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之晨的六点半！“玛丽波莎美人号”泊在码头，甲板上挂满了彩旗，蒸汽腾腾地即将启航。

出游的日子！

七月之晨的六点半，威莎诺提湖在阳光下一平如镜。水面映着晨曦，如猫眼石一般溢彩流光。

湖心的最后几缕稀薄的晨雾正在消散，有如一丝丝飘浮的棉絮。鸊鷉悠长的鸣叫在湖上回荡。空气凉爽而又清新。其中洋溢着静穆的松林地和涌动的湖水的勃勃生机。清晨阳光下的威莎诺提湖！不要对我说什么意大利的湖光，也不要说蒂罗尔或瑞士的阿尔卑斯山。别说它们。让它们上别处去好了。我不需要它们。

出游的日子，六点半钟的夏日之晨！船挂满了彩旗，玛丽波莎的所有镇民都来到了码头，头戴高顶帽、身背大圆号的小乐队随时准备演奏！啊！不要对我说什么威尼斯的狂欢节和德里宫廷的朝觐仪式。别说！我不愿看它们。我会把眼睛闭上！说到五彩缤纷，每次让我看一眼从玛丽波莎乘船到湖那边蒙在晨雾中的印第安岛的游乐就够了。说你的教皇侍卫队和白金汉宫禁车的华丽威武去吧！我只想看看穿制服和玛丽波莎乐队，只想看看系围裙、戴徽章还带着野餐篮和五分钱一支的雪茄的玛丽波莎太阳神骑士团！

清晨六点半钟，码头上所有的人和游船半个小时后就要出发了。注意！——半个小时后。她已鸣过两次笛（六点和六点半都鸣过），克里斯蒂·约翰逊随时会踏进驾驶室拉汽笛拉线，告诫大家船将在半个小时后启航。因此得做好出发准备。别再想跑回史密斯的旅店去拿三明治。别再想跑去那家希腊商店——就在内特里的店旁边——去买水果，那太傻了。要是你那样做的话，准会误船。别担心三明治和水果什么的，这不，史密斯先生拿着一个大大的篮子来了，其中的粮草足以喂饱整整一个工厂的人！其中一定有三明治。我想我能听见它们在里面丁当作响哩。史密斯先生后面是小餐馆的那个德国籍男招待，他也带着一个大篮子——无疑其中装的是啤酒。他后面是旅馆的酒吧招待，他什么也没带，至少没谁看见他带着东西。但要是你对玛丽波莎镇有所了解的话，那你就自然会明白他显得那么漫不经心而且两手空空是自有道理的，因为他的亚麻布罩衣下的口袋里装着两瓶黑麦威士忌酒哩。我想你一定清楚，一个亚麻布罩衣下的口装里兜着两瓶威士忌的人，走起路来是副啥怪模样。你知道吧，在玛丽波莎镇，带啤酒参加郊游是舆论完全赞同的。可要是带威士忌——哼，那你可就得小心一点才是。

我提到史密斯先生了吗？嗨，每个人都来了。其中有胡塞尔，他是《新闻邮报》的编辑，衣服上佩着一根蓝色飘带，因为按玛丽波莎太阳神骑士团的章程，其成员都是要坚决戒酒的。亨利·穆林斯也来了，他是汇兑银行的经理，也是太阳神骑士团成员，他裤子后面的口袋里装着一小瓶波格兰姆特酿——算是骑士团章程的某种修正案吧。还有地方主教周恩牧师，他带着一根钓竿（你从没见过像潜伏在印第安岛的岩石下的绿鲈鱼那么棒的鱼儿吧），一根钓大梭鱼用的拖钓线和一张为捕小狗鱼准备的网，他还带来了他的大女儿莉莲·周恩——她是为年轻男士们准备的。还从来没有过像鲁帕特·周恩牧师这样的渔夫哩。

也许我应该说明一点，在我说到太阳神骑士团出游的时候，决不能对此进行狭义的理解。在玛丽波莎每一个人都属于太阳神骑士团，就像他们干其他事儿一样。这便是这个镇最迷人的地方，也是它与城市大异其趣之处。每一个人都有权参与每一件事。

比如说，在三月十七日那一天，你会看到每一个镇民都系着一条蓝飘带，他们一个个笑盈盈喜洋洋的——你知道凯尔特天性是怎么回事——在谈论老家的习俗。

在圣安德鲁节，每一个镇民都会戴上一朵蓟花并和其他每个人握手，而且从他们的眼里你可以看见苏格兰古老而美好的诚实之光。

还有圣乔治节！——哟，那古老而美好的苏格兰精神，简直没有哪一种豪爽可与之匹敌。一个人凭什么不应该为自己是一个英格兰人而感到欣慰呢？

而到了七月四日，镇上一半以上的店子都飘扬起了星条旗，而且突然之间，所有的男人都在大庭广众之中抽起了大雪茄，并对罗斯福和菲律宾群岛了如指掌。然后你第一次得知杰夫·托普的族人来自马萨诸塞州而且他的叔叔在班克尔山战斗过（一定是班克尔山——而杰弗逊会发誓说那发生在达科塔是确定无疑的）。你还会发现乔治·达夫有一个妹妹在罗彻斯特结了婚而且丈夫还挺好的，事实上乔治八年前还呆在罗彻斯特哩。噢，在七月四日这一天，玛丽波莎又是你所能想象的最美国化的城市！

可是等一等，假如你为玛丽波莎与大不列颠帝国的稳固联系担忧的话，等到十二月份你就会明白了，到这时候每一个人都会在衣服上佩一条橙色的绶带，奥兰治党党员们（镇里的每一个人）会举行盛大的游行。对王室的忠诚！懊，也许你还记得在威尔士王子西行时他们在玛丽波莎车站的月台上对他所作的演讲吧。我想那足以说明忠诚的问题了。

于是乎你很容易理解了：当然每一个都属于太阳神骑士团和共济会以及奇人会的人，就像他们都属于雪鞋俱乐部和姑娘友协一样。

这时游船又鸣了一次汽笛，到七点一刻了——这次的笛声很长很长，因为谁要是这时候还没上船就准会误船，除非他恰巧在最后十五分钟赶到了。

码头上的人可真多，他们在船里挤得可真满，游船能把他们全部装下来真是奇迹。而这正是“玛丽波莎美人号”了不起的地方。

我不知道——我从来就不知道——像“玛丽波莎美人号”这类蒸汽船是哪儿产的。它们到底是贝尔法斯特的哈兰德一沃尔夫造船厂造的，抑或不是它造的，关于这一点并不是谁都能一下子说清楚的。

在我眼里，“玛丽波莎美人号”好像总是有一些使玛丽波莎镇本身显得与众不同的奇怪特点。我的意思是，她的大小好像是变幻莫测的。假如是在冬天，你会看见它冻结在码头边的冰里，驾驶室的窗玻璃为寒风吹来的积雪笼罩着，这时候她那样子实在小得可怜，像一个小小的白胡桃似的。但要是在夏天，尤其是当你已在玛丽波莎呆了一两个月，并且划独木舟环绕了她一周，你便会发现她比原先大多了高多了——那黑色的船壁简直硕大无比，让你觉得“玛丽波莎美人号”和巨轮“露西塔尼亚号”没什么两样。两艘船都大极了，此外你没什么可说的。

她的尺寸你简直没法拿准。她船首吃水十八英寸深，很可能还不止这个深度——至少船尾要再深半英寸，而当满载上出游的镇民时，她的吃水深度足足又要增加两英寸。而水上部分——呀，瞧船上面那些甲板！你从码头上船的地方便有一个甲板，有栏杆围着，沿甲板是一个个窗户，还有那摆着长桌子的后舱，后舱上还有一个甲板，上面摆满了椅子；船首也有一个甲板，站成圆圈的乐队就站在上面，驾驶室比前甲板更高，驾驶室上方还有一个甲板，上面有船名的金色大字、旗杆、钢缆和彩旗；船的每一层都有一个设在某处卖三明治的午餐台，另外还有机舱；而在甲板下面，在吃水线以下，是船员们的睡舱。有那么多台阶、通道和层次，还有那一堆又一堆供蒸汽机用的锯成四英尺长的木头——噢，不，我猜她不是哈兰德一沃尔夫制造的。那里的人造不出来。

然而，即便是“玛丽波莎美人号”这么一艘大船，也不可能把你在码头和船上看到的所有人装载下来。实际上，这些人可以分为两类——玛丽波莎所有即将出游的人和所有不去的人。大家来这儿都有各自的理由。

汇兑银行的那两个出纳员都来了，肩并肩站在一起。但他们中的一个——带宝石饰针、脸长长的像一匹马的那位——要去旅游，而另一个——带着另一枚宝石饰针、脸像另一匹马的那位——则不去。同样，《新闻邮报》的编辑胡塞尔要去，而他那位站在旁边的兄弟却不去。莉莲·周恩要去，而她妹妹却不能去，所有人都可以如此类推。

想一想便会明白汽船出事当天的早上会是一副什么状况。

生活多么奇怪啊！

想想看，所有这些人都那么焦急而迫切地赶船，有些人还是跑着去的，生怕慢了会错过——船出事的那个早上。而那位船长则使劲鸣汽笛，严厉地警告他们，他要把他们抛下了——其实是抛离那场事故！每个人都如饥似渴地要挤进那场事故。

也许人生整个儿就是这么回事儿。

在这种情况下，想来最奇怪的莫过于那些被留下来或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没去成的人了，他们事后总会津津乐道那一天他们是如何如何逃避上船的！

其中有些例子，当然是很特别的。

尼文斯律师得以逃脱，仅仅是因为他当时进城去了。

裁缝陶尔斯得以逃脱，仅仅是由于他不太想去而一觉睡到了八点钟，因而也就没有去成。他后来叙述说那天早上他七点过五分醒来后想过去游玩的事儿，不过由于某种说不清的原因他觉得他还是不去为妙。

拍卖商尤德尔的情况更是不可思议。他上个星期参加了奇人会的火车旅行，再上个星期参加了保守派的野餐会，而这次出游他却决定不参加。他后来说在出游的头一天晚上，有人在尼培瓦街和特坎塞街交汇的那个街角（他连确切地点都指出来了）拦住他问道：“你准备参加明天的郊游吗？”他回答说：“不去。”口气就像后来叙述此事时一样干脆。又过了十分钟，在戴尔豪西街和布罗克街交汇的那个街角（他说就是在那儿，如不信可以找人对质），又有人拦住他并问道：“嗨，你准备参加明天的汽船旅游吗？”他再一次回答说：“不去。”显然口气和前一次几乎完全一样。

他后来说，在他听到船出事的传闻的时候，他感到那好像是神意使然，于是他立即感激不尽地跪到了地上。

莫里森的情况也如此相似（我是指在格洛佛的五金店干活儿、娶了汤普森家的女儿的那位）。他后来说，最近他在报纸上读到的事故报道太多了——有采矿事故、空难和煤气爆炸——因此变得紧张兮兮的。出事的头一天晚上吃晚饭的时候，他的妻子问他：“你要跟汽船出游吗？”他回答说：“不，我可不愿去。”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或许你母亲想去哩。”第二天下午天快黑时，出事的消息传遍了整个镇子，他说当时他头脑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便是：汤普森夫人在那条船上。

他说起这一点，就跟我说它一样——一点儿怀疑和迷惑都没有。他一刻都没想象过他岳母在“露西塔尼亚号”、“奥林匹克号”或别的船上。他知道她就在这条船上。他说当时任何人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他撞倒在地。但谁也没有去撞他。根本还没有人碰他，他已瘫下一半了——跪到了两个膝盖上，这时要把他整个儿撞倒或踢倒在地就更容易了。人们错过的机会的确不少啊。

不过，我还是要说，无论是尤德尔还是莫里森或任何人都没想到船会出事，一直到夕阳落下时他们——

噢，你是否曾听过一艘汽船的汽笛在两里以外的夜色中发出的轰隆隆的长鸣声呢？在倾听和揣摩到底出了什么事的同时，你是否还看见破空而上的深红色报警火箭，然后又听见镇上的火警铃就在你耳边鸣响，而且还看见大家急匆匆向镇上的码头冲去呢？

这便是玛丽波莎的镇民在那个夏日黄昏的所见和所感！正是在这种氛围中他们看着那条平底救生船向湖中冲去——船的每一边都有七支长桨，十四条汉子每划一次桨，浪花就会溅过船舷上缘。

哎呀，我担心故事根本不是这么个讲法的。我想真正高超的讲法应该是在事故发生之前什么都不说。但假如你要写的是玛丽波莎，或者听说的是这个镇的事儿，那可就不一样了。假如你了解这个地方的话，你便会发现那一切太鲜明、太真实了——早上出游的欢欣与入夜时分的情景之间反差实在是太大了，你没法阻止它们同时跃入你心里，你没法不同时想到它们。

不过别为那事故去操心——我们还是再回到那天早晨吧。

船七点钟出发。关于这一点毫无疑问——不仅是七点，而且是七点正。《新闻邮报》上登的告示说：“船七点正出发。”米西纳巴街的电线杆上的广告是这样开头的：“噢，到印第安岛去！”结束语是：“船七点正出发。”码头上有一个大大的告示说：“船七点正准时出发。”

因此一到七点钟，一分不差，汽笛便悠长而洪亮地吹响了，然后在七点十五分是三声短促而断然的鸣叫，而到了七点三十分汽笛变成了一声愤怒的呼唤——只有一声——此后紧接着他们就解脱了最后一根缆绳，码头上彩旗如云，于是“玛丽波莎美人号”启航了。太阳神骑士团的乐队准时演奏起来，《枫叶永不落》的乐声响震云天。

我想所有的旅行团体在刚出发时都是一样的。在“玛丽波莎美人号”上也不例外，每个人都在船上跑上跑下，拿的不是甲板椅便是野营凳或食物篮，他们到处找地方，有中意的地方就在那儿坐下来，然后又担心别处的地方更好，于是又跑到别处找去了。大家都想找太阳晒不着的地方坐，而一旦如愿了他们又赌咒说他们可不愿为取悦任何人而冻僵，而那些坐在太阳底下的人则说他们花五毛钱可不是为了来挨一顿烧烤的。有些人埋怨说他们花五毛钱不是想来招一身烟炱，还有些人说他们可不愿花五毛钱来被推进器震得半死。

不过很快就一切正常了。好像是人以群分似的，人们分别去了船上属于他们的不同地方。妇女们，那些年长的，全被吸引到了底层的舱房里，她们关起窗子，围着那张长桌子开始做针线活儿，过了不久，正如她们自己说的，她们便把舱房变得像家里一样了。

所有的青壮小伙子和乐队里的大男人们都下到了船首的低甲板上，这儿放着大捆的缆绳和船锚，是船上最脏的地方。

楼上的后甲板上站着莉莲·周恩和罗森小姐，后者是高中教师，手里拿着一本德文诗歌——我想是歌德的诗集——另外还站着那位银行出纳员和其他年轻男子。

在船的中间位置，周恩牧师和盖拉格尔大夫站在栏杆边，在用双筒望远镜看岸上的景色。船首的驾驶室前头的小甲板上有一群老先生，坐在甲板椅里的是穆林斯、达夫和史密斯先生，坐在史密斯旁边的小凳上的是戈尔戈沙·金汉姆先生，他是玛丽波莎的殡仪承办者。参加这一类旅行是金汉姆先生的行为守则的一部分，他多多少少把这视为生意的组成部分——因为你永远也料不定在这类水上聚会上会发生些什么事情。他穿的当然已不再是他那沉重的工作服，而是一身整洁的黑套装，但无论这身衣服把欢快和礼仪结合得如何恰到好处，它’总还是带着一丝焚烧掉的纸的味道。

“是的，”金汉姆先生说，同时朝湖岸很随意地挥了挥他的一只黑手套，“我对这个湖很熟，非常熟。我几乎把湖的每个角落都跑遍了。”

“是划独木舟吗？”有人问道。

“不，”金汉姆先生回答说，“不是独木舟。”他的语调里好像有一种独特的隐晦意味。

“我想，是划帆船吧。”另一个人说道。

“不，”金汉姆先生说，“我不会驾驶帆船。”

“我从没见你来湖上玩过，根本没有。”史密斯插话说。

“噢，不是现在，”金汉姆先生解释说，“那是多年以前，我来玛丽波莎的头一年。事实上那时候我几乎是整天整天地呆在湖上。说到使人胃口大开、身强体壮，没有比那更棒的了。”

“你当时是在野营吗？”史密斯先生问道。

“我们晚上野营，”殡仪承办人认可说，“不过我们白天几乎都耗在了湖上。你知道，我们在湖上寻找一个从城里来度假、单独乘独木舟的冤鬼。我们在湖上捞他的尸。我们每天早上太阳一出来就起床了，先在岸边烧一堆火做早餐，然后就点着烟带着网到湖上打捞去了，一去就是一整天。那段日子可真了不得。”金汉姆先生说最后一句时露出留恋的神色。

“你们找着他了吗？”另外两三个人问道。

金汉姆先生停了一会儿才回答。

“我们的确找到他了，”他回答说，“就在马蹄岬那边的芦苇丛里。不过那是白搭。他当场便对我大光其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