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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第03章(2)


二十四

聂赫留朵夫同律师一起从枢密院出来,沿着人行道走去。律师吩咐他的马车跟在后面,然后给聂赫留朵夫讲述枢密院里提到的那个局长的事,讲到他怎样被揭 发检举,但他非但没有被依法判处苦役,反而被派到西伯利亚去当省长。律师讲完这事的前后经过和全部丑恶内幕,还津津有味地讲了另一件事:有一笔捐款原是用 作建造他们今晨乘车经过的一座未完成的纪念碑的,却被几个地位很高的人侵吞了,而那座纪念碑一直没有建成。他又讲到某人的情妇在证券交易所发了几百万横 财;某人出卖老婆,由某人买进。此外,律师还讲到政府高级官员怎样营私舞弊,犯下种种罪行,他们非但没有坐牢,而且在机关里仍旧坐着头几把交椅。这类奇闻 轶事显然是讲不完的。律师讲得眉飞色舞,因为它们清楚地表明,律师赚钱的手段,同彼得堡高级官员赚钱的手段相比,是完全正当的。因此,当聂赫留朵夫不等听 完高级官员犯罪的最后一个故事,就向他告辞,自己雇马车回河滨街姨妈家去时,律师不禁感到很惊讶。

聂赫留朵夫心里非常愁闷。他所以愁闷,主要因为枢密院驳回上诉,无辜的玛丝洛娃不得不忍受无谓的苦难;还因为驳回上诉,他要跟她同生死、共患难的决 心更难实现。再有,他想起律师津津有味地讲到那些骇人听闻的丑事,以及不住浮现在他面前的谢列宁的眼神——以前是那么坦率、高尚、可爱,如今却变得那么凶 恶、冷淡,拒人于千里之外。这一切都使他闷闷不乐。

聂赫留朵夫回到家里,看门人交给他一张字条,多少带点鄙夷的神气,说是一个女人在门房里写的。原来这是舒斯托娃的母亲。她写道,她专诚前来向女儿的 救命恩人道谢,并恳请他光临瓦西里耶夫岛五马路某号。她还写道,薇拉非常希望他去。还说他不用顾虑,她们决不会用感谢的话来亵渎他的高尚情操。她们不会向 他道谢,她们只是想见见他。要是可能的话,希望他明天早晨光临。

另一张字条是聂赫留朵夫的旧同事,宫廷侍从武官鲍加狄廖夫写的。聂赫留朵夫曾托他把聂赫留朵夫亲自替教派信徒写的状子呈交皇上。鲍加狄廖夫用粗大豪 放的笔迹写道,他将信守诺言,把状子面呈皇上,但他有个主意,聂赫留朵夫是不是先去找一找经办本案的人,当面托他一下,岂不更好。

聂赫留朵夫在彼得堡几天所得的印象,使他灰心丧气,觉得要办成任何一件事都是没有希望的。他在莫斯科拟订的计划,他觉得就象青年时代的梦,一旦踏进 生活,就全部破灭。不过既然已来到彼得堡,他认为原定计划还是应该执行,就决定明天先到鲍加狄廖夫家,然后照他的意见去拜访那个能左右教派信徒一案的人。

他刚从皮包里取出教派信徒的状子,想重新读一遍,不料察尔斯基伯爵夫人的听差来敲门,请他上楼喝茶。

聂赫留朵夫说他马上就去。他把状子放回皮包里,就到姨妈那儿去。上楼的时候,他无意中从窗子里往街上望了一下,看见玛丽爱特那对枣红马,不禁高兴起来,忍不住想笑。

玛丽爱特头上戴着帽子,但身上穿的已不是黑色连衣裙,而是一件花哨的浅色连衣裙。她手里拿着一杯茶,坐在伯爵夫人圈椅旁,嘴里尖声尖气地说着什么, 那双笑盈盈的美丽眼睛闪闪发亮。聂赫留朵夫进来的时候,玛丽爱特刚说了一句可笑的话,一句不成体统的笑话——聂赫留朵夫从笑声中听得出来,——逗得心地善 良、嘴上有毛的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呵呵大笑,她那肥胖的身子都哆嗦起来。玛丽爱特露出特别调皮的神气,微微撇着含笑的嘴,扭过她那张精神饱满、容光焕发的 脸,默默地瞧着同她谈话的女主人。

聂赫留朵夫从他所听到的几个字中听出,她们在谈当时彼得堡的第二号新闻,也就是关于西伯利亚新省长的轶事。玛丽爱特就是在这件事上讲了一句非常好笑的话,逗得伯爵夫人好久都止不住笑。

“你要把我笑死了,”她笑得咳嗽起来,说。

聂赫留朵夫打过招呼,在她们旁边坐下。他刚要批评玛丽爱特举止轻浮,玛丽爱特已发现他板着脸,有点不高兴。她立刻改变脸色,甚至整个情绪,来讨他的 欢心。自从她见到他以后,总是竭力这样做。此刻她忽然变得严肃起来,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仿佛在寻找什么,追求什么。她这倒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确实产生 了和聂赫留朵夫同样的心情,虽然她说不出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她问他的事办得怎么样。他就讲了上诉枢密院失败的经过,还讲到他遇见了谢列宁。

“啊!一颗多么纯洁的灵魂!真是一个见义勇为的骑士。一颗纯洁的灵魂,”两位太太用了上流社会对谢列宁的惯用外号。

“他的妻子是个怎样的人?”聂赫留朵夫问。

“她吗?哦,我不想说她的坏话。但她不了解他。怎么,难道他也主张驳回上诉吗?”玛丽爱特怀着由衷的同情问。

“这太糟了,我真可怜她!”她叹息着又说了一句。

聂赫留朵夫皱起眉头,想改变话题,就谈起那个关在要塞里、经她说情才放出来的舒斯托娃。他向玛丽爱特道谢,感谢她在丈夫面前说了情。接着他想说,这个女人和她的一家只因没有人想到他们而受苦,这件事想起来都可怕,但她不让他把话说完,立刻表示了她的愤慨。

“您不用对我说这话,”她说。“我丈夫一告诉我她可以放出来,我就大吃一惊。既然她没有罪,为什么要把她关起来呢?”她正好说出了聂赫留朵夫想说的话。“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察尔斯基伯爵夫人看到玛丽爱特在同外甥调情,觉得很好玩。

“你听我说,”伯爵夫人等他们沉默下来,说,“你明天晚上到阿林家去,基泽维特要在她那儿讲道。你也去吧,”她转身对玛丽爱特说。

“他注意到你了,”她对外甥说。“我把你说的话全告诉他,他说那是好兆头,你一定会走到基督身边的。你一定要去。玛丽爱特,你叫他务必要去。你自己也去。”

“我呀,伯爵夫人,第一,没有任何权利指挥公爵的行动,”玛丽爱特盯着聂赫留朵夫说,并且用这种目光表示,在对待伯爵夫人的话上,在对待福音派的态度上,他们之间已经有了完全的默契,“第二,您知道,我不太喜欢……”

“不论什么事你总是顶牛,自作主张。”

“我怎么自作主张?我象一个乡下女人那样信教,”她笑嘻嘻地说。“第三,”她继续说,“我明天要去看法国戏……”

“啊!那你看到过那个……哦,她叫什么名字?”察尔斯基伯爵夫人说。

玛丽爱特说了那个著名法国女演员的名字。

“你一定要去看一看,她演得太好了。”

“那我应该先去看谁呢,我的姨妈,先看女演员,还是先看传教士?”

“请你别找我的碴儿。”

“我想还是先看传教士,再看法国女演员的好,要不然就根本没有兴致去听讲道了,”聂赫留朵夫说。

“不,最好还是先看法国戏,然后再去忏悔,”玛丽爱特说。

“哼,你们别拿我取笑了。讲道是讲道,做戏是做戏。要拯救自己的灵魂,可不用把脸拉得两尺长,哭个没完。人只要有信仰,心里就快活了。”

“您哪,我的姨妈,传起教来可不比随便哪个传教士差呢。”

“我看这样吧,”玛丽爱特笑了笑说,“您明天到我的包厢里来吧。”

“我怕我去不了……”

一个听差进来通报有客来访,把他们的谈话打断了。那是伯爵夫人主持的慈善团体的秘书。

“哦,那是个很乏味的人。我还是到那边去接待他吧。我回头就来。您给他倒点茶,玛丽爱特,”伯爵夫人说,轻快地向客厅走去。

玛丽爱特脱下手套,露出一只强壮扁平、无名指上戴着戒指的手。

“要茶吗?”她说,拿起酒精灯上的银茶壶,古怪地翘起小手指。

她的脸色显得严肃而忧郁。

“我很尊重人家的意见,可他们总是把我和我所处的地位混为一谈,弄得我心里很不好受。”

玛丽爱特说最后几个字时,仿佛要哭出来。她这些话,只要仔细想一想,并没有什么意思,或者说并没有什么特殊意思,但聂赫留朵夫却觉得这些话异常深刻、诚恳和善良。这是因为这位年轻美丽、衣着讲究的女人说这话时,她那双水汪汪的眼睛完全把聂赫留朵夫迷住了。

聂赫留朵夫默默地瞧着她,眼睛离不开她的脸。

“您以为我不了解您,不了解您心里的种种想法。其实您做的事谁都知道。这是公开的秘密。我赞赏您的行为,对您表示钦佩。”

“说实话,没什么值得赞赏的,我做得还很少。”

“这没关系。我了解您的心情,也了解她……嗯,好吧,好吧,这事不谈了,”玛丽爱特察觉他脸上不高兴的神色,把话收住。“不过我还了解,您亲眼目睹 监狱里的种种苦难,种种可怕的景象,”玛丽爱特说,一心想把他迷住,并且凭她女性的敏感猜出他重视的是什么,“您想帮助那些苦难的人,他们由于人家的冷酷 和残忍吃尽了苦,真是吃尽了苦……我了解有人可以为此献出生命,我自己也真愿意这样做。但各人有各人的命……”

“难道您对您的命不满意吗?”

“我吗?”玛丽爱特问,仿佛弄不懂人家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来。“我应该满意,事实上也是满意的。不过我心里有一条虫子在觉醒……”

“是不应该再让它睡觉了,应该相信它的呼声,”聂赫留朵夫说,把她的花言巧语当作真心话。

事后聂赫留朵夫多次想到同她的谈话,感到很羞愧。他想到她那些与其说是虚伪的不如说是有意迎合他的话,还有当他讲到监狱里的种种惨状和乡村的印象时,她那副悲天悯人的脸相。

等伯爵夫人回来,他们已谈得十分投机,仿佛老朋友一般。不仅是老朋友,简直是极其知心的朋友。而且在一群不了解他们的人当中,唯独他们俩能相互了解。

他们谈到当权者的不公正,谈到不幸的人们的苦难,谈到人民的贫困,但在谈话时眉来眼去,仿佛在问:“你能爱我吗?”对方就回答说:“我能。”异性的魅力通过想象不到的迷人方式把他们相互吸引住了。

临走时,玛丽爱特对他说,她永远愿意为他效劳,并要求他明天务必到戏院去找她,哪怕只去一分钟也好,因为她还有一件要紧事要同他谈。

“那么,什么时候我再能见到您呢?”她叹了一口气,又说。接着小心翼翼地把手套套在戴满戒指的手上。“您说您一定来。”

聂赫留朵夫答应了。

那天晚上,聂赫留朵夫独自待在房间里。他在床上躺下,灭了蜡烛,可是好久睡不着。他想起玛丝洛娃,想起枢密院的裁决,想起他决心跟她一起走,想起他 放弃了土地所有权。突然,仿佛同这些念头作对似的,他的眼前出现了玛丽爱特的脸、她的叹息、她说“什么时候我再能见到您呢”这句话时的眼神以及她的笑容。 这些形象是那么清楚,就象他真的看到了她。他不禁笑了。“我要到西伯利亚去,这样好不好呢?

我要放弃财产,这样又好不好呢?”他问着自己。

在这个明亮的彼得堡之夜,月光从窗帘的隙缝里漏进来,但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却是游移不定的。他的头脑里一片混乱。他想唤起原来的心情,继续思索原来那些事情,可是他已无法说服自己了。

“万一这一切都只是我的胡思乱想,我无法那样生活,我对我的行为感到后悔,那怎么办?”他问自己,却无法回答,心里产生一种好久没有过的烦恼和绝望。他理不清这些问题,却渐渐进入痛苦的梦乡,就象以前赌输了一大笔钱后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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