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伦敦。

在托马斯的办公室里，一个年轻的侦察官结束了他自己的这部分清查工作，望着他的上司说：“什么也没找到。”另一个年轻的侦察官也结束了工作，结果也是如此。

托马斯自己在5分钟前也已经查阅完毕，此刻他在窗前站着，望着街上的车辆从他的窗前驶过。他的办公室和曼林逊的办公室不一样，窗外看不见泰晤士河。他的办公室在二楼，只看得到凯德索菲弗街上的车流。

他觉得实在累得要死，由于吸烟过多，嗓子发涩。他明知道患了重感冒不该再吸烟，但总是放不下，特别是在神经紧张的时候。房间里的烟雾使他头疼欲裂，但是当天下午找到的那些人，还需要核对一下，因此就得不停地打电话。每次回电的答复都是否定的。那些人中有的已被彻底解决了，有的则不像是会去刺杀法国总统的那一类人。

托马斯从窗前转过身来说：“好啦！就这样吧！我们已经尽力了，调查结果就是如此，没有一个人符合标准。”

一个侦察官说：“也可能有干这种事的英国人，但他不一定在我们的档案里。”

托马斯气呼呼地说：“注意，他们全在档案里！”一想到在他的领地里，竟然有职业刺客之类的精彩人物未被列名备案，他就不大乐意，再加上伤风头痛，更使他难以心平气和。

另一个侦察官说：“归根结底，政治刺客是一种特别稀有的鸟儿。这个国家也许根本没有这类货色。它不怎么合英格兰人的口胃，对不对？”

托马斯回瞪了他一眼。他宁愿用“大不列颠人”来概括联合王国的居民，这位侦察官无意中使用的“英格兰人”这个词儿，使他疑心对方暗示威尔士人、苏格兰人或爱尔兰人中也许能产生这类人物。其实，人家并没有这个意思。

“成了，收拾卷宗，交还登记处。我去报告说经过彻底的调查，没有发现这种类型的人物。我们只能如此。”

“侦探长，是哪儿要我们查的？”一个侦察官问道。

“你别操这个心了，孩子。看来有人遇到了麻烦，反正不是我们自己。”

两个年轻人收起了所有的材料，走向门口。他们两人都有家室，其中一个这几天随时盼着头一次当爸爸呢，他一直走到门口。另一个却回过头来，在沉思中紧锁眉头。

“侦探长，我查找的时候想到这么个情况。假如有这样一个人，他具有不列颠的国籍，他一定不在这儿下手。我的意思是说即使是这种人，他也得有个基地，一种类似隐蔽所的地方，可以回来休养生息的地方。在他的本土上，他甚至可能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

“你这是什么意思，一种双重人格的人吗？”

“是的，差不多是这样。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有那样一个职业刺客，就像我们今天想查的这类，他的分量之重足以使什么人发动今天这样的调查，而且让你这样级别的人带着干，看来要查的人来头不小。假定如此，他必然在他的领域里干过几桩案子。要不然，他就无足轻重了，对不对？”

“往下说。”托马斯仔细地打量着他说。

“是这样，我想这种人可能只在本土之外采取行动。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引起国内保安部门的注意。也许情报部门听到过什么风声呢？”

托马斯考虑了一下他的意见，然后慢慢地摇摇头。“忘了吧，回家去，孩子。报告由我来写。你干脆把我们调查的这件事忘了吧！”

但等侦察官一走，他的这个意见却扎根在托马斯心中。现在，他可以写报告了。毫无结果，一张白卷，根据对档案记录进行调查的结果来看，没有什么复查的必要。但是，如果在法国的查询背后确有什么根据呢？假定说，法国人并不是像托马斯估计的那样，只是听到了一句有关他们宝贝总统的流言蜚语就被闹得晕头转向了呢？如果真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只有一点点根据，如果没有迹象说明这人是个英国人，那么他们得用同样的方式查遍全世界。非常可能的是，根本没有这样一个刺客存在，而如果真有此人，他必然来自那些拥有长远的政治谋杀历史的国家。可是，假定法国人的怀疑属实呢？万一，这个人真是英国人，哪怕英国只是他的出生地呢？

托马斯一向为苏格兰场的声誉感到自豪，特别是特警处。他们从未遇见过这类麻烦，他们从未让一个外国来访的要人出过什么事。在苏联克格勃头子伊万·谢洛夫来英国为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来访作准备时，他甚至得亲自出马照料这个狗娘养的俄国佬，因为好几十个波罗的海国家的人和波兰人都想干掉他。可是一枪未放，当时这地方趴满了谢洛夫自己的保安人员，个个荷枪实弹，随时准备行动。

侦探长布列安·托马斯再过两年就该退休了，他将踏上归途，回到他和梅格买下的可以远眺布里斯托尔河绿波的小房子去。看来还是保险一点好，把一切都查清。

年轻时候的托马斯是一个挺不错的橄榄球队员，很多和格拉摩根队交过手的人都清楚地记得，只要布列安·托马斯当翼锋，就甭打算搞边线突破。当然，他现在年纪太大了，但是他对伦敦威尔士队还保持着强烈的兴趣，无论何时，只要工作走得开，他还去里奇蒙的老鹿苑看他们比赛。他对所有的队员都很熟悉，一场比赛后，总要花些时间在俱乐部房间里和他们聊天。他的名声保证他在这里备受欢迎。其中有一个队员，别人只知道他在外交部工作，托马斯却知道他不只干这个角色。他所在部门是在外交部管辖之下，却又不属于外交部。他是为秘密情报处工作的，在公众之中，有人用不准确的“军事情报六处”称呼他们。他的名字叫贝利·劳埃德。

现在，这两个人约好8点到9点之间在河边一家安静的酒馆里喝一杯。托马斯买了酒以后，他们聊了一会儿橄榄球。但是劳埃德猜得出，这位特警处的人绝对不是为了谈谈两个月后才开始的球赛季节而约他到河边酒店来的。他们两人手里都拿着酒，心不在焉地互道“干杯”。托马斯点头示意到外边通向码头的平台上去，外面比较安静，一帮青年男女已经喝完酒去吃晚饭了。

“碰上问题了，伙计，”托马斯开了头，“希望你能帮帮忙。”

劳埃德说：“好吧，只要办得到。”

托马斯说明了巴黎方面的要求和中央档案局、特警处交了白卷的事。

“我感到如果真有其人，而且是个英国人的话，他可能是绝不在本土下手的那一类，你明白吗？他可能只在国外作案。如果他有案底，也许情报处注意过他呢！”

“情报处？”劳埃德安详地反问一句。

“得了，得了，贝利。有时候我们总免不了要多知道点儿事吧！”

托马斯的声音犹如耳语。从背后看，他们这两个穿深色西装的人像是越过黑沉沉的河水眺望着南岸的灯火。

“我们在搞布雷克案件时看了一大堆材料，好些外交部人员的真实身份都叫我们偷看到了。你也是一个，对吧？他受审查那会儿，你就在他那个部门，所以我知道你是哪一部分的。”

“我明白了。”劳埃德说。

“你看，在公园里我只是布列安·托马斯。可是我同时又是特警处的侦探长，对不对？你不可能对任何人都隐姓埋名啊，你说是吗？”

劳埃德望着手里的杯子。“这是不是官方的正式要求？”

“不，我现在还办不到。法国方面是勒伯尔对曼林逊的非正式要求。他从中央档案局里找不出什么来。他回答说他帮不上忙，但他又告诉了迪克松。迪克松要我作一次迅速的查核，全是保密的，明白了吗？绝不能透露给报界或其他任何方面。也可能不列颠对勒伯尔爱莫能助。我只想我们应该从各个角度全都扫它一遍，你是最后一着啦。”

“估计这个人是冲着戴高乐来的吗？”

“应该是这样，这是从调查的来头猜出来的。但是法国人异常谨慎，他们当然不愿意公开张扬出去。”

“当然是这样。可是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找我们呢？”

“这个查询要求是通过老家伙通讯网提出的，由勒伯尔直接找曼林逊。也许法国保安总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处之间并没有老家伙通讯网那样的联系。”

即使劳埃德意识到了他所暗示的保安总局和秘密情报处之间众所周知的恶劣关系，他也未动声色。

过了一会儿，托马斯问：“你在想什么呢？”

“真有趣，”劳埃德盯着河水说道，“你记得菲尔比案件吗？”

“当然啦。”

劳埃德接着说：“在我们这个部门里，这个案子还余痛未了呢。菲尔比是1961年1月从贝鲁特叛逃过去的。当然，这是事后才知道的，可是在情报处内部却闹得不可开交，调动了好多人。必须如此，因为他把阿拉伯处的大部份人和其他人都揭了底。有一个必须迅速调离的人是我们在加勒比的首席代表。他在贝鲁特和菲尔比一块儿待了六个月才刚去的加勒比。就在同一个月，一月份，多米尼加的独裁者特鲁希略在特鲁希略市城外一条僻静的路上被杀害。据报告说，他是被游击队杀死的，他的政敌很多。我们的人那时回到了伦敦，有一阵子我们两人合用一个办公室，后来他又另调了工作。他谈

到过一个传闻，说特鲁希略的车子是被一个枪手用步枪打了一枪被迫停车的，埋伏的人冲上去炸开了车，这才把里面的人打死。这一枪真他妈的打得准——从150米外朝着一辆飞跑的汽车打的。子弹穿进司机座旁边那个小三角窗子，只有那个窗子不是防弹玻璃，整个汽车是装甲的。子弹击中了司机的咽喉，他翻了车，到这会儿游击队才出来。奇怪的是，传说这个狙击手是个英国人。”

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两个人的空啤酒杯都吊在手指头上晃来晃去，眼睛都盯着已经完全漆黑的泰晤士河水。两个人的脑海里，都浮现出一个炎热、遥远的岛国里干旱灼人的景色：一辆小汽车以70英里的时速从柏油马路上冲到岩石嶙峋的山脚边，一个穿着浅黄色斜纹布衣服、佩着金色缓带的老头——他以残酷无情的铁腕统治这个国家达三十年之久，被从汽车的残骸里拖出来，打死在路边。

“这个人——谣传中的人，有名字吗？”

“我不知道，我也记不得了。那时候不过是在办公室里聊天。那一阵子我们困难重重，一个加勒比的独裁者实在不值得我们操心。”

“这个同事——这个和你谈这件事的人，他写过报告没有？”

“一定写过，例行公事。但这只是一个传闻，没有什么根据。而我们所注意的是事实，是有根有据的情报。”

“但这无论在什么地方，总一定会归档的吧？”

“应该是这样，”劳埃德说，“不过它的可靠性极小。因为只不过是当地酒吧间里的传闻之一，那地方谣言多得很。”

“可是你能设法回过头来查查那些档案吗？看看有没有那人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