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这个旅站也跟西伯利亚沿途所有的旅站一样，有一个用尖头圆木桩围起来的院子，院子里有三座住人的平房。最大的一座装有铁窗，住着犯人。另一座住着押 解兵。再有一座住着军官，还设有办公室。这三座房子此刻灯火通明，照例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里面一定很漂亮舒适，特别是在这个旅站。每座房子入口处都点 着灯，围墙四周另外有五六盏灯，把院子照亮。一个军士领着聂赫留朵夫走过一块木板，来到那座最小的房子门口。他登上三级台阶，让聂赫留朵夫走在前面，进入 点着一盏小灯、弥漫着煤烟味的前室。火炉旁有个穿粗布衬衫和黑色长裤、系领带的士兵，一只脚穿着长统黄皮靴，弯着腰，拿另一只靴统子给茶炊扇风。他一看见 聂赫留朵夫，就丢下茶炊，帮聂赫留朵夫脱下皮衣，然后走进里屋。

“他来了，长官。”

“哦，叫他进来！”传出来一个怒气冲冲的声音。

“您从这门进去吧，”那士兵说着继续烧茶炊。

在点着一盏吊灯的第二个房间里，有一个脸色通红、留着很长淡黄色小胡子的军官，身穿紧裹宽阔胸膛和肩膀的奥地利式上装，坐在桌旁。桌上铺着桌布，放 着吃剩的饭菜和两个酒瓶。在这个温暖的房间里，除了烟草味，还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劣等香水的气味。押解官看见聂赫留朵夫，欠了欠身，又象嘲讽又象疑惑地盯住 他。

“您有什么事？”他问，不等对方答话，就对着门口嚷道：

“别尔诺夫！茶炊什么时候烧好哇？”

“马上就好。”

“我马上给你点颜色瞧瞧，好叫你记住！”押解官对他白了一眼，骂道。

“来了！”士兵嘴里叫着，端着茶炊走进来。

聂赫留朵夫等士兵把茶放好（军官睁着一双小眼睛，恶狠狠地盯住这个士兵，仿佛要看准一个地方，动手打他）。等茶炊放好，押解官就开始煮茶。接着从旅行食品箱里拿出一个盛白兰地的方玻璃瓶和一些夹心饼干。他把这些东西放在桌上，转身对聂赫留朵夫说：

“那么我能为您效点什么劳哇？”

“我要求探望一个女犯人，”聂赫留朵夫说，没有坐下来。

“是政治犯吗？法律规定，禁止探望，”押解官说。

“这个女人不是政治犯，”聂赫留朵夫说。

“您请坐，”押解官说。

聂赫留朵夫坐下来。

“她不是政治犯，”他又说了一遍，“但经我提出要求，最高长官批准让她同政治犯一起走……”

“啊，我知道了，”押解官打断他的话说。“就是那个黑头发的小娘们吧？好哇，可以。您抽烟吗？”

他把一盒香烟推到聂赫留朵夫面前，小心地倒了两杯茶，把一杯送到聂赫留朵夫面前。

“请，”他说。

“谢谢您。我想见一见……”

“夜很长，您有的是工夫。我派人去把她给您叫来就是了。”

“能不能不叫她出来，让我到他们那里去呢？”

“到政治犯那儿去吗？这是违法的。”

“我去过好几次了。要是您怕我把什么东西带给政治犯，那我通过她也可以转交。”

“哦，不，她要被抄身的，”押解官说，现出不愉快的笑容。

“哦，那你们可以先把我搜一搜。”

“哦，不搜也行，”押解官说，拿起一个开了塞子的酒瓶，送到聂赫留朵夫的茶杯上。“加一点好不好？哦，那么听便。一个人住在西伯利亚这种地方，能见 到一个有教养的人，真是太高兴了。老实说，干我们这一行，真是再伤心也没有了。一个人过惯别种生活，来到这地方，苦透了。您要知道，人家一提到干我们这一 行，当押解官，总认为都是没有教养的大老粗，可就是不想想，我们生下来干别的事也完全可以。”

押解官通红的脸、他的香水味、他的戒指，特别是他那难听的笑声，都很使聂赫留朵夫反感。不过，聂赫留朵夫今天也象整个旅行期间那样，抱着严肃谨慎的 态度。他对任何人都不怠慢，也不蔑视，同谁说话都“一本正经”，这是他给自己规定的态度。他听了押解官这番话，以为他很同情受他管辖的那些人的苦难，因此 心情沉重。聂赫留朵夫就严肃地对他说：

“我想，您做这种工作，可以设法减轻人家的痛苦，这样您就会比较心安了，”他说。

“他们有什么痛苦？他们本来就是这号人嘛。”

“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聂赫留朵夫说。“还不跟大家一样都是人。其中还有无辜的呢。”

“当然，什么样的人都有。当然，很可怜。别的押解官丝毫不肯马虎，可我呢，总是尽可能减轻他们的痛苦。宁可我自己受理，再不然干脆枪毙，可我总是可怜他们。再来点茶吗？您吃吧，”他说着又给他倒茶。“您要见的女人，究竟是个什么人？”他问。

“她是个不幸的女人，落到一家妓院里，在那儿遭到诬告，说她毒死了人，其实她是个很好的女人，”聂赫留朵夫说。

押解官摇摇头。

“是啊，这种事情是有的。我可以告诉您，喀山就有过一个这样的女人，名字叫爱玛。她原是个匈牙利人，生有一双地地道道的波斯眼睛，”他继续说，一想到这事就情不自禁地笑起来。“风度好极了，简直象个伯爵夫人……”

聂赫留朵夫打断押解官的话，回到原来的话题上。

“我想，既然他们现在归您管，您就可以减轻他们的痛苦。您要是能这样做，我相信您会感到快乐的，”聂赫留朵夫说，尽量把话说得清楚些，就象同外国人或者孩子说话那样。

押解官眼睛闪闪发亮，瞧着聂赫留朵夫，显然急不及待地巴望他把话说完，好继续讲那生有一双波斯眼睛的匈牙利女人。她的形象显然生动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把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吸引了。

“是的，这话很对，确实是这样的，”他说。“我也很可怜他们。不过我还想跟您谈谈那个爱玛。您想她干出什么事来了……”

“我对这事不感兴趣，”聂赫留朵夫说，“不瞒您说，我以前也是另外一种人，可如今我痛恨这种对待女人的态度。”

押解官吃惊地对聂赫留朵夫瞧瞧。

“那么，再给您来点茶吗？”他说。

“不，谢谢。”

“别尔诺夫！”押解官叫道，“把这位先生带到瓦库洛夫那儿去，对他说，让这位先生到政治犯房间里，可以让他待到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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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聂赫留朵夫由传令兵护送着，又来到路灯昏黄的黑暗院子里。

“上哪儿去？”一个押解兵迎面走来，问护送聂赫留朵夫的传令兵说。

“到隔离室去，第五号。”

“这里过不去，锁上了，得穿过那门廊。”

“怎么锁上了？”

“队长锁上的，他自己到村子里去了。”

“哦，那么往这儿走。”

传令兵领聂赫留朵夫往另一个门廊走去，沿着铺木板的路，来到另一个门口。还在院子里就听见嘈杂的说话声和人们活动的声音，好象一群将要离窝的蜜蜂。 聂赫留朵夫走近去，推开门，喧闹声就更响了。听得出有叫嚷、谩骂和哄笑。还听见哐啷啷的镣铐声。空中弥漫着熟悉的粪便和煤焦油的恶臭。

镣铐的哐啷声和刺鼻的恶臭，这两样东西合在一起，总是使聂赫留朵夫感到难受，精神上感到恶心，又渐渐变成生理上的恶心。这两样东西混合在一起，相互助长，确实使人觉得特别难受。

旅站门廊里放着一个臭烘烘的大木桶，就是“便桶”。聂赫留朵夫踏进门，第一眼就看见一个女人坐在便桶边上。她的面前站着一个剃阴阳头的男人，头上歪戴着一顶薄饼般帽子。他们正谈得起劲。男犯一看见聂赫留朵夫，挤了挤眼，说：

“就是皇帝也憋不住尿哇！”

那女人放下囚袍下摆，低下头。

从门廊往里走是一条过道。过道两边的牢房门都开着。第一间是带家眷的牢房，第二间是单身犯人的大牢房。过道另一头有两个小间，是关政治犯的。这个旅 站的房子原定可关一百五十人，现在却关了四百五十人，十分拥挤，犯人在牢房里住不下，把过道都挤满了。有人在地板上坐着或者躺着，有人拿着空茶壶出去，或 者提着装满开水的茶壶回来。塔拉斯也在这些人中间。他赶上聂赫留朵夫，亲切地同他打招呼。塔拉斯那张和蔼可亲的脸显得难看了，因为鼻子上和眼睛底下有好几 处乌青块。

“你这是怎么了？”聂赫留朵夫问。

“出了一点毛病，”塔拉斯笑眯眯地说。

“他们老是打架，”押解兵鄙夷不屑地说。

“为了婆娘，”他们后面有个犯人说，“他跟瞎子费特卡干了一家伙。”

“费多霞怎么样？”聂赫留朵夫问。

“没什么，身体很好，我这就是打开水来给她沏茶的，”塔拉斯说着走进带家属的牢房。

聂赫留朵夫往门里望了一眼。整个牢房挤满了男男女女，有的坐在板床上，有的躺在板床下。牢房里晾着湿衣服，弥漫着水蒸汽。还听见女人们一刻不停的叫 嚷声。隔壁是单身犯人的牢房。这间牢房更加拥挤，连门口和过道里都站满一群群喧闹的犯人。他们穿着湿衣服，正在分配什么东西，或者解决什么问题。押解兵向 聂赫留朵夫解释说，监狱里有个开赌场的犯人，专门借钱给别的犯人，谁一时还不出就用纸牌剪成纸片作借据，此刻犯人头正根据纸片从伙食费中扣下钱来还给赌场 老板。那些站得近的犯人看见军士和一个老爷，就住了口，恶狠狠地打量着他们。在分钱的人中间，聂赫留朵夫发现他认识的苦役犯费多罗夫。费多罗夫身边总带着 一个皮肤白净、面孔浮肿、眉头紧皱、模样可怜的小伙子。另外，他还看见一个麻脸、烂鼻、面目可憎的流浪汉。据说这人在原始森林里杀死了同伴，吃了他的肉。 流浪汉一个肩膀上披着湿囚袍，站在过道里，嘲弄而大胆地瞧着聂赫留朵夫，没有给他让路。聂赫留朵夫就从他身旁绕过去。

尽管聂赫留朵夫对这种景象十分熟悉，尽管在过去三个月中，他常常看到这四百名刑事犯处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大热天，他们在灰砂飞扬的大道上拖着脚镣行 进，或者在大路旁休息，逢到天气暖和的日子，还看到男女犯人在旅站院子里公开通奸的可怕景象，虽然如此，他每次来到他们中间，象现在这样发现他们的目光集 中在他身上，还是觉得羞愧和负疚。尤其难堪的是，除了这种羞愧和负疚感之分，还会产生克制不住的嫌恶和恐惧。他知道，就他们的处境来说也是无可奈何的，但 他还是无法清除对他们的嫌恶。

“他们过得可舒服了，这些寄生虫！”聂赫留朵夫向政治犯牢门走去，听见背后有人说，“这些鬼东西有什么好苦恼的，反正不会肚子疼，”一个沙哑的声音说，还夹着不堪入耳的骂人话。

人群中响起一阵不友善的嘲弄的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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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护送聂赫留朵夫的军士经过单身犯牢房时对聂赫留朵夫说，他将在点名前来接他，然后转身走了。军士刚走开，就有一个男犯提起镣铐上的铁链，光着脚，快步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浑身发出一股浓重的汗酸臭，偷偷地对他说：

“老爷，您出头管一下吧。那小子上了当。人家把他灌醉了。今天交接犯人的时候，他竟冒名顶替，说自己是卡尔玛诺夫。您出头管一下吧，我们可不能管，不然会被打死的，”那个男犯说，神色慌张地向四周看了一下，立刻从聂赫留朵夫身边溜走。

事情是这样的：一个叫卡尔玛诺夫的苦役犯，怂恿一个相貌同他相似的终身流放犯同他互换姓名，这样苦役犯就可以改为流放，而流放犯却要代替他去服苦役。

这件事聂赫留朵夫已经知道，因为那个犯人上礼拜就把这个骗局告诉了他。聂赫留朵夫点点头表示明白，并将尽力去办，然后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去。

聂赫留朵夫在叶卡捷琳堡就认识这个犯人了，他当时请聂赫留朵夫替他说情，准许他去服苦役，把妻子一起带去。聂赫留朵夫对他的要求感到惊奇。这人中等 身材，生有一个最普通的农民脸型，三十岁光景，因蓄意谋财害命而被判服苦役。他名叫玛卡尔。他犯罪的经过很奇怪。他对聂赫留朵夫说，这罪不是他玛卡尔犯 的，而是他魔鬼犯的。他说，有个过路人找到他父亲，愿意出两个卢布要他父亲用雪橇把他送到四十俄里外的村子去。父亲就吩咐玛卡尔把他送去。玛卡尔套好雪 橇，穿上衣服，就同那过路人一起喝茶。过路人一面喝茶，一面告诉他要回家成亲，随身带着在莫斯科挣到的五百卢布。玛卡尔听了这话，就走到院子里，找了一把 斧子藏在雪橇草垫下。

“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带斧子，”他讲道，“只听得有个声音对我说：‘带上斧子。’我就把斧子带上。我们坐上雪橇出发。一路走去，什么事也没 有。我也把那斧子给忘了。直到离村子不远，只剩下六俄里路，我们的雪橇离开村道，走上大路，往山坡上爬去。我就从雪橇上下来，跟在后面，这时他又低声对我 说：‘你还在犹豫什么呀？你一到山上，大路上就有人，前头就是村子。他就会带着钱走掉。要干，现在就得动手，还等什么呀？’我弯下腰，装作整理一下雪橇上 铺着的草，那斧子仿佛自动跳到我手里。他回过头来对我一看，说：‘你要干什么？’我抡起斧子，想把他一家伙劈死，可他这人挺机灵，霍地跳下雪橇，一把抓住 我的手，说：‘混蛋，你想干什么？……’他把我推倒在雪地上，我也不还手，听他摆布。他用腰带捆住我的双手，把我扔在雪橇上。他就把我送到区警察局。我就 坐了牢，后来开庭审判。我们的村社替我说好话，说我是个好人，从来没有做过坏事。我的东家也替我说好话。可是我们没有钱请律师，我就被判了四年苦役。”

现在，就是这样一个人要搭救同乡。他明明知道，这事有生命危险，但他还是把犯人中的秘密告诉了聂赫留朵夫，万一人家知道这事是他干的，准会把他活活勒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