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总医院创立，德国和英国的第一批教养院开设，直至18世纪末，这个理性的时代实行着禁闭政策。被禁闭的人包括道德败坏者、挥霍家产的父辈、放荡的不肖子孙、亵渎神明的人、“想放纵自己”的人和自由思想者。而通过这些相似的形象，这些奇特的同谋犯，这个时代勾画出自己对非理性的体验的轮廓。

但是，我们在每一个城市中还发现了一大批疯人居民。在巴黎，被拘捕送交总医院的人中有十分之一是“疯子”、“痴呆者”、“精神错乱”者、“神志恍惚”者、“完全疯癫”者。对他们和对其他人没有任何区分。从登记簿看，人们以同样的情感来收容他们，以同样的态度来隔离他们。那些因“道德败坏”或因“虐待妻子”和几次自杀未遂而被送入该院的人，究竟是病人，还是罪犯，还是疯子，这个问题我们留给医学考古学去研究。

然而，不应忘记的是，这些“疯子”在禁闭世界中占据着一个特殊位置。他们的地位不仅仅是囚徒。在一般的对待非理性的情感中，对待疯癫似乎有一种特殊的调子。这种情调被用于所谓的疯子、精神错乱者、神志不清者、痴呆者和不能自制者《这些称呼没有严格的语义差异》身上。

这种特殊情感描绘出这个非理性世界中的疯癫的特征。它首先涉及到丑闻。在最一般的情况下，禁闭是出于避免丑闻的愿望，至少可以以此为理由。由此也表明了罪恶意识的某种重要变化。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允许各种无理智自由地展示于光天化日之下。公众的义愤能使罪恶具有做戒和赎罪的力量。在15世纪，雷斯被指控为“异端、叛教者、巫师、鸡好者、召唤魔鬼者、占卜者、谋杀无事者、偶像崇拜者、离经叛道者”。他本人在法庭外的忏悔中承认自己犯下“足以造成血流成河”的罪行。他在法庭上用拉丁文重复了自己的供词，然后主动要求：“该自白书应用世俗语言公之于众，因为大多数人不懂拉丁文。让公众知道他因上述过失而羞愧，以使他更容易获得宽恕、获得上帝的慈悲。”在公开审判时，他被要求当众做出同样的自白：“法庭庭长要求他详细陈述案情，他因此受到的羞辱将能减轻以后受到的惩罚。”直至17世纪，即使是最粗暴最残忍的罪恶，也不会不公之于众便加以处置和惩罚。光明正大的忏悔和惩罚完全可以抵消产生罪恶的黑暗。在做出消灭罪恶的结论之前，必须使罪恶受到公开的供认和展示。这样才能完成罪恶的全部历程。

相反，禁闭显示了某种将非人的罪恶完全视为耻辱的良心。罪恶在某些方面具有传染力，具有制造丑闻的力量，公之于众反而使其无限繁衍。只有遗忘才能制止它们。譬如，在一个投毒案件中，庞查尔特兰不是命令进行一次公开的审讯，而是指示由一个收容所秘密处理：“由于该案涉及巴黎的许多人，国王认为不应该将如此之多的人送交审判，其中许多人并不知道自己在犯罪，另外有些人只是因为好玩才这样做。陛下如此决定是因为他相信有些罪行应完全被人遗忘。”除了防止带坏世风外，为了家族或宗教的名誉也足以将一个人送进禁闭所。譬如，有一名教士被送进圣拉扎尔：“人们如此热衷于维护宗教和僧侣的名誉，因此不把这样的教士藏匿起来是不行的。”印甚至到18世纪晚期，马尔塞布还认为，禁闭是家庭设法避免耻辱的一种权利。“人们所说的卑鄙行为属于公共秩序所不能容忍的那些行为之列。……看来，为了一个家庭的名誉，因其恶习而使亲属蒙受耻辱的人应该从社会中消失。”相反，当造成丑闻的危险消失、家族或教会的名誉不会受到玷污时，就可以将人释放。修道院长巴尔日德受到长期禁闭。他百般恳求，也不能获释。但到了年老体衰时，便不会有丑闻了。阿尔让松写道：“此外，他已多年瘫痪，不能写作，甚至不能签名。我认为，出于公正和仁慈，应该将他释放。”所有与非理性沾边的罪恶，都应密藏起来。古典时代因这种非人性存在而感到耻辱，而这种感情是文艺复兴时期所没有的。

然而，在这种掩盖之中有一个例外，即对疯人例外。毫无疑问，展示疯子是中世纪的一个非常古老的风俗。德国的某些疯人塔装有栅窗，让人们可以看到锁在里面的疯人。这些疯人成为城关的一景。奇怪的是，当收容院的大门紧闭之后，这种风俗并没有消失。相反，它继续发展，几乎成为巴黎和伦敦的一种有特色的制度。迟至1815年，据一份提交（英国）国会下院的报告说，伯利恒医院在每个星期日展览精神病人，参观费为一便主。展览收入每年高达近四百镑。这就是说每年参观者多达九万六千人次。在法国，迄大革命为止，游览比塞特尔、参观疯子一直是巴黎波希米亚区资产阶级的周末娱乐项目之一。米拉波（Mirabeau）在《一个英国人的游记》中报道，比塞特尔的疯人“像稀有动物一样”展示给“愿意付一个硬币的大傻瓜”看。管理员展览疯人就像圣日耳曼区市场上耍猴人让猴子做各种表演一样指’。有些管理员因善于使疯人表演舞蹈和杂技而闻名，当然也稍稍挥舞鞭子。18世纪末，唯一的改善是：允许疯人展览疯人。似乎疯癫负有证实自己的责任。“我们不必责备人性。这位英国旅游者的看法是对的：展览疯人的作法超出了最冷酷的人性。我们也早就这样说过。但是，凡有困境必有出路。正是疯人自己在清醒的片刻受托展示自己的同伴。后者也表示赞同。于是这些不幸者的管理人便坐收表演的盈利，而自己却从未降低到冷酷无情的水准。”在这里，疯癫打破了收容所的沉寂而成为一种表演，从而变成一种娱乐公众的公开丑闻。非理性被隐匿在禁闭所的沉寂中，但疯癫继续出现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而且比以往更耸人听闻。在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它很快达到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从未达到的地步。过去蓝舰兄弟曾摹仿疯人进行表演，而现在有血有肉的疯癫自己登台表演。在19世纪初，沙朗通的监理库尔米埃（Coumier）组织了引起轰动的演出，有时让疯人担当演员的角色，有时让他们担当观众的角色。“这些参加业余演出的疯子成为轻浮的、不负责任的乃至恶毒的公众的观赏对象。这些不幸者的古怪表现及其境遇引起观众的嘲笑和侮辱性怜悯。”‘疯癫变成这个世界的纯粹景观。这个世界正愈益受到萨德的影响，正成为某种信心十足的理性的良知的一种消遣，直至19世纪初，使鲁瓦耶·科拉尔大为愤慨的是，疯人依然是怪物——所谓怪物就词源意义而言，就是被展示的东西。

禁闭将非理性隐匿起来，从而泄露了非理性的耻辱。但是它公开地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疯癫，集中于疯癫。如果说，在对待非理性时，其主旨是避免丑闻，那么在对待疯癫时，其目的则是将其组织起来。这里有一个奇怪的矛盾：古典时期用一种全面的非理性经验把疯癫包围起来，重新接纳了它的各种特殊形态。（这些特殊形态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明确地加以区分的，并使之进入普遍意识，在这种意识中疯癫可以同任何一种非理性形态相结合。）与此同时，古典时期给疯癫打上了一个特殊的记号：这个记号不是疾病的记号而是受到赞美的丑闻的记号。然而，在18世纪有组织地展览疯癫与文艺复兴时期自由地显示疯癫之间毫无共同之处。在文艺复兴时期，疯癫无所不在，透过它的形象或它的威胁与各种经验混合在一起。在古典时期，疯癫被隔着栅栏展示。凡是在它出现的地方，它都被隔开一段距离，受到某种理性的监督。这种理性不再认为自己与之有任何联系，不允许自己与之有过于相似之处。疯癫变成某种供观看的东西，不再是人自身包含的怪物，而是具有奇特生理机制的动物，是人类长期受其压制的兽性。“我很容易想像一个无手、无脚、无头的人（说头比脚更不可或缺只是经验之谈）。但是我无法想像一个没有思想的人。那样的人应该是一块石头或一只野兽。”

德波尔特（Desportes）在《关于照看疯人问题的报告》中描述了18世纪末比塞特尔的单人囚室：“这些不幸者的全部家具就是这个草垫。他躺下时，头、脚和身子都贴着墙。石缝里滴出的水浸透他全身，使他不能安睡。”关于萨尔佩特利耶尔的单人囚室，他写道：“冬天一到，这个地方更可怕，更经常地造成死亡。当塞纳河水上涨时，这些与下水道处于同一水平的小囚室不仅更有损健康，而且更糟糕的是，它们变成大批老鼠的避难所。每到夜晚，它们就袭击在此禁闭的不幸者，咬能咬到的任何人。那些疯女人的手、脚、脸都被咬破。这种伤害很严重，已有几人因此而死亡。”不过，这些地牢和单人囚室长期以来都是为最危险、最狂暴的疯子准备的。如果他们安静下来，如果他们不使其他人感到恐惧，他们就被塞进大小不同的病室。图克最活跃的追随者之一希金斯（Godfrev Higgins）作为一个志愿检查员，花了二十镑获得参观约克收容所的权利。在参观时，他发现一个被精心遮蔽的门，在门后发现一个长宽均不足八英尺的房间。晚上这里挤着13个妇女。白天她们在另一间并不大多少的房间活动。

特别危险的疯子会受到某种方法的约束。这种方法不具有惩罚性质，而仅仅旨在将狂暴的疯人固定在很小的活动范围里。这种人一般被锁在墙边或床上。在伯利恒医院，狂暴的疯女人被套上脚钦，固定在一个长廊的墙边。她们只穿一件上市长袍。在贝斯纳尔格林医院，一个乱打乱闹的女人被放在猪圈里，手脚都被捆住。发作平息后，她被捆在床上，身上只盖一条床单。当允许她稍微行动时，在她两腿间放了一根铁条，一头连着脚镣，一头连着手铐。图克在《关于穷苦疯人状况的报告》中详细描述了伯利恒医院发明的控制公认危险的疯人的复杂方法：疯人被锁在一根从墙的另一侧伸过来的长链上，这样管理员就可以从外面指挥他的活动。他的脖颈也套上一个铁环，这个铁环由一根短链与另一个铁环联在一起，后一个铁环套在一根垂直固定在地面和天花板的铁棍上。当伯利恒医院开始改革时，人们发现在这间囚室里有一个人被这样关了12年。

当实践活动达到如此极端的程度时，事情就很清楚了：这些做法既不是惩罚的欲望所激发的，也不是改造的职责所导致的。“悔过自新”的观念与这种制度毫不沾边。但是，有某种背性形像困扰着这个时期的医院。疯癫借用了野兽的面孔。那些被铁链挂在困室墙边的人不再是精神错乱的人，而是被某种狂暴本性捏住的野兽；似乎疯癫发展到了极点便超出了包容其最脆弱形态的道德失常范围，而借助于某种突发的力量与纳粹的兽性发作结合在一起。这种兽性模式在收容院很流行，从而使收容院具有一种囚笼的形象，一种动物园的外观。科盖尔在描述18世纪末的萨尔佩特利耶尔时写道：“狂暴发作的疯女人像狗一样拴各囚室门上。有一个铁栅长席将其与管理员和参观者隔开。通过铁栅给她们送进食品和睡觉用的稻草。用扒子把她们周围的污物清扫出来。”在南特的医院里，这种动物园是由一个个各笼组成的。埃斯基罗尔（ES－quirol）以前从未见过“用这么多的锁、门栓、铁条来锁囚定的门。…阿旁的一个小窗口也装有铁条和窗板。小窗口分有一根固定在墙上的铁链。铁饭的一端有一个木椎形状的铁容器。这是用于通过铁窗递送食品的。”1814年，福德雷（Franco。s－Emmanuel Fodere）在斯特拉堡医院发现了一种精心制造的囚笼；“为了对付惹事生＊和污秽不湛的疯人，在大病室的角落设置了一种只能容下一个中等身材的人的囚笼，或者说是小木屋。”这种囚笼以木栅为底，底部与地面间隔十五厘米，木搬上铺了一些革，“疯人赤裸着或几乎赤裸着躺在上面进食和大小便。”

可以肯定，这是一种对付疯子狂乱发作的安全制度。这种发作主要被看作一种对社会的威胁。但是，十分重要的是，这是从兽性发作的角度来考虑的。“不把疯人当作人来对待”这一否定性事实却有着肯定性内容：这种非人道的冷漠实际上包含着某种萦绕于怀的价值，它植根于传统的恐惧。自古代以来，尤其自中世纪以来，这种恐惧就使动物界具有不可思议的日常特征、令人战栗的怪异形象和无法倾吐的焦躁。但是，这种在想像中与疯癫观念形影不离的对兽性的恐惧，其含义已与两三个世纪前大不相同。动物的变形形象不再是地狱权力的显性标志，也不再是某种旁门左道的炼丹术的产物。人身上的兽性不再具有作为另一个世界标志的价值。它已变成人的疯癫，人处于自然状态的疯癫，只与自己有关。这种以疯癫形式发泄出来的兽性使人失去其特有的人性。它并不把人转交给其他力量，而只是使人完全处于自己的自然状态（本性）。对于古典主义来说，最彻底的疯癫乃是人与自己的兽性的直接关系，毫不涉及其他，也无药可救。