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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拂夜奔 三


  好多年前,在我插队的地方,我叉手于胸,面对着一片亚热带的红土山坡岔开腿站着,用这种姿式表示我永不妥协的决心。这种景象和堂·吉诃德有一回逃进深山时的情形很相像。堂·吉诃德和他的名马在一起,我带着我的马兄弟,只少一个桑丘·潘萨。堂·吉诃德发了一大堆恶狠狠的誓:要在一年之内不和女人做爱,不在桌布上吃面包,不穿内衣睡觉,等等。我一个誓也没有发。但是事实证明,我这个亚热带的堂·吉诃德在任何方面都不比他差。永不妥协就是拒绝命运的安排,直到它回心转意,拿出我能接受的东西来。十七岁时我赶着马在山坡上走路,穿着塑料拖鞋,一双白的足球袜,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穿,光着屁股;我的衣服在马背上用皮带捆成一卷。那个山坡上的草都匍匐在地上,就像收过的白菜地上的菜叶子——草叶子很硬,叶边卷着,牛和马都不爱吃,这大概是被牛马吃出来的变种罢。我一副老相,面颊紧贴着嘴角,手臂的里面青筋裸露,往前走时,把屁股上的棱角留在后面。当时的情景就是这样,如果有人看到,那就是一个光屁股的男孩子跟着一匹瘦马在山坡上行走。阳光能把人烤熟。我就这么走过了阳光,走进树荫里。这个怪诞的行为表明我决心离开这个只有茄子和芋头可吃的地方,开始我的生活。它也表明我决心背弃我的马兄弟,虽然我爱它爱得要命、但是将任凭它在老年以后被人杀死制成皮革。顺便说一句,直到现在我也没有能力买下一匹老马把它养在家里。这件事说明我们为什么要爱女人—一她们在值得一爱的动物中,如果不能说是最便宜,起码也该说是我们唯一负担得起的——但是这两种说法是一样的。我要离开那个地方的主要原因还不是因为伙食,而是渴望有一种智力生活,因为这个原因,后来就选择了数学,竭一生之力证明了一个数学定理。现在我已经后悔了。我不应该干这件事——我应该干点别的。
  我十七岁时,满脑子都是怪诞的想像,很想写些抒情诗,但是笔记本不是一个可靠的地方。所以我总是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爬起来,就着月光,用钢笔在一面镜子上写,写了又擦,擦了又写,把整面镜子都写蓝了。第二天有人拿镜子一照、看见一张蓝脸,吓得尖叫一声。但我只是躺着,什么都不解释。人家对我这些行为的评价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王二,你可真豁得出去!这些事注定了不管我到哪里,总是显得很怪诞、很不讨人喜欢。这说明我和别人之间有很深的误会,但是我不准备做任何事去弥合它。相反,我还要扩大这些误会。现在我老在想,面对十七岁时的誓言,我做的是不是已经够了,可以不做了。
  我现在正在考虑小孙的一个建议:辞了职到学校门口卖煎饼。这样不但挣钱多,而且省心。最近我总在开会,坐得长了痔疮。假如有外宾,还得穿西服打领带。我根本就不会打领带,只好拿了它在办公楼男厕所里等熟人,简直把德行丧尽。卖煎饼未尝不是好主意,但是我未必吆喝得出来。还有假如因为争摊位打了起来,我打得过谁。数学家的长处是不但要考虑每个主意,而且要考虑周全。
  红拂殉夫以前发生的事是这样的:长安城还没有完全建好,李卫公就病了,眼睛再也睁不开。在家里的时候,他总把自己裹在毯子里,把脚放在脚炉上,一年四季总是这样的。脚炉里的炭有时已经熄了,有时却会把卫公的后脚跟烤焦,让他的脚看上去像只烤鸭子。但是你用不着为卫公操心,他脚上的皮早死掉了,用热水泡透以后可以刮下一寸多厚的一层。从这一点看来卫公是老了,虽然他还不到六十岁。
  从别的方面来看卫公也是老了。他的胃气很不好,哈气时好像一窖冻坏了的红薯,散发着甜里透苦的怪味,这种气味是有毒的,可以熏死苍蝇和蚊子。当然,这和他的食物不好消化有一定的关系。他的手也抖了起来,拿不住东西。而且他的头发全都白了,面容和嗓音却都童稚化了。这就叫鹤发童额罢。他总是坐在自己的书房中的一张躺椅上,周围是各种正在发明中的器具——那些东西上面积满了尘土。卫公过去喜欢把一切家具和自制的设备都涂上黑漆,所以这间房子里有点黑。卫公过去习惯把工具和文具全放得乱七八糟,所以这间房子里还是乱七八糟。像一切科学家一样,卫公禁止任何人打扫他的书房,扫房子的事都是自己来干;但是他有好长时间不干这件事了。过去天刚一黑,卫公就要在房间里点满牛油蜡烛。那些蜡还在那里,但已被耗子啃得乱七八糟,剩下的都太陈了,啃起来像肥皂,所以耗子也不肯再把它们吃掉。他的书桌上笔架里有各种毛笔,鹅毛笔,芦苇笔;牛皮纸,羊皮纸,绢纸,藤纸;但他已经好久不拿笔了。这间房子散发着腐败墨汁的臭味。他的工作台上有各种手锯,锉刀,量具,铜材,木材,但是他也有好久没有做过东西。这间房子散发着刺鼻的尘土味。与此同时,长安城也被他放到了一旁,好像一件没做好的器具,一堆垃圾。这座城市再也引不起他的兴趣。他只是坐在椅子里,看着被阳光照亮的窗户纸。这种馈形就叫老年罢。
  在卫公老了的同时,长安城里别的人也老了。他的同僚多数虽理出鹤发童颜的模样,有些人还驼了背,见了面一聊天,总是在说车轱辘话。这种情形使大家都感到惭愧,所以都雇了书记员,让他把说过的话题记下来,每重复该话题一次就在前面画上一划,积满了五次,就是一个“正”字。两位先生见了面聊一会之后,把谈话记录拿过来看,看到上面正字太多了,就握手告别。除此之外,大家撤泡尿都要半个钟头。大家都最爱说的话就是:我们都老了。卫公有时感到自己已经很老了,有时却觉得自己还没有长大成人。每回他见到一堆砂土,都要极力抑制自己,才能不奔到砂堆上去玩耍。他喜欢拉住红拂的裙角,用清脆的男童声和她说话。他还很想掘土合泥,穿上开裆裤、以便可以随地大小便。这种情形经常使红拂头皮发炸,因为她没有和他一起变老和变小;所以当李卫公用极为缠绵、极为可爱的神情和声调对她说“红红,做爱爱”时,她没有性欲勃发,反而要给他一个大嘴巴。这一嘴巴有时候能收到很大效果,卫公马上就长高了,嗓门也变粗了,厉声说道:“你打我干什么?”其实他没有变得那么老(只有后脚跟是真正老了),也没有变得那么小。实际情况是:他好像是被魇住了,必须显得老和显得小。身为成年人,却没有负成年人的责任,就只好往老少两端逃遁。
  这种装老情况在女人中也存在,所以红拂每天上班之前都要仔仔细细地化妆,把头发盘到头顶上,在眼角和嘴角上画出鱼尾纹。她还要戴上扇贝做的乳罩,那种东西的作用是把乳房压扁,假如贝背朝下,还能给人以下坠感,并且在乳罩下方挂上两袋水,戴上假肚子,假臀部(这个东西的作用也是使人产生下坠感),然后穿上衣服,洒上香水去上班,这种香水是从发酵的黄豆、淘米水、油烟里提炼出来的,散发着厨房的味道。假如洒得适度,还不是太招苍蝇。
  至于上班的情形是这样的:长安城里每个人都得上班,不在衙门里上班,就去各种联合会。红拂得上贵妇联合会上班,这是因为她不在任何衙门里就职。每天早上她都骑着一匹灰色的母驴前往,那驴的样子像只野兔子,主要是脑门和耳朵像,走在路上听见那两袋水晃里晃荡,生怕它洒了,就用双手把它们扶住,显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怪模样。据说得了小肠疝气的男人上了路也是这个模样,并且老要用手去扶灌进了肠子的阴囊。到了班上,看见大家都是这样的愁眉苦脸,并且都学没牙老太太那样瘪着嘴说话。不瘪嘴的话都是凑着耳朵说的:“我得马上回家去,水袋漏了。替我应个卯!”“我告诉过你了,别装水,装沙土。”“漏一身土不是更糟吗。晚上到我家来打牌。”“好罢。不过我不信你的水袋真漏了!”红拂上班的单位是二等贵妇联合会,简称“贵妇联(乙)”,同事的年龄都不太大,而且都有点赖皮。
  长安城里除了贵妇联(乙),还有贵妇联(甲)和贵妇联(丙),全称是一等贵妇联合会和三等贵妇联合会。只是这一宇之差,就有很多区别。贵妇联(甲)里面全是些老太太,什么下坠啦,瘪嘴啦,身上的馊味啦,都是自然形成的,用不着假装。而贵妇联(丙)的成员全部蓬头垢面,两眼发直,有些人还要穿着紧身衣由两名健妇押送前来上班。一位贵妇应该成为哪个团体的成员,是由她们婚姻的性质来决定的:假如她是明媒正娶,就是一等贵妇,自然是贵妇联(甲)的会员。假如她是事实婚,乱伦婚,扒灰婚,先奸后娶等等,就是三等贵妇,成为贵妇联(丙)的成员。这种女人本身就有点五迷三道,就算原来达不到疯的程度,等被评上了三等之后,自然也就达到了。红拂的情况当然评不上一等,因为她不是娶来的,和三等也有一定的差距,因为她也不是抢来的。最后折衷了一下,评为二等。其实她在这里也不大合适。这个等级如果不算她,就是清一色的军旅婚。
  军旅婚的来历是这样的:大唐的军队在平定四海的战争中,很多战士年龄很大了,但还没有结婚。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一种作法,每攻下一座城市,未婚的战士们就把贵族女校包围起来,把校长叫出来,用刀柄敲打着她的头说:把你的学生都叫出来,从我们中间跳—个做丈夫——否则血洗了你这个鸟学校!然后那些女孩子就走了出来,穿着白上衣、黑裙子,怯生生的看着脚尖;犹豫了好久之后,走到一个看起来胡子比较少、年龄不太大的大兵面前说:就是你罢,然后就大哭起来了。始终没被挑上的战士免不了怒火中烧,闯进学校,把教师、校长、女校工连同烧火的老婆子全部一扫而光,不过这些人都属于贵妇联(丙)的范畴。第二天早上,那些女孩子全跪在营帐前面给大兵擦军靴,压低了声音交头接耳:你的那个怎么样?罗圈腿。讨厌死了。你的呢?满身的毛,也讨厌。我不怕罗圈腿。我也不怕满身毛。于是就换了过来。那些兵大爷对新讨的老婆都认不的确,所以也不管。因为有这种换来换去、乌七八糟的情形,所以对于军旅婚的评价不能太高。但是军旅婚对于稳定军心乃至取得战争的胜利都起过很大的作用,而且这些女人都曾跟随丈夫行军打仗,还有人流过血负过伤,这种情况也不能不予考虑的,所以就有了贵妇联(乙)这个等级。
  贵妇联(乙)的成员都曾随丈夫行军,不过都是被皮条捆住了手脚,横担在马背上。战士们一面前进,一面高唱军歌、这些人也在马背上和前后的人聊天:早上起来不该喝水,现在憋了尿。你数数吧,能管点用。我这个老鳖头子捆起人来手真重。你拿他的狗皮褥子做护腕——等他睡着了偷偷的剪。打仗的时候也是横担在马背上冲锋,有人的确负了伤,都是被流矢伤在屁股上。到这时为止,这些女人对军旅生活的参与程度就如一卷铺盖——事实上在冬天她们正是卷在铺盖里。后来战士们找来了小盾牌给她们遮着屁股,她们也用并在一起的双手给战士拿弓拿箭,这就算有了感情罢。这种女人在长安城建好以后还是比较年轻,也比较漂亮;为了表现贵妇的风范,只好在脸上画鱼尾纹,挂水袋。不管怎么说罢,能被分到这个联合会红拂还是比较高兴,在这里可以听到一些小道消息,还可以说点出格的言论——在贵妇联(甲)里,只有大道消息和正面言论,而在贵妇联(丙)里,没有任何消息或言论,只有呓语和咆哮,一不小心还会被人把耳朵咬掉。现在该说红拂和贵妇联(乙)的其他成员是怎么不合拍的了。在这里每人都有一个很长的故事:开头是原来家里是干什么的——最起码是个县官、有时还要用到枢密节度等等现代很少使用的词。与此相关的是家里有多少老妈子,多少丫环,多少厨房,厨子会烧汽锅鸡、炖熊掌等等。当然,这是前朝的情形,用中国大陆通用的语言,叫“万恶的旧社会”。菜名之类的知识,红拂还是有的,但是不大知道前朝的官名,轮到她讲时只好语焉不详。然后就是新婚之夜的故事,那个“老鳖头子”(这是贵妇联(乙)里对丈夫的标准称呼)怎么把她们扛到营帐里去,扔到狗皮褥子上,伸过一只穿了四十五号大皮靴的脚,让她拽住马刺往下拔。这时她怎样因为恐惧和羞辱,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拔掉了马靴,露出了一只被脚汗捂白了的大脚,臭味轰地一声冲上了帐篷顶,连盘旋中的苍蝇都纷纷坠地。由此可以看出前朝贵族女校里学生叙事时那种浮华、夸张的传统——她们用的都是同一种国文课本,而且在作文课上也惯于互相抄袭,因此故事大同小异——然后,那“老鳖头子”亮出了他那件天上没有、地下绝无的丑恶东西,并且撕裂了她的纯棉内裤。红拂没有受过这种教育,也没有这种传统,更没有经历类似的事情,所以说出来也就是寥寥的几句:“我是自己跑了去的。我喜欢他。”那些二等贵妇听了,就齐声哄她。
  红拂和贵妇联(乙)不合拍的情形,头头们早就注意到了。有一天下班的时候,她被几个穿太监服饰的人截住了。那些人亮出了大内的腰牌,对她说:请跟我们走一趟。红拂想:脚正不怕鞋歪,就跟他们去了。这些人下巴光光的,说话奶声奶气,看来是真太监。红拂跟着这些人七拐八拐,到了一个地方,遇上了一个人,让她给他们做奸细,汇报同事的各种言论。还说,你的情况我们了解,你是参加了兴唐战争的老战士,和那些前朝余孽不一样。我们正准备把你调到贵妇联(甲)去,在此之前,你要为我们做这件事。红拂干干脆脆地拒绝了作奸细,并且说,她一点也不想去贵妇联(甲)。那人就说:好罢,这也由你。今天的事不要告诉别人。咱们将来会再见面的,卫公夫人。红拂觉得此人不怀好意,回来后晚上睡觉时告诉了卫公。照她看,长安城里的一切事卫公都应该谙然于胸。卫公联想到不久前遇刺的事,就连打寒噤,说道:这不是我的设计。你不要去招惹他们。而第二天早上红拂就发现梳妆台上有张纸片,上面画了一个嘴唇,嘴唇上有个叉。这件事把红拂气坏了,走在路上见了穿太监衣服的人就冲他们喊道:我和我丈夫的悄悄话,你们也要偷听吗?那些在内廷服务,抽空出来买草纸的老实巴交的小太监听了,个个都是目瞪口呆。
□ 作者:王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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