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

聂赫留朵夫同律师一起从枢密院出来，沿着人行道走去。律师吩咐他的马车跟在后面，然后给聂赫留朵夫讲述枢密院里提到的那个局长的事，讲到他怎样被揭 发检举，但他非但没有被依法判处苦役，反而被派到西伯利亚去当省长。律师讲完这事的前后经过和全部丑恶内幕，还津津有味地讲了另一件事：有一笔捐款原是用 作建造他们今晨乘车经过的一座未完成的纪念碑的，却被几个地位很高的人侵吞了，而那座纪念碑一直没有建成。他又讲到某人的情妇在证券交易所发了几百万横 财；某人出卖老婆，由某人买进。此外，律师还讲到政府高级官员怎样营私舞弊，犯下种种罪行，他们非但没有坐牢，而且在机关里仍旧坐着头几把交椅。这类奇闻 轶事显然是讲不完的。律师讲得眉飞色舞，因为它们清楚地表明，律师赚钱的手段，同彼得堡高级官员赚钱的手段相比，是完全正当的。因此，当聂赫留朵夫不等听 完高级官员犯罪的最后一个故事，就向他告辞，自己雇马车回河滨街姨妈家去时，律师不禁感到很惊讶。

聂赫留朵夫心里非常愁闷。他所以愁闷，主要因为枢密院驳回上诉，无辜的玛丝洛娃不得不忍受无谓的苦难；还因为驳回上诉，他要跟她同生死、共患难的决 心更难实现。再有，他想起律师津津有味地讲到那些骇人听闻的丑事，以及不住浮现在他面前的谢列宁的眼神——以前是那么坦率、高尚、可爱，如今却变得那么凶 恶、冷淡，拒人于千里之外。这一切都使他闷闷不乐。

聂赫留朵夫回到家里，看门人交给他一张字条，多少带点鄙夷的神气，说是一个女人在门房里写的。原来这是舒斯托娃的母亲。她写道，她专诚前来向女儿的 救命恩人道谢，并恳请他光临瓦西里耶夫岛五马路某号。她还写道，薇拉非常希望他去。还说他不用顾虑，她们决不会用感谢的话来亵渎他的高尚情操。她们不会向 他道谢，她们只是想见见他。要是可能的话，希望他明天早晨光临。

另一张字条是聂赫留朵夫的旧同事，宫廷侍从武官鲍加狄廖夫写的。聂赫留朵夫曾托他把聂赫留朵夫亲自替教派信徒写的状子呈交皇上。鲍加狄廖夫用粗大豪 放的笔迹写道，他将信守诺言，把状子面呈皇上，但他有个主意，聂赫留朵夫是不是先去找一找经办本案的人，当面托他一下，岂不更好。

聂赫留朵夫在彼得堡几天所得的印象，使他灰心丧气，觉得要办成任何一件事都是没有希望的。他在莫斯科拟订的计划，他觉得就象青年时代的梦，一旦踏进 生活，就全部破灭。不过既然已来到彼得堡，他认为原定计划还是应该执行，就决定明天先到鲍加狄廖夫家，然后照他的意见去拜访那个能左右教派信徒一案的人。

他刚从皮包里取出教派信徒的状子，想重新读一遍，不料察尔斯基伯爵夫人的听差来敲门，请他上楼喝茶。

聂赫留朵夫说他马上就去。他把状子放回皮包里，就到姨妈那儿去。上楼的时候，他无意中从窗子里往街上望了一下，看见玛丽爱特那对枣红马，不禁高兴起来，忍不住想笑。

玛丽爱特头上戴着帽子，但身上穿的已不是黑色连衣裙，而是一件花哨的浅色连衣裙。她手里拿着一杯茶，坐在伯爵夫人圈椅旁，嘴里尖声尖气地说着什么， 那双笑盈盈的美丽眼睛闪闪发亮。聂赫留朵夫进来的时候，玛丽爱特刚说了一句可笑的话，一句不成体统的笑话——聂赫留朵夫从笑声中听得出来，——逗得心地善 良、嘴上有毛的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呵呵大笑，她那肥胖的身子都哆嗦起来。玛丽爱特露出特别调皮的神气，微微撇着含笑的嘴，扭过她那张精神饱满、容光焕发的 脸，默默地瞧着同她谈话的女主人。

聂赫留朵夫从他所听到的几个字中听出，她们在谈当时彼得堡的第二号新闻，也就是关于西伯利亚新省长的轶事。玛丽爱特就是在这件事上讲了一句非常好笑的话，逗得伯爵夫人好久都止不住笑。

“你要把我笑死了，”她笑得咳嗽起来，说。

聂赫留朵夫打过招呼，在她们旁边坐下。他刚要批评玛丽爱特举止轻浮，玛丽爱特已发现他板着脸，有点不高兴。她立刻改变脸色，甚至整个情绪，来讨他的 欢心。自从她见到他以后，总是竭力这样做。此刻她忽然变得严肃起来，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仿佛在寻找什么，追求什么。她这倒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确实产生 了和聂赫留朵夫同样的心情，虽然她说不出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她问他的事办得怎么样。他就讲了上诉枢密院失败的经过，还讲到他遇见了谢列宁。

“啊！一颗多么纯洁的灵魂！真是一个见义勇为的骑士。一颗纯洁的灵魂，”两位太太用了上流社会对谢列宁的惯用外号。

“他的妻子是个怎样的人？”聂赫留朵夫问。

“她吗？哦，我不想说她的坏话。但她不了解他。怎么，难道他也主张驳回上诉吗？”玛丽爱特怀着由衷的同情问。

“这太糟了，我真可怜她！”她叹息着又说了一句。

聂赫留朵夫皱起眉头，想改变话题，就谈起那个关在要塞里、经她说情才放出来的舒斯托娃。他向玛丽爱特道谢，感谢她在丈夫面前说了情。接着他想说，这个女人和她的一家只因没有人想到他们而受苦，这件事想起来都可怕，但她不让他把话说完，立刻表示了她的愤慨。

“您不用对我说这话，”她说。“我丈夫一告诉我她可以放出来，我就大吃一惊。既然她没有罪，为什么要把她关起来呢？”她正好说出了聂赫留朵夫想说的话。“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察尔斯基伯爵夫人看到玛丽爱特在同外甥调情，觉得很好玩。

“你听我说，”伯爵夫人等他们沉默下来，说，“你明天晚上到阿林家去，基泽维特要在她那儿讲道。你也去吧，”她转身对玛丽爱特说。

“他注意到你了，”她对外甥说。“我把你说的话全告诉他，他说那是好兆头，你一定会走到基督身边的。你一定要去。玛丽爱特，你叫他务必要去。你自己也去。”

“我呀，伯爵夫人，第一，没有任何权利指挥公爵的行动，”玛丽爱特盯着聂赫留朵夫说，并且用这种目光表示，在对待伯爵夫人的话上，在对待福音派的态度上，他们之间已经有了完全的默契，“第二，您知道，我不太喜欢……”

“不论什么事你总是顶牛，自作主张。”

“我怎么自作主张？我象一个乡下女人那样信教，”她笑嘻嘻地说。“第三，”她继续说，“我明天要去看法国戏……”

“啊！那你看到过那个……哦，她叫什么名字？”察尔斯基伯爵夫人说。

玛丽爱特说了那个著名法国女演员的名字。

“你一定要去看一看，她演得太好了。”

“那我应该先去看谁呢，我的姨妈，先看女演员，还是先看传教士？”

“请你别找我的碴儿。”

“我想还是先看传教士，再看法国女演员的好，要不然就根本没有兴致去听讲道了，”聂赫留朵夫说。

“不，最好还是先看法国戏，然后再去忏悔，”玛丽爱特说。

“哼，你们别拿我取笑了。讲道是讲道，做戏是做戏。要拯救自己的灵魂，可不用把脸拉得两尺长，哭个没完。人只要有信仰，心里就快活了。”

“您哪，我的姨妈，传起教来可不比随便哪个传教士差呢。”

“我看这样吧，”玛丽爱特笑了笑说，“您明天到我的包厢里来吧。”

“我怕我去不了……”

一个听差进来通报有客来访，把他们的谈话打断了。那是伯爵夫人主持的慈善团体的秘书。

“哦，那是个很乏味的人。我还是到那边去接待他吧。我回头就来。您给他倒点茶，玛丽爱特，”伯爵夫人说，轻快地向客厅走去。

玛丽爱特脱下手套，露出一只强壮扁平、无名指上戴着戒指的手。

“要茶吗？”她说，拿起酒精灯上的银茶壶，古怪地翘起小手指。

她的脸色显得严肃而忧郁。

“我很尊重人家的意见，可他们总是把我和我所处的地位混为一谈，弄得我心里很不好受。”

玛丽爱特说最后几个字时，仿佛要哭出来。她这些话，只要仔细想一想，并没有什么意思，或者说并没有什么特殊意思，但聂赫留朵夫却觉得这些话异常深刻、诚恳和善良。这是因为这位年轻美丽、衣着讲究的女人说这话时，她那双水汪汪的眼睛完全把聂赫留朵夫迷住了。

聂赫留朵夫默默地瞧着她，眼睛离不开她的脸。

“您以为我不了解您，不了解您心里的种种想法。其实您做的事谁都知道。这是公开的秘密。我赞赏您的行为，对您表示钦佩。”

“说实话，没什么值得赞赏的，我做得还很少。”

“这没关系。我了解您的心情，也了解她……嗯，好吧，好吧，这事不谈了，”玛丽爱特察觉他脸上不高兴的神色，把话收住。“不过我还了解，您亲眼目睹 监狱里的种种苦难，种种可怕的景象，”玛丽爱特说，一心想把他迷住，并且凭她女性的敏感猜出他重视的是什么，“您想帮助那些苦难的人，他们由于人家的冷酷 和残忍吃尽了苦，真是吃尽了苦……我了解有人可以为此献出生命，我自己也真愿意这样做。但各人有各人的命……”

“难道您对您的命不满意吗？”

“我吗？”玛丽爱特问，仿佛弄不懂人家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来。“我应该满意，事实上也是满意的。不过我心里有一条虫子在觉醒……”

“是不应该再让它睡觉了，应该相信它的呼声，”聂赫留朵夫说，把她的花言巧语当作真心话。

事后聂赫留朵夫多次想到同她的谈话，感到很羞愧。他想到她那些与其说是虚伪的不如说是有意迎合他的话，还有当他讲到监狱里的种种惨状和乡村的印象时，她那副悲天悯人的脸相。

等伯爵夫人回来，他们已谈得十分投机，仿佛老朋友一般。不仅是老朋友，简直是极其知心的朋友。而且在一群不了解他们的人当中，唯独他们俩能相互了解。

他们谈到当权者的不公正，谈到不幸的人们的苦难，谈到人民的贫困，但在谈话时眉来眼去，仿佛在问：“你能爱我吗？”对方就回答说：“我能。”异性的魅力通过想象不到的迷人方式把他们相互吸引住了。

临走时，玛丽爱特对他说，她永远愿意为他效劳，并要求他明天务必到戏院去找她，哪怕只去一分钟也好，因为她还有一件要紧事要同他谈。

“那么，什么时候我再能见到您呢？”她叹了一口气，又说。接着小心翼翼地把手套套在戴满戒指的手上。“您说您一定来。”

聂赫留朵夫答应了。

那天晚上，聂赫留朵夫独自待在房间里。他在床上躺下，灭了蜡烛，可是好久睡不着。他想起玛丝洛娃，想起枢密院的裁决，想起他决心跟她一起走，想起他 放弃了土地所有权。突然，仿佛同这些念头作对似的，他的眼前出现了玛丽爱特的脸、她的叹息、她说“什么时候我再能见到您呢”这句话时的眼神以及她的笑容。 这些形象是那么清楚，就象他真的看到了她。他不禁笑了。“我要到西伯利亚去，这样好不好呢？

我要放弃财产，这样又好不好呢？”他问着自己。

在这个明亮的彼得堡之夜，月光从窗帘的隙缝里漏进来，但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却是游移不定的。他的头脑里一片混乱。他想唤起原来的心情，继续思索原来那些事情，可是他已无法说服自己了。

“万一这一切都只是我的胡思乱想，我无法那样生活，我对我的行为感到后悔，那怎么办？”他问自己，却无法回答，心里产生一种好久没有过的烦恼和绝望。他理不清这些问题，却渐渐进入痛苦的梦乡，就象以前赌输了一大笔钱后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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