转瞬即逝的微笑。我突然想起她说话时那种和她寻细尖嗓子不大协调的低沉的声音。她也已经四十五岁了。她住在十六区，就是在阿尔木桥附近。她的寓所就在塞纳河岸边一幢楼房的最高一层。我们常常到她家里吃饭；冬天吃晚餐，夏天吃午餐。饭菜都是从巴黎一流的馆子订来的。菜色总是相当体面不过份量不算多，只是勉强够吃。我们向来只能在她家里才能见到她，从没有在外面见过。有时候，她家里也来一个马拉尔梅式的诗人，可经常也有一两个，甚至叁个文人，不过他们往往只来一次就再也不见露面了。我一直弄不清楚她是从什么地方邀请来这班人，在什么地方认识他们的也搞不明白到底她为什么要邀请他们来。这班文人，我从来也没有听说过一个，既没有读过，也没有听别人说过他们的作品。用饭的时间并不长。大家谈了许多关于战争的事，那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事，时间是1942年终末，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听得多，打听的也多，就是很少说话。竟然有这么多的事她都不知道，她常常为此感到惊奇，她笑了。一吃完饭，她就起身告辞，因为听她说，她还有事要做。她从来也不说到底她在忙什么。每当我们人数较我的时候，在她走了以后，我们继续在那里呆上一两个钟头。她常对我们说：你们想呆多久就呆多久。在她不在的时候，谁也不议论她。其实我想谁也广议论不了她。因为实际上谁也不了解她。我告辞回家，心里总有种似乎白天做了场噩梦的滋味，好象是在陌生人家里呆了几个钟头，那些客人也都如此，彼此都不认识，似乎都在那里消磨时间，得过且过，没有任何人情或其他方面的动作。到了那里就象穿越了第叁国国界，又好象是乘火车旅行，或者是在医院的候诊室里，在旅馆或在广场。夏天的时候，我们就在那向着塞纳河的宽阔的平台上进午餐，并且在占满整个屋顶的花园里喝咖啡。那里还有一个游泳池，可谁也没下去游泳。大家举目眺望巴黎，那空荡荡的大街，还有河流和小巷。在那些行人稀少的街巷里，卡特莱兰花绽开着绚丽的花朵。我常常看着这位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几乎是随时都盯着她，弄得她有点不好意思，但我却无法移开视线。我之所以盯着她，目的是想看到这位玛丽-克洛德.卡彭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她总在这里而不去别处？为什么她要从如此遥远的波士顿来到这里？为什么她是如此富有？为什么人们对她竟然一无所知，丝毫不了解她的任何底细？为什么她总要似乎是迫于无奈地接待这些客人？为什么在她那深邃的眼睛里有某种死亡的微粒？为什么玛丽·克洛德·卡彭特所有的裙子都似乎缺少一点令人说不出来的东西，使得这些裙子仿佛不完全是她自己的，仿佛要是这些裙子穿在别人身上也会有同样的效果。这些裙子颜色都不鲜艳，端庄正统，非常浅淡，甚至是白色的，好象严冬里穿起雪白的夏装一样。

还有一位名叫贝蒂.费尔南代兹的。每当女人的形象在记忆中回荡的时候，男人的形象永远也不可能在这个时候挤进来。贝蒂.费尔南代兹也是一个外国女人。一提起她的名字，她就仿佛展现在你的眼前，你看，她正漫步在巴黎街头，她是个近视眼，看东西总要凑得很近很近。她常常眯起双眼，以便看得更清楚，当她向你问好的时候，手总是轻轻一握，你好！身体好吗？如此而已。现在她早已去世了。也许已经有叁十个年头了。我还记得她那潇洒文雅的风度，现在想把她的风度忘掉已经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东西能损坏她那完美的形象，不管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年代里，无论是寒冷还是饥饿，无论是德国的失败还是那罪孽的彻底暴露，这一切都将永远无损于她。她永远凌驾于历史之上而出现在巴黎街头，尽管这段历史是可怕的。她的双眼炯炯有神。她穿着一身玫瑰色的旧裙子，头上戴着一顶沾满尘土的遮阳帽，步行在阳光下的马路上。她身村颀长，苗条，仿佛是一幅中国的水墨画，又象是一尊雕刻出来的艺术品。街上行人都不禁驻足观看，都为这位低头前行的确国女郎的美丽姿容感到惊讶。真是一位绝代佳人。人们从来也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来的。大家只是估计她来自外乡，来自异邦。她很漂亮，她的美貌？

贝蒂·费尔南代兹不但接待客人，而且也有她的“接待日”。有时我也去赴约。有一次，我在里还见到了德里厄.拉罗歇尔，此人明显患了傲慢症，他沉默寡言，为了不显得屈尊受请，他用假嗓子、用一种类似翻译的语言说话，吞吞吐吐、极不自然。可能当时还有布拉齐亚克，不过我已经记不清了，真是后悔莫及。萨特是从来不上那个地方去的。当时还有许多蒙帕纳斯的诗人，可惜我也记不得他们的名字，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了。当时没有德国人。我们不谈论政治，只谈论文学。拉蒙.费尔南代兹高谈阔论巴尔扎克。我们常可以听他说个通宵达旦。他对巴尔扎克真正伟大之处谈不出半点，几乎忘得精光，而所谈的实际上也是十有九虚。他并没有提供多少有关巴尔扎克的情况，只是发表自己的见解。他谈论巴尔扎克就象谈论他自己的的经历一样，相传他本人曾一度试图成为巴尔扎克其人。拉蒙.费尔南代兹具有崇高的谦恭精神，甚至在他的学问中也充满着这种精神。当他在利用他的知识的时候，他便带着这种固有的坦白态度，从不立足于自我表现。他是一个诚恳的人，如果您有幸能在街上或在咖啡馆里碰见他，确实是一件高兴的事。他同样也会很高兴见到您，并且说真的，他的确乐于向您致意。你的身体好吗？这句话是按英语的句式说出来的，句子中间没有逗号，并且带着一阵笑声。须知这笑里藏刀，不怀好意。对这么一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可逃脱的灾难，“抵抗运动”、“法德合作”，还有挨饿、受冻、迫害与耻辱等等，能付之一笑了事么？

她，贝蒂.费尔南代兹，她也只会谈论人，谈论那些她在街上看见的，或者是她所认识的人，谈论他们的身体健康如何。谈论商店货柜里还剩下什么可以卖的东西，还有什么增加牛奶和鱼类的配给供应，缓和供应短缺以及解决人们挨冻受饿的措施等等。对生活她向来了解得细致入微，在这方面她一贯表示对人的友好和关怀，既真挚，又温情。费尔南代兹一家人都是“合作者”。贝蒂.费尔南代兹曾经看着德国占领下那些空无一人的街道，看着巴黎，看着广场上那些芬芳吐艳的卡特莱兰花。她和另外一个女人玛丽-克洛德.卡彭特一模一样。她们都有“接待日”。

他用他那辆豪华的黑色轿车把她送回寄宿学校去。为了背人耳目，他把车停在离校门梢远的地方。此时已是茫茫夜色。她一走下车就跑了起来，连回个头也没有。一走进大门，她就看到宽阔的操场上仍然灯火辉煌。当她刚在走廊露面的时候，她就发现她正在那里等着她，她已经显得非常不安，笔直地站在那里，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她问她：你上哪儿去了？她说：我没有回来睡觉。她并没有解释为什么，而埃莱娜·拉戈内尔也没有追问下去。她摘下那顶玫瑰色的帽子，然后把辫子松开，打算上床睡觉。今天你连学校也没去吧？是没有去。埃莱娜说他们已经给我们学校来过电话，所以她才知道她逃学了，还叫她必须找总学监去。有许多姑娘呆在操场上黑暗的角落里，她们全都穿着白色的衣服。树上挂着一些特大灯泡。有些教室仍然是灯火通明。有的学生还在学习，有的则呆在教室里聊天，打扑克牌，或者唱歌。学校没有给学生规定睡觉的时间，因为白天实在太热，所以夜里就随便一些，学生们和那些年轻的女舍监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在这所国立寄宿学校里，我们俩是唯一的白人姑娘。这里有不少混血儿，其中大多数都是被她们的父亲所抛弃的，这些父亲都是一些士兵、水手，或者是海关、村镇、公共工程等部门的小职员。他们多半是来自公共救济处。这里还有几个“四分之一混血姑娘”。根据埃莱娜·拉戈尔内的猜想，法国政府将把这些姑娘培养成为医院护士，或者孤儿院、麻风病院、精神病院的女监护。埃莱娜·拉戈内尔还认为有些姑娘将被送到霍乱和鼠疫患者的检疫站去工作。这就是埃莱娜·拉戈内尔所相信的，所以她哭起来，因为这些工作没有一个是她愿意干的，她常常说她无论如何要从这所寄宿学校逃出去。我去见那位值班女舍监，她也是一个年轻的混血女人。她很注意埃莱娜和我的行动，她说：您没有上中学去上课，昨天夜里也没有回这里来睡觉，我们只好通知您的母亲。我对她说我没有别的办法，但是从今天起，我将尽量每天回到寄宿学校睡觉，我还说这件事没有必要跟我母亲说。年轻的女舍监看着我，微笑地看着我。

后来我又重新开始原先那种生活。事先我也给妈妈打过招呼，她特意来到寄宿学校找女校长，请求她晚上让我自由活动，不要硬性规定我归校的时间，同时也要求她不必强求我参加寄宿生的假日散步。她说；我这个孩子自由惯了，如果不给她自由，她就会跑掉，就连我这个当妈妈的，对她也毫无办法可想。我就得让她自由。

女校长允许我象住旅馆一样住在她的寄宿学校里。

很快，我的手上就带上一枚订婚的钻石戒指。那些女舍监也就不再给我提意见了。人们原先以为我根本就没有和人订婚，可是这颗钻石价值昂贵，谁也不会怀疑它不是真货，而正是这颗送给年轻姑娘的贵重的钻石戒指使得谁也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