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胡适之 今天听说胡适之于二月二十四日在台湾去世了，这样便成为我的感旧录的材料，因为这感旧录中是照例不收生存的人的，他的一生的言行，到今日盖棺论定，自然会 有结论出来，我这里只就个人间的交涉记述一二，作为谈话资料而已。我与他有过卖稿的交涉一总共是三回，都是翻译。头两回是《现代小说译丛＼和《日本现代小 说集》，时在一九二一年左右，是我在《新青年》和《小说月报》登载过的译文，鲁迅其时也特地翻译了几篇，凑成每册十万字，收在商务印书馆的世界丛书里，稿 费每千字五元，当时要算是最高的价格了。在一年前曾经托蔡校长写信，介绍给书店的《黄蔷薇》，也还只是二元一千字，虽然说是文言不行时，但早晚时价不同也 可以想见了。第三回是一册《希腊拟曲》，这是我在那时的唯一希腊译品，一总只有四万字，把稿子卖给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编译委员会，得到了十元一千字的报酬， 实在是我所得的最高的价了。我在序文的末了说道：

“这几篇译文虽只是戋戋戈小册，实在也是我的很严重的工作。我平常也曾翻译些文章过，但是没有像这回费力费时光，在这中间我时时发生恐慌，深有“黄胖 揉年糕，出力不讨好’之惧，如没有适之先生的激励，十之七八是中途搁了笔了，现今总算译完了，这是很可喜的，在我个人使这三十年来的岔路不完全白走，固然 自己觉得喜欢，而原作更是值得介绍，虽然只是太少。谛阿克列多斯有一句话道，一点点的礼物捎着大大的人情。乡曲俗语云，千里送鹅毛，物轻人意重。姑且引来 作为解嘲。”关于这册译稿还有这么一个插话，交稿之前我预先同适之说明，这中间有些违碍词句，要求保留，即如第六篇拟曲《昵谈》里有“角先生”这一个字， 是翻译原文抱朋这字的意义，虽然唐译芯刍尼律中有树胶生支的名称，但似乎不及角先生三字的通俗。适之笑着答应了，所以它就这样的印刷着，可是注文里在那 “角”字右边加上了一直线，成了人名符号，这似乎有点可笑，－－其实这角字或者是说明角所制的吧。最后的一回，不是和他直接交涉，乃是由编译会的秘书关滇 桐代理的，在一九三七至三八年这一年里，我翻译了一部亚波罗陀洛斯的《希腊神话》，到一九三八年编译会搬到香港去，这事就告结束，我那神话的译稿也带了去 不知下落了。

一九三八年的下半年，因为编译会的工作已经结束，我就在燕京大学托郭绍虞君找了一点功课，每周四小时，学校里因为旧人的关系特加照顾，给我一个“客座 教授”（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的尊号，算是专任，月给一百元报酬，比一般的讲师表示优待。其时适之远在英国，远远的寄了一封信来，乃是一首白话诗，其词云：

臧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

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

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一九三八．八．四。伦敦。

我接到了这封信后，也做了一首白话诗回答他，因为听说就要往美国去，所以寄到华盛顿的中国使馆转交胡安定先生，这乃是他的临时的别号。诗有十六行，其词云：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

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

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

结果只好改号苦住。

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

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

海天万里八行诗，

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

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

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

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是个老僧，

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廿七年九月廿一日，知堂作苦住庵吟，略仿藏晖体，却寄居士美洲。十月八日旧中秋，阴雨如晦中录存。

侥幸这两首诗的抄本都还存在，而且同时找到了另一首诗，乃是适之的手笔，署年月日甘八，十二，十三，臧晖。诗四句分四行写，今改写作两行，其词云：

两张照片诗三首，今日开封一偶然。

无人认得胡安定，扔在空箱过一年。

诗里所说的事全然不清楚了，只是那寄给胡安定的信搁在那里，经过很多的时候方才收到，这是我所接到的他的最后的一封信。及一九四八年冬，北京解放，适 之仓惶飞往南京，未几转往上海，那时我也在上海，便托王古鲁君代为致意，劝其留住国内，虽未能见听，但在我却是一片诚意，聊以报其昔日寄诗之情，今日王古 鲁也早已长逝，更无人知道此事了。

末了还得加上一节，《希腊拟曲》的稿费四百元，于我却有了极大的好处，即是这用了买得一块坟地，在西郊的板井村，只有二亩的地面，因为原来有三间瓦屋 在后面，所以花了三百六十元买来，但是后来因为没有人住，所以倒塌了，新种的柏树过了三十多年，已经成林了。那里葬着我们的次女若子，侄儿丰二，最后还有 先母鲁老太太，也安息在那里，那地方至今还好好的存在，便是我的力气总算不是白花了，这是我所觉得深可庆幸的事情。

（中略）

十四、钱玄同钱玄同的事情，真是说来话长，我不晓得如何写法。关于他，有一篇纪念文，原名《最后的十七日》，乃是讲他的末后的这几天的，似乎不够全 面，要想增补呢，又觉得未免太罗苏了，那么怎么办才好呢？刚好在二月十九日的《人民日报》上看到晦庵的一篇《书话》，题曰《取缔新思想》，引用玄同的话， 觉得很有意思，便决定来先作一回的“文抄公”，随后再来自己献丑吧。原文云：

《新社会》于一九二０年五月被禁，在这之前，大约一九一九年八月，《每周评论》已经遭受查封的命运，一共出了三十七期。当时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正在展 开，胡适的“四论”就发表在最后一期上，刊物被禁以后，论争不得不宣告结束，大钊同志便没有继“再论”而写出他的“五论”来。一九二二年冬，北洋政府的国 务会议，进一步通过取缔新思想案，决定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成员作为他们将要迫害的对象。消息流传以后，胡适曾经竭力表白自己的温和，提倡什么好人 政府，但还是被王怀庆辈指为过激派，主张捉将官里去，吓得他只好以检查糖尿病为名，销声匿迹的躲了起来。正当这个时候，议员受贿的案件被揭发了，不久又发 生国会违宪一案，闹得全国哗然，内阁一再更易，取缔新思想的决议，便暂时搁起。到了一九二四年，旧事重提，六月十六日的《晨报副刊》第一三八号上，杂感栏 里发表三条《零碎事情》，第一条便反映了“文字之狱的黑影”：

天风堂集与一目斋文钞忽于昌英之＊（左女右公）之日被□（日文），这一句话是我从一个朋友给另一个朋友的信中偷看来的，话虽然简单，却包含了四个谜 语。《每周评论》及努力上有一位作者别署天风，又有一位别署只眼，这两部书大概是他们作的吧。□□□（日文）也许是禁止，我这从两部的性质上推去，大概是 不错的。但什么是“昌英之＊之日”呢？我连忙看康熙字典看＊是什么字。

啊，有了！字典“＊”字条下明明注着，集韵，诸容切，音钟，夫之兄也。中国似有一位昌英女士，其夫曰端六先生，端六之兄不是端五么？如果我这个谜没有猜错，那么谜底必为《胡适文存》与《独秀文存》忽于端午日被禁止了。但我还没有听见此项消息。

可恨我这句话是偷看来的，不然我可以向那位收信或发信的朋友问一问，如果他们还在北京。”

这条杂感署名“夏”，夏就是钱玄同的本名，谜语其实就是玄同自己的创造。

当时北洋军阀禁止《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爱美的戏剧》、《爱的成年》、《自己的园地》等书，玄同为了揭发事实，故意转弯抹角，掉弄笔头，以引 起社会的注意。胡适便据此四面活动，多方写信。北洋政府一面否认有禁书的事情，说检阅的书已经发还，一面却查禁如故。到了六月二十三日，《晨报副刊》第一 四三号又登出一封给夏和胡适的通信，署名也是“夏”。

夏先生和胡适先生：

“关于天风堂集与一目斋文钞被禁止的事件，本月十一日下午五时，我在成均遇见英白先生，他的话和胡适先生一样。但是昨天我到旧书摊上去问，据说还是不让卖，几十部书还在那边呢。许是取不回来了吧。

“夏曰，（这个夏便是夏先生所说的写信的那个朋友。夏先生和夏字有没有关系，我不知道，我可是和夏字曾经发生过关系的，所以略仿小写万字的注解的笔法，加这几句注。）十三，六，二十。”

“所谓‘略仿小写万字的注解的笔法’云云，意思就是万即万，夏即夏，原来只是一回事，一个人而已。这封通信后面还有一条画龙点睛的尾巴：

“‘写完这封信以后，拿起今天的《晨报》第六版来看，忍然看见《警察厅定期焚书》这样一个标题，不禁打了一个寒噤，虽然我并不知道这许多败坏风俗小说 及一切违禁之印刷物是什么名目。’可见当时不但禁过书，而且还焚过书，闹了半天，原来都是事实。短文采取层层深入的办法，我认为写得极好。这是五四初期取 缔新思想的一点重要史料。败坏风俗，本来有各种各样解释，鱼目即混珠，玉石不免俱焚，从古代到近代，从外国到中国，败坏风俗几乎成为禁书焚书的共同口实， 前乎北洋军阀的统治阶级利用过它，后乎北洋军阀的统治阶级也利用过它。若间败的什么风，坏的什么俗，悠悠黄河，这就有待于我们这一辈人的辨别了。”

这篇文章我也觉得写的很好，它能够从不正经的游戏文章里了解其真实的意义，得到有用的资料，极是难得的事。可惜能写那种转弯抹角，掉弄笔头，诙谐讽刺的杂文的人已经没有了，玄同去世虽己有二十四年，然而想起这件事来，却是一个永久的损失。

（中略）

上面所说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但是这里想推广一点开去，稍为谈谈职员方面，这里第一个人自然便是蔡校长了，第二个是蒋梦麟，就是上文一六三节玄同的信里所说的“茭白先生”，关于他也是有些可以谈的，但其人尚健在，这照例是感旧录所不能收的了。

十五、蔡孓民 蔡孓民名元培，本字鹤卿，在清末因为讲革命，改号孓民，后来一直沿用下去了。他是绍兴城内笔飞弄的人，从小时候就听人说他是一个非常的古怪的人，是前清的 一个翰林，可是同时又是乱党。家里有一本他的朱卷，文章很是奇特，篇幅很短，当然看了也是不懂，但总之是不守八股的规矩，后来听说他的讲经是遵守所谓公羊 家法的，这是他的古怪行径的起头。他主张说是共产公妻，这话确是骇人听闻，但是事实却正是相反，因为他的为人也正是与钱玄同相像，是最端正拘谨不过的人。 他发起进德会，主张不嫖，不赌，不娶妾，进一步不作官吏，不吸烟，不饮酒，最高等则不作议员，不食肉，很有清教徒的风气。他是从佛老出来，经过科学影响的 无政府共产，又因读了俞理初的书，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守节，那么这种谣言之来，也不是全无根据的了。可是事实呢，他到老不殖财，没有艳闻，可谓知识阶级里 少有人物，我们引用老辈批评他的话，做一个例子。这是我的受业师，在三味书屋教我读《中庸》的寿洙邻先生，他以九十岁的高龄，于去年逝世了；寿师母分给我 几本他的遗书，其中有一册是蔡孓民言行录下，书面上有寿先生的题字云：

“孓民学问道德之纯粹高深，和平中正，而世多訾嗷，诚如庄子所谓纯纯常常，乃比于狂者矣。”又云：

“孓民道德学问集古今中外之大成，而实践之，加以不择壤流，不耻下问之大度，可谓伟大矣。”这些赞语或者不免有过高之处，但是他引庄子的说话是纯纯常 常，这是很的确的。蔡孓民庸言庸行的主张最初发表在留法华工学校的讲义四十篇里，只是一般人不大注意罢了。他在这里偶然说及古今中外，这也是很得要领的 话。三四年前我曾写过一篇讲蔡孓民的短文，里边说道：

“蔡孓民的主要成就，是在他的改革北大。”他实际担任校长没有几年，做校长的时期也不曾有什么行动，但他的影响却是很大的。他的主张是“古今中外”一 句话，这是很有效力，也很得时宜的。因为那时候是民国五六年，袁世凯刚死不久，洪宪帝制虽已取消，北洋政府里还充满着乌烟瘴气。那时是黎元洪总统，段棋瑞 做内阁总理，虽有好的教育方针，也无法设施。北京大学其时国文科只有经史子集，外国文只有英文，教员只有旧的几个人，这就是所谓“古义和“中”而已，如加 上“今”和“外”这两部分去，便成功了。他于旧人旧科目之外，加了戏曲和小说，章太炎的弟子黄季刚，洪宪的刘申叔，尊王的辜鸿铭之外，加添了陈独秀、胡适 之、刘半农一班人，英文之外也添了法文、德文和俄文了。古今中外，都是要的，不管好歹让它自由竞争，这似乎也不很妥当。但是在那个环境里，非如此说法， “今”与“外”这两种便无法存身，当作策略来说，也是必要的。但在蔡孓民本人，这到底是一种策略呢，还是由衷之言？也还是不知道（大半是属于后者吧），不 过在事实上是奏了效，所以就事论事，这古今中外的主张，在当时说是合时宜的了。

但是，他的成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学校里边先有人表示不满，新的一边还没有表示排斥旧的意思，旧的方面知首先表示出来了。最初是造谣言，因为北大最初 开讲元曲，便说在教室里唱起戏文来了，又因提倡白话文的缘故，说用《金瓶梅》当教科书了。其次是旧教员在教室中谩骂，别的人还隐藏一点，黄季刚最大胆，往 往昌言不讳。他骂一般新的教员附和蔡孓民，说他们“曲学阿世”，所以后来滑稽的人便给蔡孓民起了一个绰号叫做“世”，如去校长室一趟，自称去“阿世”去。

知道这个名称，而且常常使用的，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农诸人，鲁迅也是其中之一，往往见诸书简中，成为一个典故。报纸上也有反响，上海研究系的《时 事新报》开始攻击，北京安福系的《公言报》更加猛攻，由林琴南出头，写公开信给蔡孓民，说学校里提倡非孝，要求斥逐陈胡诸人。蔡答信说，《新青年》并未非 孝，即使有此主张，也是私人的意见，只要在大学里不来宣传，也无法干涉。林氏老羞成怒，大有借当时实力派徐树铮的势力来加压迫之势，在这时期五四风潮勃 发，政府忙于应付大事，学校的新旧冲突总算幸而免了。

我与蔡孓民平常不大通问，但是在一九三四春间，却接到他的一封信，打开看时乃是和我茶字韵的打油诗三首，其中一首特别有风趣，现在抄录在这里，题目是－－《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寿韵》，诗云：

新年儿女便当家，不让沙弥袈了裟。（原注，吾乡小孩子留发一圈而剃其中边者，谓之沙弥。《癸已存稿》三，“精其神”

一条引经了筵阵了亡等语，谓此自一种文理。）

鬼脸遮颜徒吓狗，龙灯画足似添蛇。

六么轮掷思赢豆，数语蝉联号绩麻。（吾乡小孩子选炒蚕豆六枚，于一面去壳少许，谓之黄，其完好一面谓之黑，二人以上轮掷之，黄多者赢，亦仍以豆为筹马。以成语首字与其他未字相同者联句，如甲说“大学之道”，乙接说“道不远人”，丙接说“人之初”等，谓之绩麻。）

乐事追怀非苦话，容吾一样吃甜茶。（吾乡有“吃甜茶，讲苦话”之语。）

署名则仍是蔡元培，并不用什么别号。此于游戏之中自有谨厚之气；我前谈《春在堂杂文》时也说及此点，都是一种特色。他此时己年近古希，而记叙新年儿戏 情形，细加注解，犹有童心，我的年纪要差二十岁光景，却还没有记得那样清楚，读之但有怅悯，即在极小的地方，前辈亦自不可及也。

此外还有一个人，这人便是陈仲甫，他是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也是在改革时期的重要脚色。但是仲甫的行为不大检点，有时涉足于花柳场中，这在旧派的教员 是常有的，人家认为当然的事。可是在新派便不同了，报上时常揭发，载陈老二抓伤妓女等事，这在高调进德会的蔡孓民，实在是很伤脑筋的事。我们与仲甫的交 涉，与其说是功课上，倒还不如文字上为多，便是都与《新青年》有关系的，所以从前发表的一篇《实庵的尺犊》，共总十六通，都是如此，如第十二是一九二０年 所写的，末尾有一行道：

“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在那时候，他还只看得《孔乙已》和《药》这两篇，就这样说了，所以他的眼力是很不错的。九月来信又说：

“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等到《呐喊》在一九二一年的年底编成，第二年出版，这已经在他说话的三年之后了。

（选自《知堂回想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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