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他把话说得很清楚了。

　　时间继续一天天过去——这是大自然最古老的手段，或许也是惟一的魔法，安迪变了，他变得更冷酷了，这是我惟一能想到的形容词。他继续掩护诺顿做脏事，也继续管理图书馆，所以从外表看来，一切如常。每年生日和年关岁暮时，他照样会喝上一杯，也继续把剩下的半瓶酒和我分享。我不时为他找来新的磨石布，一九六七年时，我替他弄来一把新锤子，十九年前那把已经坏掉了。十九年了！当你突然说出那几个字时，三个音节仿佛坟墓上响起的重重关门声。当年十元的锤子，到了一九六七年，已经是二十二元了。当我把锤子递给他时，他和我都不禁惨然一笑。

　　他继续打磨从运动场上找到的石头，但运动场变小了，因为其中一半的地在一九六二年铺上了柏油。不过，看来他还是找了不少石头来让自己忙着。每当他琢磨好一块石头后，他会把它放在朝东的窗台上，他告诉我，他喜欢看着从泥土中找到的一块块片岩、石英、花岗岩、云母等，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安迪给这些石头起名叫“千年三明治”，因为岩层是经过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数千年才堆积而成的。

　　隔三差五，安迪会把石雕作品送人，好腾出地方来容纳新琢磨好的石头。他最常送我石头，包括那双袖扣一样的石头，我就有五个，其中有一块好像一个人在掷标枪的云母石，是很小心雕刻出来的。我到现在还保存着这些石头，不时拿出来把玩一番。每当我看见这些石头时，总会想到如果一个人懂得利用时间的话（即使每一次只有一点点时间），一点一滴累积起来，能做出多少事情。

　　所以，表面上一切如常。如果诺顿是存心击垮安迪的话，他必须穿透表面，才能看到个中的变化。但是我想在诺顿和安迪冲突之后的四年中，如果他能看得出安迪的改变，应该会感到很满意，因为安迪变化太大了。

　　他曾经说，安迪在运动场上散步时，就好像参加鸡尾酒会一样。我不会这么形容，但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以前也说过，自由的感觉仿佛一件隐形外衣披在安迪身上，他从来不曾培养起一种坐牢的心理状态，他的眼光从来不显呆滞，他也从未像其他犯人一样，在一日将尽时，垮着肩膀，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牢房去面对另一个无尽的夜。他总是抬头挺胸，脚步轻快，好像走在回家的路上一样，而家里有香喷喷的晚饭和好女人在等着他，而不是只有食之无味的蔬菜、马铃薯泥和一两块肥肉……，以及墙上的拉蔻儿·薇芝的海报在等着他。

　　但在这四年中，虽然他并没有完全变得像其他人一样，但的确变得沉默、内省，经常若有所思。又怎能怪他呢？不过总算称了诺顿的心……至少有一阵子如此。

　　他的沉郁到了一九六七年职业棒球世界大赛时改变了。那是梦幻的一年，波士顿红袜队不再排第九名敬陪末座，而是正如拉斯维加斯赌盘所预测，赢得美国联盟冠军宝座。在他们赢得胜利的一刹那，整个监狱为之沸腾。大家似乎有个傻念头，觉得如果连红袜队都能起死回生，或许其他人也可以。我现在没办法把那种感觉解释清楚，就好像披头士迷也无法解释他们的疯狂一样。但这是很真实的感觉。当红袜队一步步迈向世界大赛总冠军宝座时，监狱里每个收音机都在收听转播。当红袜队在圣路易的冠军争夺战中连输两场的时候，监狱里一片愁云惨雾；当皮特洛切里演出再见接杀时，所有人欢欣雀跃，简直快把屋顶掀掉了；但最后在世界大赛最关键的第七战，当伦伯格吃下败投、红袜队功亏一篑、冠军梦碎时，大家的心情都跌到谷底。惟有诺顿可能在一旁幸灾乐祸，那个龟儿子，他喜欢监狱里的人整天灰头土脸。

　　但是安迪的心情没有跌到谷底，也许因为反正他原本就不是棒球迷。虽然如此，他似乎感染了这种振奋的气氛，而且这种感觉在红袜队输掉最后一场球赛后，仍然没有消失。他重新从衣柜中拿出自由的隐形外衣，披在身上。

　　我记得在十月底一个高爽明亮的秋日，是棒球赛结束后两周，一定是个星期日，因为运动场上挤满了人，不少人在丢飞盘、踢足球、私下交易，还有一些人在狱卒的监视下，在会客室里和亲友见面、抽烟、说些诚恳的谎话、收下已被狱方检查过的包裹。

　　安迪靠墙蹲着，手上把玩着两块石头，他的脸朝着阳光。在这种季节，这天的阳光算是出奇的暖和。

　　“哈啰，雷德，”他喊道，“过来聊聊。”

　　我过去了。

　　“你要这个吗？”他问道，递给我一块磨亮的“千年三明治”。

　　“当然好，”我说，“真美，多谢。”

　　他耸耸肩，改变话题，“明年是你的大日子了。”

　　我点点头，明年是我入狱三十周年纪念日，我一生中百分之六十的光阴都在肖申克州立监狱中度过。

　　“你想你出得去吗？”

　　“当然，到时我应该胡子已经花白，嘴里只剩三颗摇摇欲坠的牙齿了。”

　　他微微一笑，把脸又转向阳光，闭上眼，“感觉真舒服。”

　　“我想只要你知道该死的冬天马上来到，一定会有这种感觉。”

　　他点点头。我们都沉默下来。

　　“等我出去后，”安迪最后说，“我一定要去一个一年到头都有阳光的地方。”他说话那种泰然自若的神情，仿佛他还有一个月便要出去似的。“你知道我会上哪儿吗，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